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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

托洛斯基

(1936年1月11日)



  在所谓苏联共产党内新的清党已告结束,这一次清党带着『检定党的文件』这一谦逊的名称。这次清党和前几次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党本身任何的(即令是装饰的)参加而进行的:没有群众大会,也没有个人的悔过,没有公开的告发,也没有见证者的证明。检定工作完全在幕后进行,事情仅限于『文件』。事实上这一谦逊的技术的检定结果,被开除的平均为百分之十。候补党员的检定还没有完结。但现在从党的队伍中被开除的已经有二十万人之多;我们乘此回忆一下,这样的数目将近整个布尔塞维克党在它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个时候的数目。
  一月二日『真理报』列举被开除者的主要的几类:『从托洛斯基主义者,齐诺维夫派,机会主义者,奸诈之徒,异己分子,骗子和冒险主义者以至外国侦探部的侦探』。这种排列,像我们所看见的,表现出一切特尔米多混合物之一般公式。有人要是因托洛斯基派和骗子及侦探接近而『愤怒』那就太天真了。和人民不相溶洽的每一种制度,一方面在迫害革命者,另一方面则迫害犯罪的犯人。这两种人向来就一块儿生活在沙皇的监狱内,和生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监狱内一样。克伦斯基在他那时候,也确信布尔塞维克党人和黑色百人团及德国侦探勾结。史大林仍旧完全循着传统的车辙。我们不要因混合的统计而『愤怒』,我们要研究它。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被开除的二十万以上的人数中『托洛斯基主义者』正式列在第一位。这是不是说,他们是代表极多数的集团,或者是官僚们虽然扑灭了托洛斯基派的『残余』和『破片』不下几十次,但仍把他们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呢?二者俱是。我们现在指出,根据官场的数字,最近一次的清党(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人数不下几万人,正确些说——为数还要更多。要知道官僚们对『这一类人』的恐怖,只要看他所应用的野兽般的压迫就可以明白了。
  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在官场的算计上通常被归为一类:齐诺维夫派时常代表纯粹列宁格勒的小组织,在全国其他部,他们只被算作单个分子,他们的立场不坚定,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面目。于是我们便得到被开除的五类:(一)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二)机会主义者(这多半是为陷害人而安上的:关于他们的私人的情形平常都完全不提);(三)奸诈之徒和异己分子(过去的白党及其他);(四)骗子和冒险主义者;(五)外国的侦探。在各区报告中,通信中,社论中,翻来覆去的说这几类的这一倾向或那一倾向。
  在未研究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人数问题以前,我们要指出,无论在我们所看到的上列的被开除的那一类中,无论在那一个注释中,我们没有一次看到提及门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这两个政党并不存在。在一九一七年他们的反动政策,像塔诺夫在不久以前很正确的指出的,使他们无从接近城市和乡村的青年。国内唯一严重的反对派,像刚从史大林监狱中出来的南斯拉夫的西里加同志曾好几次指出的,乃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就是说,巴拿帕特的反对派不是从小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出来,而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出来,并且是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我们要牢记着这一事实,因为它对于将来有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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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几次清党和捣毁以后,被开除者——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起码二十万人——的各类中,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第一位,这一事实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究竟有多少呢?苏维埃的出版物绝口不谈这一计算上的任何总结的数字。只是在单篇的论文和记录中(就各区的和各地的而言)才偶尔直接和间接的——往往是间接的——指出被开除的『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人数。我们就来借用这些数字。
