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斯大林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

第三章斯大林主义

　　我们暂且有条件地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存在需要具备许多主客观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件我认为我已经提到了。仅从对这些历史条件和情况的研究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进程的发展是多么特殊，在所有方面有多么不可预见的结果（konsekvencija）。我们不能用宏观和微观规律，也不能像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简单想象的那样，用对历史辩证法“规律”的简单解释，来说明历史的决定论（determinizam）。往往在了解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情况后，却仍然相当不了解主要历史角色的个人特点，不了解他们对国内情况和国际情况以及该历史时期作了哪些评价，因为在此之前大都缺少系统而彻底的科学分析，却更多地对一种历史“地位”进行合理直观（intuitivan）的观察和“感觉”。每个人物不同地看待这些历史地位，从而使每一个政治运动过去和现在都发生内讧、冲突、派别斗争、分裂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有丰富历史经验和道德品质的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以最小的震动和最小的力量损失，渡过所有这些正常而必然的内部进程。因为在确定“历史地位”时，任何一个错误举动都会使运动愈加接近失败，而事后又提出的某种历史性解决补救方案，尽管对所造成的失败是极小的安慰，但还是表明历史进程本身并没有被简单地确定。避免以最坏的办法处理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允许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行方案，换句话说，允许充分的内部民主，即允许批判性的分析、争论和意见交锋。而大多数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基本上没有经受住这个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考验。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得出：对俄国革命适用的东西，对任何其他重要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一种革命事件也都适用，亦即其结局取决于一系列历史情况，取决于许多历史偶然性，一定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同时正如我们说过的，领导人的构成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把俄国革命的发展和它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暂时终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必然发展的企图只会表明：即使撇开思想偏见和片面性不谈，对历史进程的了解是多么差。在评价俄国革命时，某些人不但不懂得把原则的东西同实用主义迫使革命力量背离自己原则立场的东西区别开来，而且还看不到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但对革命本身来说是确实可能发生（kontingencija）的许多进程。俄国革命者正确地估计到的欧洲某些最重要国家革命的失败，对俄国革命来说，其偶然性如同俄国遇到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列宁过早去世和出现斯大林这个特殊人物一样。这些都是对俄国革命整个发展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只会使最坏方案获胜的不利客观情况。
　　鉴于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当时决定俄国这种“历史地位”的所有情况，我们可以比较谨慎地说，这种历史地位也许在20年代中叶就已或多或少地确定了我们必须加以阐明的一个方向。因为20年代中叶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已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机构。斯大林用熟练的阴谋手段和玩弄利用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手法，于20年代中叶最终赢得了反对中央内部自己主要政敌的斗争。所以从192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他周围，在所有主要政治机构中都是他提拔的人，有些人是例外，但他们很快就被消灭掉了。因此到20年代末，斯大林便开始了自己政策上的转折，而党和国家的这种官僚机构也必然发生这个转折，这是斯大林几乎完全可以料到的。
　　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大部分是由旧官吏组成的，他们总是本能地支持那些加强这种官僚机构的进程。如果撇开这种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不说，斯大林还由于其他许多原因，包括他能更好地估计形势，估计当时党员的水平和能力，而赢得了同反对派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绝不仅仅是斯大林在党的等级关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而应特别考虑到党队伍中的民主气氛已显著减少，这就便于斯大林从其地位上来影响干部政策，目的是把忠于他的人提拔上来。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如罗伊·麦德维杰夫（R.Medvedev）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多半是“务实派”，在理论方面不强，更喜欢简单化，甚至喜欢斯大林的粗暴，而不喜欢有时深奥的理论性争论或过分强调人性，这些是当时斯大林的对手所固有的。柯肖尔（S.V.Kosior）、基洛夫（S.M.Kirov）、古比雪夫（V.V.Kujbišev）、奥尔忠尼启则（S.Ordžonikidze）、赫鲁晓夫（N.Hruščov）、加里宁（M.Kalinjin）、伏罗希洛夫（K.Vorošilov）、莫洛托夫（V.M.Molotov）等人在其知识构成上更多地接近斯大林，而不是接近反对派中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L.B.Kamenje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A.Preobraženski）、拉科夫斯基（H.G.Rakovski）等人。如果我们再看看那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在革命以前和革命前夕的表现，那么斯大林能够成为忠实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领袖，不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然而，必须立即强调指出，新一代领导人同革命依然有紧密的联系；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对他们来说并不生疏，早在革命前开始争取的目标仍然是他们行动和活动的基本动机。这无疑也是这一代人成为后来斯大林对无限权力的贪婪的牺牲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清算反对派的年代里，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也能部分说明后来发展进程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冲突不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思想中某些重大原则问题发生的。整个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基本上仍在一个共同思想内部进行，同时党和国家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前一章中我们有机会把它作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份重要遗产加以论述）基本上是推动大家前进的协调者。反对派代表人物提出的诸如要求公开性与批判性、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党和国家机构的日益官僚化、加强工业化和计划性（但仍然是国家计划）等措施和主张，肯定有助于革命本身的更正常的发展。当时他们当中谁也不能想象，革命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当年的共产党人，那些新型材料锻造出来的人，会成为最糟糕的官僚，会在夺权斗争中不仅不惜采取伪造、诽谤和造谣的手段，而且不惜犯最严重的罪行。一个党对发展问题没有运用内部民主的解决办法，在解决社会所有重大问题中实行垄断，取缔一切批评和批判性的公开言论——这样一个党的－国家的官僚结构以及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时谁都不清楚。但是，连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在要求党内生活民主化时，也预感到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革命有可能遇到大得多的困难。
