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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保护苏联,谁帮助希特勒?

托洛茨基

(1935年7月29日)


说明:民国时期的译文,署名“托洛斯基”。资料来源(包括刊名、译者)暂未查明。


  比利时史大林派的可怜的领导者——若克摩脱,向比利时社会党左派的领袖华尔脱·道奇,提出如下的问题:假使希特勒进攻苏联,他是否『出马』?在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中,我们一下就可以发见那庸俗人的完全平凡的思想。此地这『出马』两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假使比利时联合了法国向德国进攻——这当然不是为了民主或对苏联的友谊,而是纯粹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假使道奇又愿服兵役,那他就非『出马』不可。假使比利时保守中立,那末道奇就无法『出马』了。很聪明的若克摩脱及其跟随者与法国,捷克和其他各处的同事们,简单地忘记了战狗究竟该在何时与何种情形之下放纵出来,那是由压迫人的资产阶级,而不是由被压迫的工人来决定。
  凡阳·古多利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来解决这个『小小』的问题,他的意见是:『我们是现实主义的政党,是一个政府党』。诚然,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必须分别出无产阶级政府与资产阶级的政府。要实际地成为政府党,则必须以革命的暴动,推翻政权,且组织我们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决定,我们是否『出马』,与为什么而『出马』。史大林派的『理论家』——请允许我们应用这个名称吧——现在越来越抹煞那夺取政权的主要问题了。他们在保护苏联的借口之下,将工人阶级与他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等量齐观了。这是理论上最后完成的一种叛变。假使我们继续在法国,比利时与捷克等国中推动阶级斗争,那末史大林派及其崇拜者会那样的回答我们,说我们减弱了苏联同盟者的力量,损害了苏联自身。其结果则不论我们的主观如何,希特勒必然增强了。我们不能预言阶级斗争将在何时夺取政权。可是希特勒却很可以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得到了战争的胜利。希特勒做了欧洲的统治者,将延迟成摧毁我们全体的斗争(法比捷等国)。所以继续我们阶级的活动,势必实际上帮助了希特勒。
  这一种论理上似乎很能自圆的解释,不过重复了帝国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老调,他们时常用以反对那敌对的革命者的。李卜可内西以前不是被称为沙皇的走狗,而列宁不曾被诬为霍亨索伦的侦探吗?这样的事情多到不可胜数。
  有人或许会这样来反驳我:那时还没有苏联呢。是呀,这话很对。但这事实只能证明那社会爱国主义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个最伟大的历史事变却没有将社会爱国主义的特别浅薄性加以丝毫的改变。
  当大战之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是那些雇佣的坏蛋,诚实的工人也是如此——都说:如果沙皇战胜了,那末他的哥萨克骑兵将解散我们的党,破坏我们的工会,毁灭我们的报纸与房屋了。普通的法国工人,也是很信任地听着雷诺德尔,嘉兴等的宣言,叫我们从德皇和他的军官们的进攻之下保护共和国与民主主义。至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动而产生的。保护苏联——对的——但我们还必须保护资本主义国中的劳动组织。这两个任务在政治上是合而为一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都很密切地联系着。保护目前存在着那样的苏联(关于这,我们与陶里奥,脱兰脱,等的学说没有共同之点)正像我们保护任何劳工组织(虽然它是被更坏的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军事反动的进攻一样,都是我们不容拒绝的任务。整个的问题只是在——怎样保护与用什么方法来保护。
  马克思主义者说:只能用那些受我们所控制的方法,我们能自觉地应用的方法,即是说,只能用各交战国内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论战争的命运如何,革命的阶级斗争,最后总能予工人阶级以最好的成果。这无论用于保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工组织与民主机关,或用于保护苏联,都无二致。我们的方法在根本上并无差异。无论在何种情形或何种借口之下,我们都不能将我们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那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
  但是,这些聪敏的俗人们会那样回答我:这一切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好的。可是谁能不同意:在法国进行阶级斗争会加强希特勒的地位,会增加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且能增加希特勒在此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而法西斯的德国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吗?苏联的失败,不将长期地推迟世界革命的发展吗?这种论据,又不过是那夏德曼,韦尔斯,樊迪文,德曼,嘉兴这类人的老调重弹,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论据。只要把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一个魔术棍拿去一击,它就会打得粉碎的。
