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新斯科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第二十五章新斯科舍

　　“俄国现政府宣布大赦后，我们签上了‘政治流亡者’的名字，拿到了俄国领事馆签发的护照，搭乘‘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取道挪威回国，却在哈利法克斯被英国军事当局在甲板上逮捕。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就被拘留于亚默斯集中营，同德国战俘们关在一起。我们强烈谴责这一空前行径，并要求你们立即介入，保护我们俄国公民的利益，以及你们所代表政府的尊严。”
　　签名：托洛茨基，梅尔尼尚斯基，费希莱夫，伊什伍德诺斯基，穆辛，康斯坦丁·罗曼琴科^[1]

　　——托洛茨基与狱友们致蒙特利尔俄国总领事电，1917年4月5日

　　哈利法克斯的港口警察们第一时间将托洛茨基同妻儿分开，并将他转交加拿大军方。被囚第一天的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囚犯一起被拘押在临近的乔治堡（Fort George）。当地人称之为“堡垒”（Citadel）的乔治堡是一座建在山上的星状要死啊，自1749年以来它便一直俯瞰着哈利法克斯。建设这座堡垒的初衷在于防御来自印第安人以及此后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的袭击。不久前，这座堡垒已被改造为一座用来关押“敌国公民”（enemy aliens）的战时监狱，囚犯主要是忠诚度成疑的德国移民，以及在港口抓获的德国水手。
　　但是，托洛茨基羁押于此的时间很短。仅仅过了一晚，英国人就将托洛茨基等人押上火车送往亚默斯（Amherst）——新斯科舍内陆地区的一处小工业城镇。这里距哈利法克斯90英里，距魁北克500英里，距蒙特利尔650英里，周遭都是大片延伸的荒野，远离公众视线。加拿大在这里开设了一处更大的战时集中营，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德国士兵。
　　亚默斯集中营开在一家一度由加拿大汽车与铸造公司（Canadian Car and Foundry Company）运营的废弃钢厂里。这座空空荡荡的建筑足足有100英尺之宽、四分之一英里长，在托洛茨基抵达时已经关押了800名战俘。它们之中的大多数（约500人）都是英国海军从击沉的德国船只上俘获的水手和士兵，其中就有在西非海岸沉没的“德皇威廉一世号”（Kaiser Wilhelm der Grosse）蒸汽船人员。另外两百人则是德国平民劳工，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加拿大工作，被英国人认为不忠。另有约一百人被单独关押，他们是德国军官和更富裕一些的德国平民，住在这座建筑物远端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区域。
　　加拿大将在战争期间关押约8500名“敌国公民”，亚默斯便是其最大集中营之一。
　　如果说亚默斯集中营有其“个性”的话，那么这个性一定源自它那严苛的指挥官——亚瑟·亨利·莫里斯（Arthur Henry Morris）。莫里斯是一名66岁的英军退休军官，也是印度、缅甸、非洲等地殖民战争的老兵。出生于怀特岛的莫里斯曾赢得许多奖章，其中包括一枚“杰出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以此表彰他在布尔战争和盎格鲁-阿善提（Anglo-Ashanti）战争中的英勇。阿善堤位处非洲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莫里斯在血腥的库马西（Kumasi）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率领一队步兵杀进杀出库马西（阿善提首都，也是战略要地），置几处严重负伤于不顾。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巴腾堡亲王亨利（Prince Henry of Battenberg）也在这场战役中感染疟疾去世。战后的莫里斯以形象鲜明的射手、猎人之姿出任约克公爵军校（Duke York’s military school）校长，直至1915年调任加拿大、执掌亚默斯集中营。
　　莫里斯在不胜其烦托洛茨基时说出了一句著名台词，“如果他之前在南非海岸落在我手里就好了，”他咕哝着。这是说，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加处罚。
　　亚默斯集中营坐落于帕克街与西克曼街之间那伸向小镇南端的铁轨旁。莫里斯上校手下士兵欢迎战俘入营的方式是一次媲美所有“完全安全等级监狱”的检查。他们登记了托洛茨基的身高（5.5英尺）、体重（137磅），眼睛和头发颜色（黑色）、肤色（暗色）和年龄（37岁）。他们搜查托洛茨基，当着一整屋的人脱掉了他的衣服做全身检查，接着又录下了他的指纹。没收了托洛茨基的行李和衣物之后，英国人发给托洛茨基一行人一套制服，以此使他们与德国战俘们区分开来。卫兵们接着为他们在集中营正厅安排了铺位，数百人挤在这里就寝。床铺设置成三层结构，长厅两侧各有两行。“无望的人们在过道上挤成一团，胳膊肘互相碰撞着。大家或躺或站，玩纸牌，下象棋，”托洛茨基后来写道。他将此地描述为“残破不堪。”^[2]
　　英国人将托洛茨基一行视同战俘，并以此限制他们声请人身保护令等给予加拿大公民/居民的法律权利。英国人每天也派给托洛茨基一些德国战俘们必做的苦力活：扫地板，洗刷锅碗，削土豆，清洁厕所。据说，唯有德国军官和富有的平民们逃脱了这些苦役。
　　托洛茨基不失时机地请求集中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面对面接见他，声张他所认定的两大关键权利：调阅对他的指控；获允同外部世界通信。莫里斯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最终同意会见，而托洛茨基在这两大诉求上的斩获也并不多。
　　托洛茨基与莫里斯上校的会面似乎从一开始就火星四溅。莫里斯身着他的新潮卡其军服；托洛茨基穿着囚衣。两人之间有30岁的年龄差距，托洛茨基是犹太人；除此之外，莫里斯有过在缅甸和非洲镇压叛乱的经历，他对顶嘴殊无耐心；而在托洛茨基这边，他也一直鄙视像莫里斯这样的“制服官僚”（uniformed bureaucrats）。
　　据托洛茨基本人说，他向莫里斯质问逮捕的法理依据时，莫里斯只是简单回答说，“您对当下的俄国政府是个危险人物，”因此被送到亚默斯，“您将关押在这里，直到我们从海军部那里收到新指示为止。”^[3]托洛茨基对此表示质疑。他告诉莫里斯：“但是，俄国政府在纽约的外交人员给我们发了进入俄国的护照，（以及）俄国政府应当获允自行其是。”
　　莫里斯对此只是转移话题，轻轻带过。“您对协约国整体而言是个危险人物，”他回答说。以及，鉴于托洛茨基已经离开了母国，他就“不应当惊讶”现在被逮捕。^[4]
　　托洛茨基再一次尝试声辩。他指出，俄国革命已经改变了现状。不过莫里斯不再作答。托洛茨基请求查看所有针对他们的书面指控，但莫里斯并无片纸出示。
　　会谈在“联系外界”问题上也陷入了同样的死局。托洛茨基本已准备好了几封电报：给哈利法克斯和蒙特利尔俄国领馆；给彼得格勒的俄国司法部长；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给《纽约呼声报》，等等。托洛茨基将这些电报一起呈交。据说，莫里斯一一收下，但并未告知托洛茨基他处理这些电报的打算。托洛茨基询问莫里斯，是否可以联系身处哈利法克斯的妻子。但莫里斯拒绝了——除非托洛茨基保证不通过娜塔丽娅向俄国领事馆传递消息。这一回轮到托洛茨基拒绝了。最后莫里斯说，托洛茨基可以自由地透过正常邮政系统寄出信件。不过，他本人和军中审查员将定期检查所有从集中营寄出的信件。
　　会谈结束时，莫里斯同意在当天拍出一封电报，仅仅一封：托洛茨基一行给蒙特利尔的俄国领事馆及其总领事I.A.拉卡茨切夫（I.A.Lakatscheff）的电报。加拿大档案证实，拉卡茨切夫确实在蒙特利尔收到了这封电报。读到电报的拉卡茨切夫尽职地联系了渥太华的加拿大外交部，请求他们给出解释。^[5]主管对外事务的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约瑟夫·蒲柏（Joseph Pope）几天后作了简短回复，“我被告知，这项行动是在海军部首肯之下执行的；逮捕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俄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意图煽动一场革命对抗俄国现政府。”^[6]
