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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
（9月18日）[1]
同志们、公民们！人们指责我们这些反对联合的人是乌托邦，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奇怪的现象：发言的有像切列万宁[2]和格罗曼[3]这样的经济学家、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发言的还有土地委员会的代表，讲述了联合政府的经济实践的故事。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也登台发言。那又怎样？我们似乎应该首先期待他们的是关于联合政府实践的那些好处的汇报，这一实践迫使他们在我们面前捍卫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但我们没有听到汇报，听到的却是劝告。我们听了斯柯别列夫部长的劝告，但他对他与柯诺瓦洛夫和帕尔钦斯基如何落实自己的纲领，只字未提。要知道他曾许诺100％地征收资本家的利润。我们倒是想知道，斯柯别列夫在与帕尔钦斯基和柯诺与瓦洛夫的工作中选定了百分之几。阿夫克森齐耶夫部长也没有做汇报，而是劝告我们。听着他的劝告，我想起了在科尔尼洛夫冒险尚未彻底消灭的那天夜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劝告，那时建立了克伦斯基、萨文柯夫、马克拉科夫、[4]基什金[5]和捷列先柯的“五人执政”。萨文柯夫是半科尔尼洛夫分子，马克拉科夫是半萨文柯夫分子，克伦斯基你们知道，基什金你们知道，捷列先柯你们也知道，在五人集团形成时，阿夫克森齐耶夫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说：请你们支持他们；我为他们担保；相信他们。这也是劝告，而不是关于萨文柯夫的汇报，他进入阿夫克森齐耶夫加入的同一个政府，为血洗彼得格勒而调动第三骑兵军。
甚至佩舍霍诺夫也没有做汇报，而是朗读了关于联合政策优越性的某种散文诗。他对我们说，联合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没有怠工——完全没有的事，他们只是坐着，等待着，并说：让我们看看，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怎么垮台。那时我说：“要知道这就是怠工，如果一个政党、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历史危机时刻进入内阁，为了从内部观察民主派代表怎样垮台，同时它一只手在外面支持科尔尼洛夫。”他答应给我解释政治与怠工之间的区别，但由于时间短，他忘了履行自己的承诺。
最有趣的应该是扎鲁德内部长的讲话，除了一些建议外，他还给我们讲了点儿政府内部干了些什么。但他以这句话概括了最有教益的事：我那时不明白，现在也也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为他的善意和政治诚实而鼓掌，他以这种诚实为自己短暂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他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应该辞职，当科尔尼洛夫叛乱开始后，部长们就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克伦斯基的脚下。
另一个政党的另一个部长、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也为自己的内阁经历做了总结，但用的是更坚定的政治术语。我说的是科科什金。[6]他辞职的理由是，给克伦斯基过大的全权，使其余的部长成了总理命令的简单的执行者，而他认为他不能扮演简单的执行者的角色。
我坦率地说：当我读了这几行字时，我在心里为我们的敌人科科什金鼓掌，他在这里用不失政治尊严和人的尊严的语言说话。
同志们，如果在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联合内阁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的话（我们的分歧确实不少），那我问你们：我们在对待现在以俄罗斯的名义统治和讲话的政府有分歧吗？我在这里没有听到一个演说者，承担起保卫五人集团、五人执政或它的主席克伦斯基这个不太令人羡慕的荣誉……（喧哗。掌声，喊声：“好！”几声“克伦斯基万岁！”的喊声。响亮的掌声压过了喊声。）
那个讲话……
（抗议的喧哗和喊声：“滚！”“够了！”打断了演讲者。不得不中断好久，直到喧哗声平息。）
也许你们记得前部长策列铁里，他作为非常谨慎的人和外交家，在讲台上说到个人因素时说过，如果民主派把某个个人抬高到令他眩晕的高度，那就是它自己的罪过。他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但他不是捷列先柯，在这点上你们都相信我。
克伦斯基在这里对你们做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答我们提到的死刑时说：“如果我签署过一道死刑令，你们就诅咒我好了！”
我问道：如果克伦斯基本人废除的死刑真是必要的，那他怎么敢对全俄民主会议说，他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使用死刑。如果他对我们说，他认为可以在民主派面前担保不使用死刑，那我就说，他把实行死刑变成不在犯罪范围之内的轻率行动……（掌声。）
在废除发死刑之后又恢复死刑的革命的国家中，在那里不负责任的人把死刑变成自己手中的政治武器，我说，在这个例子中反映出俄罗斯共和国处于其中的全部耻辱，因为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伟大人民，却让政权集中在一个不对自己的革命人民负责的人的手中，这是他的耻辱……（掌声。）
如果我们所有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即政权集中在一个对自己的革命人民不负责任的人的手中，对所有伟大人民来说都是耻辱，更何况是经历了伟大革命的人民……
同志们，如果许多讲演者在此对我们说，在当前这个时代，政权是的重负是多么困难，多么沉重，告诫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俄国民主派应该别把这副重担放在自己集体的、数百万人的肩头。那我要问你们：那一个人又该怎么说，他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表现出统帅的英明才干，也没有表现出立法者的英明才干，这个人怎么……
（抗议的喧哗声和喊声：“够了！”“好啦！”，迫使演说者中断了好久。）
我对这个愤怒的喊声一点也不抱怨，在政治斗争中，激情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我对这点感到十分惋惜：即现在在这个大厅里，在这些喊声和抗议声中表达得如此激烈的观点，却没有在这个讲台上得到政治上的清晰表达。
没有一个讲演者走到这里，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争论过去的联合政府，你们为什么为未来的联合政府费心思，你们有一个А.Ф.克伦斯基就足够了。这谁也没有说过……
（又一阵强烈抗议的爆发，喧哗和喊声：“够了！”）
在大厅没有恢复安静前，我将沉默！
（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安静。）
正是我党不倾向于把现行制度的责任推到这个或那个个人的歹毒意志上。早在5月，我就不止一次地对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我在那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你们这些相互斗争的党人为地创立了这个制度，其中负主要责任的人物将成为未来俄国波拿巴主义的力学点，这不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喧哗、喊声：“扯谎！”“蛊惑人心！”）
同志们！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蛊惑人心，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用完全客观的政治术语表述的：从一些确定的政治组合中，必然会产生趋向于个人专断制度的倾向。
