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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

(致所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与团体)
托洛茨基

龚义哲 译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5年8月3日的《新战士报》,后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托洛茨基在1935年春天起草了这份文件,经多个组织讨论通过后署名发表。


  两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中之一还有苏联支持——没有对希特勒做出丝毫反抗,就让他夺得了政权。这充分暴露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内部的腐朽。1933年8月,四个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党、荷兰独立社会党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份纲领性文件[1]中首次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建立第四国际。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雄辩地证明了这是唯一的出路。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惨败[2]表明:党在陷入死胡同之后,又在最后一刻才号召已被机会主义搅乱头脑、耗尽力量的群众发动起义,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必须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执行革命的政策,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为胜利做好准备。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惨败[3]给我们留下了同样的教训。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革命时期,都绝不能为了同资产阶级结盟而抛弃劳动人民。一个党如果欺骗、辜负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它就休想指望群众会在它发出迟来的号召时拿起武器。一个已经名声扫地的领导层,无论它再怎么发号施令,也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起来。只有通过不断的、坚决的阶级斗争,才能使领导层获得全党的坚定信任,把先锋队和整个阶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变为城乡所有被剥削者的领袖,从而为革命做好准备。

  改良主义的主要支部——已经彻底腐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地毁灭了,然后,第二国际的“左翼”也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灰飞烟灭。但这些可怕的教训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党和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干部已经彻底堕落。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爱国主义观点已经把他们同资产阶级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

  第二国际比利时党的主席在金融资本的指使下,同天主教和自由派的中间商勾结,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拯救银行,而第二国际各党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王德威尔德[4]做出了表率,曾自以为是地批判过马克思、发起了德•曼“计划”的德•曼[5]也有样学样;名为“左派”实为中派的斯帕克[6]也出卖了社会党反对派,换来了大臣的职位。

  法国社会党既没有铭记教训,也没有注意警告,它继续徒劳地跟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屁股后面跑,并对获得激进党的友谊寄予厚望,而根本不在乎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在其他国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等国,不顾资本主义衰朽的事实,继续充当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暴露出了它们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根本无法发动群众、保护自己的真相。

  假如工党能在大选中获胜,它将再次执政,结果不会是英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反动的巩固,也就是说,英国会陷入内战,而工党一定会在内战中彻底破产。愚蠢的国会议员和工会干部仍然不肯相信,法西斯主义对英国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它对欧洲大陆构成的威胁。

  尽管罗斯福大肆鼓吹“新政”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机遇,但美国的危机仍急剧恶化,一系列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工人阶级组织不断壮大,这些因素,与工人阶级运动中根深蒂固的保守的及资产阶级的势力发生了冲突。美国斯大林党被李维诺夫[7]的庄严声明给束缚了手脚,而李维诺夫为了换取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外交承认,公开抛弃了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跟其他党派玩弄无原则的权术把戏,大搞取消主义的试验(农工党[8]),它早已腐化堕落,无论是在成分上,还是在纲领上,它都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美国斯大林党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它自降身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它在美国唯一的作用就是担任苏联外交政策的听差。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加剧,使广大工人从半梦半醒中清醒过来,逐渐驱散了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推动无产阶级进行大规模的阶级行动(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与旧金山[9]),并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了机遇,使它有可能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与组织,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四国际及其美国支部不仅要在西半球、更要在全世界发挥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因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却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挥霍它剩下的一点影响力和威信,而它在刚成立的头五年里积累的影响力和威信,已经被挥霍殆尽。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共产国际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下,也没能建立起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的组织,反而系统地损害了革命党的思想在工人群众眼中的形象。萨尔公投[10]的结果表明,德国无产阶级不但对社会民主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无耻地向希特勒投降的党——彻底失去了信心。而共产国际在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北美和南美以及东方的各个支部,由于受过去十二年的致命政策所累,无法摆脱无所作为的处境。

  诚然,在德国惨剧之后,共产国际不惜一切代价,以统一战线的投降政策,取代了“第三时期”的冒险主义政策。然而法国的事态,在最近一轮发展中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它表明共产国际无论经过怎样的矛盾和曲折,到头来总是要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国际不但拒绝组建工人民兵,反而还提出了当前要求的纲领,并采取了通过议会活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它这是在散播最糟糕的和平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幻想,给社会党内反对左派的右派提供了具体支持,毒化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并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最后,共产国际的创始者——苏联共产党,已经在过去几年里,被不受控制的官僚阶层彻底压垮,官僚阶层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斯大林的保守的专制制度。统治集团通过迫害、篡改、诬陷与血腥镇压,企图彻底抹消最后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世上哪个地方,都不会像现在的苏联一样残忍地绞杀真正的列宁主义!