　　事情到这儿就没下文了。档案文件里没有任何拉卡茨切夫的后续行迹，这段交涉的内容也丝毫没有让囚犯们知道。
　　就在托洛茨基于亚默斯忍受折磨时，娜塔丽娅和两个孩子（谢尔盖和利奥瓦）痛苦地进入了他们的新角色：哈利法克斯的民事拘留者。英国人并未以任何罪名指控娜塔丽娅，也没有指控她是谁谁谁的威胁。因此，并没有关押娜塔丽娅的法理依据。不过，英国当局可不大情愿让她在哈利法克斯随意走动（或者更糟的是，走乡串镇，制造麻烦）。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港口当局劝使一名当地职员——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港口的官方俄语译员——将娜塔丽娅接到他家中居住。全家住在马吉特街（Market Street）的霍洛维茨会说俄语，可以与娜塔丽娅用她的母语交流。港口官员们一开始还试图将谢尔盖和利奥瓦与娜塔丽娅分开、将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救济院，但娜塔丽娅拒绝与孩子们分离。在这一问题上，官员们态度转为温和。他们允许娜塔丽娅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前提是她得阻止他们在未经她本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房子。
　　娜塔丽娅很快就对与霍洛维茨一起生活心生嫌恶。她把霍洛维茨的家称为“彻头彻尾的肮脏斗室”，霍洛维茨本人则是“愚蠢得就像滑稽小丑。他衔命对我密切监视，却依然在我面前极力吹嘘自己，做了许多涂脂抹粉。”^[7]就在娜塔丽娅抱怨一周之后，英国当局认定她没有脱逃风险，于是决定让她和孩子们单独居住。娜塔丽娅一家人搬进了当地一处名唤“普林斯·乔治”（Prince George）的海滨旅馆，这里位居萨克维尔街（Sackville）与霍利斯街（Hollis）之间（距旅馆在马吉特街的当代地址有几个街区之遥）。但是，英国人坚持让娜塔丽娅每天继续到当地警察局签到，以确保她没有逃跑或是制造麻烦。
　　一俟得以自由行动，娜塔丽娅就试图结交哈利法克斯当地人，但她发现这并不容易。娜塔丽娅在这里没有朋友。她不会说英语，得不到显著支持。娜塔丽娅发现这里与布朗克斯不同，少有同情她、理解她的俄国人或是左翼人士。娜塔丽娅与那位一开始收容她居住的港口译员的成年女儿范妮·霍洛维茨（Fanny Horowitz）建立起了友谊。范妮能说俄语，她回忆说，自己曾目睹娜塔丽娅拙嘴笨舌说出几句英语的场景，就好比在大街上问道于人，“嗦您的法语？（Speek you French）”^[8]
　　不过范妮发现，只要事涉政治，娜塔丽娅就与托洛茨基本人一样冥顽固执。有一天，范妮带上娜塔丽娅去买一个笔记本。她们碰巧在巴灵顿街（Barrington Street）的一家书店驻足，店员拿给娜塔丽娅一个印满了所有协约国国旗的笔记本。“我不要任何一面，”娜塔丽娅用俄语抱怨说。“我只使用真正自由之国的旗帜，除此之外一律摒弃。”毫无疑问，她口中的那面旗帜，是一面大红旗。^[9]
　　视线转回拥挤逼仄的亚默斯集中营。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托洛茨基决定将注意力转向环绕他身边的德国战俘们，说得一口流利德语的托洛茨基毫不迟疑地开始与德国人交谈。战俘们喜欢上了托洛茨基，而同样地，托洛茨基也在见到战俘之后开始欣赏他们。托洛茨基注意到，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这一环境下挣扎求生：一些战俘在铺位上制作工艺品，其中一些工艺品还“技艺高超”。托洛茨基对他们“保护自己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英勇之举”（托洛茨基语）颇为敬重。^[10]
　　绝大多数被俘的德国水手和士兵们都孤独、思乡。加拿大漫长的冬季里，遭到拘禁的德国人早已对战争怨念满腹。现在，他们对自己政府和官员们的憎恨甚至要超过他们对英国和加拿大卫兵的嫌恶，这使他们成为托洛茨基社会主义招牌的绝佳受众。在铺位上，在餐桌前，在劳作中，在放风时，托洛茨基开始吸纳他们。很快托洛茨基就发现，他本人已是向一个个特别小组宣讲，这一切都在莫里斯上校和他卫兵的眼皮底下进行着。
　　集中营只给战俘们提供一份报纸：《哈利法克斯纪事报》（Halifax Chronicles）。不过很少有人能读懂这份英文报纸。于是，托洛茨基自告奋勇做大家的共同翻译。他每天拿到报纸后，都用他本人那蹩脚贫乏的英语水平转译出几个关键词，接着即兴用德语阐述他本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随着托洛茨基渐渐德国战俘，他开始像一位带头大哥一样，促使年轻士兵们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托洛茨基本人年轻时在俄国监狱待过数年，他利用铁窗时光撰写文章、建立他的地下关系网。现在，他告诉这些德国战俘们要更加奋发有为，要以打扫集中营为荣。甚至，他还鼓励他们在加拿大期间学习英语。
　　托洛茨基将政治混入了每一次谈话之中。“我们不断进行分组讨论，”托洛茨基回忆说。“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11]在小型集会和后来规模更大的机会中，托洛茨基向战俘们宣讲俄国革命、列宁、美国参战的意图，以及，他们如何在战争结束后回国、并推翻他们德国人自己的政府——就像俄国士兵们齐心协力推翻沙皇一样。他们可以摆脱德皇和柏林那群资本家们的统治，正是这些人在一开始开启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血腥大战。
　　托洛茨基很快就有了一批追随者，就连许多亚默斯卫兵都觉得他魅力动人。“他是一个似乎用眼神就能让你着迷的人，”其中一位名叫F.C.惠特摩尔（Whitmore）的陆军中尉回忆说。“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如果他在这里再多待一阵子的话……他将把德国战俘全部打造成共产党。”^[12]
　　不过，并非集中营里的所有人都欣赏他的煽动。英国与德国激战正酣，此时在一个英国集中营鼓吹推翻德皇似乎从表面看来不那么有“煽动性”。但那些单独关押、仍然忠于他们国家的德军军官们对此大为光火。“单独关押的德军军官和无军衔海军军官第一时间就视我们为他们痛恨的敌人，”托洛茨基回忆说。这也给集中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制造了一个大麻烦。^[13]
　　莫里斯开始逐渐关注托洛茨基的惹事生非。“仅仅在这里待了几天，（托洛茨基）就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集中营里最受德国战俘欢迎的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向渥太华的警察局长抱怨说。^[14]
　　身为指挥官，莫里斯坚持照章办事。目前为止，对于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和他喋喋不休的言论，莫里斯还不能做什么。因此，他只是告诉看守们盯好这个人。正是这段时间，莫里斯咕哝出了那句名言：“如果他之前在南非海岸落在我手里就好了。”
　　消息最终传到纽约已是4月9日，周五。此时距离哈利法克斯逮捕已过7天，距托洛茨基登船离港已过两周。一封信件寄到了圣马可坊的《新世界》地下室编辑部。正在办公室的《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打开了这封信，他在手下大多数职员离美返俄之时却仍留在纽约。之前做过一次流亡者的韦恩施泰因已年近四十，与家人们定居布鲁克林的他对再次涉险意兴阑珊。不过，空空如也的办公桌现在让每天出报变得困难起来。
　　这封信来自加拿大，落款签名是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托洛茨基的年轻助手、《新世界》的编辑同仁。他与托洛茨基结伴踏上了归国旅程。毫无疑问，丘德诺夫斯基是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将珍贵细节浓缩进了精炼数句之中：

