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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美国记者Klyman论欧洲时局

原标题《托洛斯基论欧局》
Julius Klyman 著 金逊 译

(1940年)
感谢 天意 录入



  来源:《杂志半月刊》1940年第3期。文章前面附有照片,并注:“一九二八年[有误]任苏联红军司令时代之托洛斯基”。
  说明:译文中的“托洛斯基”皆改为“托洛茨基”,“斯太林”改为“斯大林”,(英国首相)“包尔温”改为“鲍德温”,“罗勃斯比亚”改为“罗伯斯庇尔”,“吾”改为“我”,“那末”改为“那么”,“甚么”改为“什么”,某些表示疑问的“那”改为“哪”。


  苏俄亡命政治领袖托洛茨基现卜居墨西哥京城附近科育阿肯镇(Coyoacan)郊外一个堡垒式的古屋中。近有一美国记者名克列门(Jalius Klyman)者向其询问关于欧洲时局的意见,提出许多问题。洛氏一一置答,其个人观感,发挥无遗。兹将此次谈话,迻译如次。

对德苏联盟的意见


  问:你对于德苏联盟的意见如何?你以为斯大林非与德国结联起来不可吗?如果真是如此,他在未联德之前有何办法可以避免两国的结合?苏俄侵入巴尔干岛诸国和芬兰,其宣誓的理由为它自身防御侵略,故不得不这样干,那么,你信不信德国果真会侵略苏俄吗?你也相信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有侵袭苏俄的可能吗?

