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余波

↘托洛茨基和俄国人
↘希尔奎特，弗拉伊纳和美国人
↘阴谋论种种

　　“我们没法同托洛茨基打交道。他是一名个人主义者。”^[1]

——约瑟夫·斯大林，苏联领袖，1924-1953年

　　“（托洛茨基）是唯一值得这么问的布尔什维克。”^[2]

——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2006年被问到托洛茨基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如是说

　　“你也许不会对辩证法（战争，历史，或是事件逻辑）感兴趣，但辩证法对你感兴趣。”^[3]

　　——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

托洛茨基和俄国人

　　列夫·托洛茨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此后的俄国内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次于列宁本人的莫斯科二号人物、那个时代令人目眩神迷的英雄——何尝不是。托洛茨基领衔了1918年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平谈判，终止了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紧接着，身为军事和海军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重建并指挥红军与四面八方的敌人作战，其中就包括几近300万人的俄国白军，西方10国士兵组成的远征军：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尽管，红军士兵们之前都没有军事经验。超过100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十万平民。不过，这场内战最终赢得了和平、保卫了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也因之传播。
　　在这段光辉岁月里到访俄国、目睹托洛茨基表现的美国访客们都惊艳于这场大变革。战后的红色恐惧（Red Scare）期间，艾玛·戈德曼离开纽约前往莫斯科，并于1920年的一个芭蕾舞之夜上遇见了托洛茨基。目睹一身戎装的托洛茨基之后，戈德曼滔滔不绝：“他不再是那个我见过的面色苍白、身形瘦小、脸庞狭窄的纽约流亡者了。”相反，“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以一种蔑视乃至藐视的眼神打量着英国来客。”^[4]
　　当时是一名年轻商人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描述了他初次踏足俄国、并同托洛茨基会面的场景。托洛茨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满墙的地图，办公桌被大批量但摆放有序的书籍和文件布满。“这里干净整洁，一丝不苟，”哈默回忆说，“地板上没有烟蒂，桌上的茶碟里没有茶杯。”这与托洛茨基在格林威治镇《新世界》地下室编辑部的逼仄角落有着天壤之别。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度在一列特制的装甲车厢上生活了数周时间。他火速穿梭在一个个前线之间，发布命令，颁行军纪。现在，这位“红色军阀戴着眼镜，身着卡其裤，平针短上衣的搭扣直直寄到颈部，”哈默接着写道。他的端庄得体都是公事公办。“尽管他颇具礼数地同我打招呼，但他的眼神冰冷刺人，与列宁那友善人性的态度颇为不同。会面中，他一次也没有笑过。”^[5]
　　另一位拜访者、新闻工作者弗里德里克·马克松（Frederick Marcosson）则发现，托洛茨基的举止“唐突而压人。他行色匆匆，语速飞快。他身上最能保存其人‘动作迅速’特征之处便是双眼了——它们似乎燃烧着热忱。”^[6]
　　不过若是把表象抛在一边，布尔什维克俄国本身早已显现为一处野蛮之地。绝不仅仅是内战的蹂躏。这个政权已经禁止政党活动，羁押反对者，关停报纸，甚至还取缔了工人苏维埃。内战让这些镇压变本加厉，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包括强制劳动、大规模没收财产、产业国有化，食品配给，以及余粮征集制。这套政策成功供养了红军（Red Army），但也恶化了经济，使大片农田随之废弃。公粮囤积，处处饥荒。
　　就在同时，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契卡（Cheka）发动了一场红色恐怖——部分是出于1918年列宁遇刺的刺激。契卡红色恐怖杀死的民众在50000到150000人之间，他们被认定为政治反对者、麻烦制造者或是反革命分子。其中最为卓著者，便是在午夜之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满门抄斩——皇后亚历珊德拉；皇太子；四个女儿；御医；一名女仆；两位仆人——时间是1918年7月17日。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为所有这些行动辩护——恐怖，暴力，杀戮，以及一党专政体制之建立。^[7]之后，托洛茨基将之描述为“内战情势下的临时措施：封锁，介入和饥馑。”^[8]无疑地，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将成为其最具悲剧性的受害者。
　　革命低潮点随着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Kronstadt Rebellion）到来，这是一场由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们发起的运动。大家诉求更多的自由，并停止战时镇压。同一批水手曾于1917年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管“七月事变”还是“十一月暴动”都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度。但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却以抗命不遵为由，下令镇压水兵。他的红军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托洛茨基手下对抗白军最出色的斗士之一——的指挥之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大约6万名士兵扑向海军基地；在10天的战斗中，双方各有数百人丧生。及至基地沦陷，苏维埃政权处决了约2000名水兵，其中许多人被直接扔到冰窟窿里。还有数千人之多的水兵死在监狱里。这次事件甚至导致艾玛·戈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转而反对托洛茨基和列宁。
　　内战结束后列宁决定放松管制，试图以此重建民意支持。他推出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意在允许有限空间之内的商业自由，以此增加食品供应：私人企业；市场激励；现金使用；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新经济政策持续几近10年，造就了小农生产的繁荣。尽管有通胀和奸商暴利，粮食库存仍然回复到了战前水平。
　　托洛茨基成为新经济政策的著名批评者。尽管一年之前他曾提请过一个相同的建议，但1921年的托洛茨基已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对社会主义的背离。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劳工的“军事化”：像对待士兵一样对待工人，强迫他们到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劳动力征用’是一项关键原则，它早已不可逆转地根本取代了‘自由劳动力’原则；作为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它也已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托洛茨基论道。^[9]这个立场不仅使他与列宁各执一词，也为他将来的敌人提供了把柄。托洛茨基开始引领一支左翼反对派，向党内逐渐增长的官僚阶层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
　　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接班大战，布尔什维克当权派内部多年以来的紧张一夕引爆。哪怕到了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也还享受着广泛的公众支持度——特别是来自军队。就连他的犹太身份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障碍——许多犹太人仍然占据着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高级职位。退一步讲，就算“犹太身份”使托洛茨基对接过党主席大位有所犹疑，他也保持着庞大的影响力，足以将一名友善的盟友推向列宁继任者的位置。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不过，后革命时代俄国的新现实将杆位转交给了一位风格迥异的选手——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比托洛茨基年长一岁的斯大林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通往权力之路。与其他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同的是，斯大林只写了很少的文章或著作。大战期间斯大林滞留俄国，但他的政治能量抓住了列宁的眼球。列宁延揽斯大林进入党领导层，他的忠心耿耿也博得了列宁的赏识。斯大林来自当时俄占格鲁吉亚的小城镇哥里，父母曾送他到第比利斯的正教中学上学。斯大林在这里接受教士训练，却最终决定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因缺席考试而遭开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写诗，甚至曾在一处气象观测台工作。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早期活动包括组织工人运动，但也有抢劫银行、施行绑架。不过，斯大林的领导力和写作仍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威望，并在1917年初将他推到了舵手位置——《真理报》的联合编辑。
　　而在斯大林看来，身为“国际文人”一员的托洛茨基不过是个自视甚高的势利之徒罢了。至早于1913年，斯大林就将他的看法印诸枣梨：“托洛茨基，一名外强中干的扰攘煽动家，一个华而不实之人。”^[10]而在托洛茨基这边，斯大林也被他贬斥为一名平庸之辈。^[11]但斯大林赢得了列宁的信任。1922年，列宁任命斯大林为布尔什维克党总书记，斯大林也利用这个职位运作官僚机构，培养支持者。
　　在布尔什维克当权派内部，斯大林也以智取胜击败了托洛茨基。他成功地将两名关键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纳入一个反托洛茨基联盟之中，并利用这个联盟在中央委员会里逐渐孤立托氏。同样地，斯大林为1920年代饱经战火摧残的俄罗斯开出的药方是他口中的“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基调要比托洛茨基本人那声嘶力竭的口号要友善得多——“不断革命”。
　　及至掌握权力，斯大林便收紧了套索。1926年，他先是撤掉了托洛茨基的战争人民委员职务，接着又将其踢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局。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也一并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同被开除的还有托洛茨基新近结成的最重要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自身处于危险，两人双双背叛了斯大林）。遭到开除后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时间认错，于是斯大林允许他们回到党内。但是，托洛茨基拒绝退让。之后，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尔玛-阿塔（今天的阿拉木图）——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首都在当时只是一个边远村庄。第二年，斯大林将托氏驱逐出了苏联全境。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12年被迫在流亡中度过：先是在土耳其，然后是法国，接着是挪威，最后则是墨西哥。
　　将异己铲除一空的斯大林现在一手遮天，成为这个联共/布体制孕育之下无可争议的继承人。斯大林号称要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以此赢得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拥戴。他一直担任苏共总书记，掌权近三十年，直至1953年去世为止。斯大林将权力集中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他运用至高权力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二战中击败了德国，并将苏联打造成了一个足以与美国匹敌的世界一极。但是，其所造成的代价在人类苦难史上同样令人咋舌。斯大林留下了一道血迹斑斑的史迹：大清洗，大饥荒，以及堪与纳粹德国比拟的国内恐怖。单单是死亡人数就令人难以置信，对杀戮总数的估计足足有数百万之巨：80万人遭到处决；170万人死在古拉格劳改营；几乎50万人死在“清洗富农”的行动之中（富农是指温饱自足的小农场主）；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强制农业集体化中，600万-800万人死于饥荒和暴力。
　　19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一系列清洗行动，其中一次事实上清算了1917年革命中发挥重要角色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之中就有他之前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斯大林还是特别关照了托洛茨基，阴险毒辣地将托氏打造成全民公敌。在1930年代上演的一次次公审中，震颤人心的“忏悔认罪”环节总是少不了一系列煞有其事的“阴谋”，托洛茨基总能成为“阴谋”背后的大魔头——这些全系捏造。斯大林清洗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谋杀了绝大多数，其余统统流放。他锁定了托洛茨基的家人、亲友，故交，以及盟友。托洛茨基的哥哥亚历山大（当时正在一家俄罗斯糖厂工作的农学家）、他的妹妹奥尔加（被开除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夫·加米涅夫之妻）都遭逮捕、枪决。斯大林重写了俄国历史，抹去了托洛茨基的一切痕迹，将托氏的面孔从照片中除去，名字也从关键历史事件记载中删除。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苏联透过手下一批严密控制的独裁卫星国，占领了绝大部分东欧地盘。苏联还得到了核武器，建立了洲际导弹核武库，与西方打了一场为期40年的冷战。巅峰时刻的共产主义占据了全球广袤的土地，其中就有亚非拉此起彼伏的一场场运动。中国、古巴、朝鲜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政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不过，共产主义的衰亡也同样戏剧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秘密谴责了斯大林的暴行，开始了一场内部“解冻”。1985年，稍晚时期的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开放”（glasnost）和“重整”（perestroika）政策，这一系列改革旨在开放苏联制度。顷刻之间，这个体制轰然倒塌。中东欧人民接二连三地要求自由：先是波兰，接着是匈牙利、巴尔干国家，随后是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柏林墙倒塌于1989年。而在俄国内部，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于1991年挫败了一场由国防部和克格勃领袖发动的流产政变。之后，他禁止了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
