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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1]
托洛茨基
1938年8月21日
鹅肝酱不加吐司 译
在墨西哥，正在开展一场反对反动报刊的运动。这场攻击是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2]的领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隆巴多·托莱达诺[3]先生本人指挥的。目标是“压服”反动报刊，或是使其服从一种民主的审查制度，或是将其完全取缔。工会已经被动员起来投入这场战争。那些无可救药的民主派，由于他们同一个斯大林化的莫斯科打交道的经验而腐化，并由格别乌[4]的“朋友”们所领导，赞扬了这场只能被视为自杀的运动。事实上，不难预见，即使这场运动取得胜利，并产生符合隆巴多·托莱达诺口味的实际结果，最终的后果也将主要由工人阶级来承担。
历史经验和理论经验都证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民主的任何限制，归根到底，都总是不变地指向无产阶级，正如任何被征收的税都会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在它为无产阶级打开阶级斗争发展的道路时，才对无产阶级有用。因此，任何用控制一般公共舆论、特别是报刊的特殊手段来武装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阶级“领袖”，确切地说，都是一个叛徒。归根到底，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将迫使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彼此达成安排；那时他们将通过特别法律、各种限制性措施，以及各种针对工人阶级的“民主的”审查制度。任何还没有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应当离开工人阶级的队伍。
一些苏联之“友”会反驳说：“但是，有些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被迫诉诸特殊措施，特别是针对反动报刊。”
我们将回答说：“这种反驳，主要来自于把工人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混同起来。尽管墨西哥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绝不是一个工人国家。然而，即使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的观点出发，禁止资产阶级报纸或审查它们，也丝毫不构成一个‘纲领’、一个‘原则’，或一个既定的理想。这种性质的措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不可避免的恶。”
一旦掌握政权，如果资产阶级对工人国家采取公开叛乱的态度，无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内当然可能被迫对资产阶级采取特别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限制新闻自由与维持内战所采用的一切其它措施并行。自然，如果你被迫使用大炮和飞机来对付敌人，那你也就不能允许这个同一敌人在无产阶级的武装营垒内部保持自己的信息和宣传中心。然而，同样在这个例子中，如果特别措施扩展到成为一种永久模式，它们本身就会带有变得不可控制的危险，并带有工人官僚机构攫取政治垄断的危险，而这将是其堕落的根源之一。
我们面前就有这种动态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现在已成为苏联规则的对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可憎压制。这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相反，它旨在保护新的统治种姓等级的利益，使其免受工人和农民的反对。这个新的莫斯科波拿巴主义[5]官僚机构，现在正被隆巴多·托莱达诺先生及其同伙所模仿，他们把自己的个人仕途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等同起来。
工人国家的真正任务，不在于给公共舆论戴上警察式的口枷，而在于把它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只有通过把生产资料，包括公共信息的生产，置于整个社会手中才能做到。一旦采取了这个根本的社会主义步骤，所有没有拿起武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共舆论流派，都必须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工人国家的职责是使它们能够，按照它们的人数比例，获得它们所需要的一切技术手段，如印刷机、纸张和运输。国家机器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报刊的垄断，它威胁着把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都化为彻底的废墟。
如果我们要寻找共产国际对各国工人运动产生致命影响的例子，那么托莱达诺当前的运动会提供其中最独特的之一。托莱达诺和他的教条伙伴们实质上试图把那些在某些临时条件下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可避免的手段和方法，引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中。此外，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取得这些方法，而是从其波拿巴主义篡夺者那里取得这些方法。换言之，他们正在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腐朽病毒，感染已经患病的资产阶级民主。
墨西哥贫血的民主制度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持续而致命的威胁：第一，来自帝国主义；第二，来自国内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控制着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但是，只有盲人或低能者才会以为，作为禁止反动报刊的结果，工人和农民就会摆脱反动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只有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前进创造有利条件。
必须对反动报刊展开不懈的斗争。但是，工人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性拳头取代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报刊所进行的斗争。今天，国家可能显得对工人组织抱有善意；明天，政府可能落入，并且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分子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已经存在的限制性立法都会被投向工人。只有那些只考虑眼前需要的冒险分子，才会不能把这种危险考虑在内。
反对资产阶级报刊最有效的方式，是扩展工人阶级的报刊。当然，像《人民报》（El Popular）[6]这样的庸俗黄色报纸，不能承担这项任务。这样的垃圾在工人报刊、革命报刊，甚至在一家有声誉的民主报刊中都没有位置。《人民报》服务于隆巴多·托莱达诺先生的个人野心，而后者又服务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它的方法——谎言、诽谤、猎巫运动和伪造——也是托莱达诺的方法。他的报纸既没有纲领，也没有思想。显然，这样的垃圾永远不能触动工人阶级的敏感心弦，或把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那里争取过来。因此，我们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斗争，首先要把堕落的“领袖”赶出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要把工人报刊从隆巴多·托莱达诺和其他寻求资产阶级职位者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墨西哥无产阶级必须拥有一份诚实的报刊，它表达自己的需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扩展自己的视野，并为墨西哥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这就是《密钥》提议要做的事。因此，我们首先宣布对托莱达诺卑劣的波拿巴主义野心进行无情的战争。并且，在这一努力中，我们寻求所有先进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民主派的支持。
1938年8月21日
[1] 该文最初发表于墨西哥刊物Clave. Tribuna Marxista（密钥：马克思主义论坛）（1938年10月版），未署名。Clave是托洛茨基于墨西哥流亡时期，和身边合作者一起推动的一份西班牙语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杂志。原件于1977年在哈佛大学列昂·托洛茨基档案馆被发现。
[2]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1921年，在无治主义倾向的墨西哥地区工人联合会（CROM）解散之后成立的工人中央组织。1929年，当斯大林主义开始控制它时，CTM发生了分裂。1941年重新统一后，这个中央组织在组织上并入革命制度党（PRI），并宣布自己是该党的“工人部门”。
[3] 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4-1968），墨西哥律师、教授、工会活动家和政治人物，1936-1940年任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总书记，后来创建人民党／人民社会党。托莱达诺长期亲苏，并在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期间积极参与反托舆论和政治压力运动，要求限制或终止其庇护。VENONA文件和相关研究显示，他曾与苏联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甚至被视为苏联情报资产。有观点认为他直接参与了1940年刺杀托洛茨基的具体后勤和行动安排。
[4] 苏联政治警察，克格勃前身。
[5] 托洛茨基使用“波拿巴主义”一词，指向拿破仑·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的统治。由此引申，托洛茨基将这一概念适用于所有那些试图凌驾于各阶级、派别之上，并调停社会冲突的政府。
[6]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官方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