　　英国军事当局认定我们这群俄国社会主义者们不利于协约国作战。他们将我们带离船只，并送进了亚默斯的一家战俘集中营。我们抗议并拒绝离开，但他们不顾一切地用蛮力将我们架走。我们给哈利法克斯和蒙特利尔的俄国领馆、俄国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代表团副主席齐赫泽（Tchkeidze）、纽约的《号角报》和一些个人好友都发去了电报。这些电报有没有送达，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收走了我们的衣物，甚至连毛巾和手帕都不放过。直接物质援助甚属必要，采取措施营救我们亦然。^[15]

　　启信的韦恩施泰因为他所读到的东西大吃一惊。纽约还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件事，甚至连蛛丝马迹也没有。这里的所有人都以为，托洛茨基早已抵达俄国并加入了革命。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新闻工作者，韦恩施泰因深知他手中拿着的信件是什么：一项独家新闻，棒极了的独家新闻。
　　纽约很难忘怀离去的托洛茨基，他已在这里搅动了一池春水。那个冬天韦恩施泰因曾在他的地下办公室里与托洛茨基共事10周，丘德诺夫斯基的时间甚至更长。他们一起饮茶，并肩战斗直到深夜。他们是朋友加同志。韦恩施泰因试图尽他所能查证事实，他联系了《纽约呼声报》，询问他们是否曾收到托洛茨基一行从加拿大发来的电报。但他们并没有。如果丘德诺夫斯基是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人拦截了电报。
　　无法查证更多信息的韦恩施泰因决定让这封信件自己说话。他的最佳策略也就是最简单的那一种：拉响警报。
　　托洛茨基离去的这两周里，美国已经改变甚多。复活节和逾越节刚过，当周在波罗球场（Polo Grounds）举办的职棒开幕战成就了一位波士顿红袜年轻投手——贝比·鲁斯（Babe Ruth），赫斯特报系体育记者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笔下那位“圆脸、左撇子的巴尔的摩孤儿。”^[16]鲁斯在主场观众面前羞辱了扬基队，只让主队击出了三记安打。他带领红袜队一路拿下24场胜利，本赛季的平均自责分（ERA）仅有2.01。不过，统治本场比赛的却是一股军事基调。并非市长，而是陆军上将列昂纳德·伍德（Leonard Wood）为比赛投出了第一个球；扬基队和红袜队高唱着爱国歌曲，以军事编队之姿巡行内场，这成了波罗球场赛前演出的一出好戏——他们的肩上挎着球棒，而非步枪。
　　纽约的主旋律现已调成了刺耳的军号声，身着焕然一新军服的年轻人们突然现身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个国家已于4月6日迈过了一条分水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最终使她进入了欧洲战争。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著名演说：“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他要求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对德作战，这个数字在战争结束时已上升到280万。超过200万名美军士兵抵达欧洲，其中共有23万人负伤，11.6万人埋骨异国。
　　威尔逊的宣战请求得到了国会的压倒性票数支持：参议院82比5，众议院373比50。纽约唯一的社会党众议员梅耶尔·伦敦、蒙大拿的共和党众议员（刚刚当选的第一名女性国会议员）简内特·兰金都投了反对票。
　　这个国家用游行和征兵晚会庆祝着战争。不过，抛开威尔逊的词藻，这份宣战宣言也立即触发了行动。联邦司法部特工们在宣战后的24小时内就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纽约的65名德国居民。港口官员们查扣了95艘德国舰船，把900多名德国水手送到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上拘押，将这座小岛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很像是哈利法克斯的“城堡”或亚默斯集中营。这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一场全方位的镇压将触及美国人。纽约警方本周以“脱序行为”（disorderly conduct）为由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逮捕了两名男子，原因仅仅是他们在一场街头集会中站出来批评总统。其中一人称威尔逊为一只“赃臭鼬”（dirty skunk）、“伪证者”，另一人则说合众国“腐烂透顶”。法官将二人判处6个月监禁，在囚犯工厂中服刑，这两位也成为一个“新政权”的最早牺牲品。在美国，对政治家出言不逊已经入罪。^[17]
　　镇制在随后数天内升级。警察取缔了布鲁克林的一场反征兵抗议活动，对报纸的制裁迅速到来。
　　此外，不仅仅是政府在强力推行爱国主义。任何一位侮辱国旗/总统的德国人或社会主义者都将冒上在地铁和大街上吃到重拳、遭遇踢打的危险。芝加哥的商店拒绝新婚者的信贷，担心年轻人利用婚姻躲避当兵。用一句新流行的短语说，这些小伙子们都是“懒鬼”（slackers）。星条旗的需求一时暴增，以至于批发商们停止接受订单、生产商们用完了布料。
　　纽约社会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逆流而上。他依旧拼命工作，建构他的反战联盟。就在本周，他成功推动200名社会党领袖在圣路易斯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在动员令下达的最初几周内尚属可行。“这是一次紧张不安的集合，”他回忆说。会场气氛反映着社会中的敌意，以及他们与日俱增的孤立。^[18]
　　不过不同于早先党大会的是，这一回的阴郁几分却有助于凝聚共识。圣路易斯大会通过了一项清楚明白的决议。“现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比我们将要加入的这场更不正义，”它说道。这份纲领谴责了战争、征兵、出版审查，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它还号召通过大型请愿、游行示威，以及“所有我们职权范围之内名誉且有效的办法”抵制战争——违法以外的一切办法。^[19]
　　这一结果使希尔奎特现在得以将他的社会党团结起来，但也把这个党派置于直接受攻的局面之中——既来自联邦当局的法律强制，也来自他自己党内不断增长的俄式激进左翼。两方的清算都将很快到来。
