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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1]
Suggestion for the Belgian section
托洛茨基
（1936年3月27日）
译者：展望 校对：阿芬
亲爱的道哥（Dauge）同志[2]
1．关于被清除出党的问题：在如此复杂而敏感的时刻，唯一正确的做法不是去费心猜测——官僚会做什么？他们何时及怎样开除我们？——而是开展更广泛、更深入、更加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当然鉴于比利时工党（POB）[3]的状况，我们必须坚持自卫的权利，直到被开除的一刻；但在政治上我们要展开不倦的进攻。此外，合法自卫问题只应占去你们精力的百分之一。必须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为反对改良主义者、中派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展开的进攻上。
要对付每一个开除的威胁，我们不能靠找借口，或去适应这些机构，而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我们革命攻势来实现：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改良主义叛徒在预备新的大屠杀，他们想要铲除一切令他们自己难堪的目击者。
如果相信在当前的斗争中，工人们只受，或主要受合法性因素的影响——诸如谁先挑起分裂之类，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因素当然会起一定作用，但在当前极为关键的形势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内容，是你们的抨击与谴责的实质，以及最后，是对你们的立场保有完全自信的语调，这种语调应当充溢于你们的报纸和所有活动之中。
这绝不意味着我在建议你们言过其实，夸大其词，或者去犯战术上的愚蠢错误。这是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路线。我们的言论不应当是说给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4]，甚至戈德弗洛瓦（Godeforid）[5]或里拜尔斯（Libaers）[6]听的，而应诉诸最有觉悟、最勇敢和最不满的工人：归根结柢，正是这些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在数量上是弱小的，但是你们的革命立场使你们变得非常强大。即将到来的阶段将在你们面前开启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而这需要一个条件：你们不会由于企图尽力回避与改良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的交锋，从而错失了你们自己的机会。
2．上述看法完全适用于选举政策：不首先挑起分裂，但在口号和批判性方面，不作一丝退让。
3．分裂，是由整个局势的无情逻辑所注定了的。对此必需有预先准备：
（a）我们应当立即开始对两个文件的讨论，以制订出新党的行动纲领：（1）第四国际的公开信；（2）根据经验和已作出的批判而重新制订的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e revolutionnaire，ASR）[7]的纲领草案。关于纲领的讨论将是对新党骨干的一个极佳的教育。
（b）在政党（POB）、工会和青年的计划方面，我们必须采取有系统的组织措施。
4．分裂绝不会是一击而就。在领导核心被开除后，斗争将在地方组织中继续进行。在此关键时刻，每件事都将取决于ASR的调子：它不能不在支持者和同情者中鼓舞起自信心。整个革命经验表明，在这样的局势下，基层成员往往显得比领导层更坚定，领导层担心陷于孤立，就着了慌，开始软弱起来，甚至弄得他们最好的支持者也张皇失措，并最终……陷于孤立。最近的经验发生在法国。在关键时刻，当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受莫里涅（Molinier）[8]的唆使，打算不跟马修·皮埃尔（Marceau Pivert[9]，法国版的戈德弗洛瓦和里拜尔斯）决裂；他们降低自己口号的调子，做出让步，从而使自己的队伍陷入混乱，结果他们增强了拉戈热特（Lagorgette）[10]和马修·皮埃尔的力量，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
5．即使在完全分裂后，新党也必须在比利时工党（POB）之内保持一个秘密的力量。没有理由认为针对你们的开除会是最后一次。借助于某些事件，还会发生内部斗争、脱党、开除和分裂。新党必须在比利时工党（POB）内有忠实而谨慎的支持者。
6．从工会之类的经济组织撤出我们的成员，将是不可挽救的错误——绝不能这么做！创立小型的、平行的工会，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能履行他们各自的任务，而担上失败的重责。即使你长期以来已经拥有一个独立组织，你还是不得不把成员派进工会和互助社等……你需要独立的党，但不是要与群众组织作小规模的竞争，而是从这些群众组织内部赢得他们。这是唯一的方法。政党是我们工作的工具，它必须得到好好的锻造、锤炼、磨砺。但是，我们必须在群众真正所在的地方运用这个工具来工作。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向狡诈的官僚支付会员费呢？确实是的。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削弱官僚，就不能不付费入场。
