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章 间谍再临
脸宽须整、头发精洁、花呢套装的威廉·乔治·艾登·怀斯曼是一名典型的年轻英国男爵，他主管英国在纽约市的情报活动。华盛顿和俄国传来的消息令他大喜过望。
怀斯曼已经以曼哈顿岛南端他的办公室为中心布设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组织帝国。仍在英国军需部职务掩护之下的怀斯曼现在将职权范围远远拓展到了惯常的反间谍工作（比如为军火船安排警卫，追踪可疑的德国人）以外，他本人已成为英国在美国的顶级外交官之一，成为英国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白宫之间的主要幕后联络人。这条联系渠道主要构筑于怀斯曼与威尔逊纽约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之间的新友谊之上。
为了建立与豪斯上校之间的联系，曾是校队拳击手和德国毒气幸存者的怀斯曼先得踢走一名竞争者：他的名字叫盖伊·雷吉纳德·冈特（Guy Reginald Gaunt）船长、英国海军武官。1914年以来，冈特一直担任纽约军情处处长的职务。有人形容冈特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海军前战列舰副舰长是一位“美食家”和“浪漫之人”。冈特本人称之为“轻松惬意的水手工作。”[1]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将自己的圣诞新年个人假期私自延长到了1917年1月。冈特不在的时候，怀斯曼趁机上位。他不仅取代冈特与豪斯上校建立了关系，还重组了军情处，取消了冈特的大部分情报角色。度假归来的冈特发现他之前的大部分职权已遭褫夺，他对怀斯曼极力抱怨，却徒呼奈何。英国上级和美国上校豪斯都作出了决定：他们喜欢这项新安排。大为沮丧的冈特只能被迫接受，这次事件给他的痛感将持续多年。[2]
但结果是，现在的怀斯曼得同大西洋两岸的头面人物掰手腕：英国外交部，美国总统，以及他在“军情Ic”的神秘老板“C”。当英国驻美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莱斯（Ceco; Springs-Rice）爵士抱怨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有安全问题时——松松垮垮的门锁，可疑的讲德语邻居——他把怀斯曼找来解决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怀斯曼的团队还在纽约破获了一起连环袭击印度的重大阴谋，手中积累了一大批文件。据内部报告称，其中含有数千名潜在麻烦制造者的信息。[3]怀斯曼手下领薪水的员工很快就达到了30-40人。
随着美国加入欧战几乎板上钉钉，怀斯曼也将大把时间花在同美国外交官、警察和军事情报人员的接触之上。他们交换着巨细靡遗、无所不包的情报：从德国潜艇的长相，到英国的船运程序。[4]
一个新问题来了。这个新问题甚至大有可能再拓展他怀斯曼的角色：如何对付这些俄国人？所有俄国人。
1915年抵达纽约市之前，怀斯曼在俄国事务上并无特别背景。但他不会不观察到，彼得格勒革命如何激励了当地移民。怀斯曼期待这些庆祝活动，他深知纽约俄国人憎恨沙皇的程度之深。但怀斯曼在俄国人的欢庆反应之外还看到了事情另一个更麻烦的面向：大批大批的俄国激进社会主义者们突然筹钱回国。显而易见，他们此行是去颠覆、解体这个脆弱的新临时政府。
这对英国意味着大麻烦，也是至高的风险。德国意在瘫痪英国人食品军火供应的无限制潜艇战已经产生效力，英国害怕再失去任何对战德国的优势。就这一点而言，沙皇退位已是上帝保佑了。克伦斯基，米留科夫等新领导人都已做了清楚表态。他们承诺让俄国留在大战中，保留那支仍然约有500万士兵的军队，为协约国而战。这样一来就会迫使德国人继续在东西两线分散其兵力。
但这些纽约社会主义者们可都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听起来比临时政府更亲德国。俄国新临时政府的权力仅能在狭窄范围内运行。如果一部分激进分子真的成功回国、并组织起同道们颠覆了临时政府呢？或者开启一场内战？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使俄国退出战斗？又或者同德国单独媾和？
大量当地社会主义者似乎急不可耐要制造麻烦，他们的领头人就是《新世界》的那个急性子：列夫·托洛茨基。
怀斯曼现在已对托洛茨基知之甚详，或者说他学习速度很快。他和团队成员们建设了一个深不可测的谍报网络，纽约遍布着他们的支薪特工。怀斯曼的情报官、一度是记者和战场老兵的诺曼·斯维茨掌管着一批稳定可靠的间谍和线人，其中就包括俄国出生、后来被称为“王牌间谍”的西德尼·莱利（Sidney Reilly）。莱利当时正在纽约为俄国张罗武器船运，同时他本人也从中获利颇丰。亚历山大·韦恩施泰因（Alexander Weinstein）是莱利在这些武器交易中的商业伙伴，他大有可能是激进报纸《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的亲族。[5]