　　除了这些纷纷扰扰，托洛茨基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还是引发了纽约市的高度关注，他的忠诚者们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行动。《新世界》的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在报业依然有许多朋友，现在他要知会他们。他动员了剩下的小编辑团队，大家用了几个小时将丘德诺夫斯基的信件副本印给了《纽约时报》、《纽约呼声报》、《纽约人民报》、《前进报》，以及一切韦恩施泰因认为可以施以援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印出了巨幅粗黑大字。《纽约呼声报》用头版头条宣告：英国人逮捕俄国社会主义者，并将他们关在战俘营；《纽约时报》也附和说：俄国激进分子遭拘留：在哈利法克斯，托洛茨基等七人从轮船上被拖走。^[20]
　　韦恩施泰因也向俄国的高官们发去了电报，其中包括法务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们。与此同时，《纽约呼声报》动用其社会党联络人接触到了正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员梅耶尔·伦敦。“您能透过政府为此做些什么吗？请电告我们答案，”《呼声报》在一封电报中询问说。^[21]
　　另一个主意来自当地社会党领袖、律师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阿勒伊尼科夫曾与托洛茨基在社会党决议委员会共事，一同讨论战争问题。三月在勒诺克斯赌场，他也曾出声反对托洛茨基的少数派报告。不过，尽管阿勒伊尼科夫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但他同意出手相助。
　　阿勒伊尼科夫碰巧认识加拿大邮电部长R.M.考尔特（R.M.Coulter），他之前在代理俄语报纸（有可能就是《新世界》）法律业务时曾与这位部长打过交道。“他们是世所信赖的自由捍卫者，您会为他们斡旋折冲的，”阿勒伊尼科夫4月11日电告考尔特说。阿氏坚称，他对托洛茨基、丘德诺夫斯基和梅尔尼尚斯基都“私下里”熟知，并将他们视为“俄国的真正儿子。应当立即释放他们，让他们贡献自己的力量”重建这个国家。^[22]东百老汇大道134号的另一位同事亚瑟·沃尔夫（Arthur Wolf）也认识考尔特，他也在当天给考尔特拍去一封电报，强调了这一观点。
　　身处渥太华的考尔特收到信息后，动用了他个人在加拿大军中的管道彻查此事。^[23]不过，这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尽管有战争和政治剧变在先，托洛茨基的被捕在俄国彼得格勒也成了头条。自从十余年前领导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并因此遭到公审以来，托洛茨基再也没有踏足这里。不过，许多当地社会主义者现在都在1917年扮演要角，这些天来他们记起了托洛茨基：他从西伯利亚的逃亡，他对沙皇检察官的抗争。维也纳，巴尔干，巴黎，甚至纽约……这些年来托洛茨基游历世界写下的许多反沙皇文字都已“滤回”彼得格勒。他的名字依旧抓人眼球，政治家们依然对此谨慎以待。
　　鲍威尔·米留科夫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之下的临时政府早已在第一时间获悉托洛茨基被捕，但他们对此消息保密。英国外交部已于4月初通知了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起初曾要求释放托洛茨基。^[24]但英国官方将他们所闻的“托洛茨基在纽约”之事告诉米留科夫之后，部长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已在领导“由犹太人（以及，也许终究是德国人）资助经费……的一场重大运动”，旨在推翻米留科夫本人的临时政府。^[25]这已足够说服米留科夫撤回他的“释放托洛茨基”请求了。
　　然而，随着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情势丕变。保密已经不可能。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等十数个左翼团体都在寻求支持，他们的小报、海报和小册子雪片般地飞向路人。这些左派很快就将托洛茨基被捕操作成了一项感性诉求，他们发动了演说和抗议。仍然将托洛茨基视为自己一员的孟什维克要求释放，并指控英国欺骗世界。^[26]声援托洛茨基的反英声浪令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倍感威胁，他向临时政府大倒苦水。“媒体上对我们的攻击……已经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转向，”布坎南写道，“他们甚至威胁到一些英国工厂主的生命安全。”^[27]
　　旧秩序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已经片甲不存，现在，一片催化剂已在甚至更为猛烈地搅动政坛，他就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重中之重，弗拉基米尔·列宁。
　　1917年4月此时，列宁结束流亡回国。他将发动一系列重塑世界史的连锁事件：70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制度，俄国社会的变革，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战胜希特勒，冷战。不过在此时此刻，这些大事情都毫无端倪。哪怕在俄国极左内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初仍然只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派。它比孟什维克要小，也被踢出了政界。在一个民主的俄国，他们不过是一派小型边缘势力，壮大的机会少之又少。
　　但自从列宁抵达彼得格勒以来，他已在着手改造布尔什维主义。从瑞士出发的一周旅程给了列宁时间改进他的《四月提纲》，他的“新十点”战略将为他在本年内赢得权力。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一份煽动性强的文献，激进地背离、否弃着正统社会主义。列宁号召彻底摒弃临时政府，立即将权力收归普罗大众和“部分赤贫佃农”，拒斥议会制民主，将地产充公，承认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作为“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形式。”^[28]