这一双重事实揭露了共产国际的整个矛盾：当斯大林主义者留在群众组织里的时候，他们与改良主义者从事可耻的交易；而在与改良主义者决裂后，他们创建了平行工会，但这不过是其政党的复制品而已。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独立的党在群众性改良主义组织中进行系统性的、耐心的和不懈的工作，从事反对改良主义领导者的不断斗争。根据环境和时机，这一工作必须部分公开，部分秘密地进行。
当革命分子被迫从事地下工作时，时机即已到来。对一个革命党而言，在一定时期内非法存在，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党是一群先锋分子组成的力量，也就是最自觉和最勇敢的力量。
工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则不能非法存在。如果你创立一个小型的革命工会，他们将立即遭到政府镇压，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被铲除。但是，如果你的成员仍然留在改良主义工会中，不仅能在他们身边形成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同时还有抵抗当局镇压的合法掩护。
当然，改良主义领导人会找他们的碴，甚至把他们交给警察。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背着改良主义领导人秘密工作，这伙人本身不过是工人阶级内部非正式的资本主义警察而已。为革命地下斗争的准备，首先从改良主义工会着手。我们必须有在其中公开活动的同志，总而言之，公开留在这些工会里，直到被开除。我们在工会中还应当有其他同志，不是搞公开宣传，但要有能力通过系统性的工作，将工会中革命分子团结在他们周围。
即使在1917年，当我们已成为一个在苏维埃中有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党，大多数工会仍然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之下。我们当时从工会中分裂出去了吗？根本没有！我们始终待在里面，直到夺得工会的领导权，就是这样。那时我们的处境在其他方面要比你们今天有利得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经验是，党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决不妥协，对群众组织则有最大的适应性。没有前一种品质，党不可避免要沦为资本的工具；而没有后一种品质，党就永远只是一个没有生机的的宗派罢了。正是钢铁般坚定与极大的灵活性的结合，确保了（布尔什维克的）成功。
8．［注：英译本未见第7点，查西班牙文译本也缺如。——译者注］官僚迫使我们退出党，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愿抛弃青年组织。正相反，在我们成员遭到除名之际，恰恰有必要在青年中发起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反对改良主义叛徒、分裂分子和发起开除者，以争取革命基础上的团结。我们必须通过这个运动来对付戈德弗洛瓦。根据这一政策，——如果在青年组织中，分裂同样证明是不可挽回的话——我们至少会在组织中得到坚定的部分成员。即使万一发生分裂这样的事，仍有必要在青年组织中保持一个秘密的小团体。
9．这项政策要求一个正确的态度——即，绝不向戈德弗洛瓦和里拜尔斯妥协。恰恰在这一点上，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SR）显示出最大弱点。对一个革命者而言，最大的危险不单是对敌人抱幻想，也包括对盟友抱幻想。我不否认有可能且有必要与中派主义者戈德弗洛瓦及和平主义者里拜尔斯结成某种联盟。但是对于联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把今天的盟友看作明天潜在的敌人，公开谴责他的每一个错误，从而使工人为可能的、乃至很可能发生的背叛预先做好准备。公开说明真相，是一个有用的原则。
不要对戈德弗洛瓦抱幻想。甚至法国激进派资产阶级也试图利用社会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来抵御法西斯分子。如果戈德弗洛瓦真想抵御改良主义者，他也会不得不试图利用“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现在用尽种种手段力图消灭和开除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戈德弗洛瓦正在有意识地准备背叛。
你提到了戈德弗洛瓦攻击沙文主义者雨宾（Hubin）[11]。但这又怎么样呢？如果戈德弗洛瓦甚至停止对雨宾之流的论战，那么他在青年中所受的尊敬就毁了。为了准备与官僚们重归于好，他必须装装门面。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是一种政治行动；他驳斥雨宾，不过是徒托空言罢了。[*]
你也许会说我“夸大其词”。[**]没问题。我暂且接受这个假设，即戈德弗洛瓦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他仍在权衡，等待有利时机右转或左转。但即便如此，唯一正确的战术也是谴责戈德弗洛瓦，公开揭露他的自相矛盾，以温和但绝不妥协的态度批评他的报纸，等等……通过使他受到夹攻，你们将迫使他行动，你们将迫使他作出选择。如果你说，“万一他背叛了，我将毫不犹豫地抨击他，”……你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在散布幻想。“背叛”并不总是像枪击般笔直干脆，更多的时候只是退步而已。而戈德弗洛瓦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退步。等待他明确无误的背叛，仅仅意味着忽视对青年人的革命教育，和为戈德弗洛瓦的成功铺路。
10．以上分析对里拜尔斯同样也完全适用。