间谍网甚至透过莱利和韦恩施泰因接触到了社会党领袖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那位曾在该党不久前的决议委员会里与托洛茨基和路易斯·弗拉伊纳共事的杰出人物。作为一名律师，阿勒伊尼科夫曾为莱利和韦恩施泰因代理一些商业交易。这些都造就了一个热络的小圈子。
那位曾在勒诺克斯赌场聆听托洛茨基演说的卡西米尔·派尔纳斯干净利落地融入了这个圈子，但他另有一种幽暗习性。派尔纳斯的卧底特工史可以追溯到20年前。1872年出生于立陶宛科夫诺（Kovno）的派尔纳斯于1890年代末登陆伦敦，他很快就同时引发了苏格兰院（Scotland Yard）﹝1﹞和俄国保卫部（Okhrana）两家秘密警察机构的浓厚兴趣，同时成为了他们的线人。派尔纳斯很容易就与德国和俄国的流亡者打成一片。他能说德语和俄语，还有着渗透激进分子团体、向雇主们告发他们的专长。1913年派尔纳斯抵达美国，利用苏格兰院的推荐信得到了一个舒服的美差。他先是和海军军官盖伊·冈特共事，接着又与怀斯曼和斯维茨合作。
1917年的派尔纳斯是不是仍与俄国保卫部的纽约办事处保持联络？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派尔纳斯已经不领薪水，但保卫部在纽约至少有一名特工。他叫乔治·帕特里克（George Patrick）,曾在这一时期报告过托洛茨基的活动。[6]不过，怀斯曼后来也坚称，派尔纳斯只为他一个人工作。[7]
派尔纳斯同保卫部的瓜葛也将他与另一项“源远流深”的“著名”沙皇遗产联系到一起：曾以戏剧化形式上演的强势虐犹（Jew-baiting）。这段时间，派尔纳斯开始同另一名俄国移民相交甚欢。他叫鲍里斯·布拉索尔（Boris Brasol），一名俄国律师。1913年沙俄政府针对梅纳海姆·孟德尔·贝里斯（Menahem Mendel Belis）那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案进行时，布拉索尔正是公诉团队一员。贝里斯是基辅一家砖厂的主管，沙皇政府指控他以“人祭”（ritual killing）谋杀了一名13岁的基督教男孩，并将男孩的血用于犹太教仪式。这项诉讼以其丑陋的中世纪诽谤遭到全球同声谴责，就连基辅当地的检察官都拒绝办案。没有物理证据能将贝里斯与犯罪联系到一起。历经两年的诉讼折磨后，一家全由基督徒组成的陪审团宣判贝里斯无罪开释。但哪怕在多年后的纽约市，鲍里斯·布拉索尔依旧为他本人在诉讼中的角色辩护，也为诉讼对犹太教“人祭谋杀”的认定辩护。[8]
1916年，布拉索尔以俄国军需委员会探长（chief detective）的身份来到纽约。两年之后的1918年，他和派尔纳斯两人再度成为一项臭名昭著的反犹行动中心人物。这一回，他们充当了英语版宣传物《犹太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主要鼓吹者。这份文件由俄国内务部于1890年代炮制，文件声称揭露了犹太领袖们支配全球的阴谋。布拉索尔和派尔纳斯将向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出示这份当时在西方罕见的《议定书》，并呈递一份书面报告，将布尔什维主义大加渲染为一个犹太人的阴谋。派尔纳斯本人还尝试用一份《议定书》敲诈美国犹太协会，开价50000美元。[9]
现在是1917年3月，同一位卡西米尔·派尔纳斯也在为英国军情处的威廉·怀斯曼出谋划策。他紧紧盯着俄国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犹太人），监控他们如何筹款将革命者们送回国去颠覆彼得格勒新政权。派尔纳斯第一个盯上的，就是极为显著的列夫·托洛茨基。[10]
不管预想为何，怀斯曼很快发现自己掉进了派尔纳斯力主的思维模式之中。纽约大量的移民激进分子碰巧都是犹太人，这不足为奇：犹太人构成了东欧移民中的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俄国犹太人，德国激进分子通常是德国犹太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芬兰人、乌克兰人、波兰人，以及任何来自世界那片地区的移民团体。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怀斯曼有特别的反闪米特倾向，他一生中同许多犹太人打交道。战后的怀斯曼还加入了雅各·希夫自家的金融机构库恩·洛布公司，成为一名合伙人。1920年代的怀斯曼还成了反闪米特人毁谤的目标，只因他本人“发音犹太”的姓氏。美国情报机构也将秘密指控怀斯曼有犹太祖先——尽管他有10代英国血统——并以此作为他忠诚度的污点。[11]1917年，大量服务于英法美三国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士都将犹太人视为一个不寻常、有其独特立场和利益的准国家组织。