  共产国际最近又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了剧烈的、机会主义的大转变,而苏联也改变了外交政策,开始接近国际联盟,并寻求同法帝国主义建立军事联盟,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权的苏联官僚阶层肯定认为:共产国际已无力帮助它抵挡战争的危险,反而会妨碍它的外交工作。斯大林最近发言支持法帝国主义的国防政策,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共产国际对苏联官僚阶层的依赖是何等可耻,而又何等的奴颜婢膝。

  现在,共产国际的领袖通过帝国主义的部长,命令法国共产党同法国资产阶级进行爱国主义的休战。于是,近七年都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的第三国际,现在正式地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倒向了最彻底、最恭顺的社会爱国主义立场。无论第三国际是否还会继续推迟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它都已经无药可救。斯大林—拉瓦尔公报[11]已经判了它的死刑。

  同时,资本主义继续用它的毁灭性力量进行着恐怖的工作。世界经济的崩溃、数以千万计的失业者、农民的破产,已经不由分说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给提上了日程。满腔怒火、跃跃欲试的工人正在寻找出路。卑躬屈膝、一败涂地、腐朽堕落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抛弃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的领导层,并把小资产阶级群众逼上了绝望之路。这些破产了的领袖应该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承担责任,可他们却想把这责任推到无产阶级的“消极”身上——他们先是在政治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然后又大肆污蔑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正在进行徒劳的挣扎——它正在准备把人民推入新的战火。部长们和外交官们公开预测,战争会不会在一年后或三年后爆发。各国政府正在竞相制造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从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它的恐怖程度,将使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相形见绌。

  所谓的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的领袖们齐声高唱和平的美好,不断劝说各国政府通过“裁军”来维持和平,在工人群众当中散播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同时向“保卫国家”的事业——也就是用不可避免的战争来保卫资产阶级的统治——宣誓效忠。

  在同苏维埃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里,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躲在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背后,打着“统一战线”甚至是“组织统一”的幌子,让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支部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讲和。所以,新的战争必将导致新的背叛,这种背叛将使1914年8月4日的背叛[12]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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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官僚阶层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革命先锋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革命先锋队目前的处境,仍然要比上次大战爆发之前要有利得多。当时资本主义看似无所不能,几乎是战无不胜。第二国际向爱国主义投降,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就连列宁也不例外。各国的革命者都对此措手不及。战争爆发一年多后,才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13]——参加者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参加者都还犹豫不决。革命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就连大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都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有爆发的可能。只是到了战争的第四十个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扭转了局势,极大地推动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现在的资本主义体内已是如此虚弱和腐朽,就连法西斯煽动家都将其作为煽动的主题。美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失业状况也同样严重,罗斯福又在进行经济冒险,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各地骚动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要首次面对北美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形势。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榜样,仍在群众的记忆中栩栩如生。过去二十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已经铭刻在最优秀的战士的意识中。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真正的革命组织,至少是革命团体。他们在思想上紧密相连,在部分地区,他们还建立起了联系密切的组织。即使是现在,他们所代表的那股力量,都要比1915年秋天着手准备建立第三国际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更有影响力、更加一致、更加坚定。

  在各个改良主义政党与工会内部,反对派团体正在不断涌现,不断壮大。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成为了独立的组织。由于共产国际的牢狱般的制度,它的各国支部内的反对派不能大张旗鼓,但它们同样在发展。即使是在苏联,官僚阶层也无法彻底消灭它恨之入骨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它对新一轮清洗与镇压的需求,便是这一点的证明。

  现在,绝大多数的反对派的心态与倾向,都带有中派主义性质,也就是说,介于社会爱国主义与革命之间。考虑到传统的群众组织正在崩溃瓦解,在许多事例中,中派主义甚至是工人阶级的重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近所有这些反对派,通过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推动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决地批判中派主义的领导层,揭穿建立第二半国际[14]的企图,并不懈地解释这个事实:在当代的革命任务面前,各种含糊暧昧的“团结”注定会可耻地破产。

  现在,中派主义者正在狂热地鼓吹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团结”的口号,而不顾它们各有各的纲领与策略;富有远见的改良主义者,以及担心错过机会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担心不无理由),也在狡猾地利用这个口号。中派主义者往往把建立一个新国际的主意,偷换为把两个旧国际合并起来的主意。其实,与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党的改良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团结”,就等于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团结,这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和国内发生不可避免的分裂,特别是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只有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团结,而这又只能通过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才能实现。对无产阶级统一所需的基础原则与保障闭口不谈,就是在帮助散播幻想,帮助欺骗工人,帮助准备新的灾难。

