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4.htm 第四章 革命的第三阶段（1950—196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 革命的第三阶段（1950—1965)


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含义
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三、其他理论关切


一、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含义


　　同斯大林主义的冲突以及认识到把政治领域（国家、官僚、党）加以夸大和奉为偶像是战胜资产阶级之后危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危险之一，这就揭开了围绕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理论讨论的一个深入的过程。这首先是竭力从历史形成的种种“冲积层和沉积物”的下面去发掘马克思的真正的实际思想和意图，进而从原则上来解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问题：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的方式和途径。其次是寻找出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道路，同时又不能闭眼不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大家庭这一复杂结构的一系列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最后，所有这些活动和理论上的努力不只具有理论的尊严，而且，理论观念和成果立即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考虑到下面还将谈到的许多内外困难，社会实践不可能完全按照理论分析的成果的模式去做，因此，有时候宣告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采取了较激烈的形式。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的是，南斯拉夫不存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不存在同样发达的、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并推动自治社会关系发展的工人阶级，而且在我们的条件下主要倡导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如果我们还考虑到新南斯拉夫所继承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民主关系的发展程度低，我们的革命同官僚主义发生的冲突要比社会主义在发达得多的国家里可能发生的冲突来得尖锐，这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1]在存在政治范围的强大影响和社会经济结构不发达的时候，官僚主义必然会自行再生。
　　鉴于在50年代初，南丨斯拉夫还始终同斯大林的霸权主义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遭受政治和经济的强大压力，理论上的考虑和观念是在同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抗衡的情况下发展的。因此，1952年底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就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实践、大俄罗斯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国家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处的雇佣关系的处境，他强调指出，解决办法不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职能，而在于加强自治，也即在于使国家职能消亡、实行权力下放和管理民主化。关于这些问题，他得出结论说：“首先；我想谈一谈经济部门和人民政权实行权力下放和民主化问题。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充分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只有在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管理机构来自己管理工厂和企业的时候，这两种管理形式才能够，而且也必须平行展开。因此，只有当国家不再通过国家机构对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真正的民主管理才开始。【……】因此，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当国家还没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国家还是通过自己的机构，也就是说只是通过经理——作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雇员——来管理这些工厂和企业时，在这一时期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的。在这最初的发展阶段，劳动人民的国家必须根据物质可能性立即尽量妥善地解决劳动者的社会问题。人民的国家自己逐步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制定了宪法、各种法律和法令，根据这些法律和法令，职工的退休权、工资照发的年度休假权等等都有了保障。国家自己出钱，承担了职工的保险，为劳动者建立了各种文化机关和其他机构，可是，只有把工厂和企业交给工人掌握，国家的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行动才算完成。这个行动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消亡，亦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因素，而同时也包括在生产中，从而也在社会中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2]
　　在这些话里，实际上包含着新时代的民主化的实质，人的进一步解放的实质。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受到自己的社会范围和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在这种范围内，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他们只是从政治自由和多党制方面来看待民主和自由问题，而看不到，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这个或那个政党做出决定的政治自由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人民不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掌握自己的活动和发展，因为他们不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产力。
　　人的解放正是在我们这一发展时期经历着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形式，因此，人的解放不能仅仅和首先指赋予政治自由，而是首先要建立起这样的民主机构，它将通过劳动人民本身的生活和社会进程，简言之，即通过实现经济自由来确实保障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来实行自治，因为唯有经济自由才能成为人在其他一切方面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
　　卡德尔1954年在奥斯陆所做的报告中曾经写道：“依我们看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着的民主的组织机构，也应当适应这个客观过程。我们认为，只有下面这样的直接民主机构才能适应这些任务，这种直接的民主机构能保证劳动人民有最大的可能通过相应的主要管理机关，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实行民主自治。我们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彼此垂直联系的自治经济共同体以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关的独立的社会管理机构，都具有这种职能。这些形式和这种社会活动的日益巩固，同时将是逐步建立新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这种机构将在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而且归根到底将成为国家这一权力和暴力工具的消亡形式。换句话说，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条件下，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机构，它将使劳动群众有可能直接地和经常地，而不是仅仅通过自己某一个政党的上层来在这一机构中发表意见。公民们直接参加社会自治机关，就能通过它们直接决定由谁在上级机关中做他们的代表。其他任何道路都会导致官僚主义，阻碍个人的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当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主要斗争场所不是狭义的国家管理机关，而是劳动群众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的社会自治机关。国家管理机关应该是一个服从于这种社会自治机关的专业机构，而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斗争，使他们在相应的民主机关中做出的决定是社会主义的决定，也就是说，使之符合于保卫社会主义免受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影响，以及符合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需要。”[3]
　　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须着手建立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将尽量接近生产者本身，并将接管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若干重要职能，从而同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管理机关一起，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单位不是别的，正是公社，而马克思就曾把公社看作完成国家的消亡并最终代替国家本身的一种形式。卡德尔在同一篇报告中说道:“公社的力量和重大的社会作用首先在于它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行动的独立性，其次在于它和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的生产者自治的民主机构有着有机的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首先是一个公社经济机构，它的第一个职能将逐步削弱，而第二个职能则会日益增强。实际上，留在公社地区的剩余劳动是经由公社进行基本分配的。这样，公社就直接关心其范围之内的生产力的经常发展。”[4]
　　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按照马克思的精神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现，在已经改变的整个经济制度的观念中也必然有其基础。这里抛弃了斯大林关于国家拥有绝对权力，国家完全管理和组织经济、从事计划工作以及占有剩余劳动并进行分配等等的国家主义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劳动者仍然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在对国家和劳动集体的经济职能、计划工作的性质以及经济规律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方面，同样也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鲍里斯·基德里奇（Boris Kidrič，1912-1953）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对这一问题做了十分正确的阐述。他说：
　　“因此，从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因素和使社会主义革命退化的潜在可能性而斗争的角度来看，正在我国建立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
　　这样来看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要求我们正在建立的新经济制度具有下列几点：
　　1．由直接生产者自己管理我们的工厂和企业。这一要求是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达不到这一要求，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得不到最终保证，因为生产资料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
　　2．新的经济制度应当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尽可能避免用行政的手段来遏制这些规律发生作用。
　　用行政的手段来同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进行‘斗争’，最终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且是不合理的。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客观经济规律总是存在的，即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作用的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做法，总是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而且通常是以十分反常的形式【……】
　　3．社会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掌握，必须严格地仅限于那些一般的范围（在我们的现代计划工作术语中，我们称之为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它们保证社会生产不致发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现象，同时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总的方向。应该在这些基本比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生产者和公社的主动性【……】
　　4． 真正由社会占有剩余劳动和对剩余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我要立即指出，我现在的这一提法形式上诚然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对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彼此截然相反的解释。在斯大林提出骇人听闻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说法以前，苏联的官僚们也曾在形式上同意这一提法并加以运用。然而，苏联的实践又如何呢？在苏联的实践中，全部剩余劳动（集体农庄的一部分剩余劳动除外）都为国家所占有。具体地说：全部剩余劳动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而由苏联的官僚等级来决定它的进一步使用并用它来满足自己奢侈的要求。在这方面，苏联官僚等级的社会经济作用完全与资本家阶级的作用相似【……】
　　我不想提出具体的技术性的和专门经济性的办法。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性和专门经济性的深入研究。然而，这里要谈的问题是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方面应遵循的一般方针。
　　我想，这些一般方针主要有如下几点：
　　1．应当完全丢掉下面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当剩余劳动完全与直接生产者和公社相脱离时，这种占有才是对剩余劳动的社会主义占有，即社会占有。这种看法也正是一种官僚主义制度的理论‘出发点’。如果能够把生产资料的管理托付给直接生产者进行，那么，也可以把一部分扩大再生产交给他们直接管理，不过这要以这种剩余劳动管理不妨碍其社会流动的需要为限。而在我们这里，特别是在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以后，这种限度将大大扩大。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不能用它们自己生产的剩余劳动来大力改建和扩建呢？这绝不意味着企业占有积累，正如它们管理工厂不意味着它们占有工厂一样，为什么劳动集体不能在直接管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剩余劳动的基础上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福利——建造住宅、开设诊疗所等等呢？【……】