但是，这些听起来无知的言论产生了后果。反闪米特主义绝不仅仅自我设限于俄国或是德国之内。当时就连许许多多西方的警察、政治家和军事分析家们都照单全收了这一套犹太人形象、并加以扭曲、再附上古老的刻板印象，由此将犹太人刻画为国际上的局外人；犹太人自有其宗教、语言、食物和敌意满满的民族主义，是一群独自生活的愤愤不平者；他们还是掌控金钱的商人或银行家，有着秘密的全球联络纽带；而他们的中低阶层天然受激进事业吸引。西方人将犹太人描述为一个独立的种族，就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非洲种族一样——这就是他们当时的语言模式——但带有一个特别诅咒。犹太人命中注定苦难，这要追溯到《圣经》中的“国家原罪”（national sins）。
所有这些要素都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正式的政府情报报告，其中就包括美国战争部辖下的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12]
就连未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在一篇1920年的文章中提出了“锡安主义（Zionism）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法。丘吉尔认为，有两种犹太人并存于世：“好犹太”和“糟犹太”。糟犹太人包括“国际主义犹太人”和“恐怖分子犹太人”，他们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成员。[13]
无知，刻板印象，恐惧，愤怒，宗教信仰，或是刻意贬损，这些都导向同一个结果：1917年已经存在的恶毒种族偏见预示着，此后30年里它的声音会更加强盛，并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受训成为一名情报官员的威廉·怀斯曼既然浸淫于这般环境之中，也就很难无视这一事实：“犹太身份”似乎就是将如此之多的纽约社会主义者们连结起来的粘合剂。但是，豪斯曼将如何看待此事？犹太人反抗俄国沙皇合情合理，他们对俄国的敌意也是数十年迫害之下的正常反应，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是的，犹太人也许是一个多元群体，绝大部分是忠诚、不问政治的。但怀斯曼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描述德国人——这并未改变他们是英国致命敌人的事实。
不出意外的话，怀斯曼将义不容辞地报道此一事项。他在英美情报系统的同僚们——被自身的偏见驱动着——似乎都确信犹太人的关联性。一些人已经递交了相似的报告，内容也惊人地冗长。比如说，美国战争部在这一时期曾与怀斯曼交换一份有关美国本土激进分子动态的文件备忘录（file memo），其内容堪称典型——它将布尔什维克，工运人士，爱尔兰和印度异见人士——归为一类，并命名为“犹太事务”。[14]远为糟糕的事情将在数年内到来。
以下事项将怀斯曼的视线带回列夫·托洛茨基身上：犹太人，俄国人，社会主义者，自称的革命者，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富有奇理斯玛气质的领袖，遍布国际的联络人，这些危险符号都集于托洛茨基一人。托洛茨基轻而易举地成为怀斯曼案头报告里的顶级人物，他们好奇地为托洛茨基做了一番“人物画像”。事实上，怀斯曼从未与托洛茨基面晤过，但证据显示，有关他的一些事实铁案难移：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对彼得格勒新政权的看法毫无疑义。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高高兴兴地换掉这个政权。就在本周，一位不具名的《新世界》编辑——托洛茨基，或者他的一位朋友——告诉《纽约呼声报》，1905年以降的“战斗团体”（托洛茨基等人）已是“迫不及待回国，推翻独裁建立共和国。”[15]他们宣布的计划还能更直白吗？
这位托洛茨基先生谈到世界大战时也直言无忌，他在任何场合都明言自己对这场战争的鄙视。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大像是柏林的朋友。“哪怕革命者们掌握了权力，他们也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托洛茨基曾于当周告诉《纽约时报》。“他们并不喜欢德国。他们不想看到德国取胜，但他们厌倦了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匮乏。他们想停战。”[16]
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读一遍托洛茨基的演说词，也能清楚体会到他那方向迥异的愿景：“这场革命（即将）从俄国蔓延到俄国和奥地利，并使战争结束，”他对观众们说。[17]这些话不像是一名失败主义者的措词。不管现实与否，这段预言与“投降德国”有着天壤之别。1917年的此时此刻，伦敦和巴黎很少有人会对这种事情有丝毫抱怨：一场发生在柏林的革命推翻了德皇，并终结了战争。
