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垂死挣扎
何去何从[1]
——总结与前瞻
代前言
从6月18日在国外战线上发动进攻以来，在国内战线上革命开始撤退。这个撤退是由官方“民主派”领导的，它在七月事件后具有了惊惶失措的性质。现在它显然稍稍有序一些，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我们的眼中，战争吞噬了革命。由于战争是将军们指挥的，所以是他们逐渐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为了预测，首先应该了解在政治舞台上斗争的……或不战而降的各种力量的性质。这就是本篇特写的任务。
前两章是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写的。我们没有对它们做任何改动。试图预先猜测莫斯科煞有介事的会议的意义和后果，我们不是从领袖的声明和报纸的宣言出发（看来领袖和报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谎话连篇），而是从阶级利益和政治活动出发：这个马克思推荐的方法要可靠得多。
甚至在临时政府解除了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装，在红旗上牢牢地插上了哥萨克的长矛之后，它也不敢用会议的场面刺激彼得格勒的工人，称它为国事会议，为了不直接称它为“反人民的”。“积极力量”被请到虔诚平静的莫斯科。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用罢工、抗议和蔑视迎接这些不速之客。那天，遭到报复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深深地喘了口气。
莫斯科的工人同志们，请允许我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他们。
列·托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召开莫斯科会议，谁也说不出道理来。何况会议的所有未来的参加者都真诚地或是虚伪地声称，他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把他们请到莫斯科来。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会议表示不信任或蔑视。然而所有人还是去了。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把占据特殊位置的无产阶级放在一边，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分为三个集团：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和政府。
立宪民主党最充分地代表了有产阶级。支持该党的有地主，工商资本组织、金融集团、教授联合会。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政治企图。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共同的危险把资本家阶级团结成一个反革命同盟。贵族官僚和司令部的将军集团没有停止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阴谋诡计，但他们认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支持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自己这方面怀疑地看待君主派集团，但非常重视他们对反对革命的支持。这样一来，立宪民主党变成了所有类型的大中私有财产的总代表。有产者的所有野心剥削者的全部强求，现在者融汇在资本家的厚颜无耻和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的恬不知耻之中。他的政策是窥伺革命制度的全部不成功、它的不幸和灾难，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以这种合作使他们声誉扫地，等待自己的时机。古尔柯[2]在米留可夫的背后等待自己的时机。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假民主派依靠农民群众、城市平民和落后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越往后就越能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在社会革命党中，孟什维克则无关紧要。在这两个党的领导下，开始在群众半自发的压力下，苏维埃升到了极高的高度，尔后每个小时都在失去自己的意义，直到降为零。原因何在？马克思指出，在历史教训市民的小“伟人”时，他们从来不会在自己的无能中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必然要揭穿什么人的陷阱和阴谋。策列铁里怎么能不抓住七月事件来解释自己全部政策的可怜的失败呢？当李伯尔[3]们、戈茨[4]们、沃伊京斯基[5]们拯救秩序的基础免遭“无政府”的破坏时，不过，无政府并没有威胁他们，这些先生真诚地相信自己像拯救了卡庇托林[6]的鹅一样，会受到奖赏。当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不尊重干脆与他们平息无产阶级的努力平行增长时，他们大吃一惊。策列铁里、策列铁里本人，老生常谈的伟大的魔法师，作为过于革命的累赘，被迫出局。十分清楚：机枪团“破坏了”革命。
如果策列铁里和他的党处于波洛夫采夫和士官生的营垒里，为反革命的利益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那有罪过的不是策列铁里的政治路线，而是被布尔什维克引入歧途的机枪团的发动。这是市民银行家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7月3-5日之所以成为革命发展的转折点，是因为它们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党完全没有能力掌握政权。在联合政府可悲的垮台之后，除了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犹豫不决。他们议论说，掌握政权意味着与银行家和外交官破裂，这是冒险主义。于是，不管7月3-5日事件的严重性，苏维埃领袖们继续追求叶弗列莫夫，[7]有产阶级彻底明白了，苏维埃的政治家们站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小店主站在银行家面前一样：毕恭毕敬。正是这点让反革命提了精神。
此前革命的整个阶段都处在双重政权的标志下。这个鉴定是出自自由派，实质上非常肤浅。事情不仅仅在于除了政府之外还有一个苏维埃，它履行了一系列政府职能：为了“无痛苦”地消灭政权的二重化，把它完整地交到政府手中，唐恩和策列铁里随时准备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实质在于，在苏维埃和政府后面，有两个依靠不同阶级的不同的制度。
支持苏维埃的是工人组织，它们在每个工厂中排除了资本家的专制，在企业中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它与资本家的无政府不能相容，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对生产的监督。保卫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在上层、在政府中寻找支柱，推动它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反对苏维埃，迫使它相信，它缺少独立的机关，即镇压工人群众的武器。反对“双重政权”的喊叫就是由此而来的。
支持苏维埃的有军队中选举出来的组织和整个士兵民主的制度。临时政府与劳合·乔治、里伯和威尔逊协调一致，它承认沙皇制度的旧责任，以旧的秘密外交的方法行动，不能不遇到新的军队制度的敌对和反抗。经过苏维埃，这一反抗在上层以大大削弱的形式折射出来。对双重政权的抱怨，特别是来自将军们的抱怨，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后是农民苏维埃，尽管其领袖们被可怜的机会主义和粗暴的沙文主义主宰，但它处于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之下，底层的争夺越是遇到政府的抗拒，就带有更具威胁的形式。策列铁里最近的一份警察通告禁令与李沃夫公爵的通告没有任何区别，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何等程度沦为大私有者手中的武器。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农民委员会企图建立新土地制度，它们与“革命”政权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后者日益变成拴在私有财产链上的狗。
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并为劳动者的利益利用这个政权反对私有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化应该不可避免地使最坚决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中扮演主角。为了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无产阶级在西方、首先是在德国的所谓的“战时社会主义”中，有极有价值的榜样。但是由于在我们这里，这个组织工作只能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真正革命政权的领导下进行，对生产的监督和对它的逐步的组织，全是反对资本家的利益的。同时，有产阶级力求通过临时政府确立“强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掌握全部政权的苏维埃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它至少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决于西方现有的生产力和形势，为劳动群众的利益管理和改造经济生活。扎脱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镣铐，革命就会成为不断的，即不间断的，它运用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巩固资本家的剥削制度，而是相反，是为了消灭它。它在这条路上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从另一方面，俄国革命越是坚决英勇地克服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它就能更加强劲地推动西方革命运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实际的前景就是这样。
