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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战俘营
必要的说明
公布关于我在英国人那里当俘虏的一个月的文件，现在对我来说是有政治必要性的事。资产阶级报刊——即那个散布反对被迫经过德国回国的政治侨民的十足黑色百人团诽谤的报刊——一碰上取道太平洋返回祖国的俄国侨民受到英国强盗般的袭击一事，就装聋作哑。今天成了政府报刊的当仆从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报刊的作法更体面些：它没有动机说明这个微妙的情况，即还表现出对侨民-“老师”毕恭毕敬的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原来是劳合.乔治[1]的最亲密、最直接的同盟者，他在太平洋广阔的水路上抓住这些“老师”的脖领子。在这个悲喜剧的情节中令人信服地揭示英国统治者对俄国革命者的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神圣同盟的一般意义，公民策列铁里、[2]切尔诺夫[3]和斯柯别列夫[4]就是为它服务的。
因为无论是内阁左派集团和政党发表什么样的声明，社会主义者部长们都要承担那个他们是其中一部分的政府的全部责任。李沃夫-捷列先科[5]的政府不是与那些被英国帝国主义者关押在监狱中的英国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林、[6]埃斯尼等，而是与那些监狱看守——劳合.乔治和韩德森[7]结盟。
战争的头两年我是在法国度过的。在那里我有机会相当充分地观察在“解放战争”时代的米勒兰主义[8]的经验。当然，盖得[9]和桑巴[10]以迫使他们加入战争内阁的十分特殊的、前所未有的形势——祖国在危险中，德军已经兵临巴黎城下，全面崩溃，必须保卫共和国和革命传统——为借口，总之，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今天以更幼稚的形式散布的正是他们当初阐述的论据，就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米勒兰主义与盖得和桑巴的米勒兰主义有天渊之别。
在法国部长同志们的善意的参预下，我因我在俄文国际主义报纸《我们的话》[11]的工作以及参加法国“齐美尔瓦尔德” 运动[12]而被驱逐出法国。顺从俄国外交官指挥的瑞士政府拒绝让我入境。法国宪兵为了维护共和国的荣誉，换上了便服，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上。三天后，巴黎警察局长洛兰给马德里警察拍了封电报，通知“危险的鼓动者”某某越过了西班牙国境。西班牙警察除了逮捕我，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在谘询了国会后，把我放出马德里“模范”监狱，把我押送到比利牛斯半岛的西南端卡迪斯。当局想立即把我从那里送往哈瓦那，只是经过威胁、反抗、西班牙的和某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干预之后，才允许我和我的家人前往纽约。
在那里过了两个月后，我们听到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包括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内的一批俄国的被驱逐者企图乘第一班轮船返回俄国。但俄国社会主义者宁愿让劳合.乔治来安排。在哈利法克斯，英国当局把我们从轮船上抓下来，关押在战虏营中。关于这次逮捕的情况和监禁条件，在下面那封致外交部长的信中描述了。这封信我是在被释放出英国战俘营后在丹麦的轮船上写的，是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但在芬兰火车把我送到别洛奥斯特罗夫铁路车站之前，立宪民主党领袖已经被其对英国交易所忠诚的重负所压倒。但是，捷烈先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接过了米留可夫先生的遗产，就像后者完全接过了沙皇外交的遗产一样。因此，这封写给米留可夫先生的信，是有充分权利寄给捷烈先科先生的。信的原件是通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齐赫泽[13]转交的。
关于德国战虏，我在这里还要说几句，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们约有800人：从被英国人击沉的德国军舰上俘虏的500名水兵，战争爆发时滞留在加拿大的200名工人，军官和被俘的资产阶级文职人员约100人。关系从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在普通战俘得知我们因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被捕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军官和海军上士单独关押，他们马上认为我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然而普通士兵却对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在集中营度过的这一个月就像是连续不断的集会。我们给俘虏讲述俄国革命，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社会主义内部的派别。民主群众与军官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尖锐，军官中有人仍在给他属下的水兵记“操行”。最后，军官们去找集中营长官上校莫里斯，汇报我们的反护国主义的宣传。英国上校当然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禁止我继续公开演讲。不过，这已是我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最后几天的事了，这只能使我们和德国水兵、工人更加接近。他们以530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来抗议上校的这项禁令。
当把我们押出集中营时，难友们隆重地欢送我们，这场面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军官和上士们是护国的少数派，他们躲在他们的房间里，而“我们的”国际主义者们沿着整个过道排成两排，乐队演奏了社会主义进行曲，友谊的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来……一位战俘做了简短的发言，表达了自己对俄国革命的欢迎，真诚地诅咒德国政府，并请我们转达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兄弟般的问候。这样，我们在阿默斯特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诚然，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公爵李沃夫、齐美尔瓦尔德分子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认为，与德国水兵亲如兄弟是违背国际社会主义基础的。在这点上，他们与霍亨索伦王朝政府走到一起，它也同样禁止这样的兄弟情谊，诚然，它的理由不那么虚伪。
无须说，美国和加拿大报刊称俘虏我们是因为我们“亲德”。国内的黄色-立宪民主党走的当然是同一条道路。在战争期间，“亲德”的指控我听了不只一次。当法国沙文主义者准备把我驱逐出法国时，曾散布过关于我的泛日尔曼倾向的流言。但法国自己的报纸此前报导了我因我的用德文出版的旨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多数的政策的小册子《战争与共产国际》而在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这本小册子在战争开始时在苏黎士出版，它被瑞士社会主义者运到了德国，还是那些左翼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14]的朋友在那里广为散发，德国黄色刊物诬陷他们是沙皇和英国交易所的代理人。这样，在米留可夫们和所有他的盖森们对我们的卑劣行径中，没有丝毫的独特性。这是逐字从德文翻译来的。