这位托洛茨基其实是英国可以合作的人？如果俄国孱弱的临时政权终究落入激进分子之手的话，相较于其他人，这位托洛茨基会不会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对怀斯曼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大。他有权处置这个局面。在英国对德国的战时封锁之下，任何离开纽约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船只——前往俄国或是间接去往德国的门户——都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英国港口哈利法克斯（Halifax）停船。英国官员将登船缉私，搜穿船只和乘客。他们有权当场没收。每位乘客都得从白厅街44号英国领事馆内的护照控制办公室取得签证，方能继续旅途。发放签证的正是威廉·怀斯曼本人的“军情1c处”。
如果怀斯曼想阻止托洛茨基或是任何人返抵俄国，他只需要求领事馆拒发签证就可以了。如果他不想在纽约弄得满城风雨，他大可以电告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让他们在那里拘留此人。易如反掌。
英国曾在战争中反复动用这一权力，并多次惹恼了旅客们。在本年二月末，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就上了头条：他们登上正在航向哥本哈根途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客轮“弗雷德里克八世号”，没收了现居华盛顿特区的匈牙利伯爵夫人曼弗雷德·马图切卡（Manfred Matuschka）价值25000美元的黄金，以及其他乘客的小额黄金。英国人声称，它们已构成战时禁运下的走私。刚刚被驱逐出华盛顿特区的德国前任驻美大使约哈恩·海因里希·伯恩施托夫（Johann Heinrich von Bernstorff）伯爵当天碰巧也在这艘船上，他竟然褒奖了英国人“彬彬有礼的搜查”。在另一次事件中，哈利法克斯的英国官员们从瑞典轮船“斯文·杜·里耶茨号”（Sven du Rietz）号上抓走了一人，指控他走私橡胶。英国人没收了他的行李箱，拘留了他，直至将其引渡回美国。[18]
怀斯曼将如何对付这位列夫·托洛茨基先生？如果俄国人和美国人发给托洛茨基旅行文件的话，怀斯曼敢不敢半路杀出？以及，如果他阻止了托洛茨基，他又将如何对付别人呢？
现在，就在彼得格勒革命之后的这些愉快日子里，威廉·怀斯曼还在等待。突发事件将迫使他迅速行动。
滞留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归心似箭。列宁感到“像是被封印在瓶子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描述了那些日子里他的一举一动。[19]
列宁最早是从一位名叫莫伊谢·布朗斯基（Moisei Bronski）的苏黎世年轻邻居那里听说了彼得格勒起义。读到一份早报后的布朗斯基一口气就跑到斯皮埃戈尔加塞街（Spiegelgasse）14号的公寓楼上。“您听到这则新闻了吗？”他大喊着。“俄国发生了一场革命！”[20]大吃一惊的列宁同布朗斯基一道出门，满苏黎世地探寻其详。列宁加入了阵阵庆祝队列——俄国流亡者们在一起击掌拥抱，痛饮欢歌。
回到家中的列宁独自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石破天惊！如此出人意料！”他开始给老友们写信。“如果德国人没有撒谎的话，革命确已发生了，”他给因涅萨·阿曼德写信说。“我激动莫名。我不可能去斯堪的纳维亚了！”[21]列宁还急电他最亲密的布尔什维克盟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让他迅速从波恩回来。他们需要制定计划。
革命终于来了！但身在瑞士的他们将如何领导这场革命？不论如何，列宁得先返抵俄国再说。但是，怎么回去？
从瑞士回到俄国乍一看来几无可能。只需抽空看一幅地图，列宁就能明白难题所在。瑞士没有海港，也没有同俄国接壤的边界。一场世界大战正在两国之间的地带如火如荼。前往俄国意味着采行三条路线之一，而每一条都荆棘重重：他可以向北穿过法国，并乘船经北海抵达芬兰。但是，法国军方不会允许列宁通过本国领土。他如今已是一位众所闻名的逃亡者和革命家，就算法国人放行，英国海军也会在海上截胡。
列宁也可以一路向南，穿过意大利，扬帆地中海，经黑海抵达敖德萨。但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大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不大可能放行。
还有一条直来直去的路线——东北向，穿越德国。但这条路线也麻烦多多。途径德国意味着须经德国军方批准，这可谓凶多吉少。如果列宁显露出任何与德国人同谋的迹象，他的声名将毁于一旦——不仅在社会党人那里，也特别在俄国那里——一个仍然在战争中与德国作战的国家。他将涉嫌叛国，这可是死罪。“我们似乎回不了俄国了！”列宁在给因涅萨·阿曼德的信中绝望地说。“英国不会放行。穿过德国（的主意）也不可行。”[22]
