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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对立宪会议和立宪民主党的讲话[1]
（12月2日）
在会议开幕式上由斯克雷普尼克[2]同志代表新选举的市杜马致贺词。
在第一次会议上，新杜马决定向彼得格勒苏维埃热烈致意，表达它对在苏维埃政权轨道中的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公社能够完成它面临的宏伟任务坚信不疑。
主持会议的托洛茨基同志对祝贺表示感谢，并希望彼得格勒公社能够与各个苏维埃一样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完成使彼得格勒整个生活和它的各个组织激进的民主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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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同志从汇报与他的报告联系紧密的停火谈判进程的问题开始。
在9、10月间，德国人把不少军队从我们的战线调到意大利战线和西部战线。那时虽然没有停火，但也没有实际战事，他们可以毫无危险地完成军队调动。我们要求停止调动部队，已经在调动中的除外。40个小时前还会认为，在这点上可能会破裂。德国人强烈地反对这点，他们提出了一些会使我们的要求完全化为零的折衷的决定。霍夫曼[3]将军声明，完成我方的要求对德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我们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了电报，这个要求绝对不是根据与盟国的协议，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此外，停火还应该是共同的。我们对霍夫曼说，在他拒绝的情况下，我们将转向士兵，对他们说：我们希望与你们停火，并让你们休息，但你们的将军想继续让你们在另一条战线流你们的血。我们这样迫使对方同意，并以此证明直接公开谈判的成功和力量。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坚持用这个方法，我们在和平谈判中就能成功。和平谈判将在签署停火协议后开始。
全体资产阶级的任务是破坏和平谈判，夺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这个无可争议的武器，保护自己免遭对人民有利的改革的损害，它已经从草拟的没收和民主化的纲领中预感到了这点。所有小党都消失了，融入了立宪民主党中。这个汇聚了所有敌人、作为反革命基地的党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与暴力和掠夺人民劳动果实的党的内战时代。
我们的敌人抓住了立宪会议，并利用它来反对我们。但立宪会议仅仅是几百个人，他们只有能够依靠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的群众，才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领袖们不想和平地等待立宪会议，在那里与它的对手较量雄辩和票数的原因。他们知道，现在立宪会议将不是在克伦斯基政权的条件下，而是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军队充分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条件将把立宪会议变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阻挡它的道路的人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
资产阶级没有坐等：它以暴乱策源地为反革命做准备，期待着政变的机会。在卡列金、杜托夫与这里的反革命哥萨克首领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之间有牢不可破的联系。有充分证据表明，成批成批的反革命分子、首先是抛下部队的军官被派到南方。卡列金武装了4万人的部队，召集了一些老人，立宪民主党人为他提供了数百万的资金和物资，他调动部队，旨在切断莫斯科与能够提供粮食和煤的外省联系。卫戍部队妨碍这个企图。罗季切夫[4]和阿杰莫夫[5]来到顿河，他们在那里达成了政治协议，其目的是压制矿工、工人和士兵，拉达也来帮助卡列金。
应该讲一讲拉达的问题。如果想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而存在是乌克兰人民的意志，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意志。由于这是事关独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仅仅是兄弟分家和善意合作的问题。但是，拉达推行资产阶级政策，它反对苏维埃。在这条道路上它得到了卡列金的赞成。拉达不顾大本营的禁止，它用火车把两个哥萨克骑兵师送还给卡列金。当需要派我们的军队去平息南方暴乱时，拉达声明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领土。它竟敢在其领土上解除我们的部队的武装。拉达的这种举动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拉达帮助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它的殷勤保护下在基辅聚集。立场就是这样变化的。当捷列先柯和策列铁里做让步时，立宪民主党人顽强反对，声明退出内阁，而现在，两个资产阶级堡垒友好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在反对这个联盟的行动中，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卡列金在顿河、杜托夫在乌拉尔暴动时，我们不能鼓励他们。我们宣布革命在危险中，派革命的红军战士和水兵去平息它们，我们的幸运的结果已经成为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制止。我们的弟兄们是在立宪民主党购买提供的子弹下牺牲的。我们面对的是把自由淹没在血泊中，破坏苏维埃政权以及近在咫尺的、梦寐以求的和平愿望。为了煽动愚昧的群众反对我们，已经投入了数百万；我们知道这点，并期待最后的斗争。它已经开始了，人民的敌人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自己的财富力量，打着保卫立宪会议旗号，就是他们在8个月的期间内不止一次地破坏的那个立宪会议。
当我们的弟兄们在战场上与反革命厮杀时，难道我们能在这里与反革命司令部和平地在一张桌子上开会吗？不能，我们对我们正在战斗的弟兄们说：在你们与他们进行战争时，我们与他们不可能有和平。对我们来说，立宪会议成员的称号，是崇高的称号，但革命人民代表的称号，更加崇高。我们声明，我们为签署和约竭尽全力，受着饥饿的折磨，在战壕里受煎熬，当我们看到，和平已经临近，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妨碍和平，就对他们宣布无情的战争，人民的怒火将倾泻在他们的身上。（掌声，后来变欢呼声。）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立即颁布法令，禁止作为人民敌人的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把他们从会议上驱逐出去。
《消息报》第244期，
1917年12月6日
[1] 这讲话与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示威游行相关。由于这次政变的悲喜剧式的尝试，颁布了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法令。
[2] 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ыпник，1872-193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897年起）。曾在彼得格勒参加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任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在乌克兰工作，1918-1919年先后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1933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
[3] 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1927）系德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供应总局局长和东方面军参谋长。布列斯特德苏谈判（1917-1918年）的德方首席代表。——译注
[4] 罗季切夫（Фëдор Измаилович Розичев，1853-1932）地方自治活动家、法学家、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917年3-5月为临时政府芬兰事务部部长。后逃往国外。——译注140
[5] 阿杰莫夫（М.С.Аджемов）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著名人物、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在1917年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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