这是些什么样的组合？我们这样阐述它们：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深刻紧张的斗争。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革命时代，当群众第一次从底层挺身站了起来，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阶级的主体性，在他们身上有几百年来积累的深深的社会溃疡，当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政治阶级、作为法人时，他们开始冲击所有私有财产的堡垒，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应该得到最激情、最紧张的表现。
被我们称之为民主派的民主，是这些劳动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政治表现。资产阶级、贵族保卫私有财产的堡垒。现在，在革命纵容了底层人民之后，民主派与有产阶级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无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都在不断地激化，形成了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循环，什么样的雄辩、什么样的纲领都不能中断这个发展。
有财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进行如此伟大而紧张的历史斗争时，在进行历史性的交锋时，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它的目标都是国家政权，即那个在它的帮助下或是能够保留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或是对它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当动力、革命力量已经挣脱束缚时，联合政权是无法支撑下去的最大的历史荒谬，或是有产阶级的最大的欺骗，旨在让人民群众失去首脑，把最杰出、最有威信的人装进政治捕兽器中，然后让群众——用他们的说法，是放纵的盲目性——自己把自己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
同志们，支持联合的人说纯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纯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米诺尔[7]在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的内阁像联合内阁一样，也不会长久，也不会富有成果，但这对联合内阁和社会主义内阁来说，都不是赞美话。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人们告诉我们：这不可能。
策列铁里同志说过几次：这会引起内战。他说得对。也许，群众与有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此激化，政权转交给有产阶级必然意味着内战。对抗是如此有力、尖锐和紧张，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歹毒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当资产阶级自己不能掌握政权，而人民群众还不会或不敢夺取政权，在这样的历史空位期时代，当资产阶级想伸手抓政权，但又担心，民主派也要政权，但又不敢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产生了寻找最高仲裁者、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克伦斯基占据今天他所占据的位置之前，民主派的软弱和优柔寡断就为克伦斯基敞开了空位。（掌声，喊声：“软弱！”）
现在，在联合已经完成了它的自然循环之后，在立宪民主党人两进两出——同志们，而且立宪民主党人出入都是为了同一些目的：对革命政权的工作怠工——之后，在你们经历了科尔尼洛夫暴乱之后，如果你们还要重复联合的经验，再次请求立宪民主党的话，我认为就将不仅仅是重蹈覆辙了。
诚然，人们在这里说，不能指责立宪民主党，说它是科尔尼洛夫暴乱的同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兹纳明斯基同志在这里不是第一次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让整个你们的党为7月3-5日运动负责，为此指控你们党时，你们抗议；你们不要重犯我们中的某些人的错误，不要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为科尔尼洛夫暴乱负责。但我认为，在这个比较中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当指控布尔什维克——对错还是另一个问题——引发了7月3-5日运动，挑起了它时，说的不是请他们加入内阁，而是把他们请进十字架监狱……（笑声。）
在这里有某种区别，我希望А.С.扎鲁德内不会否认它。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因科尔尼洛夫运动把立宪民主党人拖进监狱，那请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起抓，而是对每一个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全面的个案侦察。（笑声；喊声：“好！”）
但是同志们，当你们将把这个或那个党请进内阁时，把这当笑谈，只当笑谈——那就请布尔什维克党……（喧哗，笑声……“你们想进内阁！”）我已经安慰了诸位，我说过，这仅仅是笑谈。如果你们需要的内阁，它的任务是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和调走革命的卫戍部队，或调动第三骑兵军的话，那我就说，被牵涉进7月3-5日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全体或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党，对解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武装的事，是绝对不适合的（掌声），同志们，因为虽然7月3-5日我们没有号召工人上街，但我们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些后来被解除了武装、被解散了的士兵和工人一边；我们喊他们的口号——我们恨他们之所恨，爱他们之所爱……——（“他们逮捕了切尔诺夫！”有人喊。）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切尔诺夫就在这里，他会对你们证明这点。（切尔诺夫赞成地点点头。）参预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不是示威群众，而是一小撮明显的刑事犯，我认出他们的一个头头就是关押在十字架监狱中的一个盗窃犯。
同志们，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说的是立宪民主党，是让它进内阁，那对我们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不是这个或那个立宪民主党人与科尔尼洛夫有幕后协议，不是当萨文柯夫与科尔尼洛夫谈判时，马克拉科夫站在电话旁，不是罗季切夫[8]前往顿河与卡列金进行政治谈话，实质不在这里，全部实质在于全部资产阶级报刊或是欢迎科尔尼洛夫，或是默默地期待科尔尼洛夫的胜利。这个资产阶级报刊用所有欺骗的语言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我们这里没有联合的立约的一方的原因。