　　可是斯大林却用激进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切，这在当时，甚至到了今天，都是很符合一般党员水平的做法，因为他们对经常的理论性争论从来没有太多兴趣，往往不能通过这些争论来观察历史事件。斯大林在这方面是更好的心理学家，更了解党员群众。在反对派的多数著名成员作为强有力的人物一直强调自己持不同于列宁的观点时，斯大林不仅坚定地坚持列宁的立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而且把列宁的不是根本性的东西，次要的、暂时的东西，由众所周知的外部情况决定的东西，也宣布为列宁主义。斯大林性情暴躁，喜欢采取激进的、过激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那时已帮助他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消灭了最主要的对手。斯大林出于自己心理上和智能上的特点，喜欢援引列宁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最艰难情况下提出的观点。当时在一些重要范畴中强调的不是人道性、民主性等东西，而是暴力、不妥协、磐石般团结、不讲法制等东西。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重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建立新的民主社会关系，但在困难的历史情况下需要清算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时，他也强调暴力是重要的因素。列宁直到逝世以前，几乎一直按照充分的党内民主和宽容反对派的原则领导着党，认为完全自由的党内争论、思想斗争、不同评价的冲突等是很正常的东西。即使在上述国家和党几乎面临彻底崩溃的情况下，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还要求保护反对派，而斯大林却采取了列宁在最困难情况下采取的，因而是片面和激进的立场、观点和决定。不过斯大林也清楚地意识到，大多数党员将在这方面支持他，因为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文化和理论修养，也没有足够的民主传统和经验；因为大部分党员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最困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在这一切方面使党内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还有斯大林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Kolakowski）所看到的那样，产生于斯大林的急躁、粗暴和目空一切的性情，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抉择的策略。斯大林把自己的派别宣称为唯一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派，而把其他连反对派也不一定具有的所谓反社会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思想的一切观点都推到反列宁主义和归根到底反社会主义方面去。起先说成是“左”倾或“右”倾，然后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后来又说成是亲资本主义和富农思想，最后说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一个党的领导在解决历史性问题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官方的抉择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抉择，不允许讨论其他的可能解决办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运动的垮台，或者至少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内部危机。
　　然而，当时讨论和争论的性质也表明，在那种情况下，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问题仍然是多么不了解。反对派的意见集中在与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某些肯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这无疑有助于一种具有十分强烈的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体制的社会主义更正常、更顺利和更人道地发展，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谈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早在1924年和1925年提出的、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但基本上全都是晚年斯大林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会被拿出来讨论。只要我们很好地进行分析，就会看到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问题。那里研究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列宁观察问题的精神。关于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提法本身，正如莱利奥·巴索（LelioBasso）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和列宁的观点格格不入的。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片面的、理论上狭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即把那些针对一定的、很有局限性的特殊情况而提出的历史解决办法当作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典范。在斯大林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理论上的短处和缺乏在自己的实践中提高一步的能力。他当时不仅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解决办法万能化，把俄国的革命道路宣布为所有其他人的榜样，而且把一党制原则宣布为过渡时期唯一的政治解决办法，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某种传动系统，作为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个官僚国家主义的样板，后来则成为某种更极端的和更畸形的形式。
　　由于斯大林后来所有的思想几乎都包含在前面的阐述中，因而在那种情况下谁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了。大家都依然围绕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争论。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反对派都根本没有提出工人自治、工人监督和国家消亡的根本问题，来从实质上同官僚——国家主义思想相对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他在革命过程中为实行工人监督而作的顽强努力，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愈益成为早已模糊的和有点不愉快的梦。