　　2．剩余劳动的这种必要的社会流动不应只通过社会计划规定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流动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简单作用来进行【……】
　　3．至今的所谓关键性投资制度实际上仍旧是一种预算制度，尽管我们迄今为止曾设法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是一种预算制度，正是因为投资的赢利性和合理性这个因素并没有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的基础上得到足够的考虑，在投资问题上，仅仅从行政上加以确定是不够的。在决定关键性投资时，赢利性和合理性这个因素目前整个来说可以通过人民银行所规定的信贷制度得到充分体现。当然，信贷制度的前提是年度归还率和利息。因此，苏联的‘理论家们’在叫嚷什么提供信贷、规定年度归还率和利息是回到资本主义的方法。诚然，信贷、年度归还率和利息这三者在形式上的确是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然而，鉴于我们的生产力是低下的，我们还长期不能放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固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旧事物在新事物中的残余，但是已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信贷、年度归还率和利息只在形式上是一种老方法，而就内容而言，却已不再是老方法了。”[5]
　　所有这些看法以及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看法都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进程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加以实现的那些共产主义因素，指出在同落后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和倾向进行斗争时唯一能使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些因素。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彻底根除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官僚由于进行了绝对的统治，由于组织和分配剩余劳动，就标志着社会主义达到了最高目标并能代替劳动人民的创造性。这样，不仅对我们来说，而且总的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从根本上否定和克服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表明，如果不经常致力于实现劳动人民尽量广泛的社会管理，就绝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把人从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和非人道化现象中解放出来。
　　这种种认识也必然反映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发展的看法上。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短暂时期（1949年前后）很快就表明，无论从经济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这都不是办法。因此，马上放弃了强行建立合作社的主张，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大问题和未来的前景搁下来了。但是，我们当时存在着技术结构基本上是落后的小农和中农以及一定数量的大型国营农场、城市的农业经济和农民合作社，针对这种局面也必须找到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相应的途径。
　　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Vlasimir Bakarić，1912 -1983）从理论上研究了这些问题，他同卡德尔一起对解决这个问题做了重要贡献。他在自己所著的《过渡阶段的地租问题》（1950年）一书中就指出某些理论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必须完全取消地租，由于国家的干涉（国家企图取消地租），地租在苏联没有以传统的形式出现。他的这种透彻的观点对于集体化运动前后出现的级差地租尤为适合。巴卡里奇在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原则来解决我国发展的特殊性问题方面，曾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1954年）特别阐述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径，实质上他提出了以下两条出路：“第一条是俄国的道路。俄国人在1928年前后曾面临类似的（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农村集体化’的幌子下着手剥夺所有的粮食生产者，从而为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生产领域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我们完全不能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将会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相违背。
　　可见，留给我们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我认为，这条道路具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它首先要求我们的公社、劳动人民和共同体更直接地参与这些产品的生产，并密切注意消费的情况。
　　这条道路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农业生产者的关系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常用的刺激农业生产者的手段是不够的【……】这就是说，毫无疑问，要在农村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小商品生产者市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道路是痛苦比较少、比较迅速的，我们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这种‘美国的’道路，即提高小生产者的商品性和稍为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使农村市场活跃得多【……】
　　当然，这种完全‘不受约束的’发展的自发势力会在农村导致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倾向的复活。但是，这种完全‘自由的’和自发的发展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大农业资本家在生产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应该为社会主义成分所代替。从土地面积和其他条件来看，我们的农民是绝对担当不了这一角色的。农民的可以见到的前景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和现代技术工具的尽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者。应该向农民指明并帮助他们实现这种前景。在这样的前景中，不仅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动员农村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和为社会主义工业扩大市场。”[6]
　　可见，由此应当得出结论：鉴于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既放弃了俄国的强制性的集体化道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这条道路在斯大林主义的，因此也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内是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抛弃了助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和仅仅指靠个体农民的道路。“在农业生产的方针问题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在于：是应该大大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还是任凭个体农民保持现状？大家知道，我们在现阶段的方针是大力支持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而不是完全支持个体农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努力解决的是农业问题，而不是农村、农民和农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不应该错误地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应该把这理解为不关心农民。情况绝非如此！我们全力支持小农，只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不能这样来解决农业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不能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农场和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我们竭力加强的，正是个体农民不能为我们解决的东西，因此我们这样做绝不是给他们制造障碍，而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7]
　　卡德尔在他的论述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丰富的论证，他在这部著作中比较明确地论述了这一发展的方向。当然，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基本目标：对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换句话说，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这一过程应该采取什么途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正如卡德尔所强调的，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放弃了在简单的劳动合作的基础上使土地普遍集体化的道路，而确定了首先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即在大型农场中扩大对现代化生产手段的社会投资，并采取联合土地以及同个体农民合作的相应方法。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不赞成采取任何运动式的联合土地和使土地社会化的办法，而主张社会主义成分和农民在符合双方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现代化生产资料的现有规模的具体联系。我们关于综合地建设最具备成功条件的合作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使土地逐渐实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并定能立即提供高产和高度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每一项新成就都将成为新的、使大家信服的范例，并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吸引到促进农业的过程中来，这也使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每一个前进步骤都会更容易，而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更便宜、更能赢利。”[8]
　　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南斯拉夫到当时为止的经验，卡德尔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村，资本主义类型的分化倾向已经十分微弱、十分有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资本主义倾向做任何让步。其次，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中小农户占优势，我国农村尽管社会关系已发生变化，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比战前更胜任实行技术改造和发展农业的任务。“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在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农业成分，加强其生产能力和在市场上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它越来越能同农民进行合作。
　　因此下面这项任务应当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装备我国的一切国营农场、农民劳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农场，以及每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在较大的耕地面积上同农民进行认真的生产合作的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并使它们能够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所有这些要素以大量的、生产成本比农民的成本低的商品在市场上出现，肯定会激起和加速个体农户更多地转向现代化农业生产，从而转向同合作社进行合作。近几年来，这种趋势已经让人相当强烈地感觉到了。”[9]
　　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成分与合作化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迅速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基本因素。正如卡德尔所强调指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过程也将在这一发展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过程有两种实现的方式：“第一，扩大社会主义成分的面积，这将成为伴随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发展而经常发生的现象；第二，为了建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而逐步地把私有土地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土地将在技术和经济的意义上社会化，而土地所有权将日益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地租。社会将对这种地租进行愈益有力的监督，根据自己的经济需要指导其发展，但是，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关系，要符合保持和加强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治团结的需要。”[10]
　　这样，我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解决并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中，尤其是农民在人口中占很高百分比、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至今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机械地搬用于我们的情况，而是应该像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内一样，以特殊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特殊的情况。从农业产量的提高来看，情况很快就表明，这条新开拓的道路在短时期内已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1]

