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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之日



  10月25日清晨,党的印刷所的两位男女工人来到斯莫尔尼宫,告之政府查封了我党的机关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份新报纸。当局的一批特务封闭了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撤销了命令,承担起保卫两份报纸的责任,“保卫社会主义言论自由,防止反革命破坏的光荣责任赋予英勇的沃隆斯基团。”[1]
  从此以后,印刷厂一直没有间断地工作,报纸按规定时间出版。
  政府仍在冬宫开会,但它已经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复存在。10月25日,冬宫逐渐被我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包围。下午1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克伦斯基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之前,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在几天以前就离开了芬兰,隐藏在市郊的工人住宅里。25日傍晚,他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据报纸报导留给他的局面的印象,似乎我们正在与克伦斯基政府达成临时妥协。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大喊大叫迫近的起义,武装士兵走上街头,不可避免的导致血流成河的屠杀,现在它却没有发现事实上已经爆发的起义,把司令部与我们之间的谈判当真了。与此同时,在没有混乱,没有街头冲突,没有射击和流血的情况下,守纪律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员的整齐的队伍根据斯莫尔尼宫三楼小房间来的准确的命令,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机构。
  傍晚举行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唐恩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他发表了指责造反者、占领者、暴动者的讲话,企图用起义的必然失败来吓唬代表大会,它将在几天内被前线的力量所镇压。他的讲话没有说服力,在这个大厅里也不合时宜,这里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欣喜若狂地注视着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的进程。
  冬宫那时已经被包围,但还没有占领。时不时地从它的窗户里向围困者打枪,后者缓慢、小心地缩小着自己的包围圈。从彼得保罗要塞向冬宫发了两三炮。遥远的隆隆声传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墙边。马尔托夫无力、愤怒地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讲到内战,特别是包围冬宫,在其中的部长之中有孟什维克党的党员——啊,太可怕了!从战地前来通报战况的两个水兵上台反驳他。他们向揭露者提起6月18日的进攻,旧政权的整个背叛政策,对士兵恢复死刑,逮捕和捣毁革命组织,并发誓,不胜利,毋宁死。他们带来了我方在宫殿广场上最初的牺牲的消息。所有人都站了越来,就像是根据看不见的信号一般,一致唱起了《葬礼进行曲》,这种一致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谁经历过这个时刻,是永远不会忘记它的。
  会议中断了。不能在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战斗的回声和在冬宫宫墙边的枪击声中对建立政权的方式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这个政权本身的命运正是在那里实际决定的。但是,冬宫的夺取被拖延了,这是代表大会不太坚定的分子的动摇所致。右翼通过自己的演讲人预言我们很快就会灭亡。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从宫殿广场来的消息。过了一会儿,领导战斗行动的安东诺夫来了。大厅里鸦雀无声。冬宫已经被占领,克伦斯基逃跑了,其余的部长们已经被捕,并被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十月革命的第一章结束了。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共才有60个人左右,即约占代表大会的1/10,他们抗议着离开会场。因为他们别无它计可施,只好把对今后的责任会推给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后者经历了动摇。过去把他们与切尔诺夫的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党的右翼彻底靠拢了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市民知识分子、农村的富裕阶层,在所有决定性的问题上都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携手反对我们。该党最革命的分子反映了最贫穷的农民群众的激进的社会要求,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它的党的向往。但是他们害怕割断把他们与旧党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当我们退出立宪议会时,他们拒绝追随我们,并警告我们别“冒险”。但起义使他们必须面临选择:赞成苏维埃或是反对苏维埃。他们不无犹豫地召集了自己的队伍,与我们站在了街垒的同一边。




[1] 此处有误,在命令中说的不是沃伦斯基团,而是立陶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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