　　当年九月，苏联人民代表会议（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投票解散了苏联本身——1917年革命之后74年，这个政权终于入土为安。这场实验结束了。
　　“斯大林主义”之下，托洛茨基和他来自纽约的朋友们的遭遇尤其之坏。一开始，尼古拉【b】·布哈林以一名苏维埃官员之姿活跃于1920年代初的政坛。他编辑《真理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还领导着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布哈林以其友善性情和卓越智识赢得了列宁“全党最喜欢之人”的称赞。^[12]但在列宁死后，局面翻转了。
　　布哈林使自己成为一名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突出支持者。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中，布哈林站在斯大林一边对抗托洛茨基——一名新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布哈林还充当了斯大林的首席理论家，不仅帮他智取了托洛茨基，也战胜了党内的其他顶级政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夺取权力之后的斯大林认定，新经济政策已经不再有用。为了推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斯大林选择将其废止。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番“大转向”突然之间就将背负着“右倾”恶名的布哈林踢出了局。布哈林一夜之间丢掉了他的共产国际领导职位，被剥夺了《真理报》编辑职务，同时遭政治局开除。1930年代中期，布哈林曾短暂地官复原职，但随后又于1936年被捕，并遭受阴谋罪指控。
　　布哈林被迫承认那些他从未犯过的罪行，并自证参与了一项子虚乌有的“破坏”和“反革命”密谋——这些阴谋都由那位“一贯”的大恶魔托洛茨基策划。身陷囹圄的布哈林在等候公审期间给斯大林写了43封信件，乞求宽恕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封信中，布哈林提出了一项建议：留下他的性命，将他流放到世界各地之中的——纽约市。“将我无限期放逐到美国人那里吧，”布哈林乞求说。他甚至提出将妻子留在国内做人质。“有利理由如下：我将就审判开展一场公共运动，发动一场置托洛茨基于死地的战争，赢得大批立场摇摆的知识分子。我将成为一名作用甚大的反托洛茨基人士，我也会把超凡的激情和能量倾注其中。”^[13]
　　这番请求无济于事，布哈林在公审之后被判处多项罪名。1938年，斯大林处决了布哈林，并在不久后将其妻子送到了劳改营。
　　 亚历珊德拉你·柯伦泰也涌现为早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名风云人物。作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柯伦泰领导推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女性平权运动，其中包括教育、医疗、自由婚姻和家庭法。她于1918年蔑视传统、高调恋爱，并随即嫁给了一位名叫鲍威尔·狄本科（Paul Dybenko）、比她小得多的海军军官。几年之后，柯伦泰又与其离婚。
　　然而，柯伦泰在1920年招来了更严重的危险。她与一个持异见的工人反对党联合行动，诉求国家管控之下的自由，批评一党专政。这一回，列宁介入了。他不仅将柯伦泰开除出党，而且将她驱逐出境。列宁任命柯伦泰为外交官，使她在此后三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远离莫斯科。柯伦泰先后担任了苏联驻挪威、驻墨西哥和驻瑞典大使，此后又成为国际联盟的苏联代表。
　　与莫斯科的距离最终拯救了柯伦泰的生命。斯大林已经清洗了军队、教士和早期布尔什维克，他开始计划在1937年发动一场针对外交官的清洗。看起来柯伦泰就在他的名单里，那一年她被召回莫斯科。即将面临攸关政治信赖问题的柯伦泰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证明她的忠诚，以此保护自己。她在文中记述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那场著名会议，会上投票通过了发动“十一月暴乱”的决议。柯伦泰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怯懦讥嘲一番，接着又笔锋一转，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最喜欢的替罪羊——托洛茨基。文章描述托氏说，“那位犹大托洛茨基是后来的盖世太保特工，”他的假面笑容之下编织着背叛逆谋。^[14]
　　斯大林允许柯伦泰离开莫斯科回到瑞典，整个二战期间她都待在那里为国效力。柯伦泰有关女性权利的文章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风靡一时，她那开放的性感苏联外交官形象也被广泛认为是葛丽泰·嘉宝于1939年电影《妮诺奇嘉》（Ninotchka）之中所饰演女主角的原型。
　　托洛茨基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和利奥瓦【b】·塞多夫都英年早逝。一个明显是为斯大林政权所害，另一个的死亡情境使谋杀成为高度嫌疑。
　　弟弟谢尔盖正是那位1917年于布朗克斯数街道时走失的9岁小男孩，他后来在莫斯科研究科学，成为莫斯科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发表了不少科技论文。绝大部分时间里，谢尔盖都远离政治。但是，1935年当他在一家煤气工厂工作时发生了一场爆炸事故。斯大林的大清洗正如火如荼，到处都充斥着“破坏分子”和“肇事者”的指控。谢尔盖遭到逮捕，并被指控是自己制造了一场旨在摧毁工厂、杀死工人的爆炸。谢尔盖被判流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西伯利亚的一处边远村落。在这里他曾一度获释，并获允从事工程师工作。但好景不长，谢尔盖不久后再次被捕、移送劳改营，并最终处决。
　　谢尔盖生前曾有两次婚姻，两位妻子都曾长期入狱。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位女儿——茱莉亚。茱莉亚于1970年代成功逃脱俄国、抵达美国，后来又去了以色列，在那里和家人一直生活到今天。^[15]
　　大儿子利奥瓦更像他的父亲。身为一名顽固的纯粹主义者（purist），还是一位“小大人”时的利奥瓦就曾批评了父母在遍地奢华的克里姆林宫的“布尔乔亚”生活，他拒绝入住。据娜塔丽娅回忆，利奥瓦还一度以“太新太亮”为由，拒绝接受莫斯科苏维埃送来的礼品夹克衫。而在当时，绝大多数俄国人都面临赤贫。^[16]
　　利奥瓦陪同父亲一道流亡，并在途中出版了一份反斯大林期刊《反对者公告》（Opposition Bulletin）。利奥瓦在巴黎定居，但在1937年，他经受了慢性阑尾炎的定期发作。利奥瓦并未进入一家公立医院治疗。一位苏联内务部（前身就是契卡）的特工假扮朋友，安排利奥瓦进入一家由俄国人运营、内务部控制的私人诊所就诊。他们给利奥瓦做了手术，一开始似乎进展顺利，但紧接着就是并发症，其中包括一次可疑的瘀伤。没过多久利奥瓦就死在了诊所，家人们毫不怀疑正是斯大林策划了他的死亡。法国当局从未全面调查这场事故，也从未给出一个清楚明白的裁定。
　　流亡的利奥瓦被迫将妻儿留在莫斯科。妻子被关押、枪毙；孩子则不知所终。
　　托洛茨基为儿子们的死亡自责不已，他深信他们正是为自己被杀。“或许我的死亡能拯救谢尔盖，”听到新闻后的托洛茨基向娜塔丽娅袒露心声。“在那段时间里，我感觉他愧活于世，”娜塔丽娅写道。^[17]
　　托洛茨基的首任妻子亚历珊德拉【b】·洛芙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布朗施泰因也消失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之中。1935年，特工们将她逮捕送至西伯利亚的边远村落奥木斯克（Omusk）。流放期间的洛芙娜曾与托洛茨基有过几封书信来往，但通讯很快就中断了。洛芙娜活到了1938年，之后她就全无踪迹了——大概是遭到了处决。
　　亚历珊德拉·洛芙娜的两个女儿：尼娜和齐娜（齐娜伊达）·布朗施泰因也都芳年早逝。1928年，妹妹尼娜在莫斯科罹患肺结核。这使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没法看望她，甚至不能出席她的葬礼。姐姐齐娜在尼娜最后的日子里照顾了她。斯大林政府于1931年允许齐娜离开俄国与正在土耳其的父亲相聚，但齐娜只能带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另一个必须留在俄罗斯。抑郁症、肺结核以及其它可能的疾患折磨都折磨着齐娜，1932年末她前往柏林寻求治疗。在柏林，齐娜得知苏联已经褫夺了他的公民权。以及，明显是受到苏联压力的柏林方面命令他离开这座城市。齐娜被发现死在煤气管道大开的紧锁公寓里。苏联内务部受命发表讲话，坚持将齐娜之死伪装成一次自杀事件，不过这个说法从未得到验证。^[18]
　　齐娜育有两名异父的孩子，但两任丈夫都在大清洗中消失了——大概是被处决了。两个孩子活了下来。随她一起流亡的儿子埃斯特班（塞瓦）·沃尔科夫后来被托洛茨基一家带到墨西哥，并在那里抚养长大。她的女儿亚历珊德拉留在了俄国，父亲被捕之后由继母抚养，并有一段时间由祖母亚历珊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照顾。亚历珊德拉于1930年代被捕，并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但在斯大林死后，亚历珊德拉获得自由并重返莫斯科。
　　齐娜的两个孩子——托洛茨基的孙子孙女——在他们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机会面对面聚首。那是在1988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微微释出了回复托洛茨基声誉的希望。沃尔科夫正在墨西哥做工程师，得知妹妹还活着但罹患癌症之后，他申请了一张签证，获允在57年之后第一次访问莫斯科。
　　沃尔科夫描述与亚历珊德拉的会面说，“有点像是失事船只上的乘客在沙滩上相安无事地重聚了。”^[19]亚历珊德拉如今已有66岁，她愉快地陷入了对母亲——托洛茨基女儿齐娜的回忆之中。“我的母亲是一位革命者，”她对一位采访者说道。“她穿着一件皮革大衣。我相信她也带着一杆枪。她教我地理知识。革命者们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一直懵懂无知。”一个月后，亚历珊德拉死于她的癌症。沃尔科夫回到了墨西哥城，他在那里养大了四个女儿。沃尔科夫依然健在。
　　托洛茨基自1902年以来的事实妻子娜塔丽娅【b】·塞多娃活到了丈夫身后的第22年。全程与托洛茨基一起流亡的娜塔丽娅在丈夫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公开为他辩护，回击斯大林主义者的攻击。哪怕在得知丈夫与艺术家弗丽达·卡洛（Frida Kahlo）于1930年代末私情之后，她的忠诚也依然延续。娜塔丽娅继续在墨西哥居住，依旧活跃于共产主义运动，并作为共同作者完成了一本托洛茨基的传记，1951年于法国出版。娜塔丽娅活到了79岁，这位老妇人还抚养了她的孙子。
　　流亡土耳其、欧洲和墨西哥期间的托洛茨基持续抨击斯大林及其政权。他最峻急的批评见于1937年出版的那本《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托洛茨基在书中将斯大林治下的苏维埃俄国形容为一个由“贪婪、撒谎、怨毒的世袭统治者”统治的国家。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们“学会了畏惧大众，以一种彻彻底底的布尔乔亚之畏”。如果他们自身不被推翻的话，他们就将“毁灭这个工人阶级国家”。^[20]“真正的危险，”托洛茨基写道，“始于官僚阶层们奠立他们对列宁的态度，对列宁及其教导自发崇尚的态度。”^[21]托洛茨基认为，在此之后，批判性思维便消失殆尽了。
　　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笔耕颇丰。他写成了一部自传，一部《俄国革命史》，以及数百篇文章和书信。他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第四国际”。这个国际由欧洲、亚洲、北美的托派团体组成，旨在传播不受斯大林主义流毒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发声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并于1930年代末期与美国托派保持联系。其中一些人还前往墨西哥拜会他。
　　终托洛茨基一生，他都持续介入美国事务。他也学会了英语，且说得相当流利。^[22]1939年，托洛茨基放话要访问华盛顿特区，在“戴尔斯委员会”（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前作证，并利用这一平台公开捍卫美国共产主义。德克萨斯州众议员戴尔斯闻讯后迅速撤回了这一邀请。二战爆发前夕，托洛茨基同他自己的美国托派支持者们争论——斯大林主义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否已使苏联“堕落”到了再也不值得人们支持的地步。托洛茨基坚称，苏联依然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国家”——哪怕它正在罹患一种全身虚弱的绝症——这段言论再次导致了美国托派的分裂。^[23]
　　1939年斯大林听说，托洛茨基健康状况不佳。他指示内务部部长拉夫伦蒂·贝利亚追踪托氏。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入住墨西哥城（Mexico City）郊外的一处庄园，这里有24英尺之高的院墙，警卫常驻。1940年5月，内务部特工率领一队墨西哥共产党员袭击了这所房子。他们用汤普森机枪开火，试图杀死托洛茨基一家。但警卫们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位美国警卫被俘，并死于袭击者之手。
　　对下一场恐惧的袭击迫使托洛茨基放弃了他在墨西哥乡间散步的习惯。警卫们装上了防弹门和防弹窗，还为庄园配备了瞭望塔和带刺的铁丝网，这些费用绝大部分由美国支持者们提供。“每当我们离开房子时，他总是钻进一辆小汽车。另一辆小汽车或前或后，车里坐着更多的保镖，”托洛茨基外孙埃斯特班回忆说。当时的埃斯特班只有14岁，在上一次袭击时中弹，脚上留下了枪伤。埃斯特班还回忆说，他外祖父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仍然坚持定期锻炼：“他去照看那些圈养以供取食的兔子，以及孵化新鲜鸡蛋的母鸡。”^[24]
　　住在复式庄园里的托洛茨基生活依旧忙碌不堪。他写大量的信件，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最后在1940年8月20日，一位名叫拉蒙·麦卡德（Ramon Mercader）的苏联内务部特工假扮作家和“老朋友”进入了庄园。就在托洛茨基坐下工作时，麦卡德从身后举起一柄冰斧砍向托洛茨基，杀死了他。
　　这个新闻震惊了全世界，报纸纷纷以头条报道。人们内心里的恐惧又深了一层——斯大林的手竟能伸得如此之长。托洛茨基1917年时的老政敌路易斯·沃德曼在纽约市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短写道：“托洛茨基的一生功业也许是现代历史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25]、托洛茨基外孙埃斯特班·沃尔科夫仍然住在这栋祖父遇害的庄园里，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托洛茨基博物馆。