　　不是就社会主义的这些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而是使一部分争论围绕着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问题激烈地展开。这完全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可是斯大林却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赢得新的政治分数。多依彻（I.Deutscher）认为，这一争吵也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今后可能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在对待世界革命运动态度上可能采取的方针，而革命的未来进程也将取决于此。虽然多依彻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对世界革命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解决本国内部社会主义问题的方式。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是按社会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精神的一种较正常的发展，而不是导致政治机构和国家形态强化并使苏维埃国家而非工人阶级居首位的那种发展，那么布尔什维克同世界上其他运动的关系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内部状况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的建设。
　　今天应当从根本上对当时继承下来的、带有斯大林解释的重要特征的“列宁主义”概念予以更正。如果从迄今所有的历史经验出发来评价列宁的革命事业，那么它会向我们表明完全不同的情况。迄今人们大都坚持认为，列宁的东西是俄国特殊的东西，是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进行斗争的情况为条件的，它并不构成列宁主义的本质（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对评价这样一个非凡人物来说，他的关于职业革命家政党的主张、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国内战争情况的需要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都不是重要的。同样地，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基本规范的东西——夺取政权的方式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党制，对列宁来说也完全不是具有特征的。
　　列宁的个人品质在于他具有非凡的革命远见，一个革命天才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事业的忠诚，思想上的创造力（originalnost），解决本国特殊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预见（anticipacija）的能力，坚定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和对等级地位的以及由此产生众所周知的形式主义的礼仪持罕见的不在乎态度。列宁的特点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上，但又绝不教条。许多人认为这是他的某种无原则性。其实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的品质应追根溯源于他的这样一种非凡的能力：他不受以前采取的立场的束缚，而为了革命的利益能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这是教条主义者（doktrinar）所不明白和不喜欢的，因为据说这种让步和妥协威胁着原则的“纯洁性”。这一切正是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的本质所在。我们上面提到的迄今归结为列宁主义的所有那些特征，只不过是一个革命天才在当时俄国所处的具体环境下实践的结果而已。这种具体的革命实践（当然这里我们暂且不提列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与苏维埃方面的贡献），以及列宁解决俄国革命复杂道路的方法，只适用于那些同当时俄国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再也没有了。列宁本人当时也很明白，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的问题，尽管这种解决办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和决定性的。因此，如果我们还想坚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式的概念，那么它就应当包含一个重要特征，即保持列宁这样一个人物具有的历史创造水平！
　　然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俄国的情况下，解决十分复杂的苏维埃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少地具有列宁主义的性质。斯大林个人及其同事的特点，同列宁的天才、广阔视野、革命预见性、对同志的友情和正确态度相比，是明显低下的。当时开始占上风的思想和斯大林解决党内冲突的方法已经带有斯大林主义的明显特征。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解决问题和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越来越不民主和越来越粗暴了。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不得不在这方面走上一条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不仅使党和一部分人民，而且也使他自己采取了最糟糕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当时处理内部冲突中隐藏着后来犯罪的可能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列宁对待自己战友的态度以及在比十几年后困难得多的情况下党内保持的正确关系，仍记忆犹新。尽管把反对派成员关押或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做法在大多数党员中引发恐惧，但事实是，广大党员还有很大的活动自由，以及在报刊上写文章和进行合作的自由，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的创作。当时不得不经历逐渐习惯于用警察方法和不民主方法处理党内冲突的一定时期，不得不经历集体化时社会内部冲突的一定时期。在集体化过程中，国家和党的官僚与强制手段的影响以及这些进程的罪魁祸首的作用大大增强了。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经历适应他自己树立的地位的一定时期。这种地位使他逐步掌握全部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也改变着人的本身。在他身上存在着粗野和暴戾态度的心理特点。但是这些特点由于有了一定的环境和他在这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得到越来越突出的激烈表现。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就成为斯大林其人了。尽管树立他的地位的这些过程本身是多么艰难、不人道、粗暴和真正恐怖的（我指的是集体化过程），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却不是那么轻易地同这种独裁的方法同流合污。斯大林从某些信件中了解到，反对派的许多成员否认他在可能发生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有领导国家的能力。同时，斯大林也看到革命的一代人同他的粗暴方法有很大分歧。喜欢用恶劣的手法解决个人冲突和社会冲突的这样一个人物，抓住当时已建立的、远远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和看法的社会经济关系，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以保证个人的权力，但却为此表白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错误，是历史性大骗局。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如同谈论人类历史上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我们以尽量少的激动、愤懑和激怒的心情说，斯大林使千百万无辜的人遭到牺牲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