  法西斯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挤到最高权力而且赋与神秘主义的阶级利益调和的观念。假使法,比,捷的工人团结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周围,则必然的要驱使德国工人团结在国社党的左右。社会爱国主义只能给种族主义的转动机加油。要减弱希特勒的力量,就得煽起阶级斗争的火焰。欧洲国家中任何一国的伟大的工人运动,比之于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结合,更能破坏种族的疯狂的军国主义。苏联与其他强国订立反德国的联盟,这是予疯狂的种族主义以新的武器,且使那冲突的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德国那方面去,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与苏联,而是赤裸裸的势力的均衡(如波兰,日本,英国等)。
  假使与苏联联盟(多久呢?)的国家中之无产阶级在战时必须帮助它的资产阶级,那末这个政治路线一定在和平时就得开始了。因为我们在阻止希特勒的胜利之前,先得避免战争本身的爆发。这就是要在和平的时候,去帮助那反对希特勒的帝国主义国家及早得到优势。可是这却不多不少地正是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而这又是那个不名誉的史大林宣言的主旨。他在目前,在和平的时候,赞成了法国的——当然也是比国的与捷克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罪恶。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假使我们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减弱与苏联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人民对于其统治的信心。那末,假使受着本国无产阶级之拥护的法,比,捷克的军国主义,在其战争的进程中,掉转他们的枪头去对准苏联——这是很能想象与很可能的一种发展——我们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自己骗自己,以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强烈地反对他们,那简直是疯狂的说法。庞大的群众是不能实行这种剧烈的转变的。军国主义在我们帮助之下所取得的权力,不能这样容易地弃掉。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我们所处的地位,不仅会使我们成为消极的,而且是积极地破坏苏联的代理人了。
  不过从这些前提中,史大林派却很迟疑地做出他们最后的结论。为要保持他们国会反对派的神气,他们高呼着法国的参谋部中有法西斯蒂。这种论据只证明了史大林派社会爱国主义的整个空虚与愚蠢。讲到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那末利用这一法西斯的集团去反对另一法西斯的集团,都是可以办到的。莫索里尼是法国的同盟者,现在当然也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了。其实德,法的冲突,绝不是法西斯反对民主主义的冲突,而是饥饿的与过饱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冲突,即使法国自身变成为法西斯蒂,也还是存在着的。
  法国共产党以为假使军队中『肃清』了法西斯的份子,他们准备投票赞成帝国主义的军队,这证明他们已经和勃龙(社民党领袖——译者)无异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什么苏联,他们唯一所焦虑的只是法国的『民主主义』。他们立下了崇高的目标,要把纯洁的民主主义注射进凡尔赛军队(凡尔赛一词的意义,含有公社的与凡尔赛条约两层)的军官团中去。怎样注射呢?经过达拉第的政府。『到处建立苏维埃!』『政权给达拉第!』但是,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达拉第,做过两年军事部长(一九三二——三四年),为什么一点也不设法去肃清军队中的法西斯蒂,拿破仑主义者与保皇党人呢?是不是因为那时的达拉第,还不曾受人民战线的魔水的洗礼?也许那聪敏与诚实的人道报会给我们解决这个哑谜吧?它还能回答我们吧;为什么达拉第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武装反动之第一个压迫之下就投降了?我们可以替他们回答吗?这是因为激进社会党是财政资本各党中之最卑劣,最懦弱与最奴性者。只要希内特,罗契尔特,迈尔西爱等先生的脚跟一顿,激进党人总是会跪下来的,首先是赫礼欧,一会儿之后,达拉第也就跟着跪下去了。
  让我们假定着,人民战线能取得政权,并且表演式地(就是为了欺骗群众)能把次等的反动分子从军队中肃清出去,还能解散(纸上空谈)几个有组织的匪棍团体。那末根本上能有什么改变吗?军队呢——那时也会和现在一样——将仍旧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武器。军队的总参谋部,也仍然是以军事阴谋反对劳动者的大本营。当战争之时,军官团中之最反动最坚定与最无情的分子会取得优势。意大利与德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大战乃是训练军官的一个最好的法西斯学校。
  更次,那些对苏联态度尚未明显,战争立场还是一种秘密的国家,又怎样呢?不列颠的工会运动,早已在阻碍它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就是大不列颠也许会被迫去保护苏联的。这些鬼祟的政治家,自然曾求助于史大林,不仅很奏效,而且还很合理。假使法国的史大林主义者能够答应去『控制』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末英国工党当然也能玩这套同样的把戏。可是波兰的无产阶级又该何所适从呢?因为波兰的资产阶级和法国是同盟者,而对德国又要表示最亲密的友谊!
