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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晚间会议上就战争问题的讲话[1]

(6月9日)



  同志们……(喊声:“我们算您的什么同志?”)……我认为,在这里讨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遭遇到与我们关于政权问题的争论的同样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或几乎是这样,似乎此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经验,似乎不存在代表苏维埃、革命的或联合的政权以及对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的一定的态度、这个纲领的一定的结果似的。而争论本身在联合内阁的真正保卫者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展开。我们有理由或是没理由称自己是革命议会。据我的不仅在刊物上、还有在这里表达的看法,这里的潮流更接近于自由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喊声:“什么潮流?”……)……我根本不想以此来伤害任何人,这是政治形势、政治集团。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喊声:“说出准确名称”……嘈杂声。)
  ……同志们……(喊声:“什么同志?”)……同志们、公民们,我请求你们对待这个问题像我们对待它一样平静,我们是少数,像所有少数一样,处于比你们更加不利的条件中,因为你们决定日程,问题的实质,你们在主席团中是多数,通过你们的决议是有保障的。因此我认为,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表现出稍稍多点的平静,不要引起少数的理所当然的反应。(主席:“请不要妨碍演讲者。时间是有限的。你们夺去的了他的时间,反正我会还给他的。”)
  我指出,争论围绕着非常古怪的问题展开。发言的有临时政府的保卫者和临时政府的成员、即部长们:如克伦斯基,他做了反对国际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的讲话,好像在当前的条件下,临时政府的活动任务归结为调动最成功的论据来反对列宁同志。从陆海军的角度,好像调动最成功的论据应该是为了反对德国人。但我们的全部争论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这个虚假的问题进行的。我们不得不每次请部长们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来,让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对这种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是国家的战争形势——它是在三个多月的革命结果中形成的——实质有什么打算,以及摆脱它的途径。你们不认为,执政党或联合的执政党、临时政府以及那些你们已经大规模地尝试过的方法至今没有导致你们的加强,也没有导致我们共同加强,而事实上是导致进一步的削弱?你们不认为,对军队瓦解的抱怨——不是来自我们方面,主要是来自你们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是你们应该首先或是与我们一起研究的?我拿一些人的告人民书[2]为例。在这份告人民书上有一批军事活动家和一批非军人的活动家如普列汉诺夫、捷依奇、[3]查苏利奇、[4]洛帕廷等的签名。整个这份写于三天前的告人民书昨天刊登在所有彼得格勒的报刊上,它说,俄国军队处在不断瓦解的状态中,军队中胆怯和私利成风,进攻是不能实现的;一些人应征入伍,通过个人的英雄榜样引导军队走上进攻的道路。我认为,这份文献是被粗暴地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它反映了某个事实:即被所有报刊称为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支完成了胜利的革命的俄国军队。当然,这支军队没有站在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的高度上。我在在此引用的我的文章里指出了这点。这是一支从俄国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它们的全部落后性、今天还没有消灭的昨天的野蛮中走出的军队。但这是我们的军队,那支完成了俄国革命的英勇的军队。一切都以个人问题和个人利益在军队中占上风来解释,是这些瓦解了军队。我认为,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体面的。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军队,那支在它的每一个战斗部分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解放,承受了在危机的日子里与革命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危险,那时革命的命运还在未知中,我们整个这支军队和它的每一个部分现在也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它内心承认的共同的政治目标。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对整个俄国历史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俄国军队的过去的心理——蝗虫或海鲤的心理,像格列勃.乌斯宾斯基[5]所说的那样,数十万人消极地、不理智地死去,至死也不清楚自己牺`牲的实质,也未曾给自己提出这个牺牲的主观和客观的目的的问题。我说:让被我们留在后面的历史时期永远受诅咒!如果我们现在重视英雄主义,不应该是那种群众性的、不理智的、无意识的,而是能够经过每一个个体意识的英雄主义。(掌声。)我说,就是在这支经过了革命,经历了革命的军队里,能够也应该存在、今后仍将存在能够促进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军队在一致的热情下团结起来的思想、口号和目标。人们对我们说:“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对军队提这样的问题,弟兄们,你们是否愿意为那些把你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而进攻。”不对!只有资产阶级庸人才认为,如果关于进攻的问题提交给整个军队讨论的话,就会破坏它的纪律,削弱它的进攻激情。我坚信,法国大革命的军队通过投票或任何其他适当的方式,完全自觉地能够响应、也响应了进攻的号召。