　　到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决定性的和占主宰地位的领导下，苏联社会对当时和后来的最优秀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个谜。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当时在各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革命理想、初期的社会主义动机与当时发生的一切之间的真正历史连贯性。当时发生的是：由领导整个进程的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誓忠于列宁的原则和政治实践；建立一整套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废除新经济政策和农民阶级，从而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本身按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通过作为世界革命运动中心的共产国际开展活动；大力宣传关于国家和工人阶级政权的革命言论，最后又在30年代后期宣传建成社会主义和开始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切使一个现实变得模糊，这一现实由于标志着当时不为人知的历史新事物而使人们难以深入它。此外，不仅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批缔造者的信心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具体的历史环境——法西斯的直接危险——也使这一信心大大超过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料，特别是当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和第三国际对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一切不可理解的举动以表示支持和帮助的时候。
　　然而，这个在全世界被吹捧为工人阶级伟大胜利的制度，被说成是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终实现了被压迫群众多世纪以来的理想的制度，却一开始就向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们表明，这一社会机构有点儿不对头。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已作为阶级被消灭，那么集体农庄化的过程则是用完全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待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方法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对待农民的观点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某些论点，而且依据如下认识，即不人道的方法必然要对整个社会管理制度起坏作用，这在上述过程中已得到了证实。对居民各阶层使用不人道的、粗暴的、不民主的和警察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加强官僚和警察的权力。这种强化国家集中制机关和完全垄断社会决定与舆论交流手段的过程可能产生的最终后果，以难以置信的进程很快地在苏联专家和老布尔什维克身上表现了出来。
　　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客观而深刻的论述毫不相容的反常现象，例如：彻底废除工厂企业管理中的所谓“三位一体”，取消罢工和自由更换劳动岗位的权利，工会国家化，不断扩大生活水平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还大，当然最大的资本家不算），完全束缚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取消任何内部民主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民主，取缔一切自由的公众舆论，垄断舆论交流的一切手段，这样就能够完全控制舆论以利于统治集团等等。这样便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提出了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任务，并要求其给予令人满意的历史性回答。因为如果可以把这一切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1948年情报局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们只举最重要的事件）都说成是并认为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的正常结果，甚至看成是实质，那么每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放弃作为解决当代历史问题理论根据和在历史发展现有水平上解放工人阶级和解放人的根据的这样一种主张。伟大十月革命所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最初动力岂不是被引上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其下一站没有标明是共产主义的历史轨道吗？！

一、制度的定义

　　许多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解开历史的这一新谜已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这恰恰证明了，历史不是沿着直线完全按人的设想发展的，而是不止一次地发生这样的事：历史的演员穿上与时代完全不相称的服装。就像常常按外表来评价一个人一样，在评价各种社会制度时也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不打算说明所有尝试，也不是要说明最主要的尝试，特别是我们对那些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提出的批评和分析不感兴趣，尽管这些批评和分析准确地指出一定的现象。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利用历史上已多次丧失其声誉的一个制度来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为了进行我们自己的分析，只需要指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建立比剥削与无人权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更前进一步的社会关系感兴趣的某些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最主要尝试就够了。因为尽管资本主义意味着人类发展中的进步，但无论它的政治民主已发达到何等程度，它都没有解决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这个重要问题。我们亲眼看到，资本主义迄今同样孕育着倒退到极权主义的各种形式，它同样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对各国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使用最粗暴的手段。