二、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50年代初，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处于一种改革的阵痛之中，特别是在寻求对特定的历史冲突做出理论阐述以及解决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方面。在南斯拉夫的边界上，军队在炫耀武力，天天制造使我们的边防战士死于非命的挑衅，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在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开拓道路。
　　首先是那些艺术创作经验丰富的人士活动的领域以及从战前起就存在理论争论的领域在理论方面有了最成熟的突破。因此，克尔莱日阿1952年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文学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从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现象的美学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克尔莱日阿以其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富有洞察力的思想揭露了斯大林主义和日丹诺夫主义对艺术加以否定的那种眼光狭小的官僚习气。他不只是与官僚主义对艺术的党性的解释相反，指出了艺术作品的实质，并且按照同样的路线指出围绕为艺术而艺术的争论的真正含义。
　　克尔莱日阿问道，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的真正含义何在？“这个诡计的恶魔般的意思在于：把‘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危及革命思想发展的头等意识形态危险’革出教门的这个美学讲坛是设在绞死了拉伊克（Rajk László）的那个绞刑架下，设在坎佩西诺（Campesino）被关的那个西伯利亚集中营中的。”他写道：“日丹诺夫、列瓦伊（J. Révaj）之流是这样解释自己对为艺术而艺术所持的圣像破坏者式的疯狂反对态度的：他们把完全是无辜的和过时的，可以说已被人遗忘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孤立起来，似乎这种‘为艺术而艺术’是完全脱离现代人而自在地作为反革命的永动机存在着的，它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想用含有毒性麻醉剂的唯心主义烟雾使社会革命失去知觉，以便居心险恶地扼杀革命。日丹诺夫、列瓦伊和维辛斯塞（A. Višinski）是从唯物主义、斯大林的‘灵魂工程师’和辩证法行家的高度来谈论这场‘为艺术而艺术’的瘟疫的，因为他们明白，‘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是用公社社员的鲜血往自己的宗教的、资产阶级的调色板上添加颜料，尽管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为什么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在死去的凡·高（V. W. van Gogh）面前如此害怕，这一点我们不明白，正像我们不能设想卡桑诺瓦（L. Casanova）、杜克洛（J. Duclos）或者克瓦纽（G. Cogniot）今天与毕加索（P. Picasso）一起会把拉伊克绞死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一样。”[12]
　　克尔莱日阿指出，在这一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由一批毫无创造才能的艺术家和宣传家组成的方阵，这些人同时变成了固执得令人讨厌的美学思想家，最后产生了一种宫廷弄臣现象——格拉西莫夫主义，与历史已经完全遗忘的19世纪矫揉造作的宫廷学院主义不相上下。再加上如果一个孤家寡人的预言竟然成为整个有社会倾向性的绘画和诗歌的任务，那么，鉴赏力和审美观就着实低劣了。而“低劣的鉴赏力始终是一种可靠的证据，表明某具尸体正在这样的腐败文明的楼梯下腐烂。低劣的鉴赏力，准确地说，多少世纪以来是崩溃的肯定征候，专家的鉴定从来是不骗人的。它们是确凿无疑的死斑”[13]。克尔莱日阿同时还起来反对斯大林政策的霸权主义，他明白地指出，任何自辩书都不可能是艺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来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强国的政权有权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社会化，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整个整个的大陆的所有权和自由权，包括生产力和土地上的财富和资料、人力及人的信念统统社会化。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书面理论都不能为这样的政策辩解，不论把那些‘灵魂的工程师’说得多么英明，我知道他们并不是那么回事。”[14]
　　就这样，克尔莱日阿以其艺术家的出色经验和天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动荡中重新恢复了艺术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不在于艺术应当成为别的某种东西的手段，更不应当成为政治的手段，艺术本身作为人类存在的最本质的形式之一有其自己的含义和价值。只有在经历了一次革命的进程和同斯大林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之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变得比较敏感，才愿意并有能力接受他们十五年以前不可想象的那种艺术观。自那时以来，在南斯拉夫，艺术创作活动开始日益自由地发展，在绘画和文学领域内，出现了日益广泛的艺术风格和表达形式，出现了属于当代世界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向艺术家提出某种“任务”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本身足够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任务：成为艺术家。而每一个艺术家将根据他自己的性格、感情以及构成每一个人的特点的其他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去参与塑造人类的存在必不可少的新形象。
　　在哲学领域内，这个时期只是为以后同斯大林的做法进行更深入的较量准备基本的前提，斯大林把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问题贬低为七个特点，就像《圣经》上的无所作为的七年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在南斯拉夫并不强大，年轻的干部在成长中。这一领域内的一些最重大的独特的突破（青年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等人的著作）还不为人知晓和了解，因此，人数不多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所关注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的批判，提出某些新问题，特别是同认识那些斯大林特别很少提到的特殊性范畴的重要性有关的某些新问题，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并开始提出本体论、人类学和历史学问题，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则是一件大事。[15]
　　这样，在哲学方面，南斯拉夫哲学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历史、人和人道主义，并越来越同那种把自然和历史本体论化的传统抽象的辩证法研究发生冲突。除了已经提到过的个别人以外，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当时创办的《观点》杂志（Pogledi, 1952-1955）做出了重大的努力，这场理论争论在这家杂志上反映得最清楚。鲁·苏佩克（R. Supek）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他强调的恰恰是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人道主义内容或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于消除或者逐步克服人的意识和自然的一切形式的异化，而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以前的发展中，这一切形式的异化是受制于人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依赖的。”[16]苏佩克接着指出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他得出结论说，对于迄今为止的文化遗产，需要的不是否定的态度，而是创造性的批判态度，而“取消这些形式的异化的意思是指通过文化活动，也即通过人的意识和人的感受性的社会形成来改造社会关系，来积极地培养和创造另外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已经成为进步人类的意识的组成部分——在目前发展阶段，取决于人道主义内容，即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的具体解放和丰富发展”[17]。
　　哲学家们提出明显的人道主义问题，以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为理论基础，这在当时就带来了某种不协调，然而，这种不协调对于当代复杂的历史行动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在那几年，政治领域面临我国发展中的一些显然困难和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政治领域同样也不习惯于这些调子，因此做出了不安的反应，宣布这一切努力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因此，上述倾向的南斯拉夫哲学家本身就带有抽象人道主义的“厄运”，似乎哲学讨论本身不包含最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的抽象，似乎“具体的人道主义”即使没有特别明确的理论的，从而也是抽象的前提，也是可能的。
　　当我们总结50年代初的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成果时，我们看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和观点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彻底的。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却不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尽管关于人民委员会的新法令扩大了地方机关的自治权，尽管强调司法机关工作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尽管1952年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等等，工人自治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很弱的，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仍然十分强大，不仅在经济关系中是如此。然而，不应忘记，这些年是南斯拉夫战后发展中最困难的几年。“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我们同西方国家缺乏牢固的经济联系，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还利用了我们的处境，接着是天灾（旱灾）使生产停滞了好几年。此外，50年代初国家处于半动员状态中，准备抵抗斯大林霸权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只有靠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向各阶层的居民施加强大的压力，让他们努力作以及靠加强国家的职能，才能度过这样的局面。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思考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实现与斯大林主义相反的进程——自治进程。而自治进程本身又带来了民主化进程，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两个进程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困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当我们考虑到以后的努力和进程时）都没有能阻止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去实现马克思的主要理想——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国家的消亡和加强自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和国家最著名的领导成员之一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Ðilas）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构思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民主化的途径。吉拉斯的出发点不是对国家、雇佣关系以及对作为克服经济和政治的依赖关系的历史性进程的自治问题做深刻的分析，他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归结为这样一种看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在于取消一党的垄断和建立多党制。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这样一种看法忽视了南斯拉夫的发展的一系列特点，机械地照搬发达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某些经验。[18]
　　与对我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内部发展、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官僚主义等等进行分析相联系，研究理论的兴趣也扩大到对全世界当前的发展和各种关系的探讨，同时很快就发现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落后于形势的具体发展达几十年之久。再不能仅仅以40年前的理论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了，而应该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不存在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在这几十年间未能解决某些最重大的和最关键的内部问题，首先是危机、战争和某些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但是情况也表明，资本主义找到了某些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最终仍然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否定，尽管整个过程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发展。在发挥这种认识方面，米·波波维奇（M. Popović）的分析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在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本身，即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的资本本身，再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就连在危机过程中吞噬了许多小资本的最大垄断组织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规律，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平均利润规律，再也不能推动社会，不能进行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了。然而，社会不能垮台。纵然做出种种牺牲，它也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它也确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前面列举过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使经济生活进一步社会化。客观发展必然要求全国性的社会化，以便使社会能够继续进行生产和生存下去，并且这一点必须在适当的程度上做到。因此，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按照经济生活全国性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及其民族经济生活的话，则是经济生活的无所不包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而且在日益发展和加强。而如果不取消私人资本，不取消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19]
　　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理论上的探讨特别反映在所有这些思想动态的综合性文件——1958年4月举行的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纲领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已过分狭窄时，才承担起经济职能的。国家机器这样也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基础，从而大大加强了它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国家和国家机器由于上述原因而竭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不仅力图抵制工人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作用，并且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条件下限制私人资本的作用。[20]
　　由于这一切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统治势力同不发达国家相比已长期享有特权地位）发展的，这些国家由于长期积累了超额利润，因此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并在世界上享有优越地位。“根据以上各种原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能力在较大的程度上，满足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物质要求，甚至民主要求，同时也就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觉悟。这种趋势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官僚分子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们有时支持国家上层分子的帝国主义政策——霸权政策的基础。因此，发达国家的高度物质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国家的贫困和附属地位的直接结果；而世界大部分地区上的压迫、强暴和缺乏民主权利又成为少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和基础。”[21]
　　纲领在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同时，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仍然存在强烈的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因素。纲领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某种特殊的独立的形态，而是一种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不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形式可以是资本主义保全自己的最后努力，也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自觉的政治行动，也即取决于工人阶级为政权斗争的结果。”[22]
　　东方集团的批评家们正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主义观念的辩护士，他们尤其大肆攻击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他们还攻击我们，说我们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神秘化，赋予它超阶级的性质。
　　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一切表明，他们在理论上根本弄不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是指什么，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何不同，因而赞成那种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必然产生人的异化，而且也产生像个人崇拜之类的畸形现象；而在第二个问题上，他们也表现出缺乏现实感和不正确。纲领中没有一个地方断言那种要调和阶级矛盾的超阶级性。相反地，纲领现实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经济职能的国家化同时也就是经济职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只要资产阶级还是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它就力图用经济职能的国家化达到其保持和加强资本主义特权和政治地位的目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也就是说，不可能有那种将生产资料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社会化。只有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争取政权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以及它利用这种领导作用来真正改变社会关系的准备和能力，才能实现这一过渡。”[23]