但庸人幻想家认为这个前景是“乌托邦”。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自己对此也从来没有说清楚。策列铁里翻来覆去地讲“革命民主”，他显然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不仅是习惯于在民主词汇的浪潮中游泳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孟什维克也把它的阶级标准抛到了一边，只要它过于明显地揭露了他们的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革命民主”制度能够解释一切，能够为一切做辩解。当旧制度的保安人员把他们的肮脏的手指伸进布尔什维克的衣袋，则这么做只是出于“革命民主”的名义……但我们别把后面的话提前说。
通过联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或把政权“中立化”，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实际使革命失去了首脑。从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捍卫作为自己的机构的苏维埃时，实际上妨碍了政府建立地方行政机关。政府处于无力行善，也没有多少力量做恶性循环的地步。苏维埃有相当广泛的计划，但它们中没有一个能落实。上面强加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和在下面形成的工人民主制度使彼此瘫痪。在它们发生矛盾的地方，都产生了无数冲突。部长们、委员们平息了革命自治机构，军官们对军队中的委员会咬牙切齿，苏维埃在群众和政府之间两头忙。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部长们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政权的压力越是不知所措，越是无系统，底层的恼怒就越强烈。而对上层来说，整个生活都是“无政府”的泛滥。
显然，市民“民主”的轻率的双重制度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革命面临的问题越深刻，这种站不住脚就越是病态地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机构都脚朝天地立在脑袋上，或是两三个脑袋上。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或是策列铁里的一个不谨慎的姿态都总是有使它彻底崩溃的危险。越往后，二者择一就变得越尖锐：或是苏维埃应该取得政权，或是资本家政府应该除掉苏维埃。只要有来自外部的推动，就能使整栋建筑失去平衡。对实质上已经注定要灭亡的体制来说，7月3-5日事件就是这样的推动。建立在两个彼此相互排斥的制度的“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田园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策列铁里有可能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上一笔，他的拯救俄国的计划结果被机枪团破坏了。
波拿巴主义的因素
小店主是清醒的人：他最害怕“冒险”。但他同时又是最大的幻想家：每个小店主都希望成为洛希尔。[8]打小算盘的精明与无结果的幻想的结合，构成小资产阶级政治的实质。马克思写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的任务和决定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9]
桑科·潘扎体现的是庸俗的清醒。但浪漫对他来说也不陌生：否则他就不会追随堂吉诃德了。唐恩最完整、因而也更加令人厌恶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的清醒。策列铁里使这种清醒与浪漫结合起来。策列铁里对马尔托夫说：“只有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善良的小市民政治家则相反，他什么都怕：他怕惹恼自己的贷款人，他怕外交官们把他的“和平主义”当真，他最怕的是政权。由于“傻瓜才什么都不怕”，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他以方方面面的胆怯使自己避免了干蠢事。同时，他希望成为洛希尔：他希望以在捷列先柯的照会上附上两三个字来加速和平进程；他希望让李沃夫公爵相信他的最可靠的反内战措施。而伟大的小资产阶级息事宁人者却以解除工人的武装而告终，决没有解除波洛夫采夫和卡列金[10]的武装。当第一次受到有力的一推，这个政策就化为霁粉时，策列铁里和唐恩对相信他们的人解释说，革命开倒车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因为机枪团的“骚乱”。
在多年来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论中，孟什维主义证明，在我国，革命政权的代表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底层人民的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现在历史把事情搞成这样，孟什维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以自己的例子证明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政权问题，即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角色。
在《工人报》上，在这份唐恩的、唐恩化了的伪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上，企图给我们贴上“7月3日分子”的绰号。在7月3日运动中，我们的全部同情是在工人士兵一边，而不是在士官生、波洛夫采夫、李伯尔和反侦察机构一边，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配受到轻蔑。但请那些过于紧逼7月3日的《工人报》的破产者小心点儿，因为须知这一天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自我撤职。7月3日分子的绰号很容易从另一端转到他们头上。1907年7月3日，沙皇俄国的掠夺集团为了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发动了一次政变。1917年7月3日，在革命最深刻的危机时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大声宣布，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仇恨地急忙躲开要求他们履行基本革命责任的革命工人士兵，7月3日分子与真正的7月3日分子结盟，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工人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押起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背叛和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可耻的投降，是这些改变了力量对比，这在革命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只一次。
在这些条件下建立了新一届内阁，斯柯别列夫感恩和恭敬地只称之为“克伦斯基政府”，像学徒对师父一样。没有意志的、软弱无力的、摇摇欲坠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制度依靠的是个人专制。
在所谓的双重政权的幌子下，进行着两种势不两立的阶级倾向的斗争：帝国主义共和国和工人民主。目前斗争还没有结局，它使革命瘫痪，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政府”现象。什么都怕的政治家们领导的苏维埃不敢掌握政权。所有有产集团的代表立宪民主党还不能掌握政权。只有寻找伟大的调解人、中间人、仲裁法官。
还5月中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克伦斯基就被称为“俄国波拿巴主义的数学点”。这个没有血肉的界定表明，问题不是关于克伦斯基个人，而是他的历史功能（活动、角色）。说克伦斯基和拿破仑一世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这样的断言不够谨慎，至少应该认为这还没有得到证明。但他的声望当然不是偶然的。对全俄国的女庸人来说，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加亲近、更加容易理解。政治事务上的保卫者、“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的领袖、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学说的激进主义者，克伦斯基更充分地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的“民族”的不定形、它的希望和期待的诱人的理想主义。他谈土地和意志、秩序、各国人民的和平、保卫祖国、李卜克内西的英雄主义、俄国革命应该以其宽容震惊世界，在讲话时不停地挥动红丝巾。睡眼腥松的庸人兴奋地听着这些话：他以为是他自己在讲坛上讲话。军队把克伦斯基作为使它摆脱古契柯夫的人来欢迎。农民听说他是劳动派分子、农夫代表。在模糊的激进言词下的极度温和的思想赢得了自由主义者。只有进步工人对他保持警惕。但他们的苏维埃已经融解到“革命民主派”中。
不受学说偏见的束缚使克伦斯基成了“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人。他是第一个用“无政府”这个字眼抨击群众日益激化的社会要求的人，在5月就用蝎子威胁芬兰人，抛出了自己关于“造反的奴隶”的华丽的话，它安慰了伤心的私有者的心。这样一来，他的声望就是一团矛盾，在其中反映了革命第一阶段的模糊性和第二阶段的没有出路。当历史发现仲裁法官的空缺时，在它手中没有比克伦斯基更合适的人选。
在冬宫举行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只是那个“革命”民主派在莫斯科会议上为自己准备的政治侮辱的彩排。在这些谈判中的所有王牌都掌握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手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无一例外地在所有民主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被他们被自己的胜利吓得要死，乖乖地请求有产的自由派分子在政府中合作！由于立宪民主党人不怕在7月3日把政权抛给苏维埃，从另一方面，自由派分子又不怕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才是时局的主人，就清楚了。
如果克伦斯基是不强大的苏维埃领导权的最后遗言，那现在就让他成为摆脱这个领导权第一句话。我们暂且接受克伦斯基，但要让你们剪断把他与苏维埃联系起来的脐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最后通牒。
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屈辱的报告人唐恩抱怨说：“遗憾的是，在冬宫的辩论并不是以它的丰富的内容见长。”
