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Обвинительный акт

起诉书

列夫·托洛茨基

1934年12月30日
Zveza 翻译


  〔说明〕请读者阅读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官僚机构和基洛夫遇刺案》。
  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41期。
  俄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77.html


  在不可避免地拖延了一天之后,我收到了12月28日发行的巴黎《人道报》,上面包含了起诉书的摘录和某位姓杜克洛的人的评论。由于摘录和评论都来自格别乌,所以没必要向卖身投靠的奴才们解释——只要揭露主人的计划就够了。
  不出所料,起诉书里完全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换句话说就是,起初的混合体已经彻底散架了。但它从心理上为另一个混合体做了准备,也就是顺便地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起诉书里出现了一个相当意外(对于幼稚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名字,那就是托洛茨基。根据刺客尼古拉耶夫的供认,他与一名外国领事有联系。尼古拉耶夫有次访问领事馆的时候,领事亲手给了他5000卢布作为经费。尼古拉耶夫补充说:“他说,如果我代表小组给托洛茨基写信并且把信交给他,他就可以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说这些就够了。之后起诉书并没有重新拾起这个片断。我们还要注意,尼古拉耶夫是在被捕20天之后才第一次招供,说出外国领事和他“把信转交给托洛茨基”的提议。显然,法庭的侦查员是不得不帮着这恐怖分子回忆了20天,才从他那里取得了这么有价值的供词!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假设他的口供是准确的,然后再进一步假设,这位让我们很感兴趣的领事真的存在于这天地之间,假设他和恐怖组织有往来(历史上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的名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恐怖组织在寻求同托洛茨基联系?不,就连格别乌也不敢这么断定。那是不是托洛茨基在寻求同恐怖组织联系?不,起诉书也不敢说这种话。领事本人主动请缨,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前夕交给尼古拉耶夫5000卢布,请求他给托洛茨基寄封信。真是惊人的消息!——而这就是尼古拉耶夫给出的唯一的消息。“领事”的身影立马被镁光灯照亮了。“领事”精力充沛!“领事”履行职责!“领事”还需要一份小小的文件:由他资助的恐怖分子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领事收到这封信了吗?这似乎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恰恰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人道报》刊登的起诉书里连一个字也找不到。难道侦查员和检察官都没关心一下这个情节吗?毕竟,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个默默无闻的领事有什么功绩,而是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联络这个问题。这些联络往来是有还是没有?这封信写好了吗,转交了吗?它收到答复了吗?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回答。让人震惊吗?只有幼稚的人才觉得震惊。格别乌不得不用沉默来覆盖那个方面,它不能任凭检察官对此鲁莽行事。毫无疑问的是,这封信从来就没有写过,因为恐怖分子如果对托洛茨基稍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不了解——他们就不可能不知道,我对个人恐怖的冒进主义持有毫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条红线贯穿了我37年来的革命和著作活动(参考我的《文集》里数不胜数的文章,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然而,如果承认恐怖分子没有任何理由寻求同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也因此没有回应“领事”的殷勤提案,那就等于是一下子把整个混合体都给推翻了。最好还是不做声!然而,我们还是暂时假设一下这种非常难以置信的可能:这位伶牙俐齿的奸细确实设法得到了他感兴趣的那封信。可这信跑到哪里去了?当然,如果把这么一封信交给托洛茨基,并且……从他那里得到对列宁格勒“拥护者”们的某种鼓励(哪怕和恐怖完全无关),这也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哪怕领事自己不明白,激励他去行动的人也很清楚这么做的危险性:以前尝试挑拨的举动尽管规模更小,但都以必然的惨败而告终。这封信——我重复一遍,假如它违反了一切概率和可能性,确实写下来了——应该直接留在格别乌的档案馆里,变成一件和它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工具。但这件事不能大声讲出来,否则就承认了这领事是那位弗兰格尔军官的表兄弟(见下文)。
  不过,领事有没有可能去充当奸细特务呢?我们完全不知道这里说的领事是真是假,这件事当中的骗局有着无穷无尽的手段。但哪怕是真正的领事和圣人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他们中有些人参与走私和非法外汇交易,并且落到了警察手里(当然不只是格别乌)。这些人向落网的领事许诺,不仅可以赦免他的罪行,而且还额外给他完全合法的外汇——只要他提供一些微不足道而且完全无害的服务。只要领事、海关、外汇、经纪人和精明强干的警察还存在,这种事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一直发生。
  于是,我们就从这份起诉书本身得出了这样的说法(如果各位能读懂,那就必然会得出这种假定)——是格别乌自己通过一个或真或假的领事资助了尼古拉耶夫,并且试图把他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有一个间接的、但是非常实在的事实确证,那就是:列宁格勒格别乌的所有负责人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立刻就被解职了,而调查则长时间停滞不前,显然是很难抉择该选哪种方案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并不是说格别乌在列宁格勒的特务代表故意杀死了基洛夫,并没有资料可以支持这种假设。但格别乌的特务知道筹备当中的恐怖活动,他们监视尼古拉耶夫,并通过假领事同他联络。这样做的双重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抓捕涉案人员,同时试着用复杂的混合体中伤斯大林的政治对手。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混合体实在是过于复杂了:“领事”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在政治上对托洛茨基开火,尼古拉耶夫就就向基洛夫开了枪。之后,监视和挑拨的组织者们就纷纷落马了。而在起草起诉书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浅滩和水下的暗礁,把“领事”留在阴影当中,掩盖格别乌干活的痕迹,同时从已经垮台的混合体里尽可能多地打捞一点东西。这样一来,调查过程中神秘的拖延就找到了一个完全合情合理的解释。