希尔奎特，弗拉伊纳和美国人

　　托洛茨基在美国最长远的影响要落在他最了解的那些人身上——美国社会党人。1917年1月抵达纽约的托洛茨基发见了一个健康茁壮、富有竞争力、渐成主流的美国社会党，它已在十几个州选上了国会众议员、市长和地方议员。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尤金·V.德布斯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拿下了几乎100万张普选票。社会党的出版物有众多读者，它提出了一套后来成为美国生活基准的社会改革方案。社会党扎根于纽约、芝加哥、密尔沃基这样的大型移民城市，它有条不紊地稳步发展，成为这个国家可长可久的一股重要力量。也许在某个时候，社会党已经可与坦慕尼协会竞争。
　　但在三年之后的1920年，这个泡沫轰然破碎。社会党崩解，党员星散，许多人锒铛入狱。托洛茨基的印迹贯穿于衰亡的全过程之中——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托洛茨基就致力于使美国社会主义的激进化，并将这个党派改造成一个革命组织。仅仅用了10个星期，托洛茨基就几乎在美国的土壤上成功了。他的成功也将招致这个党派的劫数。
　　高潮随着托洛茨基提请的少数派报告而来——以非法的“大规模破坏”阻止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派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虽然在3月于勒诺克斯赌场进行的“胜负票决”中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当天支持托洛茨基的79名社会党人在两年之后卷土重来。这一回，人数更多的他们脱离当权派出走，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国共产党。美共在美国投身于一场原汁原味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式社会主义暴动。结果，暴动引发了政府毁灭性的大规模镇压，这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1919-1920红色恐惧”（1919-1920 Red Scare）或是“帕尔默突袭”（Palmer Raids）的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被投入监狱，还有一部分遭到驱散，剩下的绝大部分党员则被迫转入地下。
　　托洛茨基最亲近的纽约门徒——路易斯·弗拉伊纳，路德维希·洛尔和尤利乌斯·哈默领导了这场新运动。至少是在一开始。结果，包括弗拉伊纳、洛尔和哈默在内的许多人都将面临徒刑。
　　1920年之后，社会党仅存一个由彼此之间长期不和的碎片化团体组成的弱小松散联盟：社会党，共产党，托派，斯大林主义者，以及期间的暧昧不明派。社会党的立法议程将大部分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样的主流领袖及其“新政”（New Deal）来完成，而非莫里斯·希尔奎特。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17年末，希尔奎特本人成就了个人的高光时刻。他竞选当年纽约市长的计划进展顺利，成功将他的候选打造成了美国参加一战的全民公决。9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竞选“起跑”集会上，希尔奎特拉来了20000名支持者。后来他形容会场氛围时说，“不禁使人联想起一场力道逼人的基督教复兴特会（revival meeting）^﹝1﹞。”^[26]“社会党的胜选，”希尔奎特对大家说，“不啻为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清楚命令：立即开启谈判，追求全面和平。”^[27]选举日到来了。希尔奎特赢得了145332张选票，只是略少于现任市长约翰·普罗伊·米切尔的155497张，远远胜过共和党候选人、律师威廉·F·本内特的56000张。不过，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哈兰还是以314010张选票轻松地击败了所有人。
　　“就个人而言，我高度满意。”希尔奎特宣称。事实上，希尔奎特虽然输掉了选举，却实现了颇不寻常的形象曝光。迄今为止，他的风光超过了之前的所有社会党市长候选人。^[28]有希尔奎特的名字作票房保证的社会党干脆利落地赢得了上上下下几场选举，其中包括纽约州议会的10个席位，纽约市政委员会（Board of Aldermen）的7个席位，以及一名市法官——都创下了纪录。^[29]就连支持米切尔市长的保守派媒体《纽约晚邮报》也夸赞了希尔奎特选战正酣时的“勇气”和“好脾气”。^[30]
　　希尔奎特本人表示：“这次选举使社会党一举成为本市政治的永久、重要一员。”^[31]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此说。不过令希尔奎特沮丧的是，这是最后的一次欢呼。
　　首先降临的便是战时镇压。1917年末，《纽约呼声报》、《人民报》、《新世界》、《前进报》、《大众报》（Masses），甚至《皮尔逊杂志》——事实上，全部社会党媒体，甚至更多——都面临美国邮政部的“不忠”或是“间谍”指控，无一例外。结果，每家媒体都面临要么被美国邮政整个禁止、要么失去二级邮发资格的地步。有些像《新世界》这样的媒体还发现自己反复遭遇联邦特工的无预警突袭。特工们将他们的编辑部洗劫一空，翻箱倒箧搜查“无政府主义出版物”以便迫害。在一个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通过美国邮政系统挡住这些声音便足以在少数大城市之外的美国全境让他们噤声。这是一响丧钟。
　　随之而来的是逮捕。检察官们援引战时条例将数百人投入监狱，罪名仅仅是批评政府的简单言行（这被认定为妨害战事之举）。社会党人又一次发现他们成了众矢之的，锒铛入狱的人包括威斯康星州前社会党籍众议员维克托·伯格；社会党全国秘书阿道夫·戈尔莫（Adolph Germer）；名嘴凯特·理查兹·奥哈雷（Kate Richards O’Hare）和罗斯·帕斯托·斯托克斯（Rose Pastor Stokes）；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四度竞选总统的尤金·V.德布斯；以及国际产业工人协会（IWW）的近200名成员。单单是对IWW的一系列审讯就造成了14名高级领袖每人20年的刑期，其中包括IWW主席比尔·海伍德。艾玛·戈德曼在联邦监狱中度过了两年之久的铁窗生涯，凯特·理查兹·奥哈雷是五年，德布斯则是十年。这使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身陷囹圄。^[32]
　　不过，社会党存活下来了。1918年停战协定终结了一战，和平再临之后的社会党茁壮成长，胜过了战前。社会党缴党费的党员于1919年暴涨到了109000人，不过它的面貌已经大变。全体党员中的53%现在都属于自成一派的讲外语团体，其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或东欧人，他们从仅仅一年之前的30%蹿升到了53%。这些新进党员几乎全数由激进移民们组成，他们备受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在俄国成功的激励。正如希尔奎特所形容，他们是“骨子里的布尔什维克”。^[33]
　　统领这些新激进群众们的人是一批更年轻、更具侵略性的领袖，走在他们最前面的就有路易斯·弗拉伊纳——1917年以来的托洛茨基门徒。
　　1919年的弗拉伊纳只有27岁，他已在战争年代中成功将自己树立为美国的俄式布尔什维主义意见领袖。1917年末因反征兵演说短暂入狱之后，弗拉伊纳仍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保持私下联络。他出版了两人著作的英语译本，编辑了这场运动的两大主要刊物：《新国际》（The International）；与路德维希·洛尔和路易斯·鲍丁共同执掌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1918年，弗拉伊纳还出版了一本名叫“革命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理论小册子，敦促美国工人们发动“大规模行动”——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集会、示威、罢工等“占领街头”行动。
　　1918年末，身为极左派实干理论家的弗拉伊纳与其他激进分子们一起，在社会党内组建了一个全新、组织严密的左翼派别。他们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传声筒——一张新周报《革命时代》（Revolutionary Age），弗拉伊纳任执行编辑。连他在内的撰稿人包括6名“托洛茨基旧部”：《新世界》编辑格里高利·韦恩施泰因，加上路德维希·洛尔，路易斯·鲍丁，S·J.罗格斯，以及片山潜——都是托洛茨基到美国第一天时，路德维希·洛尔公寓“接待晚宴”上的座上客。他们的目标再简单不过了：有条不紊地接掌美国社会党。“必须捣毁领导中心（希尔奎特等人），”他们宣称，“以此作为必要手段接掌全党，为革命社会主义而战。”^[34]
　　随着激进分子在党内急剧膨胀，弗拉伊纳和左翼很快就决定——发难。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取胜之后，一切似乎皆有可能。^[35]
　　竞选纽约市长失败的莫里斯·希尔奎特将1917和1918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法庭，为那些政府镇压行动的“目标”们辩护。1918年年中，希尔奎特本已准备参加尤金·V.德布斯的辩护团队，却在此时开始经受阵阵疲累发作的折磨。医生们将希尔奎特诊断为肺结核——这在当时常常是一种致命疾患。希尔奎特被送至纽约州上州疗养，为时长达数月。不过纵使相隔遥远，希尔奎特还是看到了警报：弗拉伊纳和左派们日渐增长的威胁。希尔奎特拒绝听之任之，让这帮人毁灭他以毕生精力创建的政党。
　　他决定先发制人。隐居中的希尔奎特为《纽约呼声报》草就了一篇专栏文章，重炮抨击左翼的“不现实”革命言论。“出现两个内部同质化且协调一致的小型社会党组织，这再好不过了，”他总结说。“行动的时间近了。让我们准备战斗。”^[36]
　　数天之内希尔奎特就从病榻起身，前往芝加哥参加社会党全国大会的紧急会议——他仍然控制着多数票。在芝加哥，希尔奎特抡下了斧子。他援引“禁止党员鼓吹犯罪、破袭或暴力”的党纪，发起了一项动议：社会党立即开除7个最大的讲外语团体——俄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以及斯拉夫人——再加上密歇根州的全部党组织。马萨诸塞、俄亥俄、芝加哥等地的社会党很快也进入了希尔奎特的清洗名单。总清洗人数接近7万人——这使希尔奎特自身的党派只剩下不到4万人。^[37]
　　1919年8月末，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社会党齐聚芝加哥，正式分裂。两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同时召开会议，他们的会场也分别位处两个彼此相隔仅仅数个街区的大厅：希尔奎特的社会党在亚什兰大道（Ashland Avenue）的“马西尼斯特大厅”（Machinist’ Hall）；一个新成立的共产党（Communist）则在街边的蓝岛大道（Blue Avenue）开会。共产党会场的主席座位上坐着路易斯·弗拉伊纳，他已经写好了本党的宣言，并作主题演讲。
　　约80名社会党员组成了第三派。在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和一位名叫本杰明·吉特洛夫（Benjamin Gitlow）的布朗克斯议员的率领之下，他们决定战斗。这派人马拒绝接受被开除，他们选择冲撞社会党大会、杀进会场、要求重新入党。就在他们冲进大厅、对“离开”命令置若罔闻之时，冲突爆发了。社会党领袖喊来了一对手执棍棒的芝加哥警察，将他们强制驱离。
　　之后发生了流血冲突。被赶到人行道上的里德/吉特洛夫派决定重返亚什兰大街大厅。他们占领了楼下的一处小台球室，并在那里成立了他们的新政治实体——劳工共产党（Communist Labor Party）。这个政党的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在纽约市的另一位密友——《纽约人民报》编辑路德维希·洛尔。
　　这两家新政党——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都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它们都诉求“大规模行动”、“夺取政治权利”，并且“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它们都唱“国际歌”，挥舞着大红旗，称他们的党员为同志，推敲着他们的宣言。两年之后，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让这两个党派合二为一。
　　不过，社会党的所有内讧都招来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政府现在也筹划了它自己的“最后一击”。位处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司法部则已指派特工渗透进了芝加哥的所有三场大会：社会党，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当年6月，美国笼罩在一波炸弹袭击的恐慌之中。这波情绪于6月2日随着华盛顿特区爆炸事件达到了高潮——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遭到了炸弹袭击，几乎杀死了帕尔默夫妇和年幼的女儿。这年秋天，劳工风潮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波士顿警察罢工；30万钢铁工人大罢工；50万煤炭工人威胁再来一场罢工。列宁和托洛茨基统治俄国期间，炸弹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引爆，几乎每天都爆发着大型罢工。公众要求强有力的行动，华盛顿也义不容辞。
　　从11月开始，帕尔默和他24岁的助手约翰·E.胡佛（很快就将他的名字改成J.埃德加，并从此开始对联调局长达48年的统治）发动了一场主要旨在对付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成员、横跨东西海岸的突袭行动。^[38]他们依据联邦移民法，引述这些团体的暴力言辞，以此作为剥夺他们全部公民身份的法律依据。结果，“帕尔默突袭”（Palmer Raids）逮捕了5000-10000人，绝大多数都在临时监狱中度过了数月时间，并被索取高额保释金、不准朋友或是律师探访。800多名囚犯最终被驱逐到俄国，数十人以煽动叛乱罪遭到各州起诉。