  答:所谓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内政的一个外延和发展。为要正确明瞭苏联的外交政策,我们必须考虑两个事实的因素:一是苏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中所处的地位,一是在苏俄社会内层统治着的官僚政治的地位。官僚政治所维护的是苏联,而尤其要紧的是在苏联的范围内维护它的自己。官僚政治的国内地位较诸整个苏联的国际地位要容易摧毁得多,因为官僚政治对于国内毫无武备的敌人,残酷不仁,压迫得厉害。然而对外在一般武备充实的敌人之前,却又非常小心,有时竟懦弱无能,一无可为。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戴,而于红军的团结又确有自信,那么它在德国和英法两大帝国阵营之前,早就可有了更独立自在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独裁的官僚政治在其本国的孤立,使它投入了最邻近最凶险因此也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向那时驻但泽大使(Rauchuing)说:“如我愿意的话,我随时可以和苏联成立协定。”关于这一点,希特勒显然得到了苏俄政府确实的保证。前苏联海外情报主任克利维斯基将军(Krivitsky)曾披露关于苏德两国政府间极有趣味的琐事,其实自一九三三年以后,凡是读苏俄报纸感觉灵敏的人,对于苏俄政府真正的计划,早已一目了然,自无秘密之可言。
  中肯地讲一句,斯大林畏惧大规模的战事。为要避免这个战事,他便做了希特勒的一个不可自赎的帮手。然而,说苏联政府赞助民主国家的统一阵线和集体安全的五年运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是一个纯粹的骗局,也未免不妥,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由克利维斯基代表主持,此公昔日坐在他的海外情报总部的办公室内,仅仅看到了莫斯科政策的一面,没有窥得其全豹。
  当时希特勒拒绝斯大林的合作,斯大林于是认真预备第二着棋子,那便是与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携手。国际共产党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不过奉行命令,喊出不少“民主”口号。在另一方面,希特勒需要英国友谊的中立,不能掉过头来和莫斯科表示好意。不过希特勒却又知道如欲防止英国保守派对德国军备发生怀疑,则共产党的魔影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前首相鲍德温及现任首相张伯伦,且更进一步,直接援助希特勒把德国在中欧形成一个侵略全世界的强有力的根据地。于此可知希特勒在去年反手过来与莫斯科携手,确有重要的根据。
  希特勒从英国获取了一切可以获得的东西,当然,张伯伦既把捷克断送给希特勒,再没有人敢希望他把埃及和印度也恭送给希特勒。所以德意志帝国主义再进一步的扩展便是对准着英国而进行了。波兰事件便是这局面的一个转捩。
  至于意大利,它小心翼翼躲在一旁,外长齐亚诺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曾宣称德意间在十个月前成立的攻守同盟,其目的在使独裁主义的国家在此后三年内不卷入战祸。然而德国在其军备压迫下再也等不下去了。希特勒在侵袭波兰的时候,曾对英国说并吞波兰是其向东方进行的一步,而东方是他进行的唯一路向。但他的保守派的敌人不甘再受其愚,于是战争成为不能幸免的一举。在这样情形下,希特勒没有其他办法,他最后一着棋子,只有和苏联携手。
  因此在斯大林方面,他毕竟获得他六年来日思夜想的德苏携手。民主国家的报章常说斯大林与希特勒携手,其目的在掀起世界大战,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可笑的。要知道苏俄的官僚政治对于大战争的恐惧,比较世界上任何统治阶级为大,因为打起仗来,苏俄有百失而无一得,没有丝毫利益可获。
  说是可以掀起世界革命吧,那也未必。苏俄的彻底保守的寡头政治,如果要想进行革命,则他们知道战争的开始绝不是革命,战争的结束倒是革命。同时他们也知道革命未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之前,莫斯科的官僚政治便会陷入深渊而不可自拔。在过去一年间,英法和苏俄的谈判中,英法代表的演出甚为可怜。德国暗探曾问过莫斯科当局:“你们也看到这些人(指英法代表)吗?如果我们瓜分波兰,他们是绝不会干涉的。当斯大林和德国签订协定,当时以政治的牵制,满以为不会有大战发生的,至少他以为这个协定签订之后,在下一阶段中,可以避免参战的必要,但当时却无人知道在下一阶段之后还有些什么把戏。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侵略波兰及巴尔干岛诸国便是从苏德协定中产生出来的结果。至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合作,若说他们彼此真有诚意与决心,未免观察幼稚。希特勒与斯大林彼此认识极深,在去年莫斯科谈判进行中,德国的野心非但显得很真实,且随时有开始动作的可能。
  当时苏俄当局受了德国外长里本特洛甫(Ribbentrop)的蛊惑,以为英法对于苏俄之征服波兰,不会有所动作,同时又以为希特勒东欧的扩展可以自由行动,毫无牵累。在这样的情形下,苏俄与德国签订协约,便取得了物质的保障。关于这一点,据我人[我们]之猜想,多半还是出于凶暴的希特勒的主意,怂恿那小心翼翼的斯大林以武力来获取自己的保障,当然,占领东波兰和在巴尔干区设置军事根据地并不形成德国扩展运动的绝对妨碍。上次欧战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知道德波边疆之西移,以及东巴尔干海岸之控制,却无疑地形成了策略上的便宜。因为这些缘故,斯大林在与希特勒携手之下,复得希特勒之怂恿,才决定攫取所谓防范希特勒的保障。
  同样重要的是内政问题。苏俄既经五年不断地对法西斯主义挑衅,同时又排除了共党的旧派人物,更廓清了参谋部的一般有联德嫌疑的人,有这种种的前因,现在却又出乎一般意料之外地与希特勒携手,这在本国当然绝对不能获得民众的同情的。因此之故,欲使民众赞同并使他们认为此举之适当,便立时须有惊人的表演。于是并吞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并不流血地占领了巴尔干区中几个要冲地点。这些无非是演来给民众看,使他们明瞭他们的“国父”的外交之得策。进攻芬兰一举,使此等计划稍为受了一些挫折。

苏联与巴尔干半岛


  问:你以前红军领袖的地位来看,你觉得苏俄有没有侵入巴尔干岛诸国,芬兰和波兰来防御侵略的必要吗?你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用武力来推行社会主义到邻国去是对的吗?