  那到底为什么需要一个领事呢?因为没有领事就没办法顺利办事。领事象征着恐怖分子与托洛茨基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尽管这领事想必只代表某个非常小、非常落后的国家,这样更安全)。领事在另一个方面也很方便:“出于外交原因”,起诉书里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此也不能被传唤为证人:这样,诡计的主谋就隐居幕后了。最后,领事本人——如果他真的存在于这世上的话——不会冒什么特别的风险:就算由于外交礼节原因被他的政府召回,他也会作为劳苦功高的英雄荣归故里,因为他为他心爱的祖国服务而受苦;同时,他的口袋里还会多出一些微薄薪水以外的款项,以备他不时之需,而这也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对之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幕后历史稍有了解,就很容易明白这种阴谋的性质。我只举三个例子。早在1926年,花钱雇来的记者就向全世界散布了“左翼反对派和白卫军有联系”的消息,这让我们莫名其妙。结果事情是这样:格别乌暗中派了一名在编特务去找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8岁少年,因为这孩子赞同反对派;并且向他提议说,可以帮他分发反对派的资料。这位格别乌的特务6到7年之前好像在弗兰格尔的军队里呆过(然而没有任何人能证实这一点),于是斯大林以此为基础,公开指责整个反对派纠集联盟……它结盟的对象不是格别乌的特务,而是白卫军。
  在我被流放中亚的前夕(1928年1月),一位外国记者向我提议说,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他和拉狄克秘密地把一封信转交给我的海外友人。我向拉狄克表示,我确信这记者是格别乌的特务。然而我还是写了这封信,因为我对我的海外友人们要说的话里并没有什么不能公开复述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的信就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成我“与境外势力”秘密通信的证据。
  1931年7月20日,克拉科夫的工贼报刊《每日信使》(Kurier Codzienny)刊登了一份拙劣之极的伪造品,还附有托洛茨基的签名。尽管我的作品在苏联根本不许流通,大家都害怕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布留姆金就因为试图偷运《俄罗斯反对派公报》而被枪决了),《信使》的文章还是被莫斯科的《真理报》当作陈词滥调转载了。对这篇文章做个最基本的分析就能证明,它是由格别乌编造的,那颇有声望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参与其中,并且由《信使》印刷出来(想必是按广告来计价的),就是专门为了放在《真理报》上转载。
  我不得不抛下其他一些更明显的勾当和混合体,以免过早地披露这些事情而让其他相关人士受到伤害。无论如何,上述的情况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这类创造工作的典型面貌。尼古拉耶夫、“领事”和托洛茨基构成的三角关系并不新鲜,有好几十个三角都同它类似,区别仅仅在于这一次波及的范围更广。
  然而,我要附带说明的是,从这同一份《人道报》的电报摘录中可以看出,在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苏联报刊对最新这次混合体的使用极为谨慎,只谈到了“意识形态激励者”这样的说法。但《人道报》却信誓旦旦地说我参与了暗杀基洛夫,几乎就和《晨报》(Le Matin)最近报道说我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都[1]时的口吻一样肯定。
  《人道报》和《真理报》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同,不仅是因为莫斯科在一件事情上比巴黎清楚得多,那就是尼古拉耶夫、“领事”和托洛茨基组成的这个混合体非常愚蠢;而且还因为,这一部分混合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为外国(尤其是法国)准备的。它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统一战线这个媒介,以必要的精神影响法国工人,以此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2]《人道报》那难以置信的语气就是这么来的!苏联当局被迫公开承认说,“不能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参与其中;官方通告当中则完全没有提到过我。起诉书里只说,“领事”希望为托洛茨基弄到一封信——而没有任何结论。《人道报》的奴才走狗们则写道,已经“确证”托洛茨基参与了刺杀基洛夫的活动。
  如我所说,现在这篇通信不是为奴才们写的,而是为他们的主人写的。然而,我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我第一次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发生尖锐冲突是因为他们在列宁患病期间持续不断地腐化西方工人运动当中比较顺从的“领袖”,特别是还用了贿赂的手段,而我则对此发出抗议。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我说:“毕竟资产阶级都收买了工会领导人、议员和记者——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我回答说,贿赂可以用来腐蚀工人运动,但不能用来创造革命领袖。列宁以前就警告说,不要在共产国际里挑选那些“听话的蠢人”,可在此基础之上反倒变本加厉地挑选了一些“不惜付出一切”的厚颜无耻之徒。真的是不惜付出一切吗?头一次遇上重大危险之前确实是这样的。毫无荣誉和良知可言的人不可能成为可靠的革命者,他们必然会在艰难时刻背叛无产阶级。我只能建议工人们牢牢记住这些无耻诽谤者的名字,以便将来验证这个预测。




[1] 亚历山大一世是南斯拉夫王国国王,路易·巴尔都是1934年时的法国外交部长。1934年10月9日,巴尔都陪同来访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访问马赛时,遭到了由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织策划的刺杀袭击。亚历山大一世被刺客枪杀,巴尔都则死于现场警察的误击。——译注

[2] 此时托洛茨基正流亡法国,苏联当局希望以此向法国施加压力,将托洛茨基驱逐出法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