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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
在1916年3月3日的国家杜马的会议上，米留可夫先生反驳来自左面的批评：“我当然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把我们引向失败……但我知道，俄国的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难怪我们的敌人对此是如此渴望。如果人们告诉我，为胜利而组织俄国，意味着为革命而组织俄国，我就会说：在战时，最好让它还像战前那样是一盘散沙。”这段引文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证明了在去年，米留可夫先生像今天一样，不仅只是把国际主义上，而且把整个革命都看成是德国皇帝的代理人：对自由派诽谤者来说，这样的评价是最准确的。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米留可夫先生的预言：“我知道，俄国革命一定会把我们引向失败。”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作为史学家，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曾经有过引向胜利的革命。但作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家的米留可夫先生不可能不明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想法不能在革命群众的胸中激起热情的火焰。米留可夫预感到这一点，甚至深知，在他的战争中，革命是不可能带来胜利的。
诚然，当革命爆发后，米留可夫先生企图把它拴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为此，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保险柜用刺耳的金属声狂热地欢迎他。但这个企图受到工人士兵的半本能的抵制。被迫把米留可夫先生抛出了内阁：我们看到，革命真的没有给他带来胜利。
米留可夫走了，但战争留下了。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在一定时间内隐藏起他们的帝国主义爪子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也许，这个联合在国际政策领域——首先是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性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在前线进攻和对我们的盟友的不渝的忠诚”（立宪民主党的决议）的名义，把自己的代表派到这个政府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进入内阁是为了“不脱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它的国际盟友，尽快地、尽可能在不伤害它的所有参加者——不兼并、不赔款，甚至保障民族自决权——的情况下都结束战争。
在更有利的时机前，资本家部长们拒绝割地：他们以这个纯口头的让步赢得了他们的民主派合作者不退出盟友的行列，调动军队使它能够进攻。放弃（暂时）君士坦丁堡，帝国主义分子先生们蒙受了相当可疑的损失，因为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但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没有变得更短，而是更长了。民主派为了感谢自由派成问题的柏拉图式的放弃君士坦丁堡，继承了沙皇外交的全部遗产，承认了它签订的所有协议，并用全部革命权威来为纪律和进攻服务。这个勾当首先意味着革命“领袖们”放弃独立的国际政策：对一个虽是多数，却自愿地放弃政权的怯懦的市侩党来说，这样的结局是最自然的。委托李沃夫公爵组建革命行政机构，委托盛加略夫公民恢复革命的财政，而柯诺瓦洛夫公民组织工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不让里博、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先生们领导俄国革命的国际命运。
这样一来，如果革命在其今天的阶段上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但它对这场战争的活的力量——军队——产生了最深刻的作用。旧的强制性纪律消失了。士兵们问自己：他为什么应该流血？现在他要比在沙皇制度下更珍惜它。秘密协议的问题浮上水面，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要粉碎士兵的革命民主的反抗，催眠他们被唤醒的政治良知，直到宣布原则上“重新审查”旧条约前，让革命军队为那些旧目的服务。这项工作是十月党的粗野人古契柯夫所不能胜任的。为了完成它需要“社会主义者”。在部长中“声望最高的”克伦斯基身上找到了他。
克伦斯基公民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展示了他的理论知识。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对法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夜郎自大的外省人的议论更平淡的了。克伦斯基先生的政治公式也同样不以清晰和深刻见长。但他无疑具有用革命装饰庸俗的天分。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市侩在克伦斯基身上认出了自己，只不过是经过“包装”，而且不是在日常环境下，而总是在一出英雄剧的舞台上。
为加快进攻（在盟友的整个帝国主义战线上）的准备而大手大脚地浪费了自己的声望，克伦斯基自然成了有产阶级的最宠爱的人物。不仅捷列先科先生对我们的盟友对“克伦斯基的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表示满意；不仅对左派部长们严厉的《言论报》始终不渝地强调对陆海军部长好感，就连罗将柯本人也认为他有责任指出“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进行的崇高的爱国活动”：“为祖国的利益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个年轻人每天都在以双倍的力量恢复（？）自己的精力”，这是十月党的杜马主席的原话。这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当然一点儿也不妨碍罗将柯希望，当克伦斯基的“创造性工作”达到应有的高度时，由古契柯夫回来接替他。