  答:在巴尔干海岸设立军事根据地,是有着策略上的便宜,这是不容疑义的。但这一点不足以决定侵犯邻邦的问题。一个孤独的劳工国家的国防,端赖全世界的劳工大众,不能依赖二三补充的军事重镇,这一点已由一九一八年至二十年苏俄内战时外国的干涉来证实了。法国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曾说法兰西人民不欢喜携带着刺刀的外国教徒,这句话当然没有否认外人以实力援助反抗压迫的民众之权利与义务。例如一九一九年协约国阻止匈牙利革命,那时苏俄就给匈牙利以军事上的援助。这个援助照例应该被全世界的劳工了解,并认为是应当的。不幸那时我们苏联自身太弱了,现在的苏俄在军事方面固然是强得多了,但又失去了国内外群众的信用。如果苏联内真有苏维埃民主政治,如果工艺的进步与社会的平等是并驾齐驱的,如果官僚政治凋零而由民众自治代之而起,则莫斯科对于世界各国而尤其对近邻诸国早已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而使整个波兰以及巴尔干岛诸国民众,在这次大战中,自愿地投身到苏俄来。现在这一个革命的重要条件甚不显著,对于苏俄民众加以警察的压制,其结果已使苏俄邻国的劳动民众不愿与俄国亲近了。红军的侵袭邻邦,在此种国家的民众看起来,并不是解放,实是暴行,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促使世界各国舆论之谴责苏联,便得了便利。由此可知,最后苏联的遭受,不出乎得不偿失之一途。

今次欧战的结果


  问:你认为此次欧战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疆域上将(产)生如何结果?

  答:要推论战事可能的结果,首须解答究竟目前方兴未艾的狂潮能否即可以和解的方式获得绥靖呢,还是战事扩大糜烂到底。
  我个人绝对不相信各中立国的绥靖企图(包括威尔斯所带的锦囊妙计在内,)在较近期内能够有何成就。两个阵营间的矛盾是无可调整的了。任凭希特勒能够在欧洲拓地如何广大,德国资本主义总不能因之获得解决,而且反要严重起来。奥捷波三国的工业都已归并于德国的工业了,他们都苦于国境狭小和原料缺乏。
  而且要保持新拓展的疆土,军事力量片刻不能松懈,希特勒在欧洲方面的胜利,必须到了能够称霸世界的地步,才能有所收获,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非得把英法击破不可。
  希特勒是不能罢手的了,因此协约国方面要不是自寻死路,也是无从歇手的。战事必将延续下去,直至耗竭了所有文化上的资源或引起了革命而后已,人道主义者的悲叹以及援引什么公理,都是于事无补的。

  问:战事结束以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将要成何局面呢?

  答:交战双方的和平计划,非但保守,简直是梦想,换句话说,绝对无从实现。
  英国政府的梦想,是要在德国建立一个中庸保守的君主政体;在奥匈恢复海勃斯堡(Habs buegs)的统治政权,在欧洲各国之间来一个协定,规定原料和商场等问题。
  伦敦方面如果在当初就晓得和爱尔兰成立关于厄尔斯得(Ulster)的和平条约以及和印度成立和平条约的秘诀,它们的行动是不会乖谬的。当时我们所看见的是,恐怖行动,处决人犯,积极和消极的反抗以及流血的绥靖方法。那么我们能够想象胜利的英国肯放弃它殖民地的权益以示好于德国吗?
  原来英国这次如果胜利的话,它想建议重新组织一个国际联盟,保持原来互相对抗的形势,而无旧时的幻想。
  至于法国,其处境更不行了。它本身的经济力量显然和它的世界地位以及它的殖民地统治权不能相称。为要在这种矛盾中,找一条出路,它就想方设法把德国分割起来,好像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历史的年代一转转到一八七○年以前的时代里去了!
  德国民族的统一,乃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分割现在的德国,先得破坏它们的工厂,摧毁它们的工艺,因为这是它们的脊椎,然后再把它们民族中的主要部分加以灭绝。不过这件事实行起来,不像说话那般容易就是了。
  协约国方面所揭橥的维护弱小国家自由独立的计划,听听固然动人,但是一究其实,简直全无内容。
  在帝国主义的利益无限制地统制着整个世界的情形之下,所谓弱小国家的独立,其有名无实,和各种工商企业在托拉斯和大公司统治下的独立,根本相同(关于这点,可参考美国的统计。)
  同时法国尽管想分割德国,德国却也在想把欧洲统一在自己的脚下,所有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都须由德国来统治。这就是世界上最活动也是最强暴的帝国主义底[的]计划。
  要把欧洲在经济上统一起来,就任务本身来说,是进步的。不过成为问题的是由谁来统一?怎样来统一?为什么求统一?
  任何人不能相信,欧洲的国家会愿给国家社会主义的营阵所包围的。要形成大德意志帝国必会引起许多流血的动乱。所以所谓两个营阵间的和平计划,一方面是想把德国巴尔干化,再推广而及于全欧;另一方面则想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变成极权国家的营地。目前这场战事就是为了这二个计划而打起来的。

