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河滨大道（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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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河滨大道（Ⅰ）

　　“希尔奎特是那种在欧洲大陆或英格兰更常见的（社会党人）类型……在我和他的上一次会面里，他展现了其教条主义。他送我出门时说，‘雷希特同志，你不觉得，我们叫停了宗教化、并成为一个政党的时候，不是一个高光时刻吗？’”^[1]

　　——查尔斯·雷希特律师，日期不详

　　莫里斯·希尔奎特肯定读了《纽约呼声报》，并且看到了头版刊登的列夫·托洛茨基访谈。事实上，1月的《呼声报》贴满了希尔奎特本人的名字，他本人在纽约市堪称万众瞩目。他大概也瞥了一眼托洛茨基的快照，以及头版上“逃离欧洲之后，他在这里从事一份激进作家的工作”的字眼，但他对此并未详加思虑。
　　希尔奎特很快就将成为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头等仇敌。他们之间那备受瞩目、时常剧烈的个人冲突将定义这个国家一个世代的左翼运动。但目前为止，这两人还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就在这个周末，希尔奎特本人的照片已然占据了《呼声报》的头版。身着西装革履、洁白衬衫的他有着一张英俊整洁的面孔、锐利的双眼、一小撮胡须和柔顺的黑发。莫里斯·希尔奎特打扮得无可挑剔。他同意一位朋友的说法，“领带可以打得优雅、放置得体，并且不违逆普罗社会主义的准则。上帝保佑！”^[2]这张照片出现在这些标题下方：希尔奎特的计票结束了；一目了然，这是弊案：社会党的国会席位因舞弊而失。^[3]
　　莫里斯·希尔奎特曾于11月竞选美国国会议员。他的选区包括纽约市上东区和哈勒姆区，这里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像他本人这样的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一份如实的记载显示，他本应获胜。但在当时，得到真相可没那么轻而易举。
　　开票当晚，希尔奎特的监票员们本已报告了一个上佳的开票结果。早先的计票数字中，希尔奎特有微弱领先。但随即就发生了一些猫腻之事。午夜时分，在两个希尔奎特领先的选区里，官员们停止了计票。希尔奎特得到消息：当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们已经在那两个选区会面，并达成了一项交易。希尔奎特跑到投开票地点——临近麦迪逊大道的第104街的一所公立学校，并敦促计票员们重新工作。他们却拒绝了。“他们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嘲笑着你。他们抽烟，吐痰，引体向上，什么都干，就是不计票，”他回忆说。^[4]希尔奎特向附近的警察抱怨，但他们只是耸耸肩而已。
　　直到凌晨4点，这个选区才上报计票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另一个进度缓慢的选区才完成计票。此时，选票已经做了手脚，破坏已经造成。这场三方角逐的选战计票结果是：希尔奎特赢过民主党候选人大约200票，但输给了现任共和党议员伊萨克·西格尔（Isaac Siegel）459票。
　　希尔奎特向一位法官抱怨，并要求重新计票。一个两党联合小组（排除社会党）花了两个月时间清查选票，最终调查声明于这个周末刚刚出炉。这个小组发现了大量肮脏内幕：超过150张空白选票投进了票箱，并被算作是西格尔的票；60张希尔奎特的合法选票却被扔了出来，并标上“无效”；此外，多算和少算选票之举层出不穷。最后，希尔奎特净增长了255张选票。无人怀疑：希尔奎特的票还要多得多。但是，这还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
　　不同于列夫·托洛茨基或布哈林这样初来乍到、供职于《新世界》的俄国人，莫里斯·希尔奎特深知纽约市的政治运作模式。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那个令人敬重的社团——坦慕尼协会就主宰了纽约的民主党组织。它还主导着市政厅、市政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其它的周边事务。共和党大佬们则把持着坦慕尼的桩脚不及之处。每逢选举日，两边阵营都会大量舞弊贿选——每张选票2美元是风行的市场价——他们还使用“重复票”和“游民票”。自从特威德老大（Boss Tweed）如日中天以来，他们就钉住了地方政治。一旦坦慕尼和共和党之间不再彼此攻防，他们就会愉快地联手打击一切第三势力。
　　希尔奎特早已上了这一课，交了不少学费。这已经是他第3次竞选国会议员了，大概也会是他第2次“事实赢了”、却因他们杀回来而“计票出局”。1906年，他曾在下东区的一个选区赢得了完全多数票，代表社会党出战的希尔奎特得票数超过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但是，坦慕尼协会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达成了一个“最后一分钟交易”——这位报纸大亨那一年正亲自上阵竞选州长，他还创办了一个“独立联盟”政党。在赫斯特的加持之下，坦慕尼协会将他们的候选人名字加进了赫斯特的“独立联盟”候选人名单，并利用多出来的这部分选票成功击败了希尔奎特。两年之后的1908年，希尔奎特再一次在选前表现强势。这一回则是共和党人做成了交易。他们鼓动支持者们投票反对自己的候选人（转而支持民主党，造成弃保效应——译者注），以此击败社会党。^[5]
　　除却这些不快，莫里斯·希尔奎特自认幸运。1917年，他的社会党在美国已赢得了非凡地位。社会党候选人在全国到处胜选：美国国会有两位社会党议员；56个城市或乡镇由社会党人执政，其中就包括密尔沃基和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从明尼苏达到加利福尼亚，从俄克拉荷马到威斯康星，他们在洲级立法机构的席位有30多个；他们还占据了数十个市议会和市议员的席位；这个政党有超过110000名交党费的党员，以及约150家附属的报纸和杂志，它全国发行的旗帜刊物《诉诸理性》（Appeal to Reason）每月发行量几乎有70万之巨；它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于1912年几乎赢得了100万张选票，这占到了全国选民总数的6%，足以使他与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面对决。