  问题在哪里?全部问题在于,能把军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目标当前并不存在……(喊声:“存在。”)……同志们,如果有的话,就不会有对瓦解、崩溃、无政府状态的抱怨了。更不会有在这里、在这个会议上的我们的悲惨的争论了。问题在哪里?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临时政府自己当着全世界的面和俄国革命军队的面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我们的战争是作为遗产得到的。它不是我们搞出来的。军队把它驮在自己的背上从旧的专制制度中拖过来的。我们的临时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目的的问题。以什么形式?以必须重新审查过去的战争目的的形式,而且在俄国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面前,感谢上帝不再是神圣的牲畜,而是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战争的命运的士兵。他们面对的关于战争目的的问题是在被革命政府权威和你们的权威神圣化了的主观形式中出现的,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做出必须重新审查从沙皇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的战争目的的决议。这就是军队状态、它的心理的基本事实,你们离不开这个基本事实,用什么样的诡辩都躲不开这个事实。每个会思考的士兵都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他将为什么样的目的进攻,或者如果用更主观的形式说,每个会思考的士兵对自己说:我今天流的5滴血中,是否为俄国革命的利益流的只有一滴,而其余4滴都是为法国交易所和英国帝国主义流的。
  同志们,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你们可能会说,那些这样议论的士兵错了,但他们犯这个错误的责任在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提出了问题,临时政府把这个问题放到了自己的崇高的权威下。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进攻就不会有必要的心理和道义的前提。临时政府自己暴露了它怀疑那些军队应该为之战斗的目的的合理性,同时它也暴露了它没有能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是没有客观可能性为自己实现重新审查这些目的。临时政府的全部全部活动和补充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别的,就是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断言,说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立即实现对那些目的的激进的重新审查,而你们士兵、工人和农民则必须马上在它们的名义下为他们流你们的鲜血。
  在这些条件下,军队进攻、军队统一的问题只能在上面的压力、只能靠政权零星的权威和威严的喝斥下解决。但被唤醒的军队革命意识的复杂的心理机制、最微妙的工具,它反正会发挥出强大的反抗力,在某些情况下以更加畸型的形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以正常的、有组织的形式;被唤醒的军队面对战争意义的问题,但没有给它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进攻的前夕和进攻时,它的反抗会在所有地方表现出来。在这个军队中,恰恰不是最坏的、而是最好的分子将说:“你们自己说过,战争目的有疑问。你们把我们投入战斗,没有给关于战争目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抗议。你们惩罚我们,你们以此创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为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目的服务的,它们用镣铐把你们、即临时政府与巴黎的交易所和英国、美国帝国主义拴在一起。如果有你们自己行动的口号,那么它们应该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头脑中。”
  临时政府建议的是什么?(喊声:“该怎么办呢?”)……问我该怎么办。在你们问该怎么办之前,你们首先应该汇报你们自己在干什么,因为你们是多数……(掌声。)因为政府代表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有责任向我们报告,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代表派到政府里去,他们能够推行什么政策。我的回答是,在你们得到给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权利之前,你们应该先给我们关于你们的政策的答案。在这里、在一次党团会议上你们说过,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少数。这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我们没有投临时政府的票,我们没有派任何人,我们是少数,我们持批判立场,承担这个立场的所有有利的和不利的后果。你们是负责的多数。凭你们的称号,你们应该指出出路。
  还拿那个黑海舰队为例。你们听说喀琅施塔得闹独立,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等。黑海舰队是有组织的、自觉的护国主义的真正的堡垒,却突然爆发了。(喊声:“它被消灭了。”)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在这个往全国各地派护国主义代表团的堪称楷模的黑海舰队中,在这个有组织的护国主义的巢穴中,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会产生这样的爆发。这表明了什么?这表明了在我们的军队的心理状态中的最深刻的矛盾。(主持人,“您的时间到了。能否再给演讲者8分钟?”)——(喊声:“请。”)