归国心切的列宁旷日持久地苦思对策。在某一时刻，他计划化装成一名瑞典哑巴暗中穿越边境。[23]他还想过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前线堑壕，但有人提醒他，在1917年，最好的飞机也飞不了那么远。不仅常常坠毁，也会被轻易击落。[24]
另一位滞留的俄国同侪、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则提出了另一个曲折复杂的主意，这个主意唯有俄国同意与德国释放同等数量的战俘时才可施行：那时他们将向德国申请获准越境。这么一来，整件事就转化成了战俘交换性质，而不是叛变交结俄国的战时敌国。但当俄国外交部长保尔·米留科夫拒绝（交换战俘）时，这个主意也失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彼得格勒也传出了种种细节。列宁听说了临时政府新任部长们的名字——米留科夫，李沃夫，古契科夫，等等——这些细节只会更坚定他的决心。“布尔乔亚们已经成功地把屁股坐上了部长的位子，”列宁告诉克鲁普斯卡娅。他们的目标“乃是愚弄人民。”[25]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得设法阻止他们。
怎么办？哪怕远在瑞士，列宁也看到了“答案”。关键就在于新近革命催生的另一个新机构：彼得格勒工人联合会（苏维埃）。这就是他们的武器。1905年时的列宁还对苏维埃弃之不顾，因为它与列宁本人的布尔什维克理念相悖。列宁认为，革命必须由职业革命家领导。但这一回，列宁的看法有所不同。1917年诞生的这个新苏维埃已经使其本身成长为一支堪与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可畏力量。它独立发声，准备好了颠覆、取代临时政府。列宁立即看到了这一潜在可能，并急于抓住它。
最早在3月16日——托洛茨基告诉《纽约时报》彼得格勒新政权将无法存活的同一天——列宁就给他最喜欢的信使——挪威的亚历珊德拉·柯伦泰拍去了一封电报，要求她示意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继续反战立场，并抵制一切与孟什维克的和解。[26]接着，列宁变本加厉。他给柯伦泰拍去了第二封电报，这一封的指示更为直接：“我们的策略——彻底的不信任。绝不支持临时政府。总而言之，绝不支持克伦斯基。将武装普罗大众作为唯一保证。立即选举进入彼得格勒市议会。不与其他党派结盟。将这段话传回彼得格勒。”[27]
接下来的一天天、一周周里，列宁将他的新想法形诸笔墨，写成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远方来信》（Letters from Afar）的文章，以及被称为他《四月提纲》（April Theses）的一整套教诲。这些文字都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一大剧变。不同于1905年，这一回的列宁将毫不犹豫地号召“立即变革”：消灭临时政府，社会主义者夺权。列宁回国后的几周内，彼得格勒街头的标语就反映了这一新路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但目前而言，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能等待时机。列宁仍然被困在瑞士，徒劳无功。他只能等待。
没过多久，挫败感终究还是迫使列宁重加考虑一个更久远、先前已予拒绝的选项。在沙皇倒台之后的最初忙碌日子里，除了那些已发送的重要信息，列宁又加上了一条。他致函身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多年老友雅各·福尔斯滕伯格（加涅茨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俄国，”信件写道。[28]福尔斯滕伯格有的是门路促成此事，其商业伙伴亚历山大·以色列·赫尔凡德（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便是个中荦荦大者——他便是为资深激进分子们所知的那位帕尔乌斯，那位现下富得流油的德国资本家特工。
迄今为止，列宁仍然拒绝与帕尔乌斯进行任何联系。他曾公开谴责帕尔乌斯为叛国者和政治弃儿。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帕尔乌斯本人在听到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后也有了一个计划。他策划帮助列宁——不管列宁想不想要他的帮助。