　　至于谈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质的理解，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政党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想强调一下国家和政党的关系问题以及一般对待科学艺术的创作和过程的态度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断然决裂，这些观点在第三国际第二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而且到今天仍然在许多运动和国家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社会主义关系的开始产生和实际实现，是对官僚主义国家主义关系的否定，它使人认识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等级制度，只要还存在权力、存在一部分人从属于另一部分人的问题，那么，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已经提出的种种看法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致使官僚主义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同时可以进行具体斗争，防止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滋长。而只有在发展劳动人民的平等和使国家职能的统治消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一点。
　　纲领说：“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机构的管理权基础上的国家集中管理生产资料的形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一定范围内，它们在今天以至将来也起同样的积极作用。这特别适用于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因素特殊的相互交织在一定时期内是必需的，进步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这种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形式是需要的，它们一直要保持到基本的落后范围减少，生产者自己和劳动人民管理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集中机构和分散的民主机构固定下来的时候为止。
　　在行使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具有一种使其经济丧失内部动力的倾向，以便强调国家本身的作用，并使之成为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东西。当这些倾向强烈表现出来的时候，国家就可能变成为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和阻挠发展的因素，变成为阻碍组成新社会结构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我国的经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仅仅通过国家机器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会导致管理的日益集中、国家和党的机构日益紧密结合，导致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加强，和使之成为一个超社会的独立力量的倾向。
　　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着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即社会主义关系发展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倾向。这些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机构中上述倾向的直接产物，它使这些机构不为社会服务，而成为社会的主子。哪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比较落后和薄弱，哪里的工人阶级真正社会作用和影响比较小，上述现象也就更加强烈。
　　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倾向是旧社会关系的最后反映，它们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这首先指的是：当生产力和生产者已不能再继续忍受这种或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和管理方法的时候，它们却力图保持、扩大或恢复这种方法。
　　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象疾病一样削弱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机体，从而动员和加强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倾向。官僚主义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割断主导政治力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因此使一切内部社会矛盾尖锐化。”[24]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主张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历史性路线的。在这一发展中，国家必须越来越丧失自己的政治性质，变成行使某些共同的社会职能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了实现这一改变，为了克服各种形式的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为了在从基层到最高层实行自治的原则基础上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需要有哪些进程，这多半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就目前而论，纲领只能原则性地指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是，而且必须是特殊形式的国家，即日益消亡的国家。它的社会作用和它的组织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不依国家作用的具体体现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确立而演变。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民主和社会自治，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逐渐地，即通过演进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的有机形式。”[25]
　　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纲领规定了现阶段我国的革命发展，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意图。这就是说，纲领指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和经济的商品性质的基础之上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的。然而，即便在当时，也已经放弃了那种妨碍个人和集体增加生产的主动性和利害感的计划观念，并要求计划指导可以并必须得到实践的确认和修正，反之又要使社会主义实践的体现者的活动具有尽可能可靠的前景。“无论什么永恒的法则也不能确定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应当由社会主义的人以自己的实践、思想斗争和社会批评来确定，同时以客观可能性、自己的感觉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觉悟作为行动指南。”[26]
　　纲领原则地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的行政规定实行分配的原则。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自治者身上，放在他积极参与管理企业，而且管理更加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上，放在他自由地支配在完成对共同体的义务后由他支配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上。[27]
　　所有这些认识，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机器官僚主义化的危险性的认识，同样也必须运用到主要政党的问题上，因为党很容易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属物和一种强烈的官僚主义因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党逐渐失去传统的政党的特征，因为它“并不把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特权从人民群众手中转入政治上层人物的手中”（卡德尔语〕，而它的任务正是在于培养劳动人民尽量顺利地掌握那些以前由国家垄断的职能。真正实现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由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而是使这种组织的争取新的社会主义内容，反对一切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存在和起作用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28]
　　苏联关于党政合一以及把党变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万能裁决者的论点被坚决抛弃了。问题不在于革命以后最有觉悟的力量（党）将成为领导力量，而在于如何进行领导。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和理论的全部经验表明，应该把领导作用理解为党在教育和培养劳动人民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来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理解为通过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官僚主义地包办代替。
　　纲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重要和本质的问题做了如下的明确的阐述：“因此，共产党人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统治的政党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先生同学生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须日益成为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他们集体利益中最称职和最有能力的人们因而得到最大信任。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开展自己的活动必须通过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而首先是通过劳动群众本身的生活、劳动和社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努力为社会主义发展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越来越少通过自己的权力，而更多地通过劳动人民即社会生产资料生产者的直接权力，通过各种社会自治机关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同时，共产党人必须为调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而斗争，使这种活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教育和培养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管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领导力量进行这样的活动可以保证自己不官僚主义化，同时可以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觉悟，逐渐地减少和消除政权和‘被统治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矛盾。”[29]
　　只有探讨了这一切过程，才能不仅对社会主义和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不仅对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的关系问题做出答复，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认为有可能通过奉行积极共处政策来避免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冲突。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前从未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过的世界形势进行分析的结果。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地国家的解放和制订建设落后的国家的长期宏大规划，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最后，科学技术和核武器的突飞猛进（核武器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能寄希望于幸免这样一场灾难），简言之，这一切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得出以下结论的依据：积极的国际合作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正常、人道和符合人的尊严的出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种不可战胜的看法和信念，即认为从原子的尘埃中不再可能建设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积极共处政策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一种表现和一种需要。这种发展促使全世界事实上的联系，和各国经济紧密的相互依赖，考虑到由于使用核武器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这种发展使作为解决各国间一切问题和争端的工具的战争毫无意义。这种政策体现出当代世界对广泛的经济合作，全面的文化、科学等合作的客观需要。在选择战争或和平面前，积极共处政策是唯一现实的和平政策。积极共处政策符合于目前整个世界经济的需要。如果没有在世界普遍经济繁荣道路上进行平等的、日益广泛的、正常的自由的世界经济合作，那么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便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目的之一应该是世界经济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将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优越，这种统一将建立在世界各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各民族经济之间内容全新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更紧密的关系上。
　　这样理解的积极共处政策不仅通过国际合作和巩固和平服务于消除战争危险，而且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积极共处政策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会制止和削弱那些阻碍前进，同时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险的力量；这种政策还会使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广泛的基础，削弱实行霸权政策的可能性，摧毁滋长官僚主义的基础并使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更迅速和健全地发展。因此，这种政策不但使现有的社会形式无法长期保存下去，而且将促使其更迅速地改变。”[30]
　　需要特别指出，这一立场涉及调整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避免一场全面的灾难问题，鉴于今天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破坏的可能性，发生这样一场灾难是一种现实的危险性。但是这一立场绝不触及一切被压迫的、未获得解放的人民使用他们认为最适宜的一切手段去争取自身的解放的权利。每一国人民都有权进行革命，他们求解放的问题是历史赋予的权利，每一国人民或者每一个阶级迄今每当认为革命是他们争取自由的唯一前提的时候总是使用这一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任何一国人民或任何一个阶级享有这一权利。
　　纲领在论述理论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指出，有两个社会因素至今阻碍了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现象，这种现象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堆静止的教条和抽象的真理；影响这一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特殊形式的修正主义，我们曾有机会在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做康德主义的解释的倾向中看到这一点。[31]
　　在党、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方面，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正式纲领中特别抛弃了一切官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在一个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中把事情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实质上，科学、哲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限制它们的自由发展，因为这三者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它们只有在自身的发展中，当然也要面对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校正和获得真正的标准。无论是个人，还是政治因素——它们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活动范围——都不能成为这种发展的裁决者，任何死板的公式和规章都不能成为在这些领域进行必要的创作活动的酵酶。
　　因此，可以满怀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感和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认为，科学思想愈是大胆公正地追寻真理，它的发展就愈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真正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想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垄断，而是努力通过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客观现实的办法继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整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或是它的个别机构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他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公断人。共产党人根据社会利益、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最先进部分的社会觉悟程度和社会的物质可能性，利用或运用科学的成果。科学自己就是判断者，而在社会科学方面，检验客观真理的决定性的标准只能看社会科学的成果是否符合实际，而这一点在社会和科学的实践中将得到最后的检验。”[32]“根据社会的相互制约性和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重大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作任何实用主义的歪曲，也反对把科学艺术变成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论’，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使它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对科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的作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思想意识上应反对一切对人不够信任的现象，反对贬低人的创造力，贬低人能改变世界，使人生活得更合理、更有内容，对待一切更有人性的才能。它也应该反对以科学艺术自由为幌子而实际上要确立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或是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道德基础的企图。”[33]
　　这不仅是由于认识到科学、哲学和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标准，同时也由于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比其他整个有关社会和生活的资产阶级观点优越。这还由于对思想、科学和艺术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性质持一种正确的、辩证的观点，而思想、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过去粉碎，将来也总是不断粉碎任何想把某些绝对的框框、教条和规章等等强加于人的企图，不论这些东西叫作神学原则、唯心主义的假设、斯大林规定的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叫作主观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其他任何产物。
　　因此，纲领本身不是以辩护的口吻，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结束：“为完成我们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这个目标，应该批判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做教条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创造精神。任何已经创造的东西对于我们都不是神圣得不可超越的、都不是不能让位给更先进、更自由、更具有人性的东西的。”[34]