　　此时此刻在“社会党世界”之内，除列宁之外只有两个人物公开得出了这些相同的激进派结论：1905年达成“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学说的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
　　第一次听到列宁的新论调后，“很少有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的耳朵，”传记作者罗伯特·塞尔维斯（Robert Service）如此描写这段历史。^[29]列宁的《四月提纲》几乎将他置于所有人的对立面。在归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对他自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孱弱立场抛出了塞尔维斯笔下“谩骂”般的抨击。不久之后在塔夫利宫，列宁批评与孟什维克的一切联合。他《四月提纲》的最终付梓点燃了炽烈争论。当天在与孟什维克的一场联席会议上，当被问到“党派联合”（party unity）的问题时，列宁大吼着“绝不”。孟什维克们越是理解列宁的理论，他们就变得越敌对。“列宁的计划是彻头彻尾的反叛，这将把我们带进一种无政府主义，”有人宣称说。^[30]还有人说，“列宁将自外于革命，成为孤家寡人。我们将走我们自己的路。”^[31]
　　就连英国大使布坎南也对列宁的极端主义惊骇不已，他从左翼同侪们对列宁的拒斥中大感欣慰。与大使交谈的克伦斯基对此也深表同意。^[32]
　　但列宁最终走出了他的那条路。转机于四月末到来——据报纸披露，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鲍威尔·米留科夫已秘密告知协约国政府，他计划继续尼古拉沙皇在世界大战中的目标——这在疲于战争的俄国可是一个四面受敌的政策。公众的反弹不仅迫使米留科夫辞职，还败坏了整个临时政府的名誉，使它成了变革的阻力。列宁抓住这一时机，于4月24日的党大会上标举他的《四月提纲》。这一回，大部分人支持列宁。
　　正是在这段时间，列宁决定将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置于另一项讨巧的事业之中：要求1905年英雄、被英国人关押在加拿大的托洛茨基重获自由。
　　列宁对托洛茨基并无偏爱，他对那些可追随到12年前的羞辱和争吵依旧衔恨于心。但列宁也看到了机遇。英国人拘禁托洛茨基，指控他接受德国帮助——这一指控一定吓了列宁一跳。别忘了，正是列宁本人坐在一列“铅封火车”里穿越德境回到国内。这列火车由德国特工帕尔乌斯安排，并由德国政府提供。在这一点上列宁有他本人的命门，英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对付托洛茨基的办法来对付他。
　　此外，托洛茨基极富人望。何不用他拉抬声势？列宁曾与托洛茨基共事，见识过他的才华。他也通过一些报告对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活动有所耳闻——特别是从亚历珊德拉·柯伦泰这样的朋友那里——她定期参加列宁的彼得格勒会议、演说——一定对他有所影响。
　　“可曾有人片刻相信过这个说法——托洛茨基，1905年圣彼得堡工兵苏维埃主席——一名孜孜不倦数年、无私奉献革命的革命者——这种人会与一项由德国政府资助的阴谋有丝毫瓜葛吗？”论争进入高潮时，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如是说。这是“赤裸裸、闻所未闻的恶毒诽谤，”《真理报》补充说。“六个人抓住托洛茨基同志的手脚将他拽走，而这一切都是在与俄国临时政府的名义之下进行的！”^[33]
　　最后，就连米留科夫也得紧咬牙关，在他俄国外交部长任上的最后日子、在他即将辞职的当口同意（营救）。卸任前不久，米留科夫向英国政府重申了释放托洛茨基的要求。
　　回到纽约。托洛茨基的朋友们还在不停展现着对他的支持。没有一场运动可以不经一场大型集会就告结束。为了托洛茨基，他们精心搞了一次。这场集会安排在4月15日周六下午，由托洛茨基昔日在勒诺克斯赌场的拍档路易斯·弗拉伊纳挑头组织，波士顿社会党宣传联盟则提供赞助。
　　年仅24岁的弗拉伊纳填补了托洛茨基离去造就的真空。他迅速上位，本人也成为引领美国极左的领袖之声。他还在使用距时代广场数个街区之遥、位居第5大道562号的《现代舞蹈》杂志办公室。美国对外国人的敌意日渐增长，目睹这一切的弗拉伊纳已在本月末准备文书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尽管，他已以非美国人的身份在纽约生活了20年。不过，弗拉伊纳仍将他的主要精力留给两份政治杂志：《国际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很快，他就将与路德维希·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共同编辑这两份杂志。
　　弗拉伊纳还将在自己的履历上加上另一行证明：数周之内的5月16日，联邦司法部调查局（FBI前身）的特工将造访他。当天特工的来意是寻找弗拉伊纳《国际主义者》的邮件清单。弗拉伊纳声称自己并没有这份清单、有清单的另有其人，以此轻巧地避免了交出清单。弗拉伊纳最终成了那个时代联调局“最厚档案”中的一员。本年终了之前，弗拉伊纳人生中第一次被捕，并遭到了联邦检察官的有罪指控——他于9月发表了一次反战演说，鼓励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这触犯了《义务兵役法案》（Selective Service Act）。
　　声援托洛茨基的集会吸引了一大群兴高采烈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俄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史料没有提到集会地点，但应是在往常的首选地点之一：勒诺克斯赌场和贝多芬音乐厅最有可能。任何一场好集会都少不了音乐，这一次的特色是费勒学校（Ferrer School）儿童们在一面红色条幅下的合唱。演唱曲目不仅有社会主义运动最爱的“产业工人大联合”（IWW Unite）、“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还有一首1915年的小调“吾家养儿非为兵”（I Didn’t Raise My Boy to Be a Soldier，（这首歌是如此流行，以至于被改成了另一首支持战争的歌曲“吾家养儿非懦夫”（I Didn’t Raise My Boy to Be a Coward），并使用相同的曲调））：