怎样建立真正的和平


  问:那么照你看起来,怎样才是出路?真正的和平谁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答:第一,上一次的大战,根本上只是此次战事的一场演习,记得在上次大战当中,各交战国政府非但都没有实现它们的和平计划,而且它们的生命,在签订和约之后,没有一个曾经延续长久的。
  那基础深厚的罗曼诺夫(Romanovs)海勃斯堡(Habsburgs)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三系都堕入了深渊,跟着起来的是一批较小的朝代。克利孟梭(Clemenceau)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都失去了权势,威尔逊(Wilson)亦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克里孟梭在生前就预见到将有第二次大战,劳合·乔治呢,却还活着目睹这次新的大难。
  现在各国政府的寿命,也没有一个会比战事更长久的。各方现在所揭橥的和平计划连同倡导的人在内,不久就要被人家淡忘了。一般统治阶级所要维护的计划,只不过想逃避他们自己切身之患罢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现在完全处于穷巷绝路的的境况中了。要不就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彻底加以改革,人类文化无非全部毁灭而已。
  各种势力和利益,彼此间盲目而毫无约束的竞争,必须由有理性有计划和有自觉性组织的规律来代替。要达到这个目的,欧洲经济之统一,便是成败的关键。并且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不是现在的各国政府而是劳动社会领导下的大众。
  欧洲要不是成为旧文化的坟地,它就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众国。欧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众国以后,它就应当宣布各殖民地完全独立,并且和它们在经济上建立友好的关系,然后再按步[部]就班,用以身作则和互相协力的态度,在没有丝毫暴力之下,把它们导入于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组织。
  当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脱离了它们统治阶级的羁绊的时候,它就可以和欧洲的联邦结合,使之更加美满起来。到了那个时候,统一了的欧洲的经济也就浑然成为一体了。
  至于划分国境这个问题,也将和现在一个国家在本国分划行政区域一般简单。在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界线,都可由当地人民依据言语及民族文化等标准,自由加以决定。
  对于专讲现实的政治家,这种理论会像是一种乌托邦吗?但是对于食人生番在食人的时代里,叫他们放弃人肉,也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呢?

美国会参战的


  问:劳动阶级独裁是否就会把美国人权宣言上所载的公民权都排除呢?所谓公民权,当然包括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在内。
  就我们所认识的美国资本主义和你所能在该国窥测到的共产主义之间,照你看起来,究竟有无折衷之余地呢?
  刚才你说过,苏俄方面恐惧战争,因为他们相信战争会引起另一次民众革命。关于这一点,可否请你再详细申论一下?

  答:容我把下面二个问题来合并作答,就是美国究竟会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假使它会如此,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又将取何方式呢?要具体说明这数个问题,我先得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牵入战争。
  胡佛先生新近在一篇预言性质的演词当中带着美国金融市场又带着未卜先知的口吻说:“在欧洲争荣,最后获得胜利的骑士,当为‘饥馑’和‘疫病疠’二人。”
  胡前总统的意思,是想劝告美国远离欧洲的战乱,待至最后一顷,然后靠它们的经济力量,以举足轻重的姿态来奠定全局。
  其实这原不是一种新创的见解。凡是未曾牵入战争的列强,哪一个不是想等到算账的时候,利用它们未曾耗损的财力以自重呢?意大利如此,苏俄日本美国又莫不如此,虽然苏联曾与芬兰交绥,而日本也正在中国进行着不宣之战。
  但是这种政策能够维持久远吗?假使战事继续到底,假使德国军队获得许多胜利——实际上德国军队确会获得极大胜利的——又假使德国统治欧洲的企图真正成为一大危险的时候,那么美国政府就非在下列二途当中择一而行不可了:其一是继续采取远离的政策,任凭希特勒去南征北伐扩展领土,去攫夺得地上的原料来培植它们自己的工艺,来作德国统治全球的准备;其二就是参加战争,帮助协约国方面去剪碎德国帝国主义的羽毛。
  我并没有什么资格配向现在各国政府进劝告的。我就不过要把客观的形势,加以分析而寻出一个结论来。照我想起来,徘徊于上述二途之间,就是美国赈济部前任首脑也会放弃他所主张的中立政策的。
  拥有极端雄厚的工业,又拥有全世界准备金三分之二而同时却又有失业工人一千万众,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想高枕无忧,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或许就在今年,美国一旦参战,那么他们就得忍受种种参战的结果,性质较为严重的,就是在政治上,将会发生剧变。

  问:何以见得呢?