三、其他理论关切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这种独特的和创造性的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各个领域，必须粉碎和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陈腐观念。鉴于上述问题中的某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社会学的题目，很早以前就感到有必要克服教条主义地把整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缩小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题目的做法。此外，如果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那样，把社会学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只是一般理论的、抽象的问题，那就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丧失了新的探索领域，而且无法进行对社会学研究来说也是必要的经验主义研究，无法制定特殊的有效的方法。
　　因此，50年代初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就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就对待经验主义研究的态度展开全面讨论的标志下度过的，而西方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哲学学科还是社会学学科？这一争论本身（后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类似的方式重复了这一争论）只是证明时机不成熟，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时期还有某种学究气，还没有能力，也不具备社会可能性来独立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和决定性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十分激烈。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利用经验主义社会学的方法学来研究社会学现象，而另一些人则又认为，必须尽早采纳这一领域内一切正面的东西，消除当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这个问题不简单。从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经验中就知道，它正是由于在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中缺少一种连贯的理论观念而陷入危机的。但是，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也陷入了危机，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高度教条的，而且是庸俗的和贫乏的。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缺少甚至对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来说是攸关重要的许多问题，甚至还缺少整个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上述理论讨论和努力的结果以及争论的结局基本上是，南斯拉夫社会学家确定了下面这样的方针：掌握经验主义社会学领域内的全部成果，独立地研究我国复杂的发展中的社会学现象。他们还致力于不丧失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和人的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理论观念（首先是哲学观念〉，以便进行必要的理论概括，在许多部分的材料和成果中间归纳出一个整体。[35]
　　当时，在哲学界展开了最活跃的讨论。在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进入了自己的成年。从批判斯大林主义越来越过渡到独立地确定自己的哲学观，以及过渡到积极参与一个革命进程，而这个革命进程对于人的创造性和文化总是必然会提供广阔的天地。
　　围绕比较复杂和深刻地评价整个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体系和辩证法所展开的批判性努力，解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以及作为特殊现象的艺术的性质和人的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反映。[36]
　　这场激烈的讨论以及对斯大林原始的哲学和文化观的批判，反映在许多次哲学集会和座谈会上，并在下面这两派人中间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对抗，一派人基本上站在旧的观念的立场上，另一派人则多少断然地不仅抛弃了斯大林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而且抛弃了斯大林的精神和斯大林对哲学含义的理解方式。最激烈的争论是在布莱德（1960年11月）举行的反映论讨论会上展开的。反映论和继承下来的辩证唯物观的辩护者们在哲学界成了少数，大多数哲学家转向了新的问题以及个别哲学传统问题的新的观念。[37]
　　尽管在上述倾向中，在对一些问题的提法上存在很大的区别，甚至在对待某些重大哲学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还是可以指出，他们的共同倾向是：设想人是实践的存在，因此把实践范畴列为对人和历史进行解释的基础；对辩证法做出历史的解释；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观察当代的进程以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道主义问题。[38]
　　上述哲学家摒弃作为了解认识过程的基础的反映论，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映这个现象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一概念始终停留在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客体关系上和片面的认识论上。历史的主体，人，是有行动的，是积极的改造者，只有从世界（自然的历史的世界）不断的变化中，才能理解人本身及其认识、意识和文化的变化。因此，世界是人的世界，是变化了的自然物质和人的关系，因此，自然历史现实的变化同人及其意识和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统一过程。
　　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立场出发，产生要求进行更全面、更详细的分析和研究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旦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看法被克服了，那么把历史和人分为两个范围——人只能借助于自己的认识去适应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范围与人能借助于自己的认识去克服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范围——的划分也就消失了。同把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理论相反，哲学家们更多得多是以马克思哲学观点的精神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如果把自由看成是对天命、命运、普遍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接受，那么‘自由’就不过是自愿受奴役的另一种称呼而已。自由不是对外界和内部的必然性的屈从和适应。自由的活动只能是人改变自己的世界和人自身的活动。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是对自由界限的认识。自由的积极条件是对必然性界限的认识，是对人的创造可能性的阐述。自由不是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开采。自由在于人有能力使自然人性化，在于按人的方式参与自然的赐福。人和自然不是只需加以克服、使之屈从和加以利用的现成力量的集合体。自由的本质不在于掌握已有的，而在于创造新的，在于发展人的创造力，在于扩大和充实人性。”[39]
　　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不是简单地只是谈“青年”马克思，或者只是谈“老年”马克思，而是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异化这个根本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是贯穿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的历史活动的一条主线。对于他们来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最重要的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对那些要使雇佣劳动、商品拜物教、经济和政治的异化永存的历史社会关系的批判。这样，异化就不只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的实质，而且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社会，没有要使旧的关系、雇佣劳动和双重身份的人永存这样的任务，而是恰恰要通过对社会关系新的组织来克服当代世界的异化的一些根本形式。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理解，哲学家们的努力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在社会主义迄今的发展中产生，并且只是产生新形式的异化的那些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结构持批判态度。“斯大林主义现象作为一个国际现象清楚地表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官僚主义反革命起码跟资产阶级反革命一样危险。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产生于存在无产阶级对国家及其工具持非批判性信任态度的地方，产生于无产阶级不往前看而往后看，并且接受实际上应予克服的‘经过考验的’和‘可靠的’权力工具的时候。而且，当无产阶级原则上意识到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危险性，却又认为需要留待‘明天’去取消它们，因为它的首要任务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于是，无产阶级便错过了对旧社会的产物进行必要的、彻底的破坏这个历史性机会，而没有这种破坏就没有社会主义。”[40]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哲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把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马克思语）、实现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看成是克服雇佣关系和当代社会中异化的主要形式的唯一的历史性机会。实现自治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事，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加生产、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等等（这一切也是比较自由的生活前提）。自治的根本含义是造就新的历史人物和使人不再依附于个人、集团或者等级制的新的历史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任务，工人委员会必须如此地加以解决，那就是工人委员会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使工人-生产者产生积极参与生产、调节劳动集体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意识，并充当工人可以在其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意识（以其基本形式）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不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主义关系，就谈不上过渡到更高的形式，因为个人的利益与直接生产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不调和的话，生产共同体的利益与整个社会不协调的话，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意识和谐地得到发展。这是这样的基本前提之一，它使‘社会不作为抽象与个人相对立’，使‘普遍利益’不作为异物与‘个人利益’或‘个别利益’格格不入，并且使人们避免陷入那些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神秘化的关于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关系性质的伪科学提法。”[41]考虑到这一问题，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的发展，鲁·苏佩克在提出自由时间的问题时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把讨论满足人的需要提上了日程，但是不是从保持人的单纯生活的角度提出的，而是从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提出的，他们作为创造性的个人有必要在社会中表达并满足自己的一系列需要。“这些需要的分配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不能是某个超社会的权威、国家或者某种社会中坚阶层的事，而只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或者公民的事。在这个前景中，工人自治或者社会自治在人的需要获得健康或正常的满足方面负有一系列的特殊工作任务。”[42]