　　帕尔默突袭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有效镇压。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尤金·德布斯的老社会党惨遭腰斩，其党员数从109000降到了不足25000人。1919年末，初创时的美国共产党和劳工共产党发现他们自身的总党员数已从75000人下降到了不足10000人。
　　 美国社会党再也没有回复它在一战之前的地位。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的“红色恐惧”时期，它那遵纪守法的声望都未能使自己从“不忠指控”中金蝉脱壳。1920年1月，纽约州议会投票将全部五名合法当选的社会党议员踢出议会。这项举措甚至引发了一批当权派人物的抗议，领头的就有纽约律师协会，以及前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未来的美国国务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就连司法部长、“帕尔默突袭”的始作俑者A·米切尔·帕尔默也称这项举措“过分”。不过，州议员们拒绝重加考虑。他们拒不允许社会党人重回议会。
　　1920年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再一次提名尤金·V.德布斯参选。此时的德布斯仍因战时触罪《征兵法》，在一家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服刑。身为第9653号罪犯的德布斯依旧披挂参选，并赢得了913000张普选票。不过，之后的社会党坠入了衰落轨道。1920年末，它的党员数下降到了8000人。1930年代的社会党在五度参选总统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带领之下迎来了一次复苏。托马斯是一位颇富名望的长老会牧师、基督教刊物《明日世界》（World Tomorrow）编辑，他使社会党抱持坚定的反共立场。长寿的托马斯活到了1960年代，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支持马丁·路德·金民权圣战的行动。1956年，社会党推出了他们的最后一任总统候选人——他叫达灵顿·胡佩斯（Darlington Hoopes），社会党最后几位选上公职的人。胡佩斯曾于1930年代出任宾夕法尼亚州议员，这次总统大选他总共得到了2044张选票。
　　作为社会党的承继者，社会党美国（Socialist Party USA）持续参加总统竞选，至今仍然活跃于美国政治。^[39]
　　而对“帕尔默突袭”之后的共产党而言，本已是十亡一存的组织甚至还面临着新的分裂——这一回则是由莫斯科主导。身为苏维埃“第三国际”的卫星成员，美国共产党人必须随着克里姆林宫每一次痛苦不堪、蜿蜒曲折的政治生态起舞：任何一天都会有人得势，或是有人出局。他们对美国事务作出的决策饱受地球另一面共产党官僚们的马后炮攻击。
　　1924年列宁逝世后，莫斯科的权力争斗日益复杂。各大派系都在抢占有利位置。
　　斯大林于1928年最终将托洛茨基一脚踢开，这立即造成了美共的分裂。曾于1917年在纽约与托洛茨基同台演说的詹姆斯·P.坎农是一名持异见领袖，他率领约200名党员脱离美共，组建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服膺托洛茨基的独立新团体。他们抱持“亲苏维埃，反斯大林”的立场，出版了一份名为《战斗》（Militant）的通讯；他们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他们还曾短暂重回社会党，最终仍被踢了出来。他们与流亡土耳其和法国的托洛茨基保持着私下联系。1937年托洛茨基暂避墨西哥时，这个美国团体大力支持。他们为托洛茨基提供了警卫，秘书和经费。这个团体最多只有数百人，在美国共产党小世界里也只是一个小少数派。1930年代斯大林发动公审期间，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的“美国委员会”，并派出哲学家约翰·杜威前往墨西哥采录托洛茨基对相关指控的证词。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之后，美国托派经历了更多的内部分裂。“许多骨干成员继续留在共运二十余年，他们靠着对‘老先生’的回忆才坚守自己的阵地。”历史学家蒂姆·沃尔夫斯（Tim Wohlforth）指出。^[40]
　　美国共产主义从未消失。数十年来它起起落落，盛衰无常。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二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暂时结盟期间，美共都得到发展；而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第二次战后“红色恐惧”期间，美共再次衰退。这一回挑头的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以及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60年代反战抗议期间，美国共运得以再度勃兴，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衰颓下去。2008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共运又得以反弹。
　　今天，经历多次分裂、重组之后的美国托派继续活跃，他们的组织主要是“社会平等党”（Socialist Equality Party），这个党派仍然在与资本主义、工人剥削、帝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作战，它的“世界社会党网站”（www.wsws.org）每天都能吸引约5万次独立浏览。
　　 路易斯·鲍丁于1919年之后退出了左翼政治。他曾于当年8月前往芝加哥，亲身参与了社会党大会中的吵嚷和退席，并参加了劳工共产党的创党大会。不过，鲍丁旋即在一次党纲之争中退出了这个党派，并扬言说“我并不是离开我的欺骗之党（party of crooks），而去加入一个疯子之党（party of lunatics）！”^[41]此后30年间，鲍丁继续法律执业，并为左派期刊撰写文章。但是，他于1930年代拒斥了共产主义。
　　 尤利乌斯·哈默于一战和“帕尔默突袭”期间都成功避免了被捕。但在1919年，布朗克斯检察官以医疗事故罪起诉哈默，指控他应为一位名叫玛丽·奥加内索夫（Marie Oganesoff）的女性之死负责。玛丽是一名俄国外交官的夫人，在哈默诊所做堕胎手术的过程中意外死去。一名法官判处哈默三年有期徒刑，须在兴格监狱（Sing Sing Prison）。哈默一家毫不怀疑，这次起诉是一场政治迫害。刑满出狱之后的哈默回到俄国，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效力。
　　他的儿子阿曼德开启了一段青史留名的商海生涯——先是作为苏联的美国投资者，后来则是作为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mpany）的所有者。
　　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第一天的晚宴东道主路德维希【b】·洛尔则接着做《纽约人民报》的编辑，直至1931年。洛尔随后加盟了《纽约邮报》，并在那里开了一个讨论世界大事的大众化专栏“电报之间”（Between the Cables），直至1940年代末。
　　在共产党的圈子里，洛尔与托洛茨基的早年情谊给了他超高地位。不过，洛尔很快就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他特别讨厌共产国际主席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对他的批评不仅形诸笔墨，也当面直斥。时间来到1924年，洛尔同托洛茨基的友谊已成牵累，季诺维也夫也下决心修理他。这一年，美国共产党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通过了一条“清洗洛尔主义”的决议案，并将其归结为“危险的右倾主义”。1925年，美共将洛尔彻底开除出党。
　　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洛尔都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尽管，他从未正式加入美国的托派团体。住在布鲁克林、受到苏联秘密警察追踪的洛尔时常担心自己死于暗杀密谋。1930年代，洛尔开始秘密为美国司法部工作。^[42]年轻的新晋共产党员、后来因揭发美国国务院律师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而声名大噪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于1930年代曾受命暗中侦测洛尔。后来得知正是洛尔向联调局告发自己时，钱伯斯写道，“因为这个，我更加尊敬洛尔了。”^[43]
　　路易斯·弗拉伊纳很快就丢掉了他在美共党内的领袖地位。1919年末，美共同仁们指控他是司法部的一名间谍。一场在纽约举行的党内审判清洗了弗拉伊纳，但他的“丑闻”接着又传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场审判听取了本案情况，并再次将弗拉伊纳开除出党。不久之后，弗拉伊纳又被指控盗用共产国际经费，这项指控从未得到证实。也许，弗拉伊纳也曾秘密收受英国人的援助。^[44]
　　受到这些攻击的弗拉伊纳在一次赴墨西哥执行任务无功而返之后心灰意冷，1922年他退出了共产党回到了纽约，改名刘易斯·科里，将他的人生推倒重来。他和新妻子搬入了下东区的一间房子。弗拉伊纳在一家纺织品商店干粗活，并成为《纽约时报》的一名校对员。接着，他又开始为《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写稿。弗拉伊纳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究院职位。193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出任了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的一位经济学家。之后，弗拉伊纳成为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的一名教授。
　　弗拉伊纳/科里于“新政”（New Deal）时代重出江湖，成为一名顶尖经济学理论家。他的著作包括1930年的《摩根家族》（The House of Morgan）和1934年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弗拉伊纳/科里曾试图与共产党重归于好，但1940年时又与其关系破裂。他还成为偏自由派的美国民主行动党（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创党成员。尽管弗拉伊纳在1940年代末是一个强硬的反共人士，但他还是于1950年12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文书伺候：驱逐出境。1953年9月，正在书桌前为自辩做准备的弗拉伊纳突发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不是民主之敌，”弗拉伊纳写道。此时距他初晤列夫·托洛茨基已过去35年之久了。“我们的错误在于将民主视为理所当然，并未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体制构想必将以民主的毁灭而告终。”^[45]
　　美国人大多忘了莫里斯【b】·希尔奎特，但他的社会党完好无损地生存了下来。很容易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希尔奎特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名风云人物，也许是参议员或州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抢走了头条，但希尔奎特阵营赢得了一场更庞大的观念战争。他那打上美国化品牌的“社会主义”、本于合法选举的政治、如同我们现代社会保障的“改革”行动、金融和安全管制、强有力的公民权利——这些都比俄国版社会主义的寿命要长得多。
　　以下事实理当最令希尔奎特感佩：2016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可以成为法国总统；自称“民主社会党”的伯尼·桑德斯可以打一场大有希望的美国总统初选选战。
　　希尔奎特从未与苏联新领导人们和睦相处过。“如果列宁好好待在瑞士、托洛茨基待在纽约布朗克斯的话，”他写道，“俄国革命就会进展得恰当好处。”^[46]1917年竞选纽约市长失利后，希尔奎特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背书，称之为结束一战的最佳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是如何体现了他本人稍早之前“不吞并”的诉求。1920年代的希尔奎特成为社会党党内的反共意见领袖。莫斯科将他放入“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名单，并禁止他加入第三国际——这在希尔奎特看来是对他的褒扬。
　　就连一向激进的艾玛·戈德曼也开始认可希尔奎特。1917年，戈德曼向希尔奎特求助——她的长期爱人/伴侣亚历山大·伯克曼遭到驱逐出境。希尔奎特将政治对立抛在一边，同意先暂缓市长竞选活动助她一臂之力。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了奥尔巴尼，就伯克曼的事情向纽约州州长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请愿。“他的头发大片灰白，他的面庞皱纹遍布，他的眼神疲累不堪，”戈德曼回忆当时的希尔奎特说。请愿未能成功，但戈德曼写道，“我觉得自己与希尔奎特更亲密了，甚至要胜过许多我自己的同志。”^[47]
　　希尔奎特于1932年再度竞选市长，并得到了250000张选票。不过就在第二年，希尔奎特死于肺结核。美国政府为了纪念希尔奎特，将一艘二战自由轮（Liberty Ship）^﹝2﹞命名为“希尔奎特号”（SS Hillquit）。希尔奎特死后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中，绝大多数他的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了独立参选人、被批评“太红”的改革者、共和党籍候选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