英国大使布坎南先生在彼得堡走得更远：他在其为报纸刊登的那封信中干脆说，我们返回俄国是得到推翻临时政府计划的资助。据转告，在“知情”圈子里甚至说出了资助的数额：整整一万马克。原来，在德国政府的心目中，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的稳定性就值这么一点钱！
一般来说，不能说英国外交不“谨慎”，也不能说它没有装饰性的、纯外表的“绅士风度”。然而，英国大使关于我们得到德国资助的声明，显然缺乏这两种品质：它的卑鄙只能和它的愚蠢相媲美。这只能用下面一点来解释：大不列颠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有两种风度：一种是对“文明”国家的，另一种是对殖民地的。布坎南先生曾是沙皇君主专制的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又转变为共和国的朋友，他觉得自己在俄国就像在印度或埃及一样，因此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克制自己。大不列颠当局认为自己有权把俄国公民从中立国的轮船上抓下来，关进关押战俘的集中营；大不列颠的使者认为可以用最卑劣的诽谤来反对俄国革命活动家。这确实应该结束了。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促进这个时刻早些到来，那时革命的俄国将对布坎南先生和他的主子说：“劳驾把脚从桌子上拿开！”
[1] 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注
[2] 策列铁里（Ин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3] 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是几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逃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译注
[4] 斯柯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1938）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政府劳动部长。1921-1925年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法国的全权代表。192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译注
[5] 捷列先科（Михаил И ванович Терещенко，1886-1956）俄国资本家、糖厂主，接近进步党。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后来逃往国外。——译注
[6] 马克林（John MacLean，1879-1923）系英国社会党（1911年创立）左翼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厂工人代表运动的参加者。——译注
[7] 韩德森（Arthur Hehderson，1863-1935）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该党书记。1915-1917年任内阁不管部大臣，9124年任内政大臣，1929-1931年任任大臣。——译注
[8] 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社会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领袖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一种思潮。“米勒兰主义”这个术语是因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米勒兰事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机会主义倾向同革命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译注
[9] 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原名马蒂约.马集耳，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勒阿弗尔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曾同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可能派进行斗争。法国社会党（创建于1905年）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5年10月任国务部长。——译注
[10] 桑巴（Marcel Sembat，1862-1922）法国社会党改良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1914年8月-1917年9月任“国防政府”公共工程部长。——译注
[11] 《我们的话报》是托洛茨基于1915-1916年在巴黎办的一份反战报纸。——译注
[12] 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系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引发的反战运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是1919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与会的有俄国、波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38名代表。列宁在会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中派和半中派多数进行斗争。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译注
[13] 齐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ë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索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往国外。——译注
[14] 李卜克内西（Karl Libknecht,1871-1919）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年）之一。1900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属党内左派。1912-1916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16年因号召推翻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而被判处苦役，1918年获释，为进一步发展1918年11月革命形势而斗争，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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