11．有人会说：“但我们对中派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批判难道不会妨碍我们与他们组成反官僚联盟吗？”如果他们真想与官僚作斗争的话，那就不会。他们知道自己总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除或驱逐革命者。那么你们是否应该放弃批判他们的权利呢？那将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的投降，而对革命派则是犯罪。
12．建立新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任务。从比利时工党（POB）中被开除，将只是个开始。即使在开始阶段，你们只有区区几百人，你们仍能在现有条件下做出非同寻常的工作，——我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一点——你们需要把纲领的坚定性和对改良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不妥协的态度，与面对群众组织最大的灵活性和耐心结合起来。
文章原脚注：
[*] 此外，通过抨击雨宾而对王德威尔得保持沉默，戈德弗洛瓦对他的读者们进行双重欺骗：他在雨宾和王德威尔得之间做出原则性的区分，从而通过对前者的表面的攻击来掩饰后者。这样，他在与社会护国主义斗争的幌子下，支持了社会护国主义。
[**] 此外，此处有所夸大。对这点，我指的是一个人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夸大，也可能向错误的方向夸大。以列宁的《反潮流》（Against the stream）一书为例。他在与我论战时，明显夸大其词，这已为随后的事件所驳倒。但这些夸大，是受列宁尽可能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优先考虑所支配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能从这些夸大中受益，至今依然，而一个中派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夸大其词的”信心教育不了任何人。事实上，它会削弱士气，它掩护中派主义者滑向彻底的背叛。
注释
[1] 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Suggestion for the Belgian section）发表在1936年5月10日第15期内部公报上，原文为法文。当时比利时工党（POB）领导层试图制造借口开除党内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naire，ASR）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本信发布6个月后，比利时警察袭击道格家，发现本信并公开。比利时工人党因此指责托洛茨基“不道德”。1936年5月比利时工人党在选举纲领中支持范齐兰政府及其重新武装的计划。当时道哥在博里纳日（Borinage）矿区以工人党候选人名义参选，他们要求道哥联署该选举纲领，道哥拒绝联署，于是就被取消候选人资格和开除出党。
[2] 沃尔特·道哥（Walter Dauge），1930年代比利时工党内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
[3] 比利时工党（Parti Ouvrier Belge，POB），成立于1885年，比利时第一个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二战后，多数成员成为比利时社会党成员。
[4]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1866 – 1938），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比利时工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历任比利时国会议员和部长。
[5] 费尔南多·戈德弗洛瓦（Fernand Godefroid），时任比利时社会主义青年卫队（Belgian socialist youth guards）的书记，该组织是比利时工党（POB）的青年组织。
[6] 里拜尔斯（Libaers）是当时比利时工党（POB）内和平主义反对派的领导人。
[7] 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naire，ASR）是当时比利时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8] 雷蒙德·莫里涅（Raymond Molinier，1804 - 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领导人之一，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LCR）创始人之一。
[9] 马修·皮埃尔（Marceau Pivert，1895 – 1958），法国社会党领导成员，教师和工会活动分子，中派主义分子。
[10] ] 拉戈热特（Lagorgette），时任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的青年组织法国社会主义青年（French Socialist Youth）里尔大会（Lille congress）的代表，他对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反对派）攻击尤甚。
[11] ] 乔治·雨宾（Georges Hubin，1863 – 1947），比利时劳工活动分子，社会党成员和军国主义者。曾经在一战爆发时，51岁加入比利时军队，1939年德军入侵时，76岁再次申请入伍被拒，后参与流亡的抵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