  应该让自己了解临时政府最近的一份照会的内容,它无非是那些只能称为拖延和原地踏步的政策的谈判链条中的一环。这份照会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引起了什么反响,这里出版的法文报纸——Entente——就是证明,它的出版无疑是在法国大使的最直接的参预下,它与俄国外交部有最密切的关系。这份显而易见的半官方报纸就这份照会中我们政府重新审查战争目的的企图写道:(我不能全篇引用这篇堪称完美的、颇有教益的文章,但我只引两三句话)顺便说说,我们极度担心地等待新政府的最后这份照会,但谢天谢地,一切都好。诚然,那里有革命词典中的全部好听的话——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和博爱,所有必不可少的冠冕堂皇的话。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点,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背离协约,它声明它宣誓在任何战争条件下都忠于法国、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份半官方的法国报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点。我说,同志们,对我们、对革命的政党来说,像对革命民主一样,如果它想赢得这个光荣和崇高的称号,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说,对我们来说,德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与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一样令人憎恨。如果我们在俄国军队本身中、在不是从上面强加给它的、而是由热情而产生的纪律中找支柱的话;如果我们想从因不论是克伦斯基还是古契柯夫采取的镇压措施而更加恶化的不断的瓦解中得到拯救的话;如果我们想走我们自己的历史道路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说,俄国革命在外交政策上应该像在对内政策上一样独立。我们应该说,俄国革命已经不再用自己的军队冒险,而是相反,把全国的政权交到最直接地反映这支军队的组织、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以此创造对政府负责的军队和为军队负责的政府,在军队中形成最深刻的内在信念:这个政府与任何外国帝国主义都没有联系,因此它不会为借外债或其他目的的成功而被迫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战略和外交措施,——创造这样的情绪,我们就能以这支军队的名义对欧洲各国人民呼吁,现在在欧洲版图上有了革命城堡,革命的常备军,它支持革命人民为消灭当前的战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挺身而起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所有尝试。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怀疑主义者既很容易,又很难。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俄国革命军队和俄国民主将在欧洲找到同盟者,对此不能有充分信心。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障。是啊,历史没有给我们、革命的俄国提供任何保障,保证我们不会被镇压、我们的革命不会被世界资本主义的联合所窒息、我们不会被钉死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十字架上。
  在欧洲版图上,除了被唤醒的欧洲无产阶级外,没有赋予我们对抗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另一个盟友。如果它不被唤醒,如果怀疑主义者的话和他们的预见成了现实,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社会革命时代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俄国民主将有灭亡的威胁,因为我们完成的革命是民主军队和为自己在社会中赢得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消灭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致命的危险。
  如果那里没有展开劳动群众的革命的话,则欧洲的全部资本将在一个月、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联合起来,把套在俄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从这个角度,对我们来说,问题不仅是事关消灭战争,不仅是事关消灭前线的战事,而是消灭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像一个自由民主的人民一样发展,或是我们变成欧洲的、或更确切地说,美国帝国主义的被镇压被践踏的殖民地。也许问题要深刻得多。那些怀疑主义者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就是以此说明,俄国革命的版图、也许是整个国家的版图将被历史所打碎。
  这不是事实,三倍的不是事实。我们还没有尝试过我们的力量。这里常常援引的法国大革命面对的是落后的封建的欧洲。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震撼性的结果,我们的俄国有比战前更尖锐的、无疑是更尖锐的矛盾。
  在战争期间,谁曾在欧洲呆过,谁就了解欧洲的气氛(而我曾在一个参战国——法国呆过),他就不能不确信,在欧洲,这场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对统治阶级不留下任何痕迹和没有任何结果地过去的,这场战争会将激起劳动群众的最深刻的革命震荡。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是,我们是否会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否仍用俄国革命的权威来压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起义,或是我们在两条战线上放开我们的手脚,用革命纪律和意识的一致把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号召劳动群众。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没有起来,或起来的太无力,那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军队调过去帮助他们,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喊声:“那就晚了。”)
  不,不晚。抛弃错误的道路,走上正确的道路永远都不晚。(掌声。)

