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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面貌

——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进一步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
  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据某些报导,他甚至已经被监禁。最著名的黑色百人团的人物已经被捕,某些民愤极大的已经被打死,新内阁由十月党[1]人、自由派[2]人士和激进分子克伦斯基[3]构成。宣布了大赦令。
  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重大的事实。这是整个外部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事实。在这些政府上层变化的基础上,欧洲和美国资产阶级评价事件的意义,宣称革命已经胜利,走向尾声。
  沙皇和他的黑色百人团只是为保持政权而斗争。战争、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盟友”的利益,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他们准备在任何时刻与霍亨索伦王朝[4]和哈布斯堡王朝[5]媾和,以便腾出最忠实的团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
  杜马中的进步联盟不信任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这个联盟由俄国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这个联盟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获得胜利;二是在国内进行改革:更加制度化、更多的监督、更多的知情权。俄国资产阶级需要胜利是为了夺取市场,夺取土地和发财。俄国资产阶级需要改革首先是为了胜利。
  但进步的帝国主义联盟希望的是和平的改革。自由派企图通过杜马对君主制施加压力,通过英法政府的协作来控制它。他们不希望革命。他们知道,革命将把工人力量推上前台,意味着对他们的统治的威胁,首先是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的威胁。城乡以及军队本身中的劳动群众希望和平。自由派知道这点。因此他们始终是革命的敌人。几个月前,米留可夫在杜马声明:“如果为了胜利需要革命的话,我就放弃胜利。”
  但是,自由派现在由于革命已经登上了权力的宝座。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这个事实外什么也看不见。现在,米留可夫以新外交部长的身份宣布,革命是在战胜外国敌人的名义下进行的,新政府将承担起把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纽约交易所也正是这样看待俄国革命的:自由派已经掌权,应该需要更多的弹药。
  在交易所中有聪明人,在资产阶级报人中也一样。但只要事情涉及到群众运动,所有这些人就都以愚钝而著称。他们以为米留可夫领导革命,就像他们领导着银行或报社一样。他们看到的只是正在展开的事件的自由派政府的反映,历史潮流表面上的泡沫。
  在战争已经进行了32个月之后,群众长期压抑的不满如此之晚才喷发出来,并不是因为在群众面前立着已经摇摇欲坠警察的堤坝,而是因为自由派的机构、机关报和它们的社会护国主义的走狗对觉悟最低的工人阶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相信“护国的”纪律和秩序是必须的。在最后时刻,当饥饿的妇女已经走上街头,工人准备用总罢工来支持她们时,据电讯报导,自由派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呼吁和规劝阻止事件的发展,就像狄更斯的那个想用地板刷来阻挡海水涨潮的女主人公一样。
  但运动是从底层的工人区展开的。军队经过几小时和几天的犹豫不决、相互射击、冲突后,它站到了下层起义的一边,这一过程从士兵中最优秀的部分开始。旧政权已经软弱无力、瘫痪,被消灭了。黑色百人团、官僚们像蟑螂一样藏到了角落里。
  这时才轮到杜马出场。沙皇曾企图在最后时刻解散它。如果它有可能解散的话,它就会像前几年一样地驯顺地解散了。但统治两个首都的已经是革命群众,就是它违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愿走上街头进行斗争。军队站在人民的一边。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话,革命政府将从起义的工人群众中产生。第三届杜马从来没有下决心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但它不能不利用已经形成的空位期:君主制已经从大地上消失,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罗将柯们很可能企图钻进门缝里,甚至肯定会这么做。但英国、法国大使居高临下地监视着他们。“盟友”无疑介入了临时政府的建立。站在尼古拉二世的单独媾和工人群众的革命和平的危险之间,同盟国政府认为,唯一的拯救在于把政权转交到帝国主义进步集团手中。俄国资产阶级现在在金融方面十分依赖伦敦,英国使者的“建议”在它听来就是命令。违背自己已往的历史、违背自己的政策、违背自己的意愿,自由派资产阶级掌了权。
  现在米留可夫说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些话从他的喉咙里说出来并不容易:他知道,它们肯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愤怒。但为了伦敦、巴黎和……美国的交易所,米留可夫必须这么说。很可能,米留可夫好战的宣言用电报发往国外,却对自己的国家隐瞒。因为米留可夫清楚地知道,他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进行战争,粉碎德国,肢解奥地利,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波兰。用勤
  群众为要求面包和和平而起义。几个自由派分子当政不能填饱群众饥饿的肚子,也不能治好任何人的伤口。为了满足人民最强烈、最紧迫的需求,需要和平。但是,自由派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连提都不敢提。首先是由于盟国,其次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在人民面前要为战争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米留可夫们和古契柯夫[6]们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佞党一起使国家卷入了这场可怕的帝国主义冒险。停止这场不幸的战争,回到破木盆前,[7]会导致在人民面前进行清算。米留可夫们、古契柯夫们对消灭战争的恐惧不亚于他们对革命的恐惧。
  他们就是这样坐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得不进行战争,不能指望胜利,他们害怕人民,人民不相信他们。
  “……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是属于旧社会的了;……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推着它走……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8]
  在伟大导师的这几句话中,描绘出完整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画像,在我们的三月革命后掌权的它就是这样站在我们的面前。“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眼睛,没有牙齿”,这就是它的政治面貌。
  对俄国和欧洲幸运的是,俄国革命有另一个真正的面貌:电讯报导说,工人委员会与临时政府对抗,它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抗议自由派窃取革命果实,把人民出卖给君主专制的企图。
  如果革命现在就停住脚步,像自由派所要求的那样,明天沙皇贵族官僚的反动将聚集自己的力量,把古契柯夫们和米留可夫们从他们那并不牢固的部的战壕中打出去,就像普鲁士的反革命当初把所有普鲁士自由派代表抛出去一样。但俄国革命没有止步。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它将横扫挡在它前面道路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就像它今天横扫沙皇反动派一样。

《新世界》第938期,
1917年3月17(4)日





[1] 十月党即“十月十七日同盟”,1905-1917年俄国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因1905年10月17日的诏书而得名。这份诏书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要求。领导人有А.И.古契柯夫、М.В.罗将柯等。出版的机关刊物有《言论报》和《莫斯科呼声报》。在国家杜马中先后与立宪民主党和保皇派联合。十月革命后成为内战的组织者,并参加白卫军政府。——译注

[2] 指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就其社会纲领和实践与西欧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一致。

[3] 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ë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2-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191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3-5月)、陆海军部长(5-9月),7月8日起任总理,8月30日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组织反苏维埃暴乱。后逃亡国外。——译注

[4] 霍亨索伦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腓特烈威廉、腓特烈二世、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译注

[5] 哈布斯堡王朝系奥地利历史上的王朝(1282年起为公爵,1453年起为大公,1804年起为奥地利皇帝)。1526年吞并捷克、匈牙利和其他地方,成为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1867-1918年称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438-1806年,不包括1742-1745年),也是西班牙国王(1516-1700年)。主要代表人物有: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西班牙)、玛丽亚.特雷西亚、约瑟夫二世和弗兰兹.约瑟夫一世。——译注

[6] 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领袖,第三届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7] 比喻一无所获,引用的是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结尾部分,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最后失去了已经得到的一切,重返她的家中,那里只有一只破木盆。——译注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6卷第126-127页,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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