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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的日子



  鲜血洒在了彼得格勒的大街上。[1]在俄国革命史上又增添了悲惨的一章。谁之罪?领导自己的刊物的庸人回答说:“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和为它服务的政治家们来说,悲惨的事件的全部结论就是几句话:逮捕领袖,解除群众武装。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建立“革命秩序”。问题仅仅是:什么样的秩序和为了谁?
  革命唤醒了群众的巨大的希望。在革命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彼得格勒群众,他们希望和期待格外强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让这些期待和希望变成确定的政治口号,把群众的革命的急躁引上有计划的政治行动的道路上。革命尖锐地提出了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组织,从一开始就坚持把全部政权交给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代表机关的手中。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内的上层呼吁群众支持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的政府。直到第一届临时政府中这几个最露骨的帝国主义人物辞职的最后时刻,上述这两个党还与政府在整个路线上都保持一致。只是在政府重组之后,居民群众才从他们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没有对他们说出全部实情,把他们引入歧途。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应该相信新的“联合”政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预言,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不会给革命任何东西,并将再次欺骗群众的期待。这个预言得到证实。在两个月软弱无力的政策、“相信政府”的号召、喋喋不休的规劝、粉饰现实之后,真相暴露出来了。群众感到自己的期待再次受到更大的欺骗。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众中的急躁和不信任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这些情绪受到漫长的、对所有参加者都没有出路的战争、经济崩溃、日益迫近的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停产的滋养,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中找到其直接的政治表达。
  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2]以及与此相关的临时政府内在的站不住脚的最终暴露,更加坚定了群众认为他们反对苏维埃官方领袖的看法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动摇无异于火上浇油。由于发动而转变成中伤的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压力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政党采取了所有措施,防止群众在7月3日发动。但群众不仅出动了,而且还手持武器。7月3日晚,所有鼓动者、各区的代表都通报说,由于长期的政权危机,7月4日的发动是根本不能避免的,什么样的号召都不可能制止群众。只是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和它一起的还有我们的组织才决定:不躲到一边,不袖手旁观,而是竭尽全力把7月4日的运动引入群众和平游行示威的轨道。7月4日的号召只有这一个意思。那时很清楚,在来自反革命匪徒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攻击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流血冲突。当然,可以在政治上使群众失去领袖,拒绝对他们进行任何领导,让他们听天由命。但是,我们是工人政党,不能也不愿意推行皮拉特(?)的政策。我们决定与群众在一起,以便把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组织性引入他们的汹涌澎湃的运动中,以此把牺牲降到最小程度。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流血了。现在,资产阶级的“主导”报纸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报纸企图把事件——即贫困、消耗殆尽、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的全部沉重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头上……为了使这项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动员工作更加全面,出动了一些匿名和半匿名的大骗子,以使对收买的指责流行起来:流血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受了威廉皇帝的指使。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考验。群众的坚定性、它的承受力、它的“朋友”的忠诚,现在这一切都要经受考验。我们在经受住这场考验之后将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像我们经历所有以往的考验一样。生活与我们在一起并支持我们。政权的新的改组是没有出路的局势和可怜的半途而废的执政党授意的,但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解决不了。必须激进地改变整个体制。需要革命的政权。
  策列铁里-克伦斯基的政策现在旨在解除革命左翼的武装,削弱它的力量。如果他们在这些措施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秩序”,他们将是继我们之后它的第一批牺牲者。但他们不会成功。矛盾过于深刻,任务过于宏大,用警察手段是无力应付的。
  在考验的日子之后,将是上升和胜利的日子!

《前进》杂志第6期,
1917年7月22(9)日





[1] 这里指的是著名的“七月事件”。革命从2月到7月的整个发展都是在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的标志下进行的,而这种激化是在6月下半月的进攻和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如此巨大的事实造成的。彼得格勒工人、首先是普蒂洛夫厂的工人和以第一机枪团为首的革命士兵的发动不是出自我党的倡议,这点在当时已被白色的妥协派报刊所证实。但一旦发动成为事实,它的无组织性和自发性就为严重的冲突制造了机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决定承担起对运动的领导。在7月3日召开的它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建议选举25人的委员会。他们(托洛茨基同志也包括在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群众发动是政府右的错误的结果。经过争论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由于政权危机,工人部认为必须坚持,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工人部有责任全力促成这点,希望在这点上得到士兵部的充分支持。工人部选举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委托它与彼得格勒和全俄的执行委员会接触。这个会议的所有其他成员返回各区,向工人士兵通报这个决定,他们与委员会保持不断的联系,力图赋予运动以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人部委托选举委员会应吸收退出会议的少数加入其中。
  选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茹可夫、叶努基泽、阿什基那济、潘诺夫、帕列安斯基、科尔涅夫、扎卢茨基、卡拉罕、梁赞诺夫、尤列涅夫、佐夫、哈希姆松为委员会成员。
  7月4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它反映了群众的情绪,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那时还太软弱,不能夺取政权,所以不能把它引向决定性的结果。7月5日,运动退潮,逐渐把数千的工人士兵清除出彼得格勒的街道。在这些事件之后,疯狂的资产阶级和苏维埃的多数对我党进行了不可思议的中伤,对它的组织和领袖进行了全面的逮捕和镇压。

[2] 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辞职的理由是他们不同意临时政府有关乌克兰决议的草案,该草案是政府派往乌克兰与拉达谈判的代表团提交的。立宪民主党声明,捷列先科、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签署的协议消灭了临时政府在乌克兰的全部权力,而后者的管理形式只有立宪会议才能制定,而代表团转交的是乌克兰自己制定的管理形式。除此之外,立宪民主党人部长认为,代表团没有权利签署正式协议,因为它只有拟定协议的全权。由于临时政府否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建议,后者中的四个人:盛加略夫(财政部长)、曼努伊洛夫(教育部长)、斯捷潘诺夫(工商部副部长)和沙霍夫斯基(国家救济部长)立即声明辞职。
  辞职的真正原因更加严重。它们部分是因为被政府总理李沃夫揭露,后者声明:“危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分歧。”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是政治手腕,其目的是把进攻的失败、不断加剧的经济混乱的后果推给政府的社会主义阁员。苏汉诺夫恰恰是把乌克兰问题推到第一位,并断言,乌克兰问题不仅仅是借口,而是联合破裂的真正原因,这个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托洛茨基在其《十月革命》(是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写于1918年,亦是本书最后一章。——译注)一书中所做的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政府的更聪明、更干练的代表明白,6月18日失败的进攻不仅可能沉重地打击革命,也将打击执政党时,他们匆匆地暂时走到一边,把全部沉重的责任推给自己的左翼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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