  德连勃罗—彼得诺夫斯基区的书记哈塔耶维赤的论文叙述着,在检定文件期间在他的辖区内开除出党的有三·六四六人,为全组织的百分之八,其间,像他指出的,『我们不仅揭穿了单个的人,而且揭穿了隐藏在党的队伍中的整个反革命的托洛斯基齐诺维夫的小组织』。哈塔耶维赤没有报告出他们的总数。但他后来提供出另一数字:『一·五○○个白党、富农、比特留洛夫、马赫洛夫及其他的党徒底参加者,三○○个骗子和投机者,用伪造的文件潜入党内者』(见『真理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两个集团一共有一·八○○人。此外论文很暧昧地还说到『潜入党内的外国的侦探』;但是这里只能是几个单个的分子或几十个人,绝不会再多。除上述的几类不计外,托洛斯基派齐诺维夫派以及一般的各种反对派分子。这几部分的人数不下一·六○○人。或者哈塔耶维赤还隐藏着被开除者的某一类吧?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呢?但如果『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一部分只占上述的人数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那末那时我们便得到显著的数字(五○○——一·○○○)。自然这个数字目前只有纯粹假定的性质。
  在同期的『真理报』上,一篇不甚长的记录中,报告着,在亚速夫黑海区开除出党的有四·三二四人,为被检举的总数的百分之七,其中表示出『在某些城市的组织内存在着托洛斯基齐诺维夫派的小组织(『红色亚克沙』工厂,边地管理局,葡萄园艺托拉斯)』。这些集团是被开除者的那一部分,记录没有说出,随后它承认检举后在边区的组织内继续发现出『未被发觉的敌人』。
  在西部西比利亚边区开除了三·五七六个党员(百分之十一)和一·九三五个候补党员(百分之一二·八)。书记爱伊黑在『真理报』上写道:『被开除的人数中富农及白党柯尔恰柯夫派为数最多——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其次则是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从这几句话中流露出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人数方面居第二位。全部被开除党籍的,除白党外,最多分为四类。如果被开除者在这几类中平均分配,那末有一类总有九○○人以上。可是爱伊黑自己却说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除白党外是代表极多数的集团:也就是说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单在西部西比利亚区一定为数不下一·○○○人,约为全体被开除者的百分之二十。『被开除出党的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的总数中——爱伊黑说——约有一半是在教育机关中工作……托洛斯基齐诺维夫派的渣屑(!)特别热心插足在思想界,企图利用它来作宣传』。很显然地,这是指青年工人学生中新的党员而言。我们姑且承认,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被开除者中占很高百分数在西比利亚区是一个例外的情形:这显然表示充军者对青年的影响(就如在沙皇时代所有的现象一样)。
  在哈尔柯夫区五○·○○○人中被开除的在四·○○○人以上。书记沙依柴夫只拿出为上级机关所检定的二·三五六开除的案件加以分类,其中:九○七——富农和白党,五九四——道德堕落者和纪律破坏者,一二○——骗子和冒险主义者,四二——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一二○——托洛斯基派。这里我们已经有十分正确的数字,其中没有提到齐诺维夫派。如果注意到,在哈尔柯夫区,在柯西奥尔,彼得洛夫斯基及其同党的辖区内,从一九二三年起即以在全苏联闻名的野兽般的残酷捣毁了反对派,那末甚至这样微小的数目一二○人占被开除的(二·三五六人)数百分之五以上,也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十分明显地,官僚们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很小的动机去夸大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势力。因此流露在出版物上的数字应当视为最低限度的数字。此外从一九二四年起,史大林派开除反对派分子,宁可把他们当作『道德堕落者』,甚至当作『白党』,我们用不着怀疑,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正是用这样的名义开除的:以便很容易把他们放在集中营内或者把他们起充军。
  如果拿西部西比利亚的基数来说,那就指示出,被开除的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的人数在全苏联不下四○·○○○人。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应当把这个数字当作是夸大的。但如果我们甚至举出已知的被开除的托洛斯基派之最低的哈尔柯夫区的百分数,即百分之五以上作例,那末被开除的二○○·○○○人中,托洛斯基派要占一万以上。最后如果拿西部西比利亚及哈尔柯夫区之间的平均数来说,那末我们便得到二○·○○○人:我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更接近实际些。