  答:本年二月十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警戒美洲青年会议,叫他们不要采取过激主义;他说要改良现制,必须一步一步逐年进行起来。当然,这样按步[部]就班地进行,假如真正能够实行的话,未尝不是最妥善最有益而且也是最经济的办法。
  可是不幸得很,世界上现行的制度,不是在逐年进步而是在逐年退步。民治制度不是在日臻美满而是在逐渐腐化,它的地位简直就要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了。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出于偶然,尤非一般青年轻进所致。
  资本主义下的独占制度,把中产阶级腐蚀了以后,现在又快要把民治制度吞没了。讲到独占制度,它本身原是生产工具私有制的产物。在某一时期里,生产工具的私有,固然曾经为一切进步的渊源,但是后来它就逐渐和现代工艺发生矛盾,直到现在,它竟成为一切危机,战争,大规模的虐害国民以及反动的独裁政治等罪恶的渊薮了。所以取消生产工具私有制度,可以说是本时代的中心历史任务。取消了这个制度以后,才能产生一个和谐的新社会出来。
  而且依据我们日常的观察,不论产什么东西,绝不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剧变。
  刚才你问我究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能不能有一种折衷的组织。我可以说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其目的就是在此。不过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所做到的,却只是把资本主义最可憎之点给以最残酷的表现罢了。
  还有一种可作为折衷制度的榜样的,应变[注:应指罗斯福新政——录入者注]就是那种新策略了。那么这个实验究竟能不能成功呢?照我想起来,未见得能够成功。第一,失业的人就有一千万之多,那六十个显赫的系统[注:应为“六十家族”——录入者注],又比以前越来越有势力,而最关紧要的,就是要顺着这条路加以有组织的改进,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市场,银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决定一切,而政府方面呢,惟有在事后设法加以缓和,以求适应罢了。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酝酿起来的。但是如果说在欧洲或美洲的社会革命,将以已经落伍的苏俄作榜样,那就大谬不然了。根本的趋向固然不会二样,但是争斗的方式,争斗的方法以及缓急的程度,都须视国情而异。预料下面的一条法则或许可以成立的,实行社会革命的国家越多,外国统治阶级对于它的阻力就越少;那么在性质上此种社会革命就愈缓和,而劳动阶级独裁的方式也就愈不严厉了。此种革命之过程愈短,则新生一个建筑在新的而且更美满更人道的民治政制之上的社会,也就愈来得快了。
  不论在何种场合,一种革命决不能像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法西斯主义一样,去侵犯到人权宣言。假使社会主义不能够建立法律之不可侵性,并确切保障一切附随于人类人格的利益,那么它就一无价值可言。目前苏联式的可憎恶的极权制度,断不是人类所能容忍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政治制度又哪里是一种新社会,它只是旧社会的一张最恶劣的讽刺画罢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你们国内,凭着工艺的能力,凭着合众国组织的方法以及计划经济对于人民可确保的福利,一开头就可以显示出它所能给予人类人格的独立和创造力哩。

对苏联现状的批判


  问:你刚才说过,苏维埃联邦现由一个特权阶级统治着,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怎样享受特权?他们和美国哪一等人相当,可否请你比较一下?

  答:中产阶级民治制度是经过许多次革命而产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溯法国的历史,就够明白了。许多次革命当中,有几次是属于社会革命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推翻了封建的势力;有几次则完全属于政治的性质,再换一句话说,它们一方面虽维持中产阶级私有制的形式,却把统治制度改变了。
  劳动阶级的革命,至少在落后而孤立的国家里面,往往比根据因果关系所能推测想象的来的更复杂。
  十月革命可以说是兼有政治和社会的性质的。它更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制度。总之,从大体上讲,在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里面,一个新的经济基础,其形式虽仍嫌腐败,总算是保有着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的政治制度却完全是退化的。
  苏维埃民治制度,刚刚开端,就为极权的官僚政治所绞毙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提出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一个新民治国家的旗帜而发动政治革命,在历史上讲起来,是无可避免的。

  问:自从苏俄当局放弃了集体安全的政策而与德国携手以后,李维诺夫在苏联里头的前途,你认为将要怎样?