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速记





[1] 唐恩做了关于战争的报告,与支持单独媾和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克伦斯莽、马尔托夫、加米涅夫、策列铁里、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这个报告发言。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辩论,做了沙文主义的讲话,他声明,“托洛茨基同志建议的策略是巴枯宁主义的旧策略”。经过辩论,绝大多数通过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决议,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将它全文录下:
  目前这场战争是在所有国家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企图的基础上爆发的,这些国家旨在占领新的市场,让弱小落后的国家受自己的经济政治影响。它导致所有国家、各国人民在经济上消耗殆尽,使俄国革命处于毁灭的边缘。吞噬了数百万生命和数十亿计的人民财产,它还威胁着进一步加剧旧制度留给国家的崩溃,把它推向饥饿,使它无法为巩固赢得的自由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认为,为尽快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利益和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渴望提出的革命民主的又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要求停止相互残杀,重新恢复为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进行共同的斗争的兄弟联盟。全俄代表大会认为:1、通过粉碎交战双方的一个集团的方式结束战争,将成为新的战争的源头,会加剧各国人民之间的敌对,导致他们的消耗殆尽、饥饿和灭亡。2、单独媾和会加强相互战斗中的一方,使它有可能获得对另一方的决定性的胜利,加强统治阶级的占领意图,而不是把俄国从世界帝国主义的钳制下解放出来,妨碍劳动者的国际联合,因此,代表大会坚决否定任何旨在实现单独媾和或是它的前奏——单独停火——的政策。对俄国来说,通过与与盟国决裂并对整个欧洲宣战,企图由它来争取贯彻它制定的和平纲领,意味着它的彻底灭亡。结束战争只有在所有国家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有鉴于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a)俄国革命民主派和代表它的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向所有国家的民主派呼吁,请他们赞成‘不兼并不赔款、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的和平’的口号,并朝这个方向推动自己的政府;b) 它应该以所有措施促进尽快恢复革命的国际,为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而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制定和平的最终条件和落实的措施;c)它应该让交战各国的民主派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政府关于战争占领目的的最近声明的反对不够有力,使俄国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妨碍了劳动者的国际团结。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立即派遣代表团前往盟国和中立国家,或是邀请这些国家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团来俄国。代表大会坚决抗议帝国主义政府在派遣代表团上制造的障碍。代表大会承认,临时革命政府以俄国民主派提出的和平纲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认为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采取它能够采取的所有措施让俄国的盟国赞成这个纲领。代表大会认为,政府必须为重新审查与盟国政府的协议采取所有措施,旨在坚决拒绝占领政策。为了顺利推行民主派制定的对外政策,必须尽快通过对外交部和外交使团的民主化来更新它们的人员构成。代表大会声明,只要民主派的国际努力未能结束战争,俄国革命民主派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促进加强我们的军队的战斗力及其防御进攻行动的能力,因为俄国战线的崩溃就是俄国革命的失败,是对整个国际民主派的事业的沉重打击。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关于进攻的问题,我们将完全从纯战略的角度来决定。

[2] 遗憾的是,这份告人民书在《统一报》和其他报纸上都没有找到。

[3] 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1941)1874年起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民粹派分子。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84-1901年在喀拉服苦役时逃跑。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有革命运动史、普列汉诺夫政论文献史料和“劳动解放社”历史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4] 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1919)系俄国女革命家,1868年加入民粹派,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1878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组建“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译注

[5] 乌斯基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1902)系俄国作家,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的生活,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主要作品有《遗失街风习》(1866年)、《破产》(1869年)、《土地的威力》(1883年)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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