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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毛琛 译、季耶 校
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这篇《回望革命家》（Revolutionaries Reviewed）系列中评价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生于1879年，是红军的指挥者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后来遭遇驱逐，迁居墨西哥，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刺杀。
在托洛茨基逝世80周年之际（1940-2020），他的一些革命思想值得关注。当然，他不仅仅是一名理想主义者。经过数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于1917年领导了工人和农民发动了十月革命。作为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在内战和外国入侵中保卫了革命成果。他是新生的苏维埃和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关键人物。
随后，托洛茨基与奄奄一息的列宁一起抵抗以约瑟夫·斯大林为核心的结晶化的官僚专制。在生命最后的15年，他先是在苏维埃俄国，后是在全球范围内，领导了一个规模小但充满活力的左翼反对派，继续为革命社会主义而奋斗。
即使他被斯大林主义杀手暗杀了，也不能抹杀他思想的力量和革命先驱者的身份。
理论框架
托洛茨基的思想来自于卡尔·马克思。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的发展需要三个条件。首先，需要一个有时被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capital accumulation）的过程，通过对广大农民和全球各地土著的血腥压迫和残酷剥削，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的财富。
第二，把大量劳动力和人口“剥离其生产资料”变成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薪水来维持生计的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多数人组成的阶级拥有潜在的力量和客观的利益动机，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独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经济。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这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工人阶级意识觉醒。
第三，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技术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工业革命，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马克思在1845年说，发达的生产力和大量的财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前提，否则就会带来普遍的物质匮乏，造成对生活必需品的争夺，造成对物质归属的斗争，接着就是“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强大的精英阶级会从劳动者的成果中挤压出盈余。
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和越来越多的俄国同志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了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到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反对半封建式沙皇制度的民主斗争，由始至终只能由人数不多但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大多数农民盟友领导。这场革命的成功会使得工人阶级组织获得政治权力。
革命进程会自然而然地驱动着人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伴随着对群众不断扩大的改善），虽然在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法建成像马克思描绘和俄国工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会激励其它国家的革命斗争，随着这些国家的革命取得成功，尤其是工业上更发达的国家的成功，会使得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与越来越多国家的同志一起，发展全球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全世界的劳动者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如此努力地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和起义工人加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原因。
俄国革命的孤立与失败
但是其它国家爆发成功革命的预想并没有实现，并且对俄国采取长达七年之久的诸如军事入侵、贸易封锁、内战、经济崩溃和其它困难，造成了两个非常负面的结果。
首先，由于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预想的工农苏维埃民主政府被推迟，原本被视为共产党临时专政的局面被延续。
第二，为了运转国家和管理经济，设立了大量的官僚机构。托洛茨基后来在《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中所阐述的，当没有足够的必需品供应的时候，就只能定量配给，人们“若是货物很少，那么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长，就必须派一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权力之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甚么人必须等待。”[2]
有一些共产党人会致力于最初的理想和愿景，这是1917年革命的基础，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变得腐败、妥协和迷失方向。
约瑟夫·斯大林是这个愈加独裁的官僚机构的中心人物。他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将其和民主和革命国际主义分离开来，提出建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a single country）——苏联。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僚们抨击这一观点，认为其是“建立在低技术的基础上，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私反动的乌托邦”[3]，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反，“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再次发生。但是最终斯大林赢得了斗争，猛烈鎮壓了托洛茨基和他的左翼反对派。
斯大林和他的同僚没有止步于此。这个官僚精英决定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进行强制的土地集体化和快速而专制的工业化进程（这些都是以农民和工人为代价），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名义，实现了俄罗斯的现代化。
农民的抵抗遭遇了残酷的镇压，造成了饥荒。工人的反抗也遭遇了野蛮的镇压。共产党内所有批评的讨论都被禁止。全国上下教育、艺术、文学、文化领域的独立和创造性的思想和表达被迫被威权主义的规范所替代，不断歌颂斯大林和其周围人的政策和特色，尤其是斯大林自己。
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公职人员们享受到了一系列的物质特权，权威和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说的，
“用不着吹牛并把现实美化。“积极份子”有高级轿车，“我们的妇女”有精致的香水，工人只有人造牛油，贵人们有“De Luxe（豪华的）”货品，平民只能观看窗橱内的精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于群众不能不好像是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而他们的感想也并不十分错误。在“普遍的贫乏”之基础上，生存资料的竞争便有复活“全部陈腐的东西”的危险，事实上，这些“陈腐的东西”现在已在一步步逐渐复活了。”
持续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许多苏联人仍然记得民主和平等的革命理想，一些人仍致力于此。在那些被政权击败和压制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中，有的经历了推翻沙皇的革命。他们不被新生的政权所信任。尤其是当苏联处于内忧外患中时。
尽管有不间断的伪革命宣传（虽然有一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对工人有积极的改善），人民中间仍然存在广泛的痛苦和不满。“从上而下的革命”加速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势必会激化为凶残的威权主义。
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明确威胁，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犀利地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拿这个统治党派来代替那个统治党派，而是在于改变那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之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民主政治。”
这必须包括“批评权利之恢复和选举的真正自由，乃是苏联进一步发展之必需的条件。这表示恢复党派自由，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工会也复活起来。”
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是民主的。“输入民主制于工业之中，意味根本修改计划，使适合于工人利益。”，托洛茨基说，“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因官僚错误和左右摇摆而造成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官僚的计划会让步于改善劳动群体生活质量的更实际的计划。
“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将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等级制将立刻废除。那些辉煌的勋章将送进熔炉里去。青年人将有机会能自由的呼吸、批评、犯错误，并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解脱锁炼。最后，外交政策亦将回转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之传统去。”
[4]
临终前，托洛茨基努力推进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为工人和被压迫者“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5]而努力。
2020年6月10日
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美国劳工和社会运动斗争中活跃了六十年。他是《美国工人阶级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和《列宁与革命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等书的作者，拉罗什大学（La Roch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原载爱尔兰左翼网站Rebel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20/06/10/leon-trotsky/
[1]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
[2]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5.htm
[3]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1.htm
[4]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11.htm#3
[5]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