  答:李维诺夫的前途,我倒从来不曾想到过。他又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角儿,不过他在外交界里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官吏罢了。
  苏联和希特勒的谈判,是在民主国家联合阵线这种言论掩蔽之下进行的,关于这一层,李维诺夫是否深悉,我不能确定,但大概是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此与李维诺夫政治行为的外貌,不生冲突。
  究竟他能不能在政治舞台上,保留一席充任的一个新的职位,或竟成为斯大林某几种失败的一头替罪羊,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与政治无干。

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苏问题


  问:你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联合起来以与苏联作对?

  答:前德皇威廉新近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交战双方应当停止作战,庶可联合兵力,援助芬兰。他们应当组成联合阵线替全世界和世界文化扫除共产主义。”
  对于前德皇这种议论,当然没有人应当过分重视的。但是在这一次谈话里,它确把正为人家所思念准备着的极直率的表示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对于他自己的计划,倒并无隐讳。伦敦巴黎方面都竭力想和墨索里尼交好,以谋不利于苏联。华盛顿方面也特地派遣全权大使,前往罗马。美国总统并且还亲自说过,美国对于苏芬战事不能长守中立。他要保护芬兰,也要保护宗教。
  威尔斯(Sunmor Welles)受命往英法德意四国聘问,独有苏联不去。这就是表明他们所要磋商的即在反对苏联,所以要准备一支十字军向苏联进攻,真是不愁缺乏推动力的。
  可是此种趋势困难之处,就是堪与苏联决战一场的,仅有希特勒一人而由日本从旁执行辅助补充的任务。然而现在德国的军队方并力西向,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前德皇的计划,不是在目前就可实行的。但是假使战事延长——事实它是要延长的;假使美国又出来参战——事实上美国总是要参战的;又假使希特勒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事实上他不免要遭遇这种困难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么前德皇的计划就当然要成为当务之急了。
  根据我上面所说的话,你总可以明白,我对于种种各以类聚的势力,究竟处何立场了;我是完全无条件地站在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一方面的,极端反对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其次我反对的就是莫斯科的寡头政治,它的外交政策便利了外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它的内政又使红军日趋于衰弱。

  问:从希特勒在德国得势时起,经德意二国法西斯主义之结合而在欧洲方面组成一个法西斯集团以来,在这个时期里,如果你是苏维埃联邦的领袖,那么你的国际政策当怎样呢?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矛盾。我根本不会做现在的苏维埃联邦的领袖,配充任这个职位的,惟有斯大林一人。
  要不是为了革命时代被一个反动的时代所代替,我个人的权势不会偶然就丧失的。经过长久的奋斗,遭受了无数的牺牲。疲惫的大众,从幻觉中觉醒过来,便都废然引退了。于是充先锋的,便也陷于孤立,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把大权集中起来,于是原居次要地位的斯大林便一跃而为领袖,苏俄国内的反动和世界各处的反动乃相并而起。
  举例来说,在德国方始展开的劳动阶级革命,在一九二三年,就为德国资产阶级所摧毁了,同年在苏俄内又开始了所谓反对托派的运动;中国的革命亦于一九二八年被扑灭,即在是年底所谓托洛茨基反动派都被摈于党外。
  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得势,一九三四年它就实行清党。苏联在一九三五年也开始了可怖的清党,严讯反对派,又解散了共产党旧派和革命干部。
  凡此种种都是主要的事实,表明苏俄官僚政治之强化和世界各地反动之滋长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世界帝国主义加压力于苏联的官僚政治,苏联的官僚政治加压力于而人民,而落伍的大众又加压力于革命前锋,这就是我所代表的革命团体所以失败的原因。我所以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为此。
  要问我假使我处于斯大林的地位,我会怎样做吗?我哪里会处于斯大林的地位呢。我只会处于我自己的地位。我的计划就是第四国际的计划,而第四国际呢?惟有在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环境之下才能够得势。这里我偶然回想到,在上一次大战刚开始的时候,第三国际力量之薄弱,简直还不能和现在的第四国际相比拟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