从“革命”民主派与敌方谈判代表的角度，很难评价这一抱怨的全部深刻思想，傍晚他离开塔夫利达宫时，还掌握着政权，早晨回来时，已经两手空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那部分权力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立宪民主党人慈悲地接受了这份礼物：他们至少没有把克伦斯基看作是伟大的仲裁法官，而只是转送机构。由于群众不可避免的革命抵制，他们立刻把全部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过于危险。把政权交给从今天起已经“独立的”克伦斯基，在阿夫克森齐耶夫[11]们和萨文柯夫[12]们和其他人的促进下，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镇压体系的帮助下为纯资产阶级政府开辟道路，要明智得多。
新的联合内阁——“克伦斯基内阁”——已经组成。乍一看，它与在7月3日如此可耻地垮台的联合政府没有区别。盛加略夫退出，来了科科什金；策列铁里退出，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组成人员的某种程度的降低，只是突出了双方都把内阁看成是过渡性的。但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两个集团的“重要性”的变化。以前，至少在观念上，“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认为是有汇报责任的苏维埃代表：资产阶级部长应该作为他们对盟友国和交易所的掩饰。现在则相反：资产阶级部长作为附属机构加入有产者（立宪民主党、工商企业主、地主联盟、杜马临时委员会、哥萨克集团、大本营、盟国外交……）公然的反革命联盟，而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只是作为对群众的掩饰加入其中。受到执行委员会以沉默迎接的克伦斯基以许诺决不允许君主制复辟而赢得了欢呼。市民民主的要求降得如此之低！阿夫克森齐耶夫号召所有人“自我牺牲”，不适当地消耗了康德派诵经士的激情，当权的理想主义者依赖的主要资源，他为帮助绝对命令，频频调动哥萨克和士官生。推出他的农民代表惊讶地看看四周，发现在他们剥夺地主土地之前，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已经被剥夺了。
反革命司令部千方百计地排挤军队委员会，同时又广泛地利用它们镇压群众，以此来破坏士兵组织的威信，为它们的衰败做铺垫。为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有供它驱使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而后者在其眩晕的坠落中，拉着今天他们已经不再依附的苏维埃和他们一起坠落，而后者依然依附于部长们。在拒绝政权之后，民主派的组织今天不得不消灭自己的权威。这样一来，为米留可夫的君临做好了一切准备。而在他身后，古尔柯在等待自己的时机。
只有联系上层政治发展的这一整体趋势，莫斯科会议才有其意义。
直到最近，立宪民主党人对会议不仅没有热情，而且干脆对它不信任。由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萨文柯夫、切尔诺夫和列别杰夫在政府中代表的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毫不掩饰它对旅行的厌恶。《工人报》模仿那只被猫抓住尾巴的鹦鹉，叹息道：“去就去吧。”里亚布申斯基[13]们、阿列克谢耶夫们、卡列金们和其他人以及当权“招摇撞骗帮”的讲话，绝没有证明他们准备忘我地拥抱阿夫克森齐耶夫。最后，据报纸报导，政府没有赋予莫斯科会议“决定性的意义”。谁需要这个会议，为什么？
像白天一样清楚，它完全是旨在反对苏维埃的。后者不是前往会议，而是用绳索拖去的。反革命阶级需要这个会议，作为彻底推翻苏维埃的基础。但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如此克制地对待这次会议呢？因为首先需要用它来巩固最高仲裁法官的“超阶级的”阵地。米留可夫担心，克伦斯基从会议出来时会过于强大，其结果是过分延长米留可夫的政治休假。须知，每一个爱国者都急于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祖国。
冬宫的“历史性的”夜晚的结果是产生了克伦斯基体制，这是预备班的波拿巴主义。但就其人员结构和目的来说，可以说莫斯科会议是在白天恢复历史之夜。策列铁里应该再次对全俄国解释，把政权转到革命民主派手中，是革命的不幸和灭亡。在这一庄严地宣布自己的破产之后，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不再听取对他们的严厉起诉，它是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国家的其他“积极力量”预先拟定的。被政府安排在莫斯科会议贵宾席上的我们的帝国主义集团提出了“全部政权归我们”的口号。苏维埃领袖们面对有产阶级不知魇足的胃口时，将用工人士兵的愤怒来威胁他们，而前者正是因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被策列铁里解除了武装。作为主席，克伦斯基所能做的只是确认“分歧”的存在，并把“有关各方”的注意力转到他们没有仲裁法官就不行上。这是需要证明的。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承认说：“如果我是政府成员的话，我不会召开这次会议，因为政府在会议上不会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基础。”应该承认，这些“现实的”政治家们完全不明白在他们最直接的参预下所发生的一切。7月2日联合政府垮台后，苏维埃拒绝掌握政权已经排除了在广泛基础上建立政府的可能性。克伦斯基的不受监督的政府原则上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府。它有意识地站在两个可能的基础之间：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阶级。它的波拿巴主义就在于此。莫斯科会议的任务就是让有产阶级政党与民主派政党彼此冲撞，以此来巩固个人专政，它的不负责任的冒险政策破坏了全部革命成果。
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来自左边的反对派，像需要来自右边的反对派一样。需要的只是让它们大致彼此平衡，让社会条件支持这个平衡。但恰恰没有这种平衡。
古代的独裁政治是自由社会环境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在所有彼此斗争的派别和他们的独裁者之下是稳定的工人劳动。新的独裁政治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在农民的消极的稳定性中寻找必要的支柱；在此过程中，波拿巴主义的主要武器是守守纪律的军队。在我们这里，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极度紧张的公然对抗贯穿着整个社会。如果政府不果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彼此斗争中的力量之一联系起来的话，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士兵与将军、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斗争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稳定的因素。在完成土地革命之前，“超阶级”专政的企图必然将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米留可夫、罗将柯、里亚布申斯基希望，政权最终与他们划等号，即变成剥削者对革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革命专政。克伦斯基希望用反革命来恐吓民主派，再用民主派来恐吓反革命，以此来确立个人专政政权，群众不会因这个专政而好过一些。但所有这些考虑都没有经过主人。革命群众还没有说出他们的最终裁决。
革命中的军队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进行着斗争：在从下面形成的工农民主和有产阶级企图从上面建立的帝国主义共和国之间。
将军先生们匆匆“承认”共和国——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对共和国将承认将军头衔乃至增加它的份量，清除无所事事的大公深信不疑。“民族”革命在他们眼中意味着宫廷政变：让尼古拉和他的爱丽丝[14]逊位，但保存整个古典的纪律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近几天电讯报导，希腊“领袖”维尼泽洛斯[15]宣布希腊为“国王加冕的共和国”！布鲁西洛夫、古契柯夫、罗将柯和米留可夫相反，希望保留俄国的君主制，但废除沙皇。但运动走了其他更深刻的道路。二月彼得格勒团队的起义不是阴谋的结果：它是整个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骚动情绪的结果。工人和士兵的愤怒不仅是针对不能进行它挑起的战争的无能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还反对这场战争本身。革命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中引起的最深刻的转折不仅威胁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目的，还威胁到这些目的的工具——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上的军队。
现在将军们、与此上校们、6月3日的政治家们以及资产阶级报人发狂地反对第一号命令。他们认为，该命令不是军队中最深刻的骚乱的产物，而骚乱是命令的产物。事实上：士兵昨天还服从他们的命令，今天则不再服从。这难道还不清楚，他们服从的是在发文本上标明是第一号的新“命令”。现在对最广泛的资产阶级圈子来说，这个司令部办公室克汀病取代了历史观。
所谓的军队瓦解表现在不服从长官，不承认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正是由于这些现象，克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说觉醒的军队是“造反的奴隶”。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只要用古契柯夫取代苏霍姆林诺夫，就能把军队重新套上帝国主义战车的话，则克伦斯基因其市民的肤浅和自恋，相信他只要撤换古契柯夫，就能让军队重新成为政府手中听话的工具。真是“无聊的幻想”！
如果拿革命的群众心理方面来说，那它就是用理智来衡量所继承的制度和传统。战争给人民、特别是军队带来的全部不幸、痛苦和屈辱，都是沙皇的意志造成的。如果在彼得格勒推翻了这个沙皇，那士兵怎么能不推翻那些沙皇专制制度的最热心和罪恶的推行者的军官的权力呢？既然已经推翻了从前战争和平取决于他的那个人，士兵怎么能不对自己提出战争的意义和目的的问题呢？