　　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一切给予更深刻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预测是很困难的，尽管有着最好的和理论上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有些人的情况是，他们自己就是带着无限希望、牺牲精神和欢欣心情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但很难与必要的批评保持距离。另一些人则把这一过程不仅看成是自己希望的实现，而且看成是自己理论思想的实现，看成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正确性的表现，最后看成是往往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给予争取人与人新关系的斗争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支柱。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这种使人醒悟的过程竟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至今天还有许多人仍处于醒悟过程中，同时还产生很大的动摇、怀疑、混乱、失望和真正的个人悲剧。这里指的不仅是对历史上可以指名道姓的某些个人的态度问题，而且也是对整个历史性思想和以这一思想的名义并在其基础上实现的历史性解放实践的态度问题。最深刻地和思想上最明确地阐明了这些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经受最艰难、最严峻和最戏剧性的历史检验。
　　早在列宁时代对某些事件的最初严重怀疑和争论是由荷兰和德国的所谓左翼共产党人引起的。他们比所有批评家都更坚定地从生产者的自治立场出发，即从明显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这种立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既不为人们所了解，也未被广泛采纳。早在20年代初期，国家和党的官僚化滋长的现象和工人在管理企业与整个苏维埃中某些重要权利的缩小，就使一些人如戈尔特和潘涅库克感到担忧。在对俄国的不发达程度和严重局势有点估计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就认为党的官僚化使国家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俄国的革命就越可能失败。由于这种进程不但没有被阻止，反而得到助长，特别是得到斯大林一派的助长，当时的“苏维埃共产党人”的担心，说来很遗憾，基本上是有道理的。老潘涅库克经历了几个时期，直到晚年他还相信自己关于工人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能够从这些立场出发，对3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作出成功的分析，并认定最终确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潘涅库克很清楚，在工人阶级不仅对分配，而且对生产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影响的地方，谈不上社会主义。因此潘涅库克认为，那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官僚成了支配产品即支配剩余劳动的新阶级，而工人阶级则处于雇佣关系，即被奴役地位。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普遍持这种观点。他们是：K.科尔施（K.Korsch）、P.马蒂克（P.Mattick）、H.瓦格纳（H.Wagner）、A.罗森堡（A.Rosenberg）、亚·博尔迪加、Ch.贝特尔海姆、T.克利夫（T.Cliff）等人。许多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50年代同斯大林和情报局冲突的尖锐时期，赞同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评价。当关系有所改善时，特别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公开承认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错误的、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是不准确的以后，南斯拉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仅由于上述原因，而且也由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倾向于接受多少有点畸形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认为斯大林时期是一个畸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普遍存在于尖锐地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但他们不愿承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蜕化变质以致丧失社会主义根本特征的可能性。然而，其他许多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讨论中很快就正确地发现，如果否定关于在社会主义初期就应该实现的真诚、人道、公开的新社会关系的思想和构思，那么谈论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谈论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就很成问题了。这些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它们同时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对我们所遇到的历史新现象广泛地提供应有的答案。“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当代事件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概念，但是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时，尤为如此。几乎谁也不会否定，在列宁的分析中已最突出地、最诚恳地指出，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落后的条件下，如果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是由国家来保障的话，一定会遇到既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也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某种关系。这方面已有某些历史经验和实际的社会主义进程。但是，当前者转化为后者时，当前者不再存在而让位于后者时，当这种国家干预不再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而成为目的本身时，这些问题就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应以停滞的观点理解这些进程，而恰恰应该以运动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进程。
　　各国的另外一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却主张抛弃迄今出于各种原因而下的定义，特别保留这个国家以及仍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其他许多国家发展中突出的和明显的东西，那就是国家和党的机构的主导作用，总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域的主导作用。我们从20年代初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 Labriole）给俄国发展下定义的尝试，从伯纳姆（J.Burnham）的经济社会的理论和斯托扬诺维奇（S.Stojanovi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以及列菲伏尔关于国家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国家主义”、“官僚国家主义”、“官僚垄断的国家主义”等定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看到了，在当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且在那些正在摆脱过去的殖民地地位的不发达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权力强化的进程。不管这些说法多么正确，但在评价一个制度时我们毕竟不能满足于这些定义，因为这些定义首先指的是一个政治范围，而这种范围本身不能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希法亭（R.Hilferding）所作的尝试也是这样，其中也正确地指出了政治领域的统治和绝对化，以及以极权主义概念为标志的制度，这样就使像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些历史现象之间的根本差别消失了。