阴谋论种种

　　托洛茨基对纽约的造访引发了一大箩筐传说和阴谋论。作者们、谣诼们都曾将“曼哈顿的托洛茨基”描绘成裁缝、侍者、电工、宣传骇客，甚至是电影演员。1932年《先驱论坛报》（Herald-Tribune）的一篇报道将托洛茨基描述成一个日薪5美元的临时演员，并曾于布鲁克林制作的有声电影（Vitaphone）、故事片《我的悍妻》（My Official Wife）中出镜。尽管，文章声称的“银幕托洛茨基”那模糊不清的照片一点也不像真实世界中的俄国共产主义者。不仅如此，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于1914年上映——托洛茨基抵达美国的三年之前。^[48]另一名作者坚称，托洛茨基曾经给一位名叫莫里斯·格斯特（Morris Gest）的舞台剧导演的“圣经剧”《游荡者》（The Wanderer）撰写依地语宣传册，丝毫不顾托洛茨基依地语差劲、且一向贬斥一切宗教的事实。^[49]
　　不过，持续时间最久的阴谋论要牵涉到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期间打交道的四大族群——德国人，犹太人，英国人，美国——他们都与托洛茨基回俄国有关。
　　 德国阴谋：这是最广为人信的一个，并以“德国诽谤”（German Libel）著称。这项阴谋论指控1917年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们曾充当德国特工，他们1917年的革命不过是德国军方在一战中击败俄国的一项行动之产物罢了。
　　对列宁而言，这项指控点出了不少真相。列宁本人并无兴趣帮助德国，但他在战时发布的“齐美尔瓦尔德纲领”却在极力促成他自己国家——俄国的军事失败，并以此为他的真实目标铺路搭桥——社会主义。德国及时雪中送炭，为列宁提供了从列宁的“铅封列车”到慷慨经援的大量帮助。正如列宁的德国金主帕尔乌斯早在1915年向柏林的进言所说：“德国政府的利益是与那些俄国革命家们相一致的。”^[50]
　　德国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德军战时的军事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甚至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大加吹嘘。“我们的政府帮助列宁回到俄国，就此负起了一个特殊责任，”他写道。“我们得把俄国弄垮，”列宁政权“的存续要感谢我们。”^[51]列宁于1917年否认了这项指控——这是逃避牢狱之灾的必备手段——不过，他的追随者们却没几个在乎这个。“许多人都会接受来自魔鬼本人的帮助，而对援助来源不表疑问。”当时正在彼得格勒的《纽约世界报》记者阿诺·多施-弗勒罗（Arno Dosch-Fleurot）报道说。^[52]
　　帕尔乌斯也这么看。俄国革命之后，他曾请求一张访问莫斯科的请柬——显然，这是在企盼苏俄回报他的贡献。然而，列宁的回应却令他大为震惊。“革命事业不应当沾上脏手，”列宁在一条通过中间人转交给帕尔乌斯的迟到信息中说道。^[53]帕尔乌斯对此的回敬是公开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其称之为“对波澜壮阔欧洲革命史的一大羞辱。”^[54]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议题带来了更多麻烦。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他曾从纽约市一位身份不明的德国人或犹太人资源那里收受了10000美元——这引发了“遐想”。谁给了他这笔钱？这句大哉问“大开方便之门”，将布尔什维主义后来的所有罪孽都同可能的“反派”们联系到一起，其范围可谓五花八门——绝不仅仅是德国人、洛克菲勒家族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银行家”，以及“全球锡安主义”和华尔街——“总有一款适合您”。
　　应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之请，纽约州副检察总长阿尔弗雷德·H.贝克（Alfred H.Becker）于1918年初主持了一项全面调查。此时，（托洛茨基）的行迹依旧清晰可辨。贝克手下的调查者们追踪了托洛茨基在纽约10周之内挣到的每一枚镍币，其中包括他从《新世界》领到的20美元周薪、为《纽约人民报》撰写每一篇稿件拿到的10-15美元、他28到30次演说募到的280-300美元，以及他在哈勒姆河赌场临别晚宴上筹到的226美元。这些钱加在一起不到1000美元。贝克也在调查中确认，托洛茨基购买16张返俄船票所花费的1394.5美元现金也来自他一行人的各自出资，而非是托洛茨基本人。^[55]
　　“我无法证实托洛茨基从任何一位德国金主那里收受金钱的任何一处‘迹象’，”贝克下结论说。^[56]加上英国和加拿大港口检查员们在哈利法克斯的失败——他们逮捕、搜查了托洛茨基，却未能在他身上找到足以上报的金钱——其中包括亚默斯集中营的全身搜查——这本该终结这个“故事”。不过，那些阴谋论可不是照这么来的。
　　1919年，华盛顿特区。在美国参议院某子委员会举办的一场旨在调查“布尔什维克在美国影响”的公开听证会上，这项议题再度出现。一位名叫V.S.赫尔班（V.S.Hurban）、曾于1917年驻防俄国的捷克武官在有关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证词中提到了此事。“托洛茨基也许从德国拿了钱，但他会否认的，”他对参议员们说。“米留科夫已经证实，托洛茨基在美国时从一些德国人那里拿到了10000美元。米留科夫有证据，不过托洛茨基矢口否认。”子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李·欧弗曼（Lee Overman）询问其中细节，但赫尔班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子委员会当天就休会了，参议员们也从未重启这一议题。^[57]
　　托洛茨基战前同帕尔乌斯的友谊是一个英美情报机构都知晓的事实，这也引发了非议。毕竟，正是帕尔乌斯牵线搭桥将德国的援助交给了列宁。他会不会也帮助托洛茨基呢？这种想法颇具诱惑力。别忘了，帕尔乌斯在纽约有一批联络人：不论是透过其商业交往，还是其过往同格里高利·丘德诺夫斯基这类社会党人的瓜葛。^[58]不过这里也有问题：从可行性来看尚存二说。对身处欧洲的帕尔乌斯而言，安排人将一大笔金钱偷偷运进美国、并说服托洛茨基收受、接着研究如何使托洛茨基携款涮过英国检查员——全部过程都不能打草惊蛇引起警察或英国特工的注意，也不能留下文书上的蛛丝马迹——艰巨至极的任务。最有可能的是，这一切根本就没发生过。
　　托洛茨基是否曾从纽约的德国和社会党移民那里募款支持革命？当然有。这是否是德国政府的一项阴谋？几乎不可能是。
　　 犹太阴谋：如果不是德国，那么这笔钱会不会从别人那里来？比如说，纽约市的犹太银行家？
　　乍一看来，这一想法颇为别致——银行家们资助一名力主摧毁他们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听起来荒谬不堪。是的，许多美国公司企盼与后沙皇时代的俄国做生意，但克伦斯基甚至早在托洛茨基离开曼哈顿之前就打开了这扇大门。美国大亨们没必要在布尔什维克身上押宝——当然了，除非有人曾目睹更邪乎的势力在起作用。
　　反闪米特主义在1917年之前就已大量存在，即便没有托洛茨基和针对他的“10000美元指控”，反闪米特主义也将于1920和1930年代广为传播。犹太人普遍讨厌俄国沙皇，这种反应在数代迫害之下并不奇怪。许多俄国人都从1917年暴动中看到了“犹太复仇”的因素，就连《麦克卢尔杂志》这般备受敬重的刊物也写了一篇文章，将俄国革命解释成一个“犹太问题，旨在促成犹太人对经济命脉的控制”。^[59]兼之托洛茨基的“恶名”，人们很难规避有关“犹太阴谋论”的说法。
　　不过，1917年之后才浮出水面的托洛茨基-犹太阴谋论形式独特——它瞄准了华尔街库恩·洛布公司的70高龄资深合伙人雅各·希夫。^[60]希夫成了众矢之的。身为纽约最招人注目的犹太金融家，希夫曾经公开运用他的财富向俄国施压，要求沙皇改变其反闪米特政策。他曾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花费数百万美元支持日本，并在之后资助了在俄国士兵间的反沙皇煽动工作。1915年，希夫拒不允许他旗下的银行参与美国对英法的战争贷款，只因这两国与俄国结盟。诸如此类都很容易将希夫描绘为“亲德人士”，甚或更糟糕的头衔。
　　有关希夫与托洛茨基之间直连直通的说法，没有哪儿比美国政府及其军情处（MID）来得更多了。这一时期的军情处文件充斥着针对社会名流的反犹谣言——从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到《前进报》编辑亚伯拉罕·卡汉，再到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当然，也有希夫这样的银行家。^[61]不过，1918年一份名为“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主义”的特别报告将这番论调推至顶峰。这份报告由一名仅仅署名为“绝密线人”的特工撰写，详述了一大套阴谋论。^[62]它宣称，“（犹太人）已经赢得了对一个巴勒斯坦犹太国的正式承认，”他们已经规划好了一个“俄国的犹太（这是说，布尔什维克）共和国”，以及一个“德国和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共和国。”^[63]这份报告还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犹太密谋者”名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银行家。名单周围满是所谓“秘密锡安主义者议定书”（Secret Zionist Protocols）的摘录。
　　紧接着，报告不引用任何消息来源就直接下了结论：