工兵代表苏维埃于3月14日公布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宣言，呼吁他们为民主和平而斗争。在对和平政策的关系上，这也是“一号令”。同时，由于宣言企图回答军队和人民的无法抗拒的热点问题：继续战争吗，以什么名义？帝国主义分子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如果没有宣言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进入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的士兵的头脑中。
米留可夫预感到，革命会在军队中引起批评和独立性，从而成为对战争的帝国主义目的的威胁。因此，他在第四届杜马中公然反对革命。如果米留可夫恶狠狠地埋怨“一号令”、宣言和齐美尔瓦尔德，说什么它们毒害了军队，在他那里，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意识的欺骗。米留可夫十分清楚，主要的“毒”不是隐藏在苏维埃的这些或那些命令中，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也是相当温和的，而是在革命的本身之中，它把群众的痛苦翻译成抗议、要求和公然地进行力量对比的语言。
军队内部重组和它的士兵群众政治定向的过程被前线的可怕灾难打断了。这个灾难的直接原因在于使临时政府成为自己工具的帝国主义政策和群众对尽快的、“不伤人的”和平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军队中新的纪律和真正的热情只能从革命本身之中、从勇敢地解决它的内在任务、从官与外部障碍的斗争中发展出来。人民和军队感到和深信，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政府是他们的政府，那他们就会不惜一切地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剥夺者，那他们就不会给自己提出任何对外的压迫和掠夺的任务，他们不会在“盟国”的交易所老板面前低三下四，他们会向各国人民建议在民主基础上立刻实现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人民和军队将渗透着牢不可破的一致，如果德国革命没有及时赶来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将以同样的热情与霍亨索伦王朝战斗，就像俄国工人为捍卫人民赢得的成果而随时准备与反革命企图作斗争一样。
帝国主义者对这条路怕得要死，他们是对的。目光短浅的市侩政治家不相信这条道路，就像小店主不相信银行的吞并一样。否定“乌托邦”、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推行的正是那个导致灾难的致命的双重性政策。
人们对士兵说，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政府方方面面都被对各国人民来说都是致命的金融、外交军事条约束缚，这么说是对的，但又补充说：“暂时在旧协议的基础上与旧盟友携手战斗。”但须知，士兵投入战火，“暂时”迎着死亡前进。只有被集体的热情气氛所掌握的战士才能自觉地走向最大的牺牲；而这种热情只有在对自己的事业正义深信不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革命消灭了不会判断是非的“圣洁的畜牲”的心理。任何科尔尼洛夫、任何卡列金都不能使历史倒退，不靠意味着长期血腥混乱的骇人听闻的镇压，就不能恢复棍棒纪律，哪怕暂时的也不行。军队只有获得新的目标、新方法、新的组织，它才能作为有战斗力的单位保留下来。必须从革命中得出所有结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协助下临时政府为军队建立的那个半途而废、模棱两可的制度，本身就含有不可避免的灾难。军队以一定的标准武装起来，给它公然批评的机会。同时又给它提出显然经不住革命批评的目的，以这些目的的名义要求这支消耗殆尽、饥肠辘辘、光着脚的军队做出超人的努力。其结果还用怀疑吗？特别是又有司令部某些将军的有意的“失败主义的”工作。
但是，临时政府以热情奔放的废话让自己陶醉。部长先生们认为处于极度迷惘状态中的士兵群众，是可以做成禁锢着不幸、破碎的国家的本国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所需要的一切的原料。克伦斯基赌咒、威胁、下跪、亲吻土地，但没有回答一个折磨士兵的问题。用廉价的效果欺骗自己，他预先赢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宰它的是虽然十分“谨慎”、但仍是轻率的市民民主派——的支持，下令进攻。这是十足意义上的俄国反革命的“一号命令”。
6月4日，国际主义者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筹划中的进攻公布了声明，其中除了原则性的批评外，我们直接指出，在军队现在的状态下，进攻是威胁军队存在本身的军事冒险，。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正确。政府什么也没有考虑到，什么也没有预见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执政党没有倾听我们的话，而是公然嘲弄我们。
当布尔什维克预言的不幸突然发生了，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在因轻率和不负责任而引发的悲剧之后，卑鄙和胆怯又大肆泛滥。那几天的官方讲话和文章将永远是人类卑鄙的耻辱柱。
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当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愚钝的庸人搞糊涂。但这决不能消除或削弱关于政府责任的问题。不管布尔什维克是否有罪，政府怎么就什么都没有预见到呢？也就是说，它对它派去战斗的军队毫不了解。对军队能否转入进攻毫不了解，就命令它前进。政府的首脑不是布尔什维克。因而，不管后者的情况如何，悲惨的进攻冒险的全部沉重的责任，都落在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政府身上。
看来，由于警告不仅是来自于国际主义者，使这个责任变得更加严重。8月5日，与反动将军联系最密切的《新时代》是这样讲述进攻准备的：
不愿意把没有做好打仗准备的人扔进屠宰场，不愿意为寻求不稳定的成功而冒失去已经赢得在东西的险，谨慎的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被解职。胜利的海市蜃楼、对德国应该从彼得格勒领导人手中接过的尽快和平的渴望推出了布鲁西洛夫，他很快就被相反的浪潮冲走了……
在阿列克谢耶夫退休时，《言论报》就“谨慎的战略家”的离职，接替他的是不知道怀疑的“骑兵”的含糊其词的报导，这几行字雄辩地解释和确认了这个报导。死乞白赖地要求进攻的立宪民主党人提前与骑兵的政策和战略划清了界线，为自己7月2日示威性地退出内阁做铺垫。 “社会主义者”部长们趴在“革命民主派”的耳边，把冒险的要求导致的军事首脑的撤换解释为用“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布鲁西洛夫取代君主主义分子阿列克谢耶夫。历史就是这样制造的。
用《新时代报》的说法，在“把没有准备好的人扔进屠宰场”之后，面对着可怕的后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委托唐恩、李伯尔和其他护国的猎犬管理人展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毁灭性的中伤。唐恩和李伯尔揭露那些把公布秘密条约、与帝国主义分子决裂等口号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蛊惑人心者”，力求在声音上压倒所有资产阶级的暴徒。资产阶级暴徒轻蔑地支持他们说：“说得对，但这也完全适用于你们蛊惑人心地抛向愚昧的士兵群众的一号令和3月14日宣言。”那时唐恩和李伯尔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为捍卫自己过去的罪过而努力回想革命思维的基础，但立刻就恐惧地确信，他们不得不仅仅重复我们的话。这真要命：因为我们的口号只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结论，在革命的道路上，苏维埃的命令和宣言是它的头几块里程碑……
但乍看起来，最令人震惊的是，虽然进攻的后果惊心动魄，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继续把它说成是自己的优点，在与资产阶级谈话时，说起进攻，就像是自己伟大的护国功勋似的。
策列铁里在莫斯科大声喊道：
请问，谁更容易调动革命俄国的军队：是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还是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好”，掌声。）
这样，策列铁里公然以克伦斯基完成了应该由古契柯夫完成的工作而吹嘘，后者因为没有得到“革命”民主派的贷款，无力完成它。于是，资产阶级不顾进攻引起的灾难，很愿意承认克伦斯基的功绩。
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莫斯科声明：
我们知道并记住两个月前俄国军队的伟大的暴发，它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书写了新的辉煌的一页，它是由现任临时政府首脑激励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这个贡献的。
因而十分清楚，6月18日进攻的“辉煌的一页”与防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俄国的军事形势由于进攻而更加恶化。如果资产阶级依然感恩地谈起进攻，则正是因为我们的军队由于克伦斯基政策而受到的残酷的打击，为散布惊惶失措和进行反革命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民主派把全部威信用于呼唤进攻，而后者彻底打碎了这个矛盾的、不稳定的制度，而为了支持这个制度，市侩领袖们耗尽了自己的小聪明。
现在，资产阶级和它的将军们主要从内政的角度、即反革命今后的发展看待进攻与和平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科尔尼洛夫将军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点。他说：“仅凭我们现在不能复员军队，和平现在无法实现……必须提高军官的威望。”在军队中集中了太多的国家武装起来的人，他们对国家提出了过于激进的要求。只有战争继续进行——不管军事机会如何，才有可能“提高军官的威望”，把士兵群众掌握在手中，并保证士兵在复员时不能威胁私有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如果在这条路上需要单独媾和，资产阶级连眼都不眨就签署它。
从6月18日起，反革命充满信心地前进。只要它没有当胸受到沉重的一击，它就不会停住它的脚步。
何去何从？