　　30年代末，布鲁诺·里齐（BrunoRizzi）在分析这些新的历史现象时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情况，整个阶级一国家官僚支配全部生产资料，而管理方法、占有剩余劳动和生产计划的方式都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这种新制度应当被称为“官僚集体主义”。
　　在这个战前时期对当时苏联社会作出最透彻分析的，是和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起对俄国当时革命力量的胜利作了最大贡献的人——列昂·托洛茨基。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新的历史现实对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造成多大理论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托洛茨基要摆脱当时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某些思想又是多么不易，这是不足为奇的。托洛茨基十分正确地发现，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进程——国家消亡和工人阶级与所有劳动者管理生产和社会事务，直到那时候都没有展现，相反，使劳动者重新处于完全附庸和被剥削地位的、加强国家和党的官僚化的进程却展现了。他把领导阶层定义为统治集团，把布尔什维克党定义为官僚政治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苏联当时实行的制度既不能称作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作社会主义制度，而可以称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制度，或者称作前期社会主义制度。
　　托洛茨基在分析中甚至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政府即政治机构对经济的态度，同资本家对独立企业的态度是一样的；国家所有制仅仅改变工人的法律地位，工人和以前一样仍然为工资而劳动。另一方面，并非偶然和不无道理地使托洛茨基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现象是：这一新的官僚阶层，一个新的“帮会”，还缺少足以称之为新阶级的东西，因为生产力不属于这个阶层所有，它在财产关系上没有特殊的权利，国家机关没有继承剥削等。托洛茨基指出，在迄今任何一个制度中官僚阶层都没有达到如此独立和强大的程度。但他又认为，只要官僚阶层还维护国家所有制，那么官僚阶级就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被公认为托洛茨基门徒的T.克利夫后来把国家所有制当作保守倾向的形式主义而予以摒弃。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论断中虽有上述这些摇摆和某些矛盾，却认定了苏联的官僚阶层不经过斗争是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国家将走向革命，但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会改变。在这方面托洛茨基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可以说是受到当时关于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和工人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把工人阶级革命前的斗争方式带到新关系中去的做法的影响。这一切迄今已表明是历史的幻想。
　　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即官僚阶层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阵地，以致它不但完全决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往往以完全独断和专制的方式支配自己同胞的生命。在给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下定义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分歧。我们已提到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称作新阶级，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许多权限和阶级特权（prerogativ）的帮会，即官僚阶层。总之，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产生了一个预料不到的历史难题，这个难题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任何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样热心宣传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十月革命；任何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热心宣传一个发展，这一发展最后使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面临着历史的斯芬克斯（Sfinga）^[1]之谜。真正的希腊戏剧在我们眼前演出，只不过以一种更开阔、更严酷的形式演出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对分析和探讨新历史现象实质所作的巨大努力，正如我们迄今所看到的，都未能摆脱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某种片面性。他们或者把新制度的特征同现存的历史形态作比较，或者过分死板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或者只注意到制度的某些现象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并以此确定全部社会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想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对这个新的历史现实给予回答，那么我们就应该提出一个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不管这种关系的维护者是怎么想的）？这种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是否还处于产生的过程或者已经获得比较肯定的形式？
　　几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替这一制度辩护的人都不否认，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消灭，国家和党的活动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经济问题上占着主导地位，在这一制度下实行以国家积累、国家分配和国家计划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一些人称这种制度为现实社会主义，另一些人称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称它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最好从资本主义的当代现象和进程谈起，以便理解苏联社会在几十年里所经历的变迁。
