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在受罪”

  列宁第二次发病期间,似乎是1923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者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本文作者)待秘书退出后告诉大家说,列宁突然把他叫去,要求给他准备毒药。他又一次失去了说话能力,认为自己的病情毫无指望,预感到新的中风即将临近,他不相信医生,很容易便看出他们自相矛盾,他的头脑十分清晰,正在经受无法忍受的痛苦。通过我们的共同医生格季耶,他同时也是我家的朋友,我能够每日了解列宁病情的发展。

  “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没有指望了吗?”我和妻子多次问他。

  “可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重新站起来的,——他的体质很强壮。”

  “那智力呢?''

  “基本上没受损害。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都象以前那样纯正,但音乐大师仍是音乐大师。"

  我们一直抱着希望。可是突然间,曾是生命意识的化身的列宁竟为自己寻找毒药。他的内心感受会是什么样的啊!

  我记得,斯大林当时的表情令人觉得异样和费解,与当时的场合颇不相称。他所转告的请求带有悲痛的性质,可是他的脸上却挂着一丝笑容,这笑容就像假面具上塑成的那样,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面部表情与嘴里说出的话不相符合,这在斯大林那里是常有的事。可是这次却非同寻常,令人难以忍受。越发叫人感到可怕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请求根本不表态,似乎在等待别人的意见:他声色不露,是为了捕捉他人回答中的细微差别呢?还是他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我看到眼前的加米涅夫面色苍白,一言不发,他是真诚热爱列宁约,而季诺维也夫则显得十分慌张,每逢危急时刻,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们在开会之前就己经知道了列宁的这一请求呢?还是斯大林对自己三人联盟的盟友也想搞个突然袭击?

  “根本谈不上执行这一请求!”我大声说道。“格季耶并没有失去信心。列宁会康复的。”

  “我把这些都跟他讲了,”斯大林不无恼火地反驳道。“可他就是不理睬。老人在受罪。他说手边要预备点儿毒药,万一病情毫无指望,会用得着的。”

  “无论怎样也不行,”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次似乎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会一时想不开,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老人在受罪,”斯大林重复道,目光无表情地看看我们旁边的什么地方,仍像先前一样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的脑子里显然闪过一连串念头,这些念头与我们的话题密切相关,但决不相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件自然加强了我这大体上还靠得住的记忆力,使我连细节都没有忘记。不过,这件事本身也属于令人永志难忘的那一类。况且我当时回到家后便把这一切详细告诉了妻子。每当我想起这一场面,我心里总在说:斯大林的举止、他的那副样子有一种神秘而又令人不快的特点。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他的脸上像假面具一样一直挂着阴险的微笑呢?……没有进行表决,会议是非正式的,不过我们散会时心里自然而然地做出决定:给列宁毒药是绝对不行的。

  这里,自然出现一个向题:列宁在此期间已对斯大林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怎么会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呢?乍看起来,这种请求多么像一种私交甚深的信赖啊?在向斯大林提这样要求的前几天,列宁刚在他的遗嘱后面添加了无情的一笔。而在提这要求的不几天后,列宁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列宁偏要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谜底很简单:列宁把斯大林看作唯一能完成这一绝望的请求的人,因为只有他才对此十分有兴趣。重病在身的列宁凭着他那准确无误的政治嗅觉已经察觉到,克里姆林宫正背着他做什么,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实感情是什么。列宁对他最亲密的同志们甚至连想也没想,便对自己说,除了斯大林,没有第二个人会为他“效这个力”。也许,他还打算考验斯大林一下:这位善做辣菜的烹调大师究竟利用不利用这一公开的时机?列宁在那些日子里思考的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且还有党的命运的问题。毫无疑问,列宁主管革命的神经是唯一一条没有屈服于死神的神经了。然而,现在我却向自己提出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列宁果真向斯大林要过毒药吗?斯大林是否故意编造出这一说法,以造成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事实呢?他根本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去验证:我们三人中没有谁能去询问病中的列宁,他是否真的向斯大林提过要毒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