　　我养儿子可不是为了当兵，
　　我带大他是我的荣耀欢欣。
　　谁胆敢将火枪重压他肩上，
　　射杀别的母亲怀中的甜心？

　　集会随后用多种语言发表演说、通过决议。弗拉伊纳主持这次活动，并以英语发表主题演说。“我们讨论了德奥两国的专制政府，但协约国的情况也一样糟糕，”他对热烈的掌声大声喊道。“英格兰的劳合·乔治与德皇一样至高无上。在这个国家，他们也寻求建立相同的专制制度。”^[34]接下来发表演说的依次是一名俄国人、一名荷兰人^﹝1﹞和一位日本人。毫无疑问，他们分别是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西贝·罗格斯和片山潜。欢欣喝彩、载歌载舞的人们通过了几项决议。他们敦促全球工人们“尽一切手中的力量促成托洛茨基的释放，带来和平。”^[35]
　　这次集会大概还更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主义者的士气，使他们不止是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而已。《纽约时报》的报道极力尝试将这次集会描绘成亲德集会，它将集会群众描述为“受德国人支配”，把移民们写成“许多人明显是在德国出生，或是有德国血统”，并强调了集会上的德语歌曲和德语演说。^[36]但所有这些努力——信件，游行示威，电报，报纸报道——产生了一大集聚效应：美加英俄四国政府官员现在都在发问“怎么了”。如果英国军情处的威廉·怀斯曼曾经希望将托洛茨基羁押在遥远的加拿大而非纽约市、并以此避免一场国际争端的话，那么他败得很惨。
　　回到亚默斯。托洛茨基与集中营指挥官亚瑟·亨利·莫里斯上校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托洛茨基继续在德国战俘中宣教革命。“整整一个月就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托洛茨基写道。^[37]历经数月囚禁、失意无聊的德国士兵们开始激赏这个主意：一旦回国，他们就推翻他们的皇帝。至少在囚于加拿大的时候，这是个谈资。
　　“革命”讨论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集中营另一头单独关押于较好囚室的德军军官们坐不住了。他们最终向莫里斯上校提请了一份正式抗议。他们说，这是对他们国家的侮辱，更别提对他们本人的威胁了。
　　早已受够了托洛茨基的莫里斯上校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托洛茨基再发表任何演说。托洛茨基扬言绝不遵守，莫里斯于是命令卫兵们将托洛茨基与其余战俘隔离，单独关押。英国人将托洛茨基挪出拥挤不堪的通铺区，把他安置在一间已经改造为单人囚室的老旧鼓风炉车间。
　　我们不大清楚托洛茨基在这间老旧鼓风炉里待了多久，但他似乎并没有抱怨，反倒几乎对此是甘之如饴。抛开这些不适，托洛茨基将莫里斯的行动视为他的一大道德胜利（moral victory）。“这位英国上校立刻站到了霍亨索伦老爷们一边，”他在数年后写道，似乎托洛茨基迫使莫里斯承认了一个更庞大的结论：托洛茨基对战争的看法一直准确无误。战争的基础在于全球阶级斗争，这股力量超越了国界，使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官僚和资本家们）与工人士兵们对抗。
　　德军普通战俘们已然在享受托洛茨基的每日演说，现在他们奋起捍卫托洛茨基。大家串联请愿，抗议对托洛茨基的消声和单独囚禁。正如托洛茨基所回忆，整个集中营的多数战俘、一共530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卫兵们）严厉监督之下举行的这种公民投票，”他写道，“使我获得了极大满足，足以补偿在亚默斯期间所受的一切苦难。”^[38]莫里斯依旧不准备释放托洛茨基。
　　最后一根稻草（促成托洛茨基释放的要素）来自政界内部——同时在伦敦和渥太华。加拿大邮电部长R.M.考尔特已经收到了他两位纽约市熟人的电报。他决定向渥太华的加军总参谋长、陆军少将威洛比·格瓦金（Willoughby Gwatkin）提出此事。听闻此事的格瓦金接着向海军高层表达了他的关切，警告他们“已经做了一件专横不公之事。”^[39]另一位军队高层人物、海军后勤部长、海军上将C.E.金斯米尔（C.E.Kingsmill）甚至更进一步。他联系了仍对战俘们负责、正在哈利法克斯的马金斯上校，要求他早作决策安排战俘。伦敦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俄国代办已就此问题向英国外交部施压，提醒他们托洛茨基带着一本有效的俄国护照。^[40]
　　加拿大是一个依旧效忠英国王室的英国自治领，它能行使有限自治，但外交政策来自伦敦。因此，不管本国政府的部长们作何想法，加国都没有任何在未获英国海军许可的情况下释放托洛茨基的权利。不过，加拿大和英国两边的高官们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两地的法律制度都需要一些法律依据才能囚禁一名犯人，但托洛茨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并未携有走私品（至少，也应该有人找到了），他也亮出了合法的英国签证和俄国护照。以及，作为一名非交战人员，他很难被认定为一名战俘。最后，指控他是德国间谍的证据也很难站得住脚。
　　如果托洛茨基罕见地将他的案子诉诸公堂，那么没有一家加拿大或英国的法庭会厚着脸皮不释放他。现在三个大陆的报纸都在报道托洛茨基被捕，他们正将托洛茨基塑造成一位全球名人。