　　因此，哲学家们并没有忽略事情的“技术”方面，没有忽略发展生产力的巨大需要和使我们的社会共同体达到发达程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同时也始终强调必须发展那些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迄今的阶级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需要同时发展生产力和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追求金钱、权力、成功的欲望，将被发扬人们的创造激情，全面地培养和充实生活的内容，逐步地发扬个人在经济、科学、艺术和政治中的主动精神，培养建立在相互信任、宽容、友好基础上的稳定和谐的相互关系等所抵销。”[43]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所有这些活跃的和创造性的进程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得以与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垄断主义野心相对抗，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各种变形的必要性的论点。本人曾经指出，哲学的看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历史的看法，因此它基本上取决于整个历史实践所达到的水平，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的历史实践的多方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这一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应采取多种态度”[44]。在复杂的历史形势下，人的创造性不可能只以一种方式存在，而这里所说的人的创造性从来就不囿于规定的范围。因此，必须断然拒绝存在一种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这种哲学的统一的结构的观点，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各种变形的必然性，其中每一个变形都不会有同样的历史共鸣、价值和作用。“每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时代的思想精髓，也就是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预言了自己时代的基本问题、自己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事和自己时代的前景。”[45]
　　我不再列举从这一哲学活动中可以列举的许多情况，只是强调指出一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哲学思想以往从未达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当代发展时期那样的历史性的活跃程度和与社会的密切相关程度。
　　所有这些变化和理论方面的创见向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从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讨论，经过计划、市场、收入制度、扩大再生产等问题，为吸收新的理论立场进行了一定的努力。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包括中央机关在支配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上几乎完全享有垄断，它们在扩大再生产政策上有主要发言权，还有确定价格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经济地区或者工业部门处于从属的地位），等等，越来越同业已宣告的从物质和社会上进一步加强工人自治，使工人阶级摆脱国家行政桎梏的愿望发生冲突，这种行政桎梏使工人自治几乎完全丧失了物质基础，从而也丧失了经济和社会上的有效性。
　　在这些讨论中，一部分人主张加速使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加速实行权力下放，因而也加速削弱经济实力中心，使市场更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如此激进、迅速地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比较担心。即便对于理论来说，困难也是不小的，对于具体实践来说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每一个缺点很快会变成政治问题。
　　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的论点，关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唯一的规律的论点，关于市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未经测量的范畴的论点，以及关于扩大再生产，价格和收入的确定由国家、由中央垄断的论点。现在的问题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和协调问题，是中央集权做出的决定和非中央集权做出的决定的协调问题，是在自己的经济决策中应当享有较大独立性的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与整个社会的协调问题；另外还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对经济问题、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途径提供高质量的、客观的和充分的情报。这一切都是紧迫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对经济实行行政管理的制度，不仅在经济发展领域内，而且在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的后果。[46]
　　这些困难和矛盾以及从还不发达的自治结构中产生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1964年12月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主导地位。铁托在自己的报告中明确地强调指出，如果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形成方面继续保留国家的主导地位，自治就势必会发生危机。“我们今天所存在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因素这样地干预社会生产，特别是掌握企业的几乎全部资金以及随心所欲地加以分配，这是同生产进一步顺利发展不相容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把这些资金用于各种非生产用途，或者用于非营利的和非紧迫的投资。只有劳动集体掌握必要的物质手段——按照宪法，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扩大再生产进一步的发展才有可能是顺利的。我认为，那些认为积累问题只涉及政治因素，顽固地想保持迄今为止的制度——中央集权的积累制度的同志们是十分错误的。这些同志对劳动集体参与决定分配和积累的资金的使用的权利提出异议。首先，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47]
　　同一些观点在卡德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卡德尔的报告批判地提到经济到当时为止的外延的发展，提到还受到旧的行政管理经济制度的许多残余因素牵制的自治制度，提到对投资基金管理的国家垄断主义性质，提到在分配这些巨额物质手段时主观主义尺度和政治愿望的强大影响。卡德尔同样主张对这些基金和扩大再生产实行权力下放，也即主张从经济上加强工人自治，削弱国家垄断和官僚。他同时告诫说，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经济可以没有一定的中央机关和计划，只不过不再是国家政治型的计划罢了。“因此，完全从权力下放的角度来观察扩大再生产制度的改革是十分错误的。这次改革的出发点必须是实行一定的权力下放，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实行一种社会自治基础上和范围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新形式也必须成为这次改革的组成部分。正是对事情采取这样的态度，才使我们的经济制度不像某些短见的批评自治的人一再重申的那样，成为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而是成为一种民主的计划制度的出发点，对于这种制度来说，指导因素是从事劳动的劳动者的基本的利益，而不是非经济因素的主观意志。”[48]
　　关于稍后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紧张局面，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代表大会看到了这些问题。铁托在自己的报告中强调，“民族主义的畸形现象的出现还由于存在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妨碍各民族间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倾向一方面导致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倾向，导致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忽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社会经济职能，另一方面导致关闭在‘自己世界内’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实质上都是民族主义的，是对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正常进程同样有害的。
　　受这样的畸形现象之害最烈的是劳动集体、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因为他们要实行的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生产的社会主义一体化，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解体化或者单一民族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49]。
　　维·弗拉霍维奇（V. Vlahović）在自己的报告中同样强调指出，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内讨论了我国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这些讨论的一个积极方面表现在劳动人民强烈地要求共产主义者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友爱和团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无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民族关系的观点和活动。甚至可以说，有些观点倒退了，陷入了民族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的泥淖。
　　出现了一种断言，说什么‘民族应当尽快消亡’，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断言实质上反映了单一民族政府主义或者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导致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现象。这些理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在有些地方可以听到的一个结论：‘不幸的是，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
　　在这样一些看法中，可以看出在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官僚主义者看不到在比较复杂的关系中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更加丰富的形式。官僚主义者有一种感觉，似乎多民族大家庭以及自治形式的多样化使生活复杂化。官僚主义者喜欢简单、单调。
　　事实上，社会主义充分肯定民族，开创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肯定各族人民的进程，同时又推动克服民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更快和更充分地使各个民族投身于世界进步的社会发展之中。从而各个民族也就成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更有活力的细胞。
　　人为地硬去推行一种与别的进程相脱离的进程，只会导致消极的民族主义过火行动，忽视真正的民族利益，出现假的先锋主义，和不考虑民族特殊性的所谓的国际主义。”[50]
　　对于在我国革命的第三阶段中积聚的社会矛盾，我们做了上述种种探讨，实际上，我们已经写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已经临近下一阶段的起点。