　　雅各·希夫于1917年春天开始资助一名犹太人——托洛茨基，目的在于在俄国实现一场社会革命。纽约一家由布尔什维克分子主办的依地语日报‘前进报’也为这一相同事业贡献了不少经费。就在同一时刻，一位名叫麦克斯·沃尔伯格的犹太人在斯德哥尔摩向一家犹太企业注资——“托洛茨基之友”（Trotzky & Company）。^[64]

　　更糟糕的是，这份文件随之泄露。尽管它是绝密情报，但美国官员们还是将其周知了法国等协约国盟友——文件随即流入公共场域。1925年2月13日的《不列颠卫报》（British Guardian）登载了一份副本，效仿版本随之蜂起。所有版本都无一例外地引用美国特勤局（American Secret Service）的说法作为其权威来源。^[65]
　　不过，事情还没到尽头。这段希夫-托洛茨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阴谋论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广为传播，并在各色报章中一再重复：《伦敦时报》（London Times）、《布鲁克林反布尔什维克报》（Brooklyn Anti-Bolshevist），以及亨利·福特的《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它也成了纳粹反犹宣传最喜欢的修辞话术。10000美元涨到了1000万，接着又加码到了2000万，甚或更多。^[66]1949年，一位名叫乔利·尼克伯克尔（Cholly Knickerbocker）的《美国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American）随笔作家又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火上浇油。他责骂那些上流社会的“客厅粉红”（Parlor Pinks）——他形容那些富裕左派的术语——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雅各·希夫老头……曾经吹嘘过，他的金钱曾经是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大推动力，”他写道。“今天，就连老雅各的孙子、纽约社会的杰出人物约翰·希夫也估计，这位老人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最终胜利砸下了2000万美元。”^[67]
　　“希夫-托洛茨基”阴谋论甚至一直留传到今天。只需在谷歌键入“托洛茨基”，再加上“10000美元”或“希夫”，就能搜到“样本”。
　　但阴谋论又错了——哪怕是对事实的粗略一瞥也足以使整个理论土崩瓦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1917年的雅各·希夫从未在纽约市与列夫·托洛茨基会面，也根本没有付给他10000美元作革命经费什么的。那一年的3月中旬正是托洛茨基筹划返俄的非常时期，然而希夫却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西弗吉尼亚白硫泉。^[68]
　　不仅如此。希夫当时的政治立场可谓是与托洛茨基针锋相对。此前他对俄国的怨怼之情还是因其反闪米特主义。^[69]希夫私下里从未对社会主义表露过任何同情之意，对更为温和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一派也没有。1917年2月沙皇倒台之后，代表新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宣布犹太人是平等公民。希夫就此宣称，他心中的俄国革命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不仅多次公开声明支持之意，还动用私人财富和库恩·洛布公司的资源将大批贷款注入克伦斯基政权。
　　而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于1917年11月为他们自己夺取政权之后，希夫立即拒之千里。他叫停了下一批贷款，并开始资助反布尔什维克团体。希夫甚至还要求布尔什维克人返还一部分他曾贷给克伦斯基的款项。^[70]希夫也参与了一项由英国人支持的行动，呼吁俄国的犹太同胞继续同德国作战。^[71]
　　最后，这位“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主义”作者、“绝密线人”又究竟是何方神圣？曾有人认定，除了鲍里斯·布拉索尔找不出第二人。这位前俄国官员曾于1913年在基辅起诉孟德尔·贝里斯的“人祭谋杀”一案，还曾于旅美期间成为那篇尚未名声扫地的《犹太长老议定书》一书的主要鼓吹者，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不少抄本。布拉索尔还曾受雇于美国军情处，并撰写了许多反犹报告。^[72]
　　不错，希夫花了数百万美元推翻沙皇，但他并不是要使布尔什维克上位。不管他的孙子在1949年说过什么，这个故事终究没法摊在阳光下。
　　 英国阴谋：托洛茨基会不会是其他什么人的一枚棋子？无疑地，纽约市的英国军情处主管威廉·怀斯曼的古怪行为会引发这个疑问。1917年3月，怀斯曼留给外界的全部印象都是：他已决定放托洛茨基回俄国。他已允许纽约的英国领事馆批准托洛茨基的签证，并允诺他安全通行哈利法克斯。只是因为怀斯曼的对头、海军武官盖伊·冈特半路杀出（大概是背着怀斯曼私自行动），托洛茨基才在哈利法克斯被捕。^[73]
　　怀斯曼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他是否意在将托洛茨基作为英国的一枚棋子使用，且不管其本人知道与否？
　　怀斯曼曾于这段时间拟定了一项大战略：将他本人的间谍渗透进俄国。这些间谍不仅包括未来的英国小说家W.萨姆塞特·毛姆（W.Somerset Maugham），也还有对英友好、可以发声反制德国宣传的社会党人。^[74]“我们应当努力在俄国做成那些曾在别处成功完成的事情，”他对自己在伦敦的下属们说，“说白了，就是在货真价实的德国特工之中安插一些为我们效力的德国人。”^[75]
　　身为一名公开反对与德国单独媾和、可信可靠的左派人物，托洛茨基大大符合这一要求。怀斯曼似乎还暗示了个中联系。“我们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特工是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他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立刻就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接纳，并获允参加它们的大会。他曾在一场公开讨论中挑战托洛茨基。”^[76]怀斯曼的特工不无可能就是托洛茨基本人——他不大想将事实直接挑明罢了，哪怕这是一份内部备忘录。
　　不无可能——但遗憾的是，还是不大可能。
　　不管怀斯曼本来的计划为何，托洛茨基在哈利法克斯的被捕都使任何与他之间的秘密交易在实质上失去可能性。在哈利法克斯和亚默斯集中营受过“伺候”的托洛茨基不再对任何哪怕只是与英国沾边的事物表现出半点好意。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怀斯曼或其他任何一名英国官员提到过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交易：托洛茨基帮英国做事，以此换取他的返俄许可。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很容易想象这番场景：托洛茨基一并甩出他的俄语德语骂人金句，重重地说出一句“不”。
　　恰恰相反，掌握权力之后的托洛茨基以他的方式原味奉还了英国人。身为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下令，不准一切英国人离开俄国——除非英国无条件释放他手上的每一位俄国囚犯，并且承认布尔什维克任命的驻伦敦大使。托洛茨基还下令逮捕了安德烈·卡尔帕斯奇诺科夫上校，那位曾在“克丽斯蒂娅娜峡湾号”甲板上帮助英国官员审问俄国旅客的俄国军官。^[77]
　　同样地，一俟掌握权力，托洛茨基便操控俄国退出了战争——以一种引人侧目的“一视同仁”方式——既不亲英，也不亲德。托洛茨基坚持让德国接受布尔什维克条款之下的和平，不得吞并俄国领土。而对协约国这边，托洛茨基公开痛批他们拒绝一同媾和的做法。托洛茨基还将那些协约国之间读来尴尬的密约公诸于世，再一次狠狠地羞辱了他们。在1918年初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进行的和平谈判之中，托洛茨基态度强硬。就在德国人要求取得俄国大片领土、以此交换和平之时，托洛茨基退出了谈判。他返回彼得格勒，并提出了“不战不和”的新号召，同时他还呼吁柏林的工人们奋起反抗，推翻他们自己的皇帝。
　　最终，德国人对托洛茨基退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回应是继续发动军事进攻。列宁因此担心，德国人或将攻陷彼得格勒、推翻他的脆弱政府。正是列宁说服了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接受了比最初更为苛刻的德国条款。在这次关键票决中，托洛茨基投了弃权票。^[78]
　　如果怀斯曼只是简单地希望放托洛茨基回家、使他的顽固强硬“自行”转而对付德国，那么这个想法算是实现了。不过，如果怀斯曼还指望更进一步、并将托洛茨基视为一名事实盟友什么的话，这大概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哈利法克斯事件之后更是如此。
　　 美国阴谋：为何英国人随后将托洛茨基放出新斯科舍？是不是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力量迫使伦敦放手？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对此有所想象。“我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对那个操纵我们（在加拿大）被捕和获释的神秘组织不甚清楚，”他在1930年代的回忆录中写道。^[79]
　　英国政府于1917年释放托洛茨基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招来了批评。“如果自治领政府能够无限期收押托洛茨基的话，俄国历史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合众社驻彼得格勒记者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erd）在布尔什维克夺权数天之后写道。^[80]英国人为何放虎归山？疑惑之余的人们怪罪起了美国人，这便是所谓“伍德罗·威尔逊阴谋”。
　　“托洛茨基之所以获释要归功于华盛顿所下的命令。这条命令是当时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拟定。”《周六晚邮报》记者伊萨克·马克森（Isaac Marcosson）于1930年代援引一个英国消息源写道。“威尔逊曾受到美国激进自由派的愚弄，将托洛茨基视作俄国民主的主角。”^[81]马克森的说法并非孤例。当时的另一位资深记者、《伦敦时报》的亚瑟·魏勒特（Arthur Willert）于1952年复述了这个故事：克伦斯基给威尔逊总统打电报，于是威尔逊就联系英国人，为托洛茨基请求自由。^[82]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变种来自一位名叫詹宁斯·C.怀斯（Jennings C.Wise）的军事史家，他在1938年的文章中提到，正是威尔逊于1917年私下里插手，在纽约市给了托洛茨基一张美国护照。^[83]
　　这些“故事”尽管广为重复，但它们又一次错了，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不仅仅在于它们都未能援引文件档案，逻辑推理也足以构成反驳。托洛茨基是从俄国政府那里拿到了1917年的护照，而非美国人。而且，当时的英国并不准备放出一个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威胁安全的潜在分子——除非其本国的情报机构和军队高层首肯。更莫提什么来自美国总统的函电或是电话了。^[84]