　　转折点于4月20日到来。英国陆军上校、军情五处资深官员、负责港口情报工作（决定谁能进出英国领土）的克劳德·E.M.丹齐（Claude E.M.Dansey）^[41]在这一天抵达哈利法克斯，并从这里取道前往华盛顿特区。身为英国军事专家代表团的一员，他受命前去为美国陆军提供建议。丹齐公职生涯长达26年之久，位居英国最资深情报主管之列。他于1890年代在罗德西亚^﹝2﹞见习间谍工作，并于布尔战争期间演练。1914年侦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银行家之前，他已在美国待了三年。丹齐有时以其代号“Z”著称，他也是1909年初创的英国秘勤局（军情5处和军情6处的前身）的一位创始特工。
　　丹齐在抵达哈利法克斯之前就已熟知“托洛茨基争议”的全部内容，他找到马金斯上校谈论此事。^[42]对丹齐而言，此事全程都显得可疑。“我相信，新俄国政府将在第一时间要求释放托洛茨基，”据说，这是丹齐最后与马金斯会合时告知后者的话。丹齐还说，“如果他们（英国海军当局）对针对托洛茨基的那些情报来源不是非常有把握的话，那么在托氏生气之前释放他将最好不过了。”^[43]
　　当然，托洛茨基已经相当生气了。不过在丹齐提醒之后，马金斯还是承诺电告纽约或是华盛顿，“确认他们情报的可靠度。”^[44]
　　究竟是谁、或者说是什么触发了丹齐对托洛茨基事件的疑窦，远不清楚。伦敦的战争部已在日渐关注纽约市的英国情报工作——怀斯曼，冈特，诺曼·斯维茨，等等。特别是怀斯曼，他给一些伦敦官员的印象是一名可爱的新手。美国即将参战之时，年仅33岁的怀斯曼只有16个月的情报工作经历而已。
　　丹齐似乎企盼上级指派他本人接管这份工作：统筹纽约的英国情报工作——也许正是怀斯曼的指挥官职务——一旦他完成在华盛顿特区的任务。“丹齐显然无感于”怀斯曼的工作，一名传记作者提到，^[45]这其中大概就包括怀斯曼在托洛茨基事件上发出的含混信号。
　　一俟丹齐于几周后抵达华盛顿，他就详述了他的担忧。丹齐本人看到那份一开始导致托洛茨基被捕的“线人卡西米尔·派尔纳斯报告”之后大摇其头，满是怀疑。这“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位俄国特工奸细的作品，”丹齐写道。最终得到机会与怀斯曼在纽约直接会面后，丹齐报告说：“我告诉怀斯曼，那位（派尔纳斯）最好要立即换掉，于是（怀斯曼）说，他正在着手这么做。”^[46]
　　不管丹齐在哈利法克斯的幕后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第二天（4月21日）马金斯上校就告知渥太华，他已经收到了海军部的新命令，“应当允许俄国社会主义者们继续旅途。”^[47]加军总参谋长格瓦金也很快知会了邮电部长考尔特。“我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朋友们即将得到释放，”他在一封信中说。“有关他们返回欧洲的各项旅程安排正在进行。”^[48]
　　不过哪怕决策已经做出，英加两地的官员们仍在扯后腿。“我们必须同意（释放），但没必要加快他们的旅程，”一名外交部官员咕哝说。^[49]释放托洛茨基的命令还要再花一个星期、等到4月28日才能抵达亚默斯。加拿大官员们说，他们需要额外时间给托洛茨基安排一艘立即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往挪威的船只。加拿大人可不情愿允许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多待哪怕几小时，以免他制造麻烦。
　　而在亚默斯，莫里斯上校和托洛茨基及其俄国朋友们之间的龃龉可还没完。得到英国海军部释放他们的命令之后，莫里斯一开始拒绝通知他们。相反，他要拖到释放日那一天。于是，莫里斯命令托洛茨基等人打包行李，准备回到哈利法克斯。“我们还未得到通知：究竟是就此释放我们，还是将我们移拘别处，”托洛茨基回忆说。^[50]结果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加拿大人计划将他们送到另一座监狱。也许又是“城堡”，也许只是借道去别处。或许这一回是去加拿大内陆——那里甚至更远离文明。
　　因此，托洛茨基拒绝动身。他和狱友们端坐铺位，任凭士兵们没收行李。一群战俘们聚拢围观。最后，面临正面对抗的莫里斯放弃了。他站在托洛茨基铺位一旁，将消息告知于他。“以他那标志性的盎格鲁殖民方式（莫里斯告诉我们），我们即将搭乘一艘丹麦船只航向俄国，”托洛茨基回忆说。“上校那张紫脸被迫抽动着。”^[51]
　　据托洛茨基回忆，他离开亚默斯的过程喜忧参半。德国士兵和水手们前来送别。他们排成两排夹道欢送，一支临时凑成的乐队演奏着社会主义曲调。大家发表讲话，握手道别。“此后几年里，我收到他们之中许多人从德国寄来的书信，”托洛茨基写道。^[52]
　　直到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被捕整整一个月后的5月3日，英国人才将托洛茨基全家、其余俄国囚犯们送上一艘航向克里斯蒂安尼娅的斯堪的纳维亚-美国邮船“奥拉夫二世号”（Hellig Olav）。据托洛茨基回忆，这次跨洋航行不知不觉、平静无事，就像“穿过一条隧道”。^[53]娜塔丽娅回忆说，这艘小船遭到“大西洋海浪的无情重击。”唯一的消遣来自丘德诺夫斯基，他似乎在旅途中有一段罗曼史。娜塔丽娅回忆说，丘氏“追求一名（甲板上偶遇的）俄国年轻舞女”。^[54]
　　从克里斯蒂安尼娅乘火车出发还要一周时间才能返抵俄国，但他们最终逃脱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掌控范围。没有任何连锁事件或是迟疑不决可以再把他们拽回去。现在，托洛茨基终于得以归国，加入那场自1905年以来就心心念念完成的革命。他要介入俄国的混乱，按照他本人对世界的独特愿景塑造俄国。