当这几行字达到读者那里时，莫斯科会议已经成为过去。几乎用不着怀疑，体现了摇摆和令人愤怒的站不信住脚的今天的政府，经受不住莫斯科的压力，会发生新的改变。难怪科尔尼洛夫将军解释说，无须害怕新的政权危机。这个危机在近期有可能以新的向右倾斜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能否取得更多的对民主派的组织监督的独立性，这种监督将由帝国主义分子集团更有效的幕后监督所取代；新政府是否会与无疑由莫斯科会议建立的有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建立明确的关系；在新的政府结构中“社会主义的”波拿巴分子的杂种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进攻将被击退，莫斯科会议以立宪民主党的再一次退出政府而结束，不得已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权根本不意味着革命民主政权。被对盟国交易所和外交的责任束缚着手脚，背负着镇压工人士兵的重担，苏维埃官方领袖们将继续其心口不一的和闪烁其词的政策。退出内阁，柯诺瓦洛夫只是把自己的使命交给了斯柯别列夫。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策列铁里的内阁将推行半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仅是立宪民主党人的退出还不够。需要进入新的力量，采用新的方法……
莫斯科会议至少为整个革命时代得出结论，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起主导作用时，这个妥协建立在放弃独立的革命任，让他们服从与革命的敌人联合的思想的基础上。
俄国革命直接产生于战争。战争创造了它所固有的全民组织的形式——军队。主要的居民群众农民，在革命时刻被强行组织起来。士兵代表苏维埃呼吁军队进入政治代表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自动地把半自由派知识分子派到苏维埃，他们把它的不定形的愿望翻译成最可怜的舍本逐末和看风使舵的语言。本身完全取决于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对工人代表的人数上的优势。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先锋队被宣布为愚昧的群众。来自依靠农民的“地方”知识分子的马尔托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革命精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两三级的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一阶段履行全俄职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仍处于革命群众的直接压力下。中央执行委员会则相反，处在革命官僚的高度，它脱离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并与他们敌对。
只要想想，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从前线抽调部队镇压彼得格勒的示威游行，而在部队抵达之前，它已经事实上被示威者自己消除了。市侩领袖在由整个形势产生的让政权机关武装革命的要求的地方，看到了混乱、无政府和骚动，这在政治上葬送了自己。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策列铁里、唐恩和切尔诺夫解除了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打击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的影响。
现在，在排挤他们的反革命面前，这些政治家们说要恢复苏维埃的权威和意义。作为当时的口号，他们把群众组织到苏维埃周围。但这样的无内容的问题提法是十分反动的。它在形式上的对组织的呼吁下，绕过政治任务和斗争方法的问题。在“提高苏维埃的权威”的名义下组织群众，是可怜的、无结果的企图。群众相信苏维埃，追随它，把它抬到极高的高度。结果是他们看到苏维埃对这些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投降。认为群众能够或愿意重蹈已经经历的历史经验的覆辙，是幼稚的。为此，需要让群众对今天的民主派领导核心的信任的降低别变成对革命本身的信任的降低，必须把对此前革命中的全部政治工作的批判评价交给群众，而这意味着无情地谴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的全部工作。
我们对群众说：他们把全部罪责推给布尔什维克；但为什么他们会无力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苏维埃的多数在他们一边，而且政权也在他们一边，他们居然能把自己装扮成虚构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的牺牲品！而后者又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
在7月3-5日事件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更加削弱，布尔什维克更加强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斯科。这最鲜明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其政策中表达了发展中的革命的真正要求，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多数”只是加强了自己昨天的软弱无力和群众的落后性。今天，只有这种加强是不够的，肆无忌惮的镇压来帮助它。这些人为反对革命内在的逻辑而斗争，正是因此，他们与革命的阶级敌人处于同一个阵营中。正是因此，我们有责任为对革命的明天的信任的名义而破坏对他们的信任。
赤裸裸的苏维埃的口号是多么没有内容，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可以最清晰地看出来。由于后者依靠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越来越坚决地转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不断地破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威信和意义。整整几个月不召开一次苏维埃会议。事实上夺走了它的机关报《消息报》，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在这份报纸上得不到反映。当疯狂的资产阶级报刊诬陷和败坏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时，《消息报》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这些条件下，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什么？只有一个：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反对官僚化的、在其人员构成上一成不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争取组织、它的保卫和它的政治活动的充分自由。
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尽快解决。彼得格勒苏维埃应该是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对工人、士兵和底层农民进行新动员的核心。
需要全力支持工厂委员会对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的倡议。为了无产阶级的策略能够赢得底层士兵和农村贫农，它应该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截然对立的。[16]这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即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创立自己的全国规模的集中组织。我们不能预见历史道路上的所有的偏离和曲折。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不对历史的进程负责。但我们更对我们的阶级负责：使它能够通过历史道路的全部曲折完成它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责任。
统治阶级和“拯救”政府竭尽全力让革命的政治问题不仅摆在工人面前，还摆在军队和农村面前。过去和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对全国最广泛的劳动阶层暴露他们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从形势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领导一无所有的、备受折磨的群众为他们的革命专政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取决于我们的党、它的精力、耐心、和百折不挠。
俄国革命的性质
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治家和报人十分关心对俄国革命的社会学评价：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其他什么阶级的？乍一看，这样的理论兴趣可能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自由派对揭示“自己的”革命的阶级性质绝对没有兴趣。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总的说来，指导他们行动的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健全的理性”，它不是别的，就是局限性和无原则性的代名词。但问题在于受到普列汉诺夫鼓舞的米留可夫和唐恩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断，其中没有一点点理论。无论是《统一报》、[17]还是《言论报》和《日报》、[18]以及《工人报》有病的领导都不愿费力界定一下，他们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他们工作的意义是纯粹实践性的：证明资产阶级当权的权利。虽然苏维埃代表的是有政治活力的居民的多数；虽然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的民主选举上，资本家政党都遭到惨败，但“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则必须为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特权，让它在政府中承担全国政治集团没有赋予它任何权利的角色。如果根据民主议会制原则行事，则十分清楚，政权应该单独属于社会革命党人，或是属于他们和孟什维克。但“由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原则改变了，压倒多数的人民代表在内阁中只给了五个席位，而微不足道的少数的代表的席位，则是他们的两倍还多。让民主见鬼去吧，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万岁！