　　所有这些阴谋论都有一个毛病：逻辑不自洽。哪怕是托洛茨基的死敌们也清楚：无人可以控制托洛茨基——英国情治机构不行，德国军方不行，“国际犹太人”不行，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也不行。可以说这是耿直、顽固，或是自恋。你可以称托洛茨基“我行我素”，不过他是一名意识形态洁癖分子。“他绝对没法收买，”一位自称是托洛茨基对手之一的人在纽约答询时坚称。“金钱不会诱使他偏离其‘根正苗红马克思主义’哪怕半分。”^[85]
　　没有托洛茨基，纽约市的生活一如往常，并不因他1917年3月的离开而稍加改变。音乐继续奏响——在百老汇，在杂耍综艺舞台，在依地语剧院，在爱尔兰酒吧，在德国啤酒馆。交响乐和歌剧愉悦着卡内基音乐厅和大都会歌剧院的观众们。扬基队和巨人队整个夏天都在打棒球赛，巨人队甚至赢下了全国联赛冠军，却将世界系列赛桂冠拱手让给了芝加哥白袜队及其明星外场打击手“无鞋者”乔·杰克逊（同样是这支球队在两年后遭指控在世界系列赛上行贿，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体育丑闻）。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18年，情况大为改变。数百名棒球运动员从场上消失，去了欧洲战壕。这导致了一个缩水赛季。
　　美国参加一战不仅仅改变了棒球赛赛程。无拘无束的自由（freedom）曾经容许社会主义蓬勃壮大，现在也已让位于一种更趋温和适中的多样性（variety）。战时镇压和帕尔默突袭接踵而至，但它们造就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新常态”（new normal）的景况。1919年，第5大道和第42街的交叉口装上了纽约市第一盏交通信号灯，这里是全国最为繁忙的十字路口；纽约的汽车现在远远多于马匹；喧嚣纷扰的二十年代见证了“时髦女郎”（flappers）、爵士乐和性解放，但禁令使买酒非法；纽约警察局配备了一支旨在同激进分子作战的永久性防爆部队；华盛顿新设的秘密警察机构——由新任年轻局长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FBI）与战争部军情处（它在美国本土的运作依旧享有权威）一起监视着颠覆分子们的动向。
　　纽约的“国际城市”风味也改变了。美国国会于1921和1924年通过的新移民法案大幅度削减了东南欧新移民涌入美国的数量。随着犹太移民儿孙辈散落美国各地，纽约市最大的“种族飞地”犹太下东区在短短三代人之内就大幅萎缩。其它类似的移民街区也步其后尘——德裔，意裔，爱尔兰裔，等等。1917年纽约市六大依地语报纸的每日总发行量达50万，现在却只有《前进报》存活下来。今天的《前进报》同时以英语和依地语双语出版发行。依地语剧院也消失了，仅仅作为记忆而存活。
　　随着时间流逝，1917年的年轻激进者们也长成了一群恋旧的老人。年长的激进分子变成了自由派和中间派；老去的社会党人加入了民主党，有些甚至加盟了共和党。不过，他们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历磨炼了不少后来终身从身律师、教师、演说家、作家工作的人，还有人成了社区领导人和主流政治家。
　　托洛茨基的足迹也在这个城市消失了。曼哈顿的高架铁路桥轨道遭到拆卸，以为交通和阳光留出空间；1917年托洛茨基从西班牙搭乘“蒙谢拉特号”的纽约登陆处——东河8号码头也已消失许久；托洛茨基在布朗克斯的公寓住宅也同样翻修无存；当时令托洛茨基大为震撼的摩天大楼建筑，今天同临近的高楼大厦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它们更新、更高、更刮垢磨光的尖顶统治着城市的天际线；他当初搭乘的跨大西洋蒸汽船也早已为大型喷气式客机所取代，跨越大洋的时间也从十几天变成了六七个小时。
　　存留下来的建筑物是圣马可坊77号——托洛茨基时代的《新世界》编辑部。今天，这里是一家紧挨街边的墨西哥餐厅；另一个则是位处哈勒姆的勒诺克斯赌场——1917年托洛茨基同莫里斯·希尔奎特大对决的地方。今天，这里成了沙巴兹清真寺；纽约丝毫不变的东西有噪音、交通、能源巨耗，以及一座城市常变常新的自以为是。
　　在1917年的三个月里，纽约给了列夫·托洛茨基一家人自由、舒适、安全、朋友，以及知名度——这在托氏忙乱的一生中可谓是难得的“完满”。托洛茨基将美国观念带回俄国，建设他的新苏维埃国家：电影，文化，礼节，以及科学。“我们缺少美国人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他在1920年代写道。“使布尔什维主义走上美国的道路，”以科技、数学和高效的工厂，“这是我们的任务！”“美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征服、摧毁帝国主义的美国主义。”^[86]托洛茨基还预言未来说，“我们星球的全部难题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得到决策。”^[87]多年之后，托洛茨基仍将纽约描述为一个奇妙之地，“它既梦幻又枯燥，它是资本主义自动装置，它的街道是立体派的胜利，它的道德哲学存于美元之中。”^[88]
　　观察1917年托洛茨基在纽约数周时间的经历——他依旧年轻，富有理想主义；他的耿直完好无损；他的双手尚未沾上鲜血。人们不由得想象，历史“本可以”如何如恶化。未来的悲剧很难说是不可避免。如果托洛茨基留在纽约市，很容易想象到他随着年龄渐长更趋温和的场景。他也许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或是纽约大学教授历史，写一两本畅销书，或是跑到加州好莱坞冒险、在电影剧本上一显身手。又或者，他也许会去到华盛顿特区，成为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位小公务员。
　　如果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中取胜、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或者在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上安置一位忠诚于他的盟友），共产主义俄国能否成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地方？这番听起来纯净无辜的论调引发了激烈争论，几代学者和党派们都沉浸其中。危急关头的历史裁决并非仅仅由一个单独的人所决定，而是整个共运的大势。如果有更好的人掌权，共产主义本身是否能运转成为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制度？又或者，鉴于其“基因构成”的本质，共产制度注定将坠入残酷的极权主义，不管是由斯大林、托洛茨基或者别的什么人来统治？
　　1917年之后，托洛茨基早期对镇压的热衷；他对军事共产主义轻描淡写的辩护；红色恐怖和“劳工军事化”；所有大规模杀戮和监禁都使批评者们得以发出质疑：如果是托洛茨基得势，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轻度斯大林”罢了。托洛茨基必将祭出他本人版本的残酷放肆之举。他将如何另寻他路实现俄国的工业化，并将“纯正社会主义”强加给一个基于农村的农业经济国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托洛茨基一手创建、培育了那个暴力独裁的恶性体制，斯大林则在后来将其推向极致，并利用它杀死了托洛茨基本人。
　　但同样不容否定的是，正是托洛茨基领导了对这个体制的反对派。他坚持发声对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为此他还冒着本人和亲友的生命危险——从1920年代早期一直到死去，从未中止。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的“左翼反对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反对集中于一党的官僚制。流亡途中的托洛茨基继续批评这个政权，他将全球范围内的追随者们组成起来，创建了一个政治反对派。1930年代，托洛茨基同样也发声反对纳粹法西斯。
　　这是否只是自私自利而已？也许是。但这么说也有问题。老练世故和雄辩多智仍旧是托洛茨基个人魅力的核心要素。一位可以如此清楚明白地为被压迫者声张权利、说出当权者（无论斯大林抑或沙皇）真相的人，同时也仰慕文化和观念、法国小说，喜欢在单极咖啡或是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参与激烈辩论，他还是查理·卓别林电影或是伊莎多拉·邓肯舞蹈的欣赏着——这种人难道会犯下斯大林式的暴行？似乎很难成真。
　　俄国传记作家迪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Dmitri Volkogonov）是最早在后“开放”时代公开重评布尔什维克开国者们的作家之一。也许，正是他最恰当好处地点出了这种矛盾。“托洛茨基主义假定，他们表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精致形式，”他于1996年写道。“作为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正式拒斥极权主义。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人民专政’如何适用于这些情境。于是，托洛茨基主义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尝试。独裁与民主齐飞，一党专政与政治多元论共舞。”^[89]
　　1917年以来，托洛茨基的全球文化符号地位稳固增长。仅仅是他的遇刺和在墨西哥与艺术家弗里达·卡洛的短暂爱情就已诞育了数十本书和两部好莱坞电影，饰演托洛茨基的人绝不限于理查德·伯顿（《刺杀托洛茨基》，1972）和乔弗里·拉什（《弗里达》，2002）。似乎，只有俄国忘记了他。对俄国年轻人而言，30年之久的斯大林主义宣传早已将托洛茨基变成一滩模糊不清的污迹。
　　今天距离托洛茨基逝世已经超过75年，托派政党和候选人依旧在法国、英国、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等国参与政治。在美国，托洛茨基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许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从右派的新保守主义再到左派的社会主义不一而足。从索尔·贝娄（Saul Bellow）、伊尔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再到卡尔·萨根（Carl Sagan），“托派文人”也纷繁多元。
　　1980年代，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之下，苏联最高法院重新调查了1930年代的斯大林公审，案件范围多达数千名受害者。法庭决定为数百人“平反”，洗刷他们身上的旧有指控，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声望。获得平反的人包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甚至还有托洛茨基之子谢尔盖，但却并未包括托洛茨基本人。戈尔巴乔夫允许公开讨论托洛茨基这个姓名。苏联学者写了一些学术论文，但从未有过托洛茨基的翻案文章。戈尔巴乔夫本人继续沿用着老式的斯大林式台词，称托洛茨基为“自信过头的政治家，常常摇摆不定，欺瞒行世。”^[90]
　　哪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托洛茨基仍然显得太过危险。他依旧代表着另一种历史选项，代表着“事情可以不同”的可能——社会主义可以行之有效，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统治权力都可以被同心协力的人们有意识地推翻。所有这些都使托洛茨基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对1905年的俄国沙皇如此，对1917年的克伦斯基亦然，对纽约的希尔奎特如此，对1920年代的斯大林亦复如是。甚至于，对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而言，托洛茨基依然危险。抛开那些缺点不谈，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个渴望稳定的世界中，那永恒的变革元素（agent of change）。

^﹝1﹞ 一种基督教大型布道仪式。

^﹝2﹞ 美国在二战中生产的一种客轮。

^[1] Marcosson, 402.

