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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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引发的冲突

　　但在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一个事件，它注定要在此后的政治斗争扮演重要的角色。10月初，苏维埃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代表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报，大本营要求把2/3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为什么？为保卫彼得格勒。不是立即抽调，但必须立即做准备。司令部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这个计划。我们警惕起来。8月末也从彼得格勒整体或部分地抽调了5个革命团队。这是根据当时的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做的，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把一个哥萨克师投向彼得格勒，企图一劳永逸地战胜革命的首都。我们从中得到了在战斗任务的借口下纯政治性地调动团队的经验。把后来的事提前说一下，在十月革命后发现的文件无可置疑地表明，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建议确实与军事目的毫一不相干，不是别人，正是力求把最革命的、也就是他最仇恨的士兵清除出首都的克伦斯基强加给总司令杜鹤宁的。但在那时，在10月初，我们的怀疑引起右翼的护国主义愤怒的风暴。司令部催促我们，克伦斯基急不可耐，他脚下的土地太热了。我们不急于答复。彼得格勒无疑面临危险，保卫首都的问题以其全部可怕的意义摆在我们面前。但有了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经验，在罗将柯关于德国人的占领是拯救的话之后，何以让人相信，彼得格勒不会因其造反精神而被恶意地放弃给德国人？执行委员会拒绝盲目地在抽调2/3的卫戍部队的命令上盖章。我们声明：“必须检验这个命令真的是出于军事考虑，必须建立进行这种验证的机构。”建立与苏维埃士兵部、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处平行的纯作战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它在后来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成了十月革命的实际武器。无疑，当我们提出建立机构，在它的手中集中了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纯军事的领导线索时，我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正是这个机构可能成为不可取代的革命武器。那时我们已经公然地走向起义，为它做组织准备。
　　已经说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10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无疑会提出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但这个决议应该立即落实，否则它就会变成有损声誉的柏拉图式的装模作样。根据事物本身逻辑的结论，我们预定在10月25日起义。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正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代表大会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它是否允许克伦斯基在几百或几千士官生、准尉和突击队员的帮助下包围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它驱散？抽调卫戍部队的企图的本身难道不意味着政府准备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吗？如果它看到我们公然地在全国面前为对联合政权进行致命的打击而动员苏维埃的力量时，它不这样准备，倒奇怪了。
　　这样一来，彼得格勒的冲突就在卫戍部队命运的问题上展开了。这个问题首先触及所有士兵的要害。但工人十分关注这个冲突，因为他们担心，在卫戍部队调出之后，他们会被士官生和哥萨克扼杀。因而，性质极其尖锐的冲突在极度不利于克伦斯基政府的基础上展开了。
　　同时进行的还有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为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斗争，而且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北方区代表大会的名义公然宣布，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废除克伦斯基政府，成为俄国大地的真正的主人。起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它是在全国人的眼下完全公然地展开的。
　　在10月期间，关于起义的问题在我党内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躲避在芬兰的列宁在许多信中坚持更果断的策略。在底层产生迷误，并对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却没有从自己的口号中得出实际结论积聚起不满。10月10日召开了列宁出席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提上日程的是起义问题。除了两票反对外，绝大多数决定，应该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的武装起义，是拯救革命和国家避免彻底崩溃的唯一手段。^[1]

^[1] 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迫在眉睫的起义问题。他在10月写的一系列信中，批评妥协政策。与起义方针紧密相关的还有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分歧。列宁的两封信阐明了他在9月底和10月初的立场。
　　抵制预备议会的观点在我党领导层中获得胜利之后（众所周知，1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预备议会），又出现了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问题。
　　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我党党员Г.К.苏汉诺娃家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通过了下述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无论是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舰队的起义是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的极端表现，其次是帝国主义分子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对和平的威胁），还是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决定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所有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这与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相信我党（莫斯科的选举）紧密相关，最后是显而易见的筹备第二次科尔尼洛夫暴乱（抽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把哥萨克调到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

　　这就是承认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成熟了，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党组织以此为指导，从这个角度讨论和解决所有实际问题（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抽调彼得格勒部队，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中央委员中反对这个决议的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次会议无疑是我党夺取政权斗争中的转折点。但它不仅没有消除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歧，反而使它们激化。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10月12日的信就是证明（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新生活报》上泄露起义日期。——译注）这些分歧直到起义前和起义后的第一阶段才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