帕尔乌斯可没怎么让战争影响他的生活方式。他在哥本哈根的生活颇为舒适，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兴致勃勃。在大战中保持中立的丹麦同时与两大阵营做生意，并从中获利颇丰。首都哥本哈根充斥着投机客：股票商人，囤积食品者，军火交易商，等等。丹麦本地人以当地特产将他们命名为“炖汤大亨”（goulash barons）。145家食品工厂几乎彻夜不停地生产着便携食品罐头，并以高昂价格出售给堑壕两旁厮杀正酣的各交战国军队。
哥本哈根的帕尔乌斯如鱼得水。他一边做着生意，一边编辑他的报纸。近日来他的每一笔投机似乎都大赚特赚。他最近的一次大手笔生意是：将德国开采的煤炭装船运到丹麦、倾销占领市场，把丹麦长期以来的煤炭供应者——英国赶出丹麦市场。这项投机生意使他将数百万丹麦克朗收入囊中，并打击了英国的煤炭出口——这使德军高层大为欢心。滚滚而来的金钱不仅满足着帕尔乌斯在美食和奢侈品上的昂贵品味，甚至还允许他支援一些精心采择的慈善项目：高尚其事的“战争社会后果研究所”；资助德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在夏天去海滩度假。
“鉴于我的个人品行，将我定性为资本家可就太离谱了，”帕尔乌斯于1918年吹嘘说。他仍在尝试将自己装扮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我找不出不把我从资产阶级那里囤积来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我这边阵营的理由。”[29]
但在帕尔乌斯的全部事业里，他仍然最珍视其中一项：在俄国实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将其与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军事胜利连结到一起。他实现此一夙愿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听说俄国革命的帕尔乌斯兴奋不已。“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在自己的报纸《死亡之钟》上写道。“为了实现和平，为了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事业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民主的德国必须向民主的俄国伸出援手。”[30]
多年以来，帕尔乌斯都在利用德国赞助的出口生意，于俄国国内密植特工和资金池。为这一机会他可谓是蓄谋已久。现在他拜会了朋友乌尔里希·卡尔·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Ulrich Karl von Brockdorff-Rantzau）——德国在哥本哈根的高级外交官，并向他详述了自己的主意。此前，帕尔乌斯就曾与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一起密谋过。来丹麦之前曾于维也纳、布鲁塞尔、圣彼得堡任职的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他即刻便看到了个中逻辑。“对我们而言，这些革命进展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告诉同僚们。[31]帕尔乌斯请求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将他的主意电告柏林，得到了同意。这位外交官向柏林报告说：“革命胜利了，俄国已是政治瘫痪。制宪会议意味着和平。”在德国高级统帅看来，这套理论清楚有力。他们开始了行动。搞定德国这边之后，帕尔乌斯接着着手启动等式的另一边。他通过商业伙伴、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朋友雅克布·福尔斯滕伯格给列宁递话，向列宁推荐了一条归国之路：在德国的庇佑之下，穿越德境。如果列宁想要来一场革命、推翻俄国新政府的话，帕尔乌斯和德国一定会百般协助他。
福尔斯滕伯格迅速将此信息传了出去。他既写了一封信，也派出了一位名叫格奥尔格·斯科拉茨（Georg Sklarz）的私人信使去苏黎世和列宁会晤。不过，列宁嗅到了麻烦。他透过一位助手回电警告说：“信件收悉。大叔（列宁）愿闻其详。官运私人，非所适当。”[32]斯科拉茨接着亲赴苏黎世，当面将这项计划呈告列宁，但他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斯科拉茨提出为列宁和他的心腹助手们支付穿越德境的火车费用——这让列宁们本质上成了德国雇用的特工。此时的列宁给斯科拉茨下了逐客令，并终止了谈话。列宁决心，要避免一切他本人与德国政府之间的明面联络。
秘密谈判仍在持续。帕尔乌斯迅速跑到柏林，并在朋友布罗克多夫-兰茨扎乌的帮助下成功预定了一次对德国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的私人拜会。部长显然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帕尔乌斯只见到了副部长——这是日程冲突的结果——但这个无妨——德国同意了这项计划。柏林授予帕尔乌斯全权建立与列宁及其狂热拥趸们的谈判管道，并开始筹措金钱资助他们的行动。