  上述数字之极大的政治意义,每一个人都会了解,但有人仍旧要问:为什么官僚们一方面隐藏总结的数字,另一方面对一般的事态又传达出十分明显的一部分的数字呢?很简单:官僚避免一切的力量替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作广告,而同时它(官僚)又不得不投出警告的呼声:当心些,『他们』为数很多,『他们』还在增长!在一切场合之内关于『残余』『破片』的话已经不再有了。
  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官僚(企图表扬统治层的自己的地位的官僚)之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史大林的党徒在混合名册内把『托洛斯基主义者』放在第一位,那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自己的一切斗争才值得这种光荣。最近清党的特征,怎么更好更明显地证实他们的影响之增加呢。不是官僚们在它所恐怖化了的党的帮助之下,即令在党的面前,它已再不能对付自己的敌人了。公开的清党代之以密室中的清党,即是完全教给格柏乌手里。被开除的人自然也教给格柏乌手里去处治。这种方法极有益于官僚,史大林立即计划新的清党:从本年二月一日至五月一日旧的党证(它们已经『破烂了』)必须掉换新的党证,在决议上中央委员会坚决地说,在掉换党证时,书记处,即是格柏乌机关,必须从新检定全党的成分并将新党证只给予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有多少新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党转到集中营,再过半年以后我们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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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引的数字在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出乎意外的。我们故意引出读者眼见的一切数字,为的是叫人家不要怀疑是我们的主观感情的作用。在史大林的刊物及其代理人(如路易费赛尔及类似他的那些先生们)的影响之下,不仅我们的敌人,甚至在西欧我们的许多友人自己,也习以为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如果在苏联还存在,那末差不多都判苦役了。不,不是这样!用警察的手段不能扑灭马克斯主义的纲领及伟大革命的传统。固然,在苏联布尔塞维克在现在工作,比在任何别的国家更困难(南斯拉夫同志西里加的鲜活的证明在这一问题上是极其有趣的)。但是革命思想的工作一天也没有中断。我们的流派,如果不是一种教义,那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个旗帜在苏联内具有群众的性质并且现在显然吸收着新而鲜活的力量。在一九三五年的最近几月被开除的一二万『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老的一辈的代表者,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运动的参加者为数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说几百人,不会再多。基本的群众——这全是新的聚集。不要忘记上面所引的数字还只是关于党的方面,在青年团方面,还有他的几百万的青年!正是在青年当中发酵作用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青年革命家在苏联学习列宁主义极其困难;但用不着怀疑,他们的水平线总是不可限量的高于史大林『党』的水平线。伟大的传统活着。在密室中保存着旧的反对派的文献,在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此刻还没有决定抛弃它们)。苏维埃的报纸不得不传达全世界的事变。站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国际文献现在已经很丰富。它的思想和口号经过几千条河道,——特别是经过我们的公报——浸入到苏联。革命思想之极宝贵的继续便是这样地得到保证。
  在官僚的鞭挞以及从扬葛(注:格柏乌主席——译者。)万德维吉等人方面的直接挑拨之下,个别的青年分子走上个人恐怖的道路,即走上失望和无出路的道路。巴拿帕特主义者很热心地抓住这种恐怖行为,来辨明自己对于反对派的屠杀;这种方法像拥有特权的暴力者的丑态一样的陈旧。但是革命青年的主要部分并不离开自己的阶级走上个人冒险的道路。第四国际的纲领不是预期着一瞬间的奇迹,而是指示出唯一正确且绝对可靠的出路。第四国际的生长在世界舞台上会强固和鼓舞在苏联我们的友人和拥护者。我们可以确信的说,虽然十三年来迫害,诽谤,蹂躏,其卑鄙残酷到无以复加(,)虽然有比迫害更危险的投降和变节,但第四国际目前在苏联已经有着自己最强有力的,最多数的和最坚强的支部
  不,我们没有丝毫根据值得忧郁。进步不是沿着直路走。被压迫者的斗争需要伟大的牺牲。但未来总是我们的。在苏联新的官僚的清党甚至在瞎子看来都证明着:未来是我们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