　　不管我们能否赋予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即后资本主义，或所谓后工业社会以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所下的某些定义，如雇佣关系、剩余价值生产、为利润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等，但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标志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不认识的许多新事物的进程和现象。在本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已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这给自由竞争和市场规律带来了某些新东西，这是希法亭和列宁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人所多次指出的。不但如此，而且资本主义由于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没有能力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解决自己的历史生存问题，越来越不得不使用曾屡遭批判的国家干预手段。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国家政治机构的任何干预都是对它的天然权利的打击，归根到底，都是对所揭示的在他们看来完全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自由的打击，是对个人积极性和私有制的打击。虽然亚当·斯密（A.Smith）的古老史诗今天在一些保守党和反动政党的选举运动中还可以听到（念起来往往像悼词），但它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不得不更多地尝试国家干预，由此自然会使国家的权力相对独立，甚至导致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并且接受国有化，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再也不能独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从30年代以来，不仅在稳定某些生产部门的价格、鼓励和指导信贷、给国家规划中认为是优先的部门提供各种优惠等方面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大，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部分地取消了私有资本和私有制。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是众所周知的事，虽然这样的国家工业在任何国家里都还不是占优势的。如果我们排除在我们的分析中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进程，即建立跨国公司的、对当代社会主义方针和政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除上述现象外，我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特征是：国家机器在一定的国家计划基础上，按照需要和优先照顾的考虑，通过部分的，即工业的某些部门的国有化，来不断加强其经济干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是：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资本主义私有成分，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卡特尔（Kartel）或垄断，同时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过程中带有相当强烈的国家影响（ingerencija）。
　　如果我们把能够推动这些进程朝各方向发展的许多条件和情况抽象化（我们强调要进行多少抽象些的研究），那么，国有化的进程将继续发展，而国家将最终汲取全部资本。一个完全的、彻底的国有化也可以设想为另外一种进程，即对社会主义而言具有示范性的进程。这样一来，我们就首先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国家所有制，变成一种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多少有某些计划，对市场多少有限制，多少有民主管理，并对工人阶级实行管理，可是工人阶级在管理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生产和消费中完全没有份，总而言之，工人阶级仍处于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特征的雇佣关系之中。尽管一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像希法亭这样优秀的金融资本理论家认为，我们再也不能称这种制度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以自己的计划指导生产，取消市场和价格机制，从而也取消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这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我认为，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利把它称作极权主义，这是由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存在着雇佣关系，存在着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同的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尽管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除了，但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仍是资本关系形式或雇佣关系形式，因此这种已彻底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能在构成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基本雇佣关系被逐渐消除的地方开始产生。
　　这种抽象的研究和某些现实的过程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有机发展的这样一种进程是可能出现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来的其他各种相反的倾向，这种进程的可能性今天就变小了。我首先指的是参与决策、工人监督和自治的倾向，如果社会主义力量成长到足以完成历史任务，那么这些力量就将把国家资本主义倾向和进程加以重大改造并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进程的历史可能性如何，它可能达到的界限何在，今天谁也无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总比消极等待一场总变革要革命得多，因为这样的总变革也可能是完全抽象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或南斯拉夫革命这样一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生的情况，并且只谈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革命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从一开始就十分复杂。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里进行的，是在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数量很少、民主和革命的传统很薄弱，但小资产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却十分发达的社会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很有组织和很有纪律的、坚定的、拥有干部的党，如果在国内没有造成一定的形势、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或反对现状的情绪，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革命力量在上述所有情况下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更深入的革命进程的开端。社会主义力量掌握了政权，但社会就其社会关系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何况在上述许多情况下，即使在单个的国家里，社会经济关系也是各种各样的。大家知道，列宁在20年代初多次谈道，他们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宗法的关系。