现在，帕尔乌斯通过福尔斯滕伯格向列宁本人发出了面晤请求，但列宁再一次拒绝了。相反，列宁派出助手卡尔·拉狄克前往斯德哥尔摩，充当敲定最终细节的中间人。随后几天里，德国外交部为列宁的行动申请了500万马克的拨款，得到了财政部的批准。[33]
计划迅速得到了落实。一共32名俄国人将一起乘坐一列火车出行，这其中包括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朋友因涅萨·阿曼德，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盟友季诺维也夫，拉狄克，马尔托夫，以及其余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头面人物。这列火车的一部分将被当做“中立领土”隔离开来。列宁和同侪们将支付自己的车资，尽量不着任何行迹。他们在旅途全程都无需同任何一名德国人交谈。后来大家都将这趟列车称为“一列铅封的火车”，尽管在事实上车门并非全部关闭。
对德国而言，这项计划具备全面性战略意义。这是为了赢得东线战事的孤注一掷：在混乱的后革命俄国注入一批可能是最富纪律性、最具决心的骨干激进分子。对列宁而言，这给了他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大好机会。而对帕尔乌斯而言，这意味着对他可能的辩白。似乎所有人都将成为赢家。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的家安在风景如画的滑雪胜地霍尔门考伦小镇、克里斯蒂安尼娅市附近冰雪覆盖的群山山脚。自从结束第二次纽约之旅回到这里，自从听到彼得格勒传来的振奋消息之后她便忙成一团，很难再回复到原先的规律生活。克里斯蒂安尼娅是所有西欧首都里距离俄国本土最近的前哨站。从彼得格勒偷运出来的信件，穿过芬兰跑出来的难民，从俄国拍发的电报，都要现在这里落脚。这处落脚点给了柯伦泰一个独特视角，使她成为第一批听说俄国首都巷战新闻的西方人士。早在3月11日，柯伦泰就在看到一份报告后写道，“我的心脏开始砰砰直跳。我立即了然，这一次绝非虚张声势，”此时，战斗依旧激烈进行，悬而未决。
沙皇退位的消息最终传来之时，柯伦泰正在参加克里斯蒂安尼娅的集会。“我冲进大厅之中；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她在日记中如此记载当时情景。“我想狂奔疾走。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战争的尽头！这绝不仅仅是快乐而已，而是某种头晕目眩的狂喜。”[34]当大赦政治流亡者的消息接着传来时，挪威当地的俄国人立即开始争抢回家的火车票。
柯伦泰渴望加入他们。她在霍尔门考伦和克里斯蒂安尼娅都没有亲友，却在阔别九年的彼得格勒留下了不少朋友。参与这场期盼已久的革命——这个大好机会强烈地驱使着她。更有利的是，相较于她的同志们（列宁或托洛茨基），柯伦泰回到俄国的麻烦可要少得多。从克里斯蒂安尼娅回国的旅程包括1000多英里的陆路、火车穿越瑞典森林和苔原的漫漫羁旅，但是边界可就友善得多了。一路上并没有战争地带，也没有敌对国家。
身处挪威的柯伦泰仍有职责在身——特别是为布尔什维克们通邮，将消息运进运出俄国。但她估计，安排他人暂代这一职务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柯伦泰需要指示。她电请苏黎世的列宁，当天就收到了复电：“请求殊奇：从这里获取‘指示’。此地信息殊少，”列宁说。“指示在彼得（彼得格勒）。那里有我们现下的领袖同志们……我们血战一周，却迎来了米留科夫、古契科夫和克伦斯基！好吧，就这样。战争孕育了这场革命，这只是第一步。它不会是结束，也绝不仅限于俄国事务。”[35]
通邮职责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列宁对她有一项请求：暂不回国，等等看再说。（临时政府）宣称的政治流亡这大赦令也许是一个圈套。她应当让别人先回去看看，会不会有人在途中被逮捕。但更重要的是，列宁需要柯伦泰先帮帮他的忙。他已请求柯伦泰立即向彼得格勒拍发一批重要电报。除此之外，列宁也想让柯伦泰帮他将一些东西带回俄国——这就是一系列给彼得格勒当地同志们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坚定信念反对这个临时政府。列宁请求柯伦泰将这些信件随身携带，送给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Pravda）办公室，并立即刊发。就这一敏感使命而言，列宁绝不相信第二个人。
列宁深知，不管他与德国人之间达成的协定有多么复杂，柯伦泰都将远在他本人之前抵达彼得格勒。她得成为他的信使。
柯伦泰同意等待——但不会太久。
﹝1﹞ 伦敦警察局所在地，也是其代称。
[1] Troy, 442, 443, 459.