　　1914年在纽约市，一位风靡于时的律师、希尔奎特的朋友梅耶尔·伦敦（Meyer London）最终为社会党拿下了下东区的一个国会议员席位。希尔奎特已经含辛茹苦、步步为营地为这个政党打拼了20年，每一步他都精益求精。
　　作为社会党领袖，希尔奎特在这个冬天的第一要务是发动一场反对世界大战的公众运动。一月份他到了华盛顿特区，在白宫见到了上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华府高官。他还引领着一场社会党和平立法运动。他们要求威尔逊，使美国自外于这场战争。通过斡旋解决各交战国冲突，公平对待各阵营；废除补偿金和战争赔款，取消领土吞并，允许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独立，并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仲裁纠纷。这些条款都将在威尔逊总统后来的“十四点原则”中出现。
　　希尔奎特回忆了当天和威尔逊总统坐而论道的场景。他发现威尔逊“心事重重，困顿不堪”。尽管如此，他们开口说话时，威尔逊就变得“饶有兴致，精神饱满”。总统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但他以政治家式的暧昧答应说，他将给予支持。^[6]
　　所有这些——旅行，政治，高知名度的案件——使1917年的希尔奎特成为美国最为知名的社会党人之一，他的名声仅仅亚于尤金·V.德布斯。德布斯是社会党的大众形象、总统候选人，但莫里斯·希尔奎特却是它的领袖人物、骨干成员。
　　希尔奎特出生于拉脱维亚。1886年，还是少年的希尔奎特来到了纽约。他很快掌握了足够的英语，在下东区找到了一份夜校教师的工作，向移民教授英语。白天他在一家血汗工厂工作，缝补衣服袖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直到他迎来了生命中真正的突破——社会工党聘他做办公室文员，周薪4美元。希尔奎特在这里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学习政治和新闻学。1890年，他加入了另一位聪慧的年轻作家的事业——亚伯拉罕·卡汉，未来的《前进报》编辑——他们一起创办本市的第一家依地语报纸——《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接着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半工半读。
　　身为一名年轻律师，希尔奎特身着一套精心订做的正装，并将他的姓氏从“希尔科维茨”（Hilkowitz）改成了“希尔奎特”（Hillquit），将他的名字由“莫伊舍”（Moishe）改成了“莫里斯”（Morris）。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绝大多数激进左翼人士一边，成为他们的委任律师，并且常常免费。1901年警察逮捕约哈恩·莫斯特（Johann Most）、一位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暗杀鼓吹者——他称暗杀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他的罪名是在麦金莱总统遇刺后发表了一篇煽动文章。正是莫里斯·希尔奎特挺身而出，在一间秘密、敌对的纽约审判室里为莫斯特辩护。希尔奎特以“言论自由”（free speech）抗辩，但法官仍判他有罪，需在布莱克维尔岛上的监狱服刑一年。
　　1900年，希尔奎特退出社会工党，并带着一些人加入了尤金·V.德布斯在中西部开展的社会运动。德布斯是1894年芝加哥普尔曼大罢工（Pullman strike）的英雄和领军人物，他率领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发起了一场史诗级别的对峙，抗击美国最庞大的几家铁路公司，这迫使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出动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罢工和德布斯工会。联邦政府起诉了德布斯，罪名是阴谋发动罢工。德布斯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德布斯利用被囚的时间思考、学习，并在这里发现了社会主义。这便是这番结合——德布斯的中西部团体和希尔奎特的纽约派别——他们将成立一个崭新的美国社会党。
　　这个新政党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了一个鲜明的“美国牌”理论。它的纲领很快写满了后来将成为现代生活标志的一系列要点：罢工权（反禁制令法）；一种累进型的所得税；限制童工；学校免费午餐；矿井和工厂检验；为失业者提供公职工作；每周最高工作时长；最低工资；公设辩护人；关键产业的公共所有权：比如有轨电车和地铁。这个政党依旧鼓吹革命，但“革命”越来越只是一条隐喻义而已。对于希尔奎特而言，“革命”意味着根本性的改变：它需要辛勤工作、赢得选举、通过法律。“大规模行动”是希尔奎特最爱的另一条激进术语，这对他而言就是大型的全行业罢工。罢工必须得合法、无暇，绝不容忍打架、爆炸、暗杀或是暴力。
　　有例为证。就在那个冬天，希尔奎特协助发起了一场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罢工。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45000名成员参加了这次罢工，这个工会正是希尔奎特于1890年代协助建立，现在希尔奎特则是他们的首席委任律师。这场罢工使超过150家大衣制造厂关门大吉，并接着将另外25000名工人锁在厂外。工人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卫生条件，以及对工会的承认。在当时，制衣工人典型的每周工作时间是60个小时——如果他们依据“计件工资”的话则时间更长——每天报酬是1到2美元。他们没有保险，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信贷准入证，没有政府项目支持，帮助他们的慈善机构也少得可怜。
　　历经数月街头纠察之后的12月，这场纷争终于交给了一个仲裁小组解决，并得出了仲裁结果：薪水调高，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会获得承认。尽管，还未能落实“全工会工厂”（fully closed shop意指只雇用工会成员的工厂——译者注）。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在历经数年的抗争之后，工会赢得了它的目标。^[7]