^﹝1﹞ 原文为“丹麦人”（Dane），误。罗格斯是荷兰人。

^﹝2﹞ 今天的津巴布韦。

^[1] Prisoners’ telegram attached to telegram from Lakatscheff to Joseph Pope, Canadian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5,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older.

^[2] Trotsky, My Life, 281.

^[3]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and “T. Benson to Secretary, Militia Council, Ottawa, Canada,” April 2,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older.

^[4] Trotsky, My Life, 280, and “In British Captivity.”

^[5] Telegram from Lakatscheff to Pope, April 5,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older.

^[6] Letter from Pope to Lakatscheff, April 10, 1917, Canadian Archives, Trotsky folder.

^[7] Serge and Trotsky, 31.

^[8] Cameron.

^[9] Ibid.

^[10] Trotsky, My Life, 281.

^[11] Trotsky, My Life, 282. See also, Truro.

^[12] Truro; Pitzer.

^[13]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14] “Memorandum from Chief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ttawa,” May 10, 1917,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See also “Report on TROTZKI PARTY,”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5] Letter from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as translated by British Intelligence. See “Trotsky Detained in Canada,”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16] New York American, April 12, 1917.

^[17] New York World, April 5, 1917.

^[18] Hillquit, 165.

^[19] Socialist Party resolution, April 1917, quoted in Hillquit, 166.

^[20] Se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17; New York Call, April 10, 1917; and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in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21] London papers, Tamiment Library.

^[22]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13.

^[23] Aleinikoff telegram from Canadian Archives, quoted in Sutton, 29.

^[24]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7.

^[25] Ibid.

^[26] Demand of the Menshevik executive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quoted in Deustcher, 247.

^[27] Buchanan, 120.

^[28] Lenin’s “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Present Revolution,” or “April These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Pravda on April 7, 1917.

^[29] Service, Lenin, 263.

^[30] Service, Lenin, 267.

^[31] Chkheidze quote in Service, Lenin, 267.

^[32] Buchanan, 116, 117.

^[33] Trotsky, My life, 283–84.

^[34]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17.

^[35] Ibid.

^[36] Ibid.

^[37] Trotsky, My Life, 282, and Truro.

^[38] Trotsky, My Life, 283.

^[39]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19.

^[40] Ibid.

^[41] On Dansey, see generally Read and Fisher.

^[42] See, for example, documents 170512 and 170514: memoranda to Major Dansey from Captain R. H. R., March 29, 1917, and to MI1c from C.E.D., April 5, 1917, both on the Trotsky arrest,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43] Document CX 015649,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Reference PILENAS,”January 19, 1918,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44] Ibid.

^[45] Read and Fisher, 122.

^[46] Document CX 015649, memorandum from C. E. Dansey, “Reference PILENAS,”January 19, 1918, British Archives KV2/502.

^[47]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19, and Cameron.

^[48] Letter from Gwatkin to Coulter, quoted in Sutton, 31.

^[49] Quoted in Cameron.

^[50] Trotsky, “In British Captivity.”

^[51] Trotsky, My Life, 285.

^[52] Ibid.

^[53] Trotsky, My Life, 320.

^[54] Serge and Trotsky,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