此时，捷列先科的部长却企图让盟友们把他们的帝国主义胃口放到革命民主的祭坛上。很难想象比这更加徒劳的、更搞笑的工作了，虽然它卑躬屈膝到了如此的地步。当捷列先科先生以外省民主派报纸社论的风格对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滑的生意人说明，俄国革命是强大的思想运动，它表达了俄国人民追求平等……等的意志；当他接下来“不怀疑俄国与它的盟友（世界性掠夺的老奸巨滑的生意人）牢不可破的一致将充分保证根据俄国革命提出的原则，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充分的一致”，就很难不让人对这种软弱、虚伪和……愚蠢的大杂烩产生厌恶感。
在这份文件中，资产阶级当然为自己保留了裁决权：“对盟国的共同事业的始终不渝的忠诚”，排除了单独媾和的协议的不可侵犯性，把对战争的重新审查延迟到“条件有利时”。这意味着，直到“条件有利时”之前，号召俄国士兵为那些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流自己的血，而这些任务不是应该公布，而是应该重新审查。策列铁里的整个政治视野在他提请全俄代表大会注意这份外交文件时表现出来的自满中暴露无遗，他说在这份文件中，“以革命政府的语言明确和坦率地讲述了俄国革命追求的是什么……”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对乔治和威尔逊的规劝的怯懦无力，也保留在执行委员会对谢德曼、韩德森和托姆[1]的规劝的那些照会中。在这点上至少有路线的一致也许甚至是同一支笔，谁知道呢？
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最近一份外交文件的淋漓尽致的评价，我们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法文报纸《L’Entente》找到了，乍看起来真有些出乎预料，因为这是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宣誓对他们“始终不渝的忠诚”的盟友的半官方报纸。
这家报纸说：“我们愿意承认，外交界带着一定的不安等到了这份照会……”半官方报纸承认，很难找到盟国间背道而驰的利益的表述公式。“至于说到俄国，则临时政府的处境非常微妙，充满了危险。一方面，需要考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观点，尽可能地反映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珍惜国际关系和友好的强国，不能把苏维埃的法律强加给它们。
“可临时政府出色地、光荣地摆脱了这个困境。……”
在我们眼前的这份文件中，革命教义的要点以应有的方式写入、记录在其中，并得到临时政府的权威的巩固。没有任何缺点。所有美好的幻想、词典中的所有伟大词汇都各就各位。里面有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总之是应有尽有……最受尊重能言善辩的同志也不能反驳；从这方面临时政府再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但是……盟友呢？”报纸问道。奇迹就在这里！借助于研究和阅读、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年轻俄国民主的友好态度，盟友们在照会这个或那个地方中找到了有助于巩固他们有点动摇的信心的甜蜜理由。他们清楚地知道，临时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对它的平庸不应该太严厉……政府为盟友们提供的主要保障在于，1914年在伦敦签署的协议将不会受到重新审查。现在在我们这里，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我们这里也只能这样了。事实上，很难对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外交“散文”给予比法文报纸更加羞辱人的评价了，后者从法国大使馆中汲取暗示。这个评价对捷列先科先生或那些支持他的人来说，并非是不愉快的，对那个如此热烈地对我们推荐他的文件的“明确坦率的语言”的策列铁里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为了完成“安慰最受尊重的同志们的良心”的委托，他对代表大会信誓旦旦地说：“其中没有一点儿吞吞吐吐。”
但是，他们错了，这些外交散文的作者们：他们谁也安慰不了。对克伦斯基的号召，策列铁里的规劝和威胁，生活以可怕的打击做了答复，就像黑海水兵的愤怒一样，真是意味深长。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对我们说，那里是克伦斯的支柱和“护国主义”进攻的堡垒。现实再一次无情地驳倒这个断言。在对外政策方面，停留在旧的帝国主义协议和责任的基础上，在国内对有产阶级投降，因此不能用革命高涨和内部纪律的统一把军队联系起来。所幸的是，克伦斯基的军曹的棍棒太短了。
在部长先生们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如此滔滔不绝地捍卫的这条道路上，是不会有出路的。
《前进》杂志第3期
1917 年6月28（15）日
[1] 阿尔伯特.托姆系盖德最亲密的学生，早在战前就已经向右转了。在战争年代中，托马成了狂热的社会护国主义者。1917年，阿尔伯特.托马与韩德森、王德威尔得一起前往彼得格勒，劝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继续战争。后来，托马的活动集中在组织国联下属的国际劳动局上，该组织的基本目的是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帮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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