[1] 应当强调指出，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这个因素最具决定意义和最困难。迄今，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也没有把这一原则作为根本的革命纲领，因此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尤其是它最发达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经验以及优势。

[2] 约·布·铁托在南共六大所做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J. B. Tito, Borba komunista Jugoslavije za socijalističku demokratiju），《铁托演说和论文集》（Govori i članci）第7卷，第224- 225页。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参见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国际局势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发展有关的任务》（Zadaci Saveza komunista u vezi s medunarodnom situacijom i unutrašnjim razvojem socijalističke izgradnje Jugoslavije, 1958）和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作用和任务》（Izgradnja socijalizma i uloga i zadaci Socijalističkog saveza radnog naroda Jugoslavije, 1960）。

[3] E. Dardlj, Socijalistič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str. 30-31.

[4] E.Dardlj, Socijalističcka demokratija u jugoslavenskoj praksi, str. 49.

[5] B. Kidrič, Diskusija na VI kongresu KPJ, Zbornik VI kongres, Beograd 1952, str. 183-192.这些想法实质上指的是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而为了实现这些想法，应该实现首先表现为生产者自已参加分配社会收入的具体自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6] V. Bakarić, O aktuelnim pitanjima rada na selu i u poljoprivredi, Referat na III kongresu SKH; in O poljoprivredi i problemima sela, Beograd 1960, str. 382-385.

[7] V. Bakarić, Uloga socijalističkog gazdinstva i socijalističke kooperacije u modernizaciji poljoprivrede, in O poljoprivredi i problemima sela, str. 527-528.巴卡里奇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农村的内部发展和农业政策》的报告（O unutrašnjem razvoju na selu i poljoprivrednoj politici, 1959）中，也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

[8]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22. 关于农业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卡德尔说：“合作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劳动合作社、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及其经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包括工商业组织）与个体农户进行生产合作的一切形式的名称。它在社会组织的和为这种生产过程而准备的整块土地上准备、建立、开始或发展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它在这种过程中，在社会投资和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促使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承担者。”（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51）

[9]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39-140.

[10] E. Kardelj, Problemi socijalističke politike na selu, Beograd 1959, str. 168.

[11] 由于在15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这些主张，农业摆脱了落后的工艺结构和耕种方式，我国的国营农场在60年代下半期小麦的产量平均每公顷达到35公担以上，玉米为50公担，甜菜超过400公担。个体农户在同一时期小麦的产量平均达到每公顷20多公担，玉米为25公担，甜菜超过280公担。这些平均产量已是很高的农平。

[12]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36-37.

[13]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49-50.

[14] Miroslav Krleža, Govor na Kongresu književnika u Ljubliani, Eseji VI, Zagreb 1967, str. 48-49.

[15] 比较完整和篇幅较长的作品有：M.马尔科维奇（M. Marković）的《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正》（Revizija filozofskih osnova marksizma u SSSR-u, Beograd 1952）；普·弗兰尼茨基（P. Vranicki）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问题》（O problemu općeg, posebnog i pojedinačnog kod klasika marksizma, Zagreb 1952）；普·弗兰尼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Misaoni razvitak Karla Marxa, Zagreb 1953），这本书特别着重于论述广大公众几乎一无所知的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发展时期。上面提到过的G.彼得洛维奇（G. Petrović）关于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以及《苏联自十月革命至1938年的哲学》一文（Filozofija u SSSR-u of oktobarske revolucije do 1938. god.,“Pogledi” br. 2/1952）论述了俄国和苏联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Marxovi i Engelsovi Rani radovi）发表于1953年〈第二版于1961年，第三版于1967年），包含自1844年初起至1846年底止的主要理论文章（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哲学手稿》Ekonomsko-filozofske manuskripte在内）。

[16] Rudi Supei, Materijalni, socijalni i personalni osnovi socijalističke kulture, “Pogledi” br. 4/1953, str. 238.

[17] Rudi Supei, Materijalni, socijalni i personalni osnovi socijalističke kulture, “Pogledi” br. 4/1953, str. 244.

[18] 吉拉斯的主张在南共联盟中央1954年1月举行的非常全体会议上遭到谴责，同时他丧失了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领导职务。稍后，他自己退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鉴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新近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上述主张，最后一章对此还将比较详细地论及。吉拉斯后来在《新阶级》（La nouvelle classe, Paris 1957）和《不完善的社会》（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 Wien-München-Zürich 1969）等书中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关于"作为阶级的官僚”的论点中，关于需要克服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基本上等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论点中，更加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主张，尽管我并不同意吉拉斯上述解决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特殊发展的主张，我认为，后来对吉拉斯采取的行动并不符合我们自己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意图。考虑到最新的一些现象以及对某些公开的政治活动做出反应的方式（司法机关进行干预），我认为，我们的某些法律条文已经过时，是同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意识的变化水平相违背的。

[19] Milentije Popović, Što državni kapitalizam znači u društvenom razvitku, “Naša stvarnost” br. 2/1953, str. 6-7. 还可以参见Milentije Popović, Beleške o nekim problemima savremene socijalističke misli, “Socijalizam” br. 3, 4/1959。

[20] 这种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官僚大为发展，这种官僚就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而言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国家作用的加强也产生了官僚分子的经济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加强并有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倾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其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斗争的均势愈大，官僚分子的职能也就在努力加强和保留垄断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特权的同时更为独立。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倾向的基础上，它们力图把国家描绘为社会经济关系中超阶级的民族调解者。资产阶级的力量愈大，官僚分子就愈为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从而推行其反动政策。”（Program SKJ, Beograd 1958, str. 208.[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393页。——译者注])

[21] Program SKJ, str. 210-211.（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5页。——译者注）

[22] Program SKJ, str. 212.（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7页。——译者注）

[23] Program SKJ, str. 212.（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97页。——译者注）

[24] Program SKJ, str. 223-224.（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409页。——译者注）

[25] Program SKJ, str. 297.（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82页。——译者注）在这个意义上，纲领比较清楚地区分了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概念:“生产资料公有化形式可以分为从间接的公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起（这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特点），到直接的和真正的公有制止（这种公有制更直接地交由被解放的和联合起来的劳动人民去管理）。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在物质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加强而发展。因此，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社会占有过程通过或依靠社会力量〔（国家或政权的形式）完成的时候为止，在每一种公有制的形式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国家所有制残余。”（Program SKJ, str. 308.[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译者注]）

[26] Program SKJ, str. 329.（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16页。——译者注）

[27] 纲领说：“在分配制度的这些关系的范围以内，劳动者具有，而且应当具有更大的可能，以不断地、直接地、实际地通过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和积极参加企业、公社和整个社会的管理机构，来解决自己的个人地位、自己的收入和社会产品的总分配的问题，同时认识并自觉地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解放了的工人是个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独立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他不再透过生产以外的某种力量所给他决定的工资的三棱镜来看待社会了。他的收入首先取决于整个经济组织的成就和个人努力。因此他日益把个人收入看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发展及满足其集体需要的职能"（Program SKJ, str. 33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 521页。——译者注]）。而对于工人委员会的性质，则做了如下的表述：“工人委员会既不是私有者的代表，也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工人委员会为社会的利益管理生产资料，而它们在物质和政治道德上的愿望又鼓舞着它们进行工作，正因为这样，工人委员会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最合适的社会经济。”（Program SKJ, str. 347.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32页。——译者注]）

[28] 铁托早在1950年就特别强调指出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同对这个问题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之间的差别：“此外，斯大林是怎样提出党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的呢？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他把党的作用降低到管理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的位置。因此，苏联的党越来越官僚主义化，日益成为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它的同一体，简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了。因此苏联的党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失去了与它应当对之关心的那些事物的联系。党的职责是成为全部政治、文化和经济行动的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参预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对之进行监督，用其自身的榜样来提高群众的创造性热情。把党的作用降低成为执行种种措施的官僚主义机器的一个部分，成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这一切全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在第一过渡时期的作用的学说，党在此时应当是领导者、教育者，而不是执行者。这种陈套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生根，但是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并且将在我国对于这一类的东西进行严密的警戒。”（O radničkom upravljanju privrednim preduzećima, sv. V, str. 223-224 [参见《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版，第196页。——译者注]）关于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另请参见V. Vlahović, Pojam i suština proleterskog internacionalizma, “Socijalizam” br. 1/1958; Program SKJ i “zaoštravanje” ideološke borbe, “Socijalizam” br. 2/1958。

[29] Program SKJ, str. 302.（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86-487a页。——译者注）

[30] Program SKJ, str. 264-265.（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51-452页。——译者注）

[31] 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参见Program SKJ, str. 238-241.（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426页。——译者注）