诚然，В.М.切尔诺夫十分乐观，他说：我们等等看。但是，首先今天的问题是关于政权的，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由于命运的嘲弄，现在它成了社会革命党的财产，它使他们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并驾齐驱，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他说：请等一等，也许在革命中还会发展出一个新的民主党。我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学到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早期，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作为的；但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的地方，它新迈出的每一步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掌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历史任务在于，它从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意识形态的脚下挖出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以此把它抛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营垒中。俄国革命是在高度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时代展开的，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踪迹皆无，发号施令的是帝国主义，因此希望在于，在这个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虽然年轻，但已经是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阶级，在这个时代再对我们说，让我们等待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活，它的努力，以便与它结盟。这是最大的乌托邦，这是有史以来所能创造的最大的幻觉。
同志们，我们不再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我们这里复活。
须知，社会主义政党所占据的位置，正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早期，被你们称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法国革命中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占据了这个位置，排挤了资产阶级，现在你们害怕它，或是人们拿这点来吓唬你们：既然你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你们就没有权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的任务，这个民主派是真诚的、勇敢的，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崇高的称号，因此它用不着自己害怕自己。（掌声。）
接下来，托洛茨基同志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见下。）
在宣读声明时，在它谈到必须立即武装工人的那一部分时，右边的坐位上有人喊：“为什么需要武装工人？”
演讲者给了很得体的答复：
首先为了建立反对反革命的真正的堡垒，反对新的、更强大的科尔尼洛夫暴乱。第二，如果建立了真正的革命民主派的专政，如果这个新政权将提议公正的和平被否决，我以我们党以及追随它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名义对你们说，彼得格勒和整个俄国武装的工人将保卫革命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俄国历史闻所未闻的！……（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喊声：“革命家托洛茨基万岁！”）
《工人道路报》第15期，
1917年10月3日（9月20日）
《消息报》第176期，
1917年9月20日
[1] 全俄民主会议9月14日开幕。在会议开始时，克伦斯基做了长篇讲话，在他后面讲话的是陆军部长韦尔霍夫斯基。在他们之后就是各党团的演讲人发言。辩论持续了几天。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苏维埃多数的宣言公布之后发表的。
[2] 切列万宁（Липкин Фëдон Череванин，1868-1938）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的活动，不止一次用涅日丹诺夫的笔名在合法刊物上就理论问题发表见解。1905年以后，切列瓦宁因其一本关于革命的叛变的著作而名声扫地，他在书中唾弃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英勇斗争，号召适应现存的（斯托雷平的）条件。在其后的几年中，切列瓦宁是被列宁称为斯托雷平工党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那一派的最鲜明的代表。在战争年代中，切列瓦宁依附狂热的护国主义分子，后者的机关杂志是《事业》杂志。1917年，切列瓦尼作为经济专家进行工作，没有起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内战时期，切列瓦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恶毒的孟什维克。
[3] 格罗曼（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Громан，1874-？）俄国孟什维克。在克伦斯基时期，在经济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17年秋天，为彼得格勒粮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苏维埃政权下，格罗曼在一系列最高经济机构中工作；积极地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4] 马克拉科夫（Макраков）系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在沙皇制度下，马克拉科夫是沙皇杜马中进步集团的领袖之一，不止一次地对政府进行自由派的批评。在克伦斯基时期，马克拉科夫不止一次试图当部长，，但只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直到1924年，马克拉科夫利用自己前大使的地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
[5] 基什金（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ишкин，1864-1930）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医生、临时政府部长。1917年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组织，被捕，特赦后，在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译注
[6] 科科什金（Фëдор Фëдо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1871-1918）俄国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领袖。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的国家监察长。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译注
[7] 米诺尔（Минор）老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奠基人之一。在克伦斯基时期，米诺尔加入切尔诺夫集团，在联合内阁与纯社会主义者内阁之间摇摆。在后来建立的预备议会中，米诺尔领导社会革命党党团，并且是这个会议主席团的社会革命党的成员。
[8] 罗季切夫（Фëдор Измаилович Родичев，1853-1932）沙皇时代地方自治运动领袖之一。罗迪切夫是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是它的中央委员和它的领导人之一。在二月革命后，罗季切夫被任命为芬兰事务部长。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罗季切夫积极地参预了反革命政变的幕后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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