普列汉诺夫援引辩证法和恩格斯委婉地问道：“莫非没有资产阶级能搞资产阶级革命吗？”
米留可夫随声附和地说：“就是嘛！我们立宪民主党派党人本来准备放弃政权，因为人民显然不想把它交给我们。但我们不能违反科学。”他在这么说时，引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解释说：“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劳动者与剥削者的政治联合是必须的。”在这个“社会学”的光照下，布勃利科夫和策列铁里的滑稽的握手揭示了它全部历史意义。
不幸的是，从现在用以论证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联合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中，多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他们说：
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府权力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则很清楚，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的：它的位置不是在政府中，而是在反对派中。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严厉地攻击考茨基，后者的决议允许在这方面有例外。
旧制度的刚愎自用的人说：“规律偶尔也会有变化。”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规律”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人类历史从莫斯科会议开始。革命已经成为过去。18世纪末在法国展开了革命，它被称为大革命并非枉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它的某个阶段政权转到了雅各宾党人的手里，他们依靠无套裤汉和城市手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在自己和吉伦特派、[19]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那时的立宪民主党之间放了一台长方形的断头机。只有雅各宾分子的专政赋予了法国第一次革命真正的意义，使它成为伟大的革命。然而这个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是直接反对它的。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破坏了社会学的所有规律，他不和吉伦特派握手，而是砍掉了他们的头。不用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但这残酷性丝毫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为伟大的革命，也没有超越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界限。在我们这里被形形色色的庸人滥用了其名字的马克思写道，“法国的全部恐怖只不过是镇压资产阶级敌人的平民手段而已”……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害怕平民镇压敌人的这些手段，于是雅各宾党人不仅把它从政权中抛出去，而且每当它企图阻止或缓和他们的工作时，对它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很清楚：雅各宾党人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恩格斯就1648年英国革命写道：“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胜利的果实，也必须使让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革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20]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规律与普列汉诺夫的自作主张是截然对立的，后者被孟什维克冒充为马克思主义。
当然可以说，雅各宾派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只是小资产阶级而已。这完全正确。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所谓的“革命民主派”是什么？在城乡的所有选举中，在立宪民主党人、大中私有者的政党为一方，社会革命党人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中间的政党。由此可以像数学一样清晰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在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孟什维克的政策与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表达的是同样的阶级利益。追随他们的是最落后的或有特权的保守工人的那部分，这个事实与此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不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显然，其解释不应该在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如果按它的本来面目的话）中去找，而是在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怜的性质中去找。我们的假民主派不仅没有使自己手中的政权成为实现自己历史任务的武器，反而毕恭毕敬地把实际政权让给了反革命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策列铁里甚至在莫斯科会议上吹嘘，苏维埃不是被迫、不是在英勇地斗争和失败之后交出政权的，而是主动地交出的，是对政治“自我克制”的证明。把脖子伸向屠夫的小牛的美德不是征服新世界的品质！
国民公会的恐怖主义者与莫斯科会议的投降派之间的区别，与老虎和形形色色的小牛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但这个区别不是主要的。其后隐藏着在民主派本身的构成的区别。雅各宾派依靠的是包括尚未形成的无产阶级在内的财产少和没有财产的阶级。在我们这里工人阶级已经从模糊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成为最重要的独立的历史力量。分离出去的无产阶级在自身中发展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后者则失去了它，二者的消长是成比例的。这个现象又是俄国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资本主义高得无可比拟的发展水平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绝对不能用它的人数来衡量，它依靠的是它的巨大的生产作用，这在战时得到最明显的揭示。铁路罢工的威胁再次让我们想到，现在整个国家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化的工作。市民和农民的政党从革命的头几步就马上落入帝国主义阶级集团和革命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强大的交叉火力之下。为自己对工人的影响而斗争，市民的党越来越用自己的“国家观念”和“护国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对立，因此落入对反革命资本的奴隶般的依附中。与此同时，它完全失去了消灭禁锢那些仍追随它的人民群众的所有形式的机会，连野蛮的形式都包括在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被无产阶级政党为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取代。“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集团，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被迫把自己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政党。仅此一点就表明，单纯借口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来解决基本策略问题的企图，只能仅仅为把落后工人搞糊涂和欺骗农民服务。
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做了独立行动的英勇尝试。但它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阶级组织。它的生产意义远远低于俄国无产阶级今天的经济角色。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一场大革命，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这立刻就使无产阶级、主要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脱离了人民群众，陷入了孤立中。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要有利得多。土地奴役、等级羁绊、教会的压迫和层层掠夺，作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摆在革命面前，要求坚决无情的措施。我们的党“孤立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甚至通过单人牢房的最极端的孤立，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孤立于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群众。相反，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与今天的苏维埃领袖们的背信弃义的退让尖锐地对立，只能够导致数百万农民群众的拯救性的分化，让农村贫农脱离殷实的社会革命党农夫的叛卖的领导，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变成人民、“平民”革命的真正的领袖。