  有一个事实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这两个旧国际的处境是何等的可耻与觉悟:其中一个国际的主席,当上了国王谦卑的大臣[15],而另外一个国际的真正主子[16],把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当成了外交交易中的可怜的找头。这两个国际的官僚都已同样堕落,无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团结”的权谋,他们都无法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也不会给无产阶级指明出路。中派主义者企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企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挽救气数已尽的东西,他们注定要失败。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国际。以一个共同的纲领为基础,在国际上和各国内部,把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到共同的旗帜下,是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

  给所有的国家制定相同的路线,这种做法一定会遭到失败。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根据各国的条件,按照旧的工人阶级组织瓦解的程度,最后是按照他们自己在某一时刻的力量大小,可以成立独立的组织,也可以伪装成旧政党、旧工会里面的派别组织。当然,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派别活动都只是建立新的第四国际各国党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新的各国党既可以通过旧组织内的革命分子的重组而产生,也可以采取独立组织的形式。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他们都必须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的原则,并提出明确的革命口号。他们不能跟工人阶级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能隐瞒自己的目的;他们不能用外交辞令与权谋来代替原则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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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战争


  战争的危险,对全体人民而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集团与流派而言,它是最重要的考验。如果不宣传、不运用革命斗争的方法,“为和平而斗争”、“反战斗争”、“向战争开战”之类的口号就只是空洞的谎言。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方法,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唯一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革命进攻。

  在反对“保卫国家”的反动谎言的同时,必须提出用革命摧毁民族国家的口号。针对已被资本主义弄成疯人院的欧洲,必须提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纲领,作为迈向世界合众国的一个步骤。

  所谓 “裁军”、“仲裁”、“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其实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友好相处)的和平主义口号,是用来麻醉人民群众的鸦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拒绝这些口号。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合作(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委员会[17]之类的组织),只会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重大斗争上引开,欺骗工人去搞一些毫无用处的游行,从而最好地为帝国主义效劳。

  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成为某些专项“委员会”的工作。反战斗争是革命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说,它是工人阶级政党与国际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这个重大任务。针对“裁军”这个有气无力的口号,他们提出了“争取军队”与“武装工人”的口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派主义最重要的区别。不敢大声地把革命任务说出来的人,是不可能有勇气完成革命任务的。

  在第四国际发表第一个纲领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它一直在为自己的原则与思想而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过;革命的各国支部和团体不断增加;其中的一些发展了新成员,扩大了影响力,另外一些加强了自己的一致性与凝聚力;同在一国的组织已经团结起来(荷兰、美国);一系列纲领性和策略性的文件已被精心拟定出来。如果能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把全世界的这些工作整合起来,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项任务连一天都不能拖延。

  新党与新国际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是解决其他一切任务的关键。新的革命的发展与完成的速度与时机,显然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进程,取决于无产阶级未来的胜败。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宿命论者。当历史进程把任务交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这些任务丢给“历史进程”去完成。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个具有觉悟的少数派主动领导,有科学的纲领,有明确的目标,并为这个目标进行大胆而不懈的鼓动,无情地批判一切模糊暧昧的东西。没有一个坚定、团结的革命党,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身处艰苦卓绝的环境,面对重重险阻,任务极为艰巨,但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尽管无产阶级遭遇了种种挫败,阶级敌人依旧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拯救人类。

  每一个国际的历程,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它总是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奋起相符合。第一国际提出了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但它却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消亡。第二国际从黑暗中挺身而出,教育和发动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人;但在关键时刻,已被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所腐蚀的议员与工会官僚,却背叛了它。第三国际首次成功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被孤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官僚阶层,与西方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把第三国际给碾碎了。现在,资本主义的衰朽已成定局,第四国际站在它的前辈们的肩上,吸取了前辈们的胜利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它将把西方和东方的工人发动起来,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发起必胜的进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签字)
  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佩·约·施密特[18];亨·斯内夫利特[19]
  合众国工人党:亚·约·米斯蒂[20];詹姆斯·帕·坎农。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克鲁克斯[21];迪布瓦[22];马丁[23]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24]
  加拿大工人党:杰·麦克唐纳[25];莫·斯佩克特[26]


  我们在此附上关于第四国际的《四个组织的宣言》(请参阅1933年9月的《战士报》)。这个宣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时。本文只是根据过去一年半的经验,重申这个宣言。