  无论用何种借口都好。总之,国内和平的政策,总是表示着社会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最卑贱的臣服,尤以帝国主义进行其最血腥的最恐怖的工作时为然。上一次大战,已经表示出爱国主义的结果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从那『国内和平』的学校里出来,完全沮丧了,政治上已经毁灭,他们没有信仰或勇气,失去了名誉与良心。德国的工人在战后已经取得了政权,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把它交还给将军们与资本家们。假使法国的劳工领袖们当大战之结果不像是卑劣的政治上的废人,那末今日的法国也许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领土了吧。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国内和平,不仅给全世界的民众判定了前所未闻的牺牲与负担,而且又让那腐败的资本主义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利于『本国民族』的国内和平,只是准备了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战争有使各民族完全灭亡之虞。不管目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何种口号(『保护祖国』,『保护民主』,『保护苏联』。)之下去准备那新的『国内和平』,总之这一新叛变的结果,将使现代文化完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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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苏维埃的官僚制度需要保护苏联,同样的也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过他们之从事此种工作,乃是按照了他们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国际的利益,因而也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极大的矛盾。这种官僚制度不信任国际的革命。它只有看到危险,困难与后退,而看不到那伟大的可能性。至于法国,比利时以及全世界的史大林的应声虫,对他们自身或对他们的党都没有丝毫的信心。他们把自己不看成——其实正是如此——革命群众的首领,而只是在这些群众讲台的面前,做苏维埃外交的代理人。他们之升沉,完全与这外交相一致。
  因此,第三国际的官僚们,由其内在的机构,就不能在战时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这班卑怯的坏蛋如加兴,若克摩脱,高脱华尔特等等,总是用尽一切可怜的借口,以图掩盖他们对于那爱国主义『舆论』之狂流的投降。这样的借口,——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他们在『保护苏联』的口号上找到了。多利奥具有加兴与杜克洛斯一样的政治面貌,他是同一学派中的产物。虽然圣但尼斯小学的孩子都知道;法国资产阶级与希特勒的谅解,其方向一定是反对苏联,可是多利奥却多么容易地和『保护苏联』的思想决裂,而代之以『与希特勒的谅解』!这样的一位先生只能愚弄史大林派的官僚,同年又很快的会背叛苏联。这些政治家们只缺少一件小小的东西——脊骨。他们在史大林小组织的前面卑躬屈膝,只是在训练他们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顺从。
  因为他们的特征就是出奇地无耻,他们就急剧地转过来攻击革命的国际主义者,骂我们拥护希特勒。他们忘记了希特勒是只能被德国的工人阶级来征服的,而这个阶级因为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罪恶,现在已组织涣散,完全无力了。但它是会再度起来的。为使它重新站起脚来,使它具有生气,那末一定要发动国际的,特别是法国的工人运动。
  勃龙,齐洛姆斯基,陶来斯等的每一个爱国主义的宣言,就是给种族学说(民族主义)以一份新的粮食,其最后结果则帮助了希特勒。世界无产阶级之不妥协的马克斯主义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无论在平时战时,都揭穿那疯狂的种族理论,因为它在行动上证明出人类的命运乃是由阶级斗争而不是由民族战争来决定的。这难道还须加以证明吗?第三国际追随着第二国际之后,最后它把那反希特勒的『共同』进攻代替了阶级斗争。这在实际上,只能帮助希特勒主义。现在已经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与数字来给我们证明了,例如奥国国社主义的生长,萨尔的投票,布希米亚的选举。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火上加油。而法,比,捷克或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初次真实的胜利,在希特勒的耳中听来,将是丧钟的响声。谁如想谈社会主义的问题,那谁就该懂得这一点ABC。
  如因无产阶级的软弱,发生了战争,其结果如何,我们不能预言。阵线将变动着,国家的疆界也将震撼。航空技术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一切边界将被破坏,一切国家的领土将被摧残。只有那最赤裸裸的反动者,(他们时常戴着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假面)才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号召劳动者去联合『它的』资产阶级以保护『它的』阵线。劳动者的真实任务,乃在利用资产阶级战争的危难,推翻它的统治,纵而废弃那窒害工业与文化的国家疆界。
  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是最有力量的。但在战争的持续中,它的力量却与月而俱减。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要它能对爱国主义的豺狼保持独立,那它的地位与力量,将不仅是每日地,而且是每小时地巩固与增强起来。在最后的分析中,战争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战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只有那胜利的革命,才能补偿战争的祸害与纷扰。那时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也将受着致命的打击。那时不仅苏联外部的敌人将被击败,就是那产生史大林死党的野蛮独裁之内部矛盾,也将被克服下去。无产阶级专政将联合起我们这肢解的与无血的大陆,它将挽救那濒于危殆的文化,将建立欧洲的苏维埃联邦。它将侵入美洲,且能推动东方被压迫民众的兴起。全人类将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且建立起一个谐和的文化。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