最后，泛泛地援引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等于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环境。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各宾革命在自己的身边有反对自己的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在雅各宾制度为了捍卫自己，反对联合起来的中世纪力量而不得不完成的超人的努力的重压下，它垮台了，变成了波拿巴制度。俄国革命则相反，在它面前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水平的远远超越它的欧洲。今天的世界性屠杀表明，欧洲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的顶点，它已经不能继续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生存和发展了。这场流血和破坏的大混乱是盲目和愚昧的生产力的野蛮暴乱，钢铁反对利润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反对卑鄙的人类关系的愚顿的骚动。被自己点燃的战争的烈焰包围的资本主义用其大炮的炮口对人类大声喊叫：“或是制服我，或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阶级斗争、文化积累的全部过去的发展，现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没有其他的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不是“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谁这样评价它，谁就是生活在18、19世纪的幽灵的世界中。而我们的“时间上的祖国”就是20世纪。俄国革命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即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赋予这一发展以灾难的性质。
克伦斯基们和科尔尼洛夫们过早以彼此竞争的独裁者的语言说话。卡列金们过早地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策列铁里之流的叛徒过早地握住可疑地伸向他们的反革命的手指。革命目前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储备。俄国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握手将取代反动的生意人和市侩看热闹者的握手。
国际主义策略
在俄国革命中阶级政治集团空前清晰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笼罩着的是空前的混乱。俄国历史发展的滞后性使市侩知识分子能够用最好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孔雀羽毛来装扮自己。它们的作用只是掩盖它的无力和贫乏。如果在3月初、5月3日、7月3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掌握政权那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而是因为完全被帝国主义之网束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能完成雅各宾民主派在225年前完成的工作的1/10。他们空谈什么拯救革命和祖国，却不经战斗就一个接一个地把阵地交给反动的资产阶级。因而夺取政权的斗争成了工人阶级的最直接的任务，同时，革命彻底挣脱了自己的“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外壳。
或是我们将朝着最可能由君主制加冕的帝国主义制度大幅度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军队组织和许多其他东西都将报废，而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或是无产阶级带领半无产阶级群众清除自己道路上他们昨天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将被解职！），建立工人民主制度。它今后的成就将最直接地取决于欧洲、首先是德国的革命的发展。
国际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为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背叛它（像对策列铁里或切尔诺夫一样）而存在的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高度实际的指导原则。在欧洲革命之外，要取得牢固的、决定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我们不能以阻碍欧洲无产阶级前进的步骤和措施为代价，买得局部的成绩。对我们来说，正是因此，与社会护国主义的断然决裂是整个政治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一个演说者喊道：“国际主义者同志们，把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延期50年！”无须说，这个善良的劝告赢得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志得意满的掌声。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市侩乌托邦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在对待社会革命的态度上。有不少“国际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的危机解释为暂时的、由战争引起的沙文主义的陶醉，期待早晚一切都会复归原位，旧的社会主义政党将重新找到今天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天真和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外在的灾难，暂时使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平衡，而是这个社会增长的生产力反对民族国家的有限的框框和私人攫取形式的起义。倒退回过去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相对平衡，已经没有可能了。或是继续通过一次又一次新的战争自发地破坏生产力或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现在，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国际主义的危机同样不是外在的、非固有的现象。
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衡、无产阶级改良地适应民族议会制和民族市场的时代中形成的。恩格斯在1887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21]由于“和平”时期的长久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旧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成了主宰。当“和平”地积累矛盾被最巨大的帝国主义震荡所取代时，他们的局限性和站不住脚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暴露出来。不仅旧的民族国家、还有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社会主义政党都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早地预见到。
我们在12年前写道：“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就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其内在的因循守旧。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越是赢得了更多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组织性越高、纪律性越强，它就更加严重。由于它的作用，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一定的时刻成为工人与资产阶级反动的冲突道路上的直接障碍。换言之，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宣传中的保守主义在一定的时刻能够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22]但即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远没有把第二国际的政党偶像化，仍没有人料到这些巨人般的组织的垮台会这样残酷和悲惨。
新时代造就了新的组织。现在，在斗争的烈火中，到处都在创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巨大的思想政治遗产当然没有白白消失。但在这份遗产中产生了内在净化，在这种情况下，整整一代“现实的”庸人将被推到一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首次获得自己充分的政治意义。
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任务不是维持过时的组织的统一，而是在于真正地团结无产阶级的有首创精神的革命分子，他们马上在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上最前沿的岗位。在国际范围内，任务不是在外交代表会议上（斯德哥尔摩）让执政的社会主义者接近和和解，而是在于将所有国家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他们在各自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的共同方针上联合起来。
诚然，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这恰恰不应该吓倒我们俄国人。我们知道，在革命时代，少数会迅速地变成多数。只要积蓄在工人群众心中的愤怒彻底冲破国家纪律的外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23]梅林[24]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立刻就会占据德国工人阶级最前列中的领导地位。只有社会革命政策可以为组织分裂辩解；但正是它使分裂变为必不可免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的同志与我们不同，否认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其政纲中声称：“对社会主义来说，俄国还没有成熟，我们的任务必须局限在建立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内。”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彻底践踏国际联系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基础上的。如果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俄国，马尔托夫的议论就是正确的了。但问题是关于消灭世界战争，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包括俄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马尔托夫同志不对俄国工人解释，俄国的命运今后与欧洲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保障我们加速转到社会主义制度中；相反，欧洲工人的失败将把我们向后抛，抛向帝国主义专政和君主制，直至沦为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让我们的策略服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他却在有限的民族框架内观察俄国革命，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提法，其上笼罩着导致第二国际崩溃的民族局限性的诅咒。