  我们向旧政党和工会内的所有党派和组织,以及一切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与团体发出呼吁:如果你们赞同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我们提出的重大任务(筹备和建设第四国际),请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字[27],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或批评意见,我们也非常欢迎。尚未同我们的工作建立联系的个别同志,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参加到共同的行列中来,请跟我们联系。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的发起组织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临时联络委员会,负责同支持第四国际的立场的各个组织与团体保持联系。并委托临时联络委员会发布一份信息公报。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在不久后定期工作,集体制定第四国际在纲领与策略方面的基础文件。

  筹备国际会议的问题,将根据收到的答复,以及筹备工作的总体进展来决定。




[1] 即《四个组织的宣言》,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30826.htm

[2] 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趁议会休会之机发动政变,建立以他为首的法西斯专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认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抗,反而一再拖延、妥协、退让,等到实在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在1934年2月号召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然而起义之后又三心二意,没有坚决进行到底,导致起义惨遭镇压、奥地利工人阶级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3] 在1933年西班牙大选中,中右政党激进共和党与天主教右翼政党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右协)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大选,在组阁时,起初所有内阁成员都是激进共和党人士,右协只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的施政,但由于激进共和党连续曝出腐败丑闻,不得不邀请右协入阁,此举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抗议,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为了抗议右协入阁,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罢工,总罢工迅速演变为起义,次日起义工人占领了省城奥维耶多,但由于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和相互掣肘,导致起义失败,约三千名工人被杀,三万多人被捕入狱。

[4] 埃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1938),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5] 亨德利克•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比利时工人党右翼领导人,1933年提出“劳工计划”(labor plan),目的在于结束萧条,促进生产,该计划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应该对资本家进行收购。

[6] 保尔—昂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1899—1972),一度是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分子。1934年任《社会主义行动》编辑。1936年任外交大臣。多次担任比利时首相。五十年代曾任北约秘书长。

[7]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年—1951年),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 Genoch Mojsiejewicz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

[8] 二十年代初,美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曾试图利用当时的农工党运动,组织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农工党,作为自己的群众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但这一计划最后以失败收场。

[9] 这里指的是1934年的三次大罢工,这三次分别是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以及旧金山港口工人罢工,这三次罢工为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0] 萨尔(Saar)位于德国西部,是欧洲煤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萨尔区从德国分离出去,交由国联管辖,而煤矿则在法国的控制下。1935年就萨尔归属发起公投,投票选项有:(1)继续保持自治;(2)同法国合并;(3)回归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要求萨尔回归德国,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使得他们转而支持自治。托洛茨基和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出于不同的原因也赞成自治。德国共产党一开始试图以口头上的激进来逃避问题的实质,但逐渐支持萨尔回归德国。后来它改变了立场,支持萨尔自治。尽管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对,但在1935年1月13日的公投中,大部分居民仍然投票赞成归属德国。

[11] 1935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访问苏联,在签订《法苏双边互助条约》后,同斯大林发表了公报。苏联官僚阶层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而求助于法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为此牺牲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12]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改变原先的反战立场,转而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8月4日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反战立场,但在8月4日突然要求社民党议会党团对战争拨款议案投赞成票。就在同一天,第二国际的法国党与比利时党也宣布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这一天象征着第二国际彻底抛弃原先的和平主义立场,转到了社会爱国主义立场,完全沦为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的走卒。

[13] 即1915年9月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14] 这里的“第二半国际”并不是指历史上的第二半国际,而是指中派主义分子重施故技,重新拼凑出一个新的第二半国际的企图。

[15] 指王德威尔德。

[16] 指斯大林。

[17] 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Mouvement 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两位作家在1932年发起的国际反战运动。

[18] 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 Johannes 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年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年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

[19]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20] 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 Johannes Muste,1885—1967),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 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 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1933 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1934 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

[21] 克鲁克斯(Crux)是托洛茨基的化名。

[22] 迪布瓦是路特·费舍的化名。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23] 马丁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 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参加了国际书记处的工作,1938年脱离第四国际。1962年重新参加意大利共产党。

[24] 法国左翼反对派在1934年8月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打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

[25] 杰克·麦克唐纳(Jack MacDonald,1888年2月2日——1941年12月7日),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1921年至1923年任党主席,1923年至1929年任全国书记。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加拿大支部。1940年麦克唐纳与斯佩克特追随沙赫特曼,脱离了第四国际。1941年因心脏病去世。

[26] 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生于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1918年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1921年参与成立加拿大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此后积极参加了北美托派运动。1940年追随沙赫特曼脱离第四国际。

[27] 1935年夏天,又有几个组织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字:(法国)新时代之友合作社;古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比利时斯巴达克斯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