[2] For more on the sore feelings and controversy, see generally Troy.
[3] See memorandum to Colonel Murray, September 6, 1918, Wiseman papers, Folder, 171.
[4] See Fowler, 23–24.
[5] On Reilly and Weinstein, see Spence, Trust No One, and memorandum from Captain Charles Billinghar to Major Nicholas Biddle, War Department, April 13, 1918, in MID RG 165, 9140-6073. Weinstein had even thrown a dinner party in his apartment after the revolution that, according to later American intelligence reports, included several unnamed “Russians” and “Socialists,” including no doubt his likely relative the Novy Mir editor. See Spence, “Hidden Agendas,” 13, citing MID 9140-6073, August 23, 1918.
[6] Spence, “Hidden Agendas,” 5, citing records of the Paris Okhrana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e.
[7] See CX 015649, extract of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January 19, 1918,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8] See Spence, “Tsar’s Other Lieutenant,” 202.
[9] Generally on Pilenas, see Bendersky, Jewish Threat, 54–55; National Archives file OG105638, RG 65, M1085, and National Archives MID document in RG 165 10110-9210.
[10] Document CX 015649,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Reference PILENAS,” January 19, 1918, and Document CX 625 (also numbered 169987 and 170514), “Memorandum from W. W. on Internal Conditions (Neutral Countries),” March 22, 1917, both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1] See Jeffreys-Jones, 30.
[12] See, for instance, (a) “Memorandum on Judaism and the Present Jewish World Movement—A Study,” prepared by the Division of Russian Affairs, MID, September 1919, no. 254-3; (b)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Positive Branch,” from M. Churchill,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October 2, 1919, no. 245-15; (c) “From Office of Military Observer in Riga, Latvia, to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 Jewish Immigration to U.S.A.,” LS no. 593, November 27, 1920, all in MID RG 165. See also generally Bendersky, Jewish Threat.
[13] Churchill, “Zionism versus Bolshevism.”
[14] Unsigned memo from War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Washington, Wiseman papers, Folder 173.
[15] “Revolution Must Not Stop until Freedom Comes, Says Novy Mir Editor,” New York Call, March 17, 1917.
[16]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17.
[17] New York Call, March 17, 1917.
[18] “Memorandum to D.I.D. from Naval Attaché,” March 30, 1917, Wiseman papers, Folder 165.
[19] Zeman and Scharlau, 209.
[20] Goldstein, 8; see also Volkogonov, Lenin, 106.
[21] Volkogonov, Lenin, 107.
[22] Volkogonov, Lenin, 110.
[23] Volkogonov, Lenin, 107.
[24] Service, Lenin, 255.
[25] Volkogonov, Lenin, 107.
[26] Service, Lenin, 255.
[27] Letters from Lenin to Kollontai, from Porter, 230, and Volkogonov, Lenin, 108.
[28] Volkogonov, 107.
[29] Zeman and Scharlau, 204.
[30] Die Glocke, March 24, 1917, in Zeman and Scharlau, 207.
[31] Zeman and Scharlau, 207.
[32] Zeman and Scharlau, 210.
[33] Zeman and Scharlau, 219.
[34] Clements, 102.
[35] Letters from Lenin to Kollontai, from Porter,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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