在实践中用民族前景来局限自己，马尔托夫为自己保留了与社会护国主义者共处一个组织中的可能性。他希望和唐恩以及策列铁里一起度过应该与战争一起消失的民族主义的“流行病”，然后再与他们一起回到阶级斗争的“正常”轨道。把马尔托夫与社会护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空洞的派别传统，而是对社会革命的深刻的机会主义态度，认为它是不能决定今天的任务的提法的遥远的目的。正是这点把他与我们分开。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又一个阶段；不，这是完成国际义务，这是占领与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战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这个基本观点决定了我们对所谓的“民族防御”的态度。战线朝这方或那方的局部移动都不能停止或转移我们的斗争，它反对的是依赖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相互消灭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
用不断革命反对不断屠杀！人类命运的赌注就押在这样的斗争中。
列·托洛茨基：《何去何从？》（总结与展望），
拍岸浪出版社彼得格勒1917年版
[1] 这本小册子的一些章节以总标题《总结与展望》刊登在《无产者报》和接替它的《工人报》上。第1章《发生了什么？》（《无产者报》第1期，8月13日）、第2章《波拿巴主义的因素》（《无产者报》第2期，8月15日）、第4章《何去何从》（《无产者报》第4期，8月17日）、第6章《国际主义策略》（《工人报》第1期，8月23日）。第3章《革命中的军队》和第5章《俄国革命的性质》作为独立的文章分别刊登在《无产者报》第7期（8月20日）和第8期（8月22日）上。
[2] 古尔柯（Владимир Иосифович Гурко，1863-1927）沙俄国务活动家，1906年任副内务大臣，1912年当选国务会议成员。——译注
[3] 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с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1937）别名戈尔德曼，系崩德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4] 戈茨（Абрам Рафилович Гоц，1882-1940）社会革命党人，1906年起为“战斗组织”成员，1907-1917年服苦役和被流放。1917年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成了反苏维埃叛乱的组织者。1922年被苏维埃法庭判罪，赫免释放后从事经济工作。——译注
[5] 沃伊京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авелье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1960）曾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的流放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克伦斯基时期，沃伊京斯基是孟什维克，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之一。后来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俄国的文字工作。
[6] 卡庇托林系罗马城发源地的七丘之一，上有卡庇托林神殿，是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聚会场所。——译注
[7] 叶弗列莫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Ефнемов，1866-？）俄国大地主，第一、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平革新党组织者之一，后为和平进步党领袖。——译注
[8] 洛希尔系18世纪法国银号老板，洛希尔财团的创始人。——译注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
[10] 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1918）系顿河哥萨克首领、将军。1917年起为顿河哥萨克军统领和政府首脑。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领导反苏维埃叛乱。失败后自杀。——译注
[11] 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1943）系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预备议会主席、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政府。后逃亡国外。——译注
[12] 萨文柯夫（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1879-193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过许多恐怖活动。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组织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曾用笔名罗普申写过诗歌和散文。1924年在潜越苏联边境时被捕，判刑后自杀。——译注
[13] 里亚布申斯基（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Рябушинский，1871-1924）系俄国资产阶级领袖。俄国企业主和银行家。与其兄弟共同经营莫斯科里亚布申斯基银行和《俄罗斯晨报》“进步党”创建人之一。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叛乱领导人之一。全逃往国外。——译注
[14] 爱丽丝即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尼古拉二世的妻子。
[15] 维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1864-1936）希腊首相（1910-1915、1917-1920、1924、1928-1932、1933年）。使希腊卷入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1919年）和1919-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反对在希腊复辟君主制。1935年起侨居国外。——译注
[16]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生活报》推出的我们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想法是多么无力反动的乌托邦。
[17] 《统一报》1917年创刊，是社会民主工党统一派集团的机关报。该集团和该报的领导人有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等，推行的政治路线与《言论报》没有任何区别。在七月事件后，《统一报》不遗余力地散布关于德国金钱、布尔什维克间谍等的诽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该报同情暴乱，在十月中，它唾液横飞地中伤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这个集团的成员追随白卫军反革命。但统一派的代表几乎没有以任何方式参加过一个白色联盟（复活联盟等）、一个白色政府。内战使这个集团在政治上销声匿迹。
[18] 《日报》系俄国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日报，1917年6月起为孟什维克报纸。1912-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因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译注
[19] 吉伦特派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因该派的许多活动家都出生于吉伦特郡，故名。其领袖有J.P.布里索、P.V.维尼奥、J.A.孔多塞等人。君主制被推翻后，吉伦特派执政，反对革命继续深入发展。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府。1793年10月部分吉伦特派分子被处死。1794年热月政变后，吉伦特派投靠反革命。——译注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6页。
[22] 《我们的革命》第258页，1906年版。
[23]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激进派领袖和理论家之一，“斯巴达克斯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战士，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反革命分子野蛮杀害。——译注
[24] 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系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有关于哲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一般原理等方面的著作。四卷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的作者。——译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