^[2] BBC Radio, “Christopher Hitchens on Trotsky,” BBC Radio, August 8,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D54qnI_Mhc, accessed May 20, 2016.

^[3] This famous quote is derived from a letter in which Trotsky says: “Burnham doesn’t recognize dialectics but dialectics does not permit him to escape from its net.”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273.

^[4] Goldman, chapter 52.

^[5] Hammer, 128–29.

^[6] Marcosson, 413.

^[7] See generally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8]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200.

^[9] Volkogonov, Trotsky, 216–17.

^[10] From Morton, 5.

^[11] He summarized his opinion of Stalin this way: “It was as the supreme expression of the mediocrity of the apparatus that Stalin himself rose to his position.” Trotsky, My Life, 501.

^[12] Greene, 6.

^[13] Letter from Bukharin to Stalin, October 12, 1937, from Radzinsky, 380.

^[14] Clements, 255.

^[15] On what has become of the family there, see “Falling Far from the Family Tree,”Forward, July 7, 2010.

^[16] Shachtman notes, 6.

^[17] Serge and Trotsky, 219.

^[18] See, for instance, Wittlin, 258.

^[19] Workers Vanguard, March 31, 1989.

^[20] Trotsky, Revolution Betrayed, 204, 214–15.

^[21] Volkogonov, Lenin, 255.

^[22] In another example, in early 1918, needing a new Russian diplomat to represent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as consul in New York, he chose John Reed, author of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knowing that this would only irritate the Americans, since Reed had recently been indicted for violating the Espionage Ac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18.

^[23] On this debate, see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

^[24] Interview with Esteban Volkov in the Guardian, February 13, 2003, and “The Fight of the Trotsky Family—Interview with Esteban Volkov, Marxism.com, August 21, 2006, http://www.marxist.com/trotsky-assassination-esteban-volkov210806.htm, accesed May 20, 2016

^[25] Waldman, 69.

^[26] Hillquit, 184.

^[27] Hillquit, 189.

^[2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17.

^[29] Winners included lawyer Louis Waldman, Forward editor Baruch Vladeck, and Algernon Lee and Jacob Panken, who served with Trotsky on the Socialist Party Resolutions Committee.

^[30] New York Evening Post, November 7, 1917, quoted in New York Call, November 8, 1917.

^[3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17.

^[32] On the Debs case, see generally Freeberg.

^[33] Hillquit, 291; Pratt, 141.

^[34] Revolutionary Age, March 29, 1919, 3, quoted in Draper, 154. Fraina laid out the approach more fully in a coauthored article, “The Left Wing Manifesto,” a practical blueprint for harnessing unrest—from labor strikes to general strikes to conquest of power—for political purposes. See Revolutionary Age, July 5, 1919. The latter article became the basis for prosecutions under New York’s criminal anarchy statute, resulting in the landmark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n New York v. Gitlow, 268 U.S. 652 (1925),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law.

^[35] John Reed put it this way over dinner with Socialist assemblyman Louis Waldman:“Louis, stop wasting your time running for the Assembly and stupid things like that. By the time you finish your course there’ll be no more lawyers. . . . The masses are revolutionary and are about to rise!” Waldman, 72.

^[36] New York Call, May 21, 1919; Draper 157–58.

^[37] Benjamin Gitlow, a young Socialist assemblyman from the Bronx, remembered attending the meeting and watching as another left-winger sitting near Hillquit jumped out of his seat after one of the expulsions. “You are Right Wing 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 the man shouted at Hillquit, pointing his finger. “Go ahead with your dirty work! Expel us from the party! We will soon meet you in bloody battle at the barricades!” Gitlow, 30. See also New York Communist, June 7, 1919.

^[38] The raids also targeted a similar, smaller group called the Union of Russian Workers.

^[39] The New York Call, the Socialist Party’s organ in New York City, briefly went out of business in 1923 and then reemerged as a biweekly called the New Leader. A voice of liberal anti-communism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featured writers as diverse as US senator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Democrat of New York),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journalist Irving Kristol, historian Arthur M. Schlesinger, and novelists James Baldwin and Alexander Solzhenitsyn.

^[40] See Wohlforth’s article on Trotskyism in Buhle et al., 829.

^[41] Draper, 180.

^[42] On Lore’s role as a Justice Department agent, seen Reinhardt, 17.

^[43] Chambers, 392.

^[44] On the British connection, see Spence, “Catching Louis Fraina.”

^[45] Corey, 109.

^[46] Pratt, 223.

^[47] Goldman, chapter 46.

^[48] “When Trotsky Was an Extra at Five a Da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4, 1932.

^[49] Marcosson, 404.

^[50] Zelman and Scharlau, 136.

^[51] Volkogonov, Lenin, 110–11, citing Ludendorff’s wartime memoirs.

^[52] New York World, November 9, 1917. Notably, in November 1917 Trotsky himself ordered files of Russian prosecutors investigating the affair to be confiscated so that Lenin and the rest could not be accused of treason. See Volkogonov, Lenin, 121, and report to Trotsky from F. Zalkind and E. Polivanov, November 16, 1917, reproduced therein.

^[53] Zeman and Scharlau, 246.

^[54] Zeman and Scharlau, 251.

^[55] Becker report, 3. See also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1918.

^[56] Ibid.

^[57] Hearing on “Brewing and Liquor Interests and German and Bolshevik Propaganda,” Committee on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65th Congress, 1919, quoted in Sutton, 23.

^[58] On Parvus’s role, see generally Spence, “Hidden Agendas.”

^[59] Cohen, Schiff, 243.

^[60] Conspiracy theories connecting Schiff to Trotsky became so prevalent after 1920 that even friendly accounts of Trotsky’s New York visit included him. See, for instance,Kopp.

^[61] See for instance RG 165, MID, files 10110-126/920 et seq. and 9140-6073 et seq. See generally Bendersky, chapter 2.

^[62] “Memorandum for Colonel Masteller from M. Churchill,” November 30, 1918, inRG165, MID, 10110-920.

^[63] RG 165, MID, “Bolshevism and Judaism,” November 30, 1918, 10110-920, 1 and 4. This remarkable document even gives shout-outs to Morris Hillquit and Mayer London as “leaders of the Bolshevist movement in this country.”1

^[64] RG 165, MID, “Bolshevism and Judaism,” November 30, 1918, 10110-920, 1 and 4.

^[65] See, for instance, Former Russian commissar, 25.

^[66] Cohen, Schiff, 243–45.

^[67] New York Journal-American, February 3, 1949.

^[68] See, for instan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17, and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19, 1917, both containing a letter from Schiff specifying his presence in West Virginia.

^[69] As late as October 1915, he had offered to drop his objections and help raise $200 million for the Russian war effort on the condition that Russia grant Jewish subjects full civil rights, but Russia refused. Roberts, Jewish Bankers, 19.

^[70] See generally Roberts; Cohen, Schiff, chapter 7.

^[71] Fowler, 106.

^[72] Spence, “The Tsar’s Other Lieutenant,” 209–10.

^[73] See, for instance, Spence, “Hidden Agendas”: “In my original article [Spence, “Interrupted Journey,”], I speculated that Wiseman’s peculiar behavior towards Trotsky was driven by his desire to enlist the exile in a secret scheme to ‘guide the storm’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and, above all, to keep Russia in the war. The more recent information, I believe, supports this theory.”

^[74] Around this time many British officials worried about the flood of Russian radicals returning home. “We have reliable information that the Germans are organizing from every neutral country parties of Russian refugees, largely Jewish socialists,” he would write in a confidential briefing for his superiors in London. “These parties are sent to Petrograd where they are organized by German agents posing as advanced Socialists.” “Russia,” May 15, 1917, Wiseman papers, Folder 255.

^[75] “Russia,” May 15, 1917. Wiseman papers, Folder 255. Wiseman had already engag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Richard Gottheil to solicit statements of support from prominent American Jews to circulate in Russia. These Jews included Supreme Court Justice Louis Brandeis, Rabbi Stephen Wise, and even Jacob Schiff. See Fowler, 109.

^[76] “Intelligence & Propaganda Work in Russia, July to December 1917,” January 19, 1918, in Wiseman papers, File 10/261.

^[77] Kalpaschnikoff would be cleared of the charges and released in 1919.

^[78] Even after Brest-Litovsk, British officials suggested seeking Trotsky’s support for British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iberia to reopen an anti-German eastern front. Woodrow Wilson blocked the idea, convinced that Trotsky was a paid agent of Germany. The Allies, including about thirteen thousand Americans, intervened regardless. See Fowler, 176–77.

^[79] Trotsky, My Life, 283.

^[80] Also along these lines, in a 1919 article titled “Why Did We Let Trotsky Go?”Canadian lieutenant colonel J. B. MacLean accused his own government of losing a chance to shorten the war and blamed it for weakness and incompetence.

^[81] Marcosson, 404.

^[82] Willert, 29. An anonymous witness before the 1919 Overman Committee seemed to back up this story with a joke: “I remember it struck me as comical” that Kerensky ask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provide Trotsky a passport “because he thought he could be able to help him out. And he did help him out.” See “Bolshevik Propaganda: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1919.

^[83] See Wise, 647.

^[84] Also, by early 1918 President Wilson was convinced that Trotsky was a German agent, based at least partly on the Sisson papers, a set of Russian-language documents hand-carried from Petrograd by US official Edgar Sisson, connecting German influence to top Bolshevik figures. Several of these documents were later shown to be forgeries. Fowler, 178.

^[85] New York World, November 11, 1917.

^[86] Trotsky speech “Revolutionary Marxist Critique of Americanism,” undated,quoted in Cannon, 99–105.

^[87] Letter to American Bolshevik-Leninists from Constantinople, March 1929, quoted in Cannon, 99–105.

^[88] Trotsky, My Life, 270.

^[89] Volkogonov, Trotsky, 475.

^[90]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