　　尽管如此，赢得选举更为艰难：它需要公众支持。对于社会党人而言，这意味着要打消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工会和移民仍旧普遍存在的偏见。仅仅数周之前，《纽约时报》还将支持希尔奎特国会议员选举的选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未受教育、高度情绪化的外国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获承认为合格美国公民之前，还有很多东西要学。”^[8]自从1886年的甘草市场爆炸事件以来，美国人就恐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少有人愿意费劲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次爆炸中有7名芝加哥警察丧生，4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走上了绞刑架。1901年刺杀麦金莱总统的刺客是一名波兰新移民、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戈尔斯（Leon Czolgosz），但这（对于洗刷社会主义的名声）也无济于事。显而易见的伪善——公司使用暴力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形一再出现——却似乎引不起多少波澜。
　　社会党人们必须消灭公众对他们的这番刻板印象，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赢得大型选举。这就要求他们与以下元素做切割——无政府主义者，激进分子，极端势力——这些标签都恐将摧毁社会党的信誉。这也是为什么，希尔奎特一度坚持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领袖比尔·海伍德开除出党：只因他公开支持将“破袭”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就此议题，希尔奎特甚至还向本党最受敬爱的人物尤金·德布斯发难。1912和1916年，希尔奎特都尝试阻止德布斯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认为德布斯的言辞太过激进。
　　同时，身为一名律师、政治家，希尔奎特变得富有起来。1917年初，他和妻子薇拉（Vera）已在纽约的河滨大道拥有了一座房子、一条独占街道，这里和哈德逊河仅仅隔着一座树丛掩映的公园而已。他运营着两家律所，一家在市政厅附近的第30教堂街，另一家则位处下东区。“一名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从事法律职业或其它资本主义活动，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原则性错误，”他解释说。^[9]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质疑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的话，这仍然会刺痛他。当一名《纽约时报》记者拿他的面孔做文章、提到他的支持者们“不具爱国主义，并且以此为乐”之时，希尔奎特很难克制自己：“希尔奎特先生的双眼很蓝，头发很黑，”这位记者写道。“通常而言，这种比较会引人瞩目。但当他转而回答这一问题时，他的眼睛闪动，几乎像他的头发一样黑。”
　　希尔奎特的回应精炼简洁：“这个问题你错了。大错特错。”^[10]
　　希尔奎特深知，他的这番态度并不讨激进者们的欢心，其中就包括许多俄国人。他对弗拉基米尔·列宁在欧洲的活动知之甚详，也了解他于1915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后发布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们应当促成他们本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多么荒谬可笑。他曾于1907年德国斯图加特的一次社会党会议上与列宁会面，但没给列宁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希尔奎特也曾在柯伦泰1915年的美国巡回演讲中与她会面，并且未对柯伦泰做出任何道歉——他曾半路杀出，阻止柯伦泰发布一份在密尔沃基拟好的、为列宁齐美尔瓦尔德纲领背书的提案——柯伦泰本想借此机会，将美国优秀的爱国社会主义者们与列宁的“反爱国”阵线联系起来。希尔奎特并不在乎来自激进者们的批评。他有一项更大的企图。

^[1] Recht papers, 191–92.

^[2] Pratt, 29.

^[3] New York Call, January 14, 1917.

^[4] Hillquit, 118.

^[5] See Hillquit, 114–16, and Gorenstein, 207 et seq.

^[6] Hillquit, 161–62. One more thing: Earlier that January, Hillquit had traveled to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7] The strike, in fact, threatened starvation for half a million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At its height, city prosecutors, apparently pressured by manufacturers, indicted five union members for the 1910 murder of a former strikebreaker. Hillquit defended the men in court and won outright acquittals for all five.

^[8]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16.

^[9] Pratt, 29.

^[10] New York Times, June 4 and October 17,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