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资产阶级世界起初假装不注意苏维埃制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即不注意实验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方法可以实行的证明。博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不是依然常常试图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沉默，就是只限于说是由于极端“剥削农民”才取得的结果。他们正在失去一个难得的解释机会，为什么像中国、日本或印度的农民遭到那样残酷的剥削，而工业发展速度却从来没有接近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
然而，事实毕竟胜过一切。所有的文明国家的书店现在都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本来就少见。在盲目的反动仇恨驱使之下编写的书籍正在迅速地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的笔调即使不是兴高采烈的，至少也是赞许的。这种亲苏著作的大大增加，作为新兴国家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的一种标志来看，只能表示欢迎。另外，把苏联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理想化好得多。然而，读者要想在这些著作当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的土地上的真实情况的科学估计，那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肤浅的报刊文章，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左”倾的报道构成这类文章和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一类虽然写得比较冠冕堂皇，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抒情诗式的和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类是经济方案主义，带有旧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路易斯·费希尔[1]和杜兰提[2]是相当著名的第一类代表。已故的巴比塞和罗曼·罗兰代表“人道主义”朋友这一类。这两个人在倒向斯大林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传，后者写过一本甘地传，达并不是偶然的。最后，保守迂腐的社会主义的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不知疲倦的费边社夫妇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
使这三类各有不同的人联合起来的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叩头，偏爱使人安心的论断。起来反叛本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这些作家所不干的。因此，他们比较愿意信赖一种已经进入低潮的外国革命。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十月革命以后若干年，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甚至他们的精神祖先也没有一个人，想到如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实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一点使他们容易承认苏联所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不仅使他们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还使他们得到某种内心的稳定。同时，这一点并不使他们承担什么义务。这种深思熟虑的、乐观的和毫无损害的著作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看作明日黄花，对于读者的神经有一种镇静的作用，因此可以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正在产生一个国际学派，这个学派可以称之为文明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
我们不打算同这个学派的著作进行争论，因为这些著作没有认真地提出值得争论的理由。这个学派实际上刚刚提出问题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本书的目的是要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情况。我们所要谈到的过去，只限于有助于了解未来的部分。我们这本书是带有批判性的。崇拜既成事实的人是不能准备未来的。
苏联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没有达到内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们记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满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末，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维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它们的表现是物质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警察的压制可以缓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全国正在进行的一种虽然遭到压制却是情绪激昂的政治斗争所遵奉的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里，历史同活生生的政治直接地交织在一起了。
谨小慎微的“左倾”实利主义者喜欢对我们说，批评苏联必须极端慎重，否则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我们来说，我们远不认为苏维埃国家是那样容易动摇的一种结构。苏联的敌人对苏联的了解远比它的真正朋友各国工人清楚得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参谋本部，对于苏联的成就和失败都有精确的估计，并且不仅仅是依靠公开的报道。不幸，敌人可以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却从来没有利用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利的倾向所进行的批评。大多数官方“友人”敌视批评，实际上并不是掩盖他们对苏联脆弱所抱的恐惧，而是掩盖他们对自己给予苏联的同情的脆弱所抱的恐惧。我们对于所有这一类的恐惧和警告都将漠然视之。决定问题的是事实，而不是幻想。我们打算让人看的是真面目而不是假面具。
附记：本书写成并且送交出版社以后，莫斯科宣布了开庭审讯“恐怖”阴谋案件。自然，审讯的情况不能在本书中加以估计。然而，本书对于这次审讯“恐怖”案件的历史必然性的陈述，对于这个神秘案件的故意神秘化的事先揭露，却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