[32] Program SKJ, str. 399.（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84页。——译者注）

[33] Program SKJ, str. 417.（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602页。——译者注）

[34] Program SKJ, str. 424.（参见《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08页。——译者注）

[35] 不论观点存在多大的根本性的分歧，在围绕社会学展开的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举出：阿·菲亚门哥（A. Fiamengo）、约·戈利査尔（J. Goričar）、R.鲁基奇（R. Lukić）、奥·曼迪奇（O. Mandić）、纳·帕什奇（N. Pašić）、鲁·苏佩克、柳·塔迪奇（Lj. Tadić）、鲍·季赫尔（B. Ziherl）以及柳·日夫科维奇（Lj. Živković）等人。在当时问世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主要有：R. Lukić, Opšta teorija države i prava, Beograd 1956; O. Mandić, Od kulta lubanje do kršćanstva, Zagreb 1954; B. Ziherl, Književnost i društvo, Sarajevo 1958; Lj. Živković, Nauka o društvu, Zagreb 1958; Lj. Živković, Društvena nadgradnja, Zagreb 1960; R. Supek, Ispitivanje javnog mnijenja, Zagreb 1961; V. Korać, Marx i savremena sociologija, Beograd 1962; M. Ðurić, Problemi sociološkog metoda, Beograd 1962; R. Supek, Omladina na putu bratstva, Zagreb 1963; R. Lukić, Društvena svojina i samoupravljanje, Beograd 1964; V. Milić, Sociološki metod, Beograd 1965; S. Milosavlevski, Sojuzot na Komunistite na Jugoslavija vo sistemot na socijalističkata demokratija, 1965。

[36] 在这个领域内较重要的著作中，我要提到：Mito Hadži-Vasilev, Odraz-Izraz, Skopje 1959; B. Bošnjak, Logos i dijalektika, Zagreb 1961; P. Vranicki, Historija marksizma, Zagreb 1961; Lj. Tadić, Filozofske osnove parvne teorije H. Kelsena, Sarajevo 1962; V. Rus, Hegelova i Marksistička dijalektika o istovetnosti i razlici, Beograd 1963; S. Stojanović, Savremena metaetika, Beograd 1964; M. Marković, Dijalektička teorija značenja, Beograd 1961（这本书和沙夫的书一起，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探讨语言的哲学问题的两本最透彻的书）。研究逻辑问题的还有：B.舍什奇（B. ŠEšIć）、A.克雷什奇（A. Krešić）、A.斯托伊科维奇（A. Stojković）、S.克尼亚泽瓦（S. Knjazeva）等人。在美学领域内，有下列著作：I. Focht, Iatina i biće umjetnosti, Sarajevo 1959; I. Focht, Mogućnost, nužnosti, slušajnost, stvarnost, Hegelovo učenje o odumiranju umjetnosti, Sarajevo 1961; D. Grlić, Umjetnost i filozofija, Zagreb 1965。除他们以外，研究这些问题的还有D.耶雷米奇（D. Jeremić）和M.达姆尼亚诺维奇（M. Damnjanović）。

[37] 主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质和人道主义性质，即批判性质的一批人，他们稍后建立了“科尔丘拉夏令学园”（1963年），并创办了《实践》（Praxis, 1964年）杂志，他们集合了全国的多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很快就把全世界一切比较有名、比较富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集合在一起，并成了就当代最重大的一些问题自由地交换意见的地方。稍后，他们在《哲学》（Filozofija）杂志上也比较活跃。另一批人建立了《辩证法》（Dijalektika，1966年，贝尔格莱德）杂志。除上述这几个杂志外，还有其他许多研究社会问题的杂志，如《视域》（Pregled，萨拉热窝）、《我们的题目》（Naše teme，萨格勒布）、《社会主义》（Socijalizam，贝尔格莱德）、《观点》（Gledišta，贝尔格莱德〉、《理论和实践》（Teorija in praksa，卢布尔雅那）等。

[38] 在这些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M. Kangrga, Etički problem u djelu Karla Marxa, Zagreb 1963; V. Pavičević, Uvod u etiku, Beograd 1962; G. Petrović, Filozofija i marksizam, Zagreb 1965; D. Pejović, Čovjek i historija, Sarajevo 1966; V. Sutlić, Bit i savremenost, Sarajevo 1967。此外，还出版了基本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论文集：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I, Zagreb 1963; Čovjek danas, Beograd 1964; Smisao i perspektive socijalizma, Zagreb 1965; Marks i savremenost, Beograd 1963, 1964。

[39] G.Petrović, Čovek i sloboda, Filozofija i marksizam, str. 168 -169.无须特别强调指出，跟我们将谈到的其他问题一样，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那里，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

[40] Lj. Tadić, Proletarijat i birokratija,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47.

[41] R. Supek, Radničko samoupravljanje i humanizacija rada i potrošnje,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156.

[42] R. Supek, Radničko samoupravljanje i humanizacija rada i potrošnje,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I, str. 170.

[43] M. Marković, Marksistički humanizam i problem vrednosti, Humanizam i socijalizam, I, str. 130.

[44] P. Vranicki, Marksisitičke teme, Zagreb 1973, str. 101.

[45] P. Vranicki, Marksisitičke teme, Zagreb 1973, str. 103.

[46]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论文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著述：R. Lang, Medunarodna saradnja i ekonomski razvoj, Zagreb 1955; A. Dragičević, Potreban rad i višak rada kao kategorije klasnog društva i njihovo odumiranje u socijalizmu, Zagreb 1957; D. Čalić, Izgradnja industrije u Jugoslaviji, Zagreb 1957; Z. Pjanić, Problem stanovništva u ekonomskoj teoriji, Beograd 1957; S. Dabčević-Kučar, Kretanje najamnine u savremenim kapitalistič kim zemljama, Beograd 1961; B. Horvat, Ekonomska teorija planske privrede, Beograd 1961; J. Sirotković, Problemi privrednog planiranja u Jugoslaviji, Zagreb 1961; F. Čeme, Uvod v analizo trga in cen, Maribor 1961; A. Bajt, Raspodela nacionalnog dohotka i sistem ličnih dohodaka u našoj privredi, Beograd 1962; Uzroci i karakteristike privrednih kretanja u 1961, 1962 godini, Žuta knjiga, “Ekonomist” br. 1, 1963 (Beograd); O nekim problemima privrednog sistema, Bijela knjiga, “Ekonomski pregled” br. 3-5/1963, Zagreb; D. Gorupić, Izbor radova, Zagreb 1963; V. Stipetić, Jugoslavensko tržište poljoprivrednih proizvoda, Beograd 1964; Milentije Popović, Društveno-ekonomski sistem, Beograd 1964; J. Stanovnik, Zemlje u razvoju u svjetskoj privredi, Zagreb 1965; M. Korać, Problemi teorije i prakse socijalističke robne proizvodnje u Jugoslaviji (u suradnji sa S. Dabčević-Kučar, M. Koraćem, M. Samardžijom, J. Sirotkovićem, R. Štajnerom, T. Vlaškalićem), Zagreb, 1965。

[47] J.B.Tito, Uloga Saveza komunista u daljoj izgradnji socijalističkih društvenih odnosa i akutelni problemi u medunarodnom radničkom pokretu i borbi za mir i socijalizam u svijet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26.还可以参见：J.B.Tito, SKJ u novoj etapi razvoj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Novi Sad 1976。

[48] E. Kardelj, Društveno-ekonomski zadaci privrednog razvoja u narednom period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81, 92-97.关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迫切问题，也可以参见V. Bakarić, Aktuelne teme, Zagreb 1965。

[49] J.B.Tito, Uloga Saveza komunista u daljoj izgradnji socijalističkih društvenih odnosa i akutelni problemi u medunarodnom radničkom pokretu i borbi za mir i socijalizam u svijetu,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33.

[50] V. Vlahović, Idejna kretanja na sadašnjem stepenu našeg razvoja i dalji zadaci Saveza komunista Jugoslavije, Osmi kongres SKJ, Beograd 1964, str. 169-170. 另请参见同一报告中谈科学、文化和艺术问题的部分以及《革命和创作活动》一书（Revolucijia i stvaralaštvo, Beograd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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