列宁甚至认为，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不发达的和无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国来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战后最初年代，在南斯拉夫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这里指的就是党，它是引导的政治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主要干部和职位方面，与国家政权是等同的。但是，在完成国有化以后，我国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关系，这种关系按其内容（不是按其趋向）是同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接近或相同的；另一种是私有成分，这种成分甚至曾占主导地位，因为它包括了整个农民阶层，即包括了70%的居民。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只是更不发达罢了，所以国有化时间拖得长些，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将是长期的。
　　然而，上述所有情况都是革命力量历史上早期发生的情况，这些革命力量虽然不总是认识到所有情况、形势和危险，但彻底地参与了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政权的确是革命的，它通过采取许多措施力求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阶层。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政权不但肩负着同持续了多年的反革命作斗争的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要通过各种措施，如土地改革、配给食品、规定并监督价格、规定差别不大的工资制度、某种住宅政策等，努力改善广大人民阶层的状况。
　　但是，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力量，尤其是革命先锋队的领导最终要明白，国有化措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权、国家计划、国家积累、国家集中支配这一积累，这些都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使社会关系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以便克服仍然存在的雇佣关系，仍然存在的工人和他的产品相脱离的现象，即工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异化。这一点我们在列宁身上看到了榜样，而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这一点特别在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表现了出来。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同上述情况的根本不同之处恰恰在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方向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管过去和现在怎样产生，它总是力求维护和保住现状以利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官僚，而前面说的各种社会情况（konstelacija）在革命力量逐步消除这种关系的力度上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全部生产过程的管理中都有自己的根基）进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掌控，只能朝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把国家计划变成社会计划，把国家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管理全部社会过程。只有确认和实现了一种能使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生产、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收入、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的真正管理者的关系，只有建立了向劳动者负责和随时可罢免的代表制度，只有通过国内的这些重要社会进程，上述发展方向才是可能的。而这在不发达国家则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实现生产者自治和建立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社会，才有可能取消国家资本主义结构和雇佣关系。而有别于机关化、官僚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称得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革命政权和制度，它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掌权时期就意识到国有化，即国家垄断的历史局限性，并立即开始（虽是有限地，却是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进程，这种进程归根到底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
　　所以，不能把国家社会主义范畴说成是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不管实现这种关系的政治力量叫什么），即它不仅以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积累和分配的垄断为特征，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维护既得的官僚权力而使雇佣关系和经济、政治异化永久化的故步自封和前途无望的社会制度。只有在下述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才有道理，即革命力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国家主义垄断及其危险性，因而开始推动一定的机构改革和进程（不管是谁倡导的），这种改革和进程是为了消除上述结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者自治，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建立社会经济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不断地推动国家消亡的进程。
　　这样一个时期是名副其实的过渡时期和充满矛盾的时期，这一点在后面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即在列宁时代和南斯拉夫过去的时期都可以看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状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作用并未完全消失，自治进程也还未彻底实现，还没有完全代替国家干预，国家在这个时期还有某些作用。这些进程还只是处于自己历史存在的童年时期。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社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但人们总是一再提醒说，那个社会仍然存在。各种力量和势力范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哪些相互依赖，有哪些对抗和矛盾，有哪些缺陷和优势，这种优势归根到底是这种历史情况下可能实现和不仅仅受内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制约的最大历史可能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其他章节中将有机会加以探讨。
　　依据主要是较不发达国家迄今的所有经验，这一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或者社会主义力量（不管其主要动力来自何方）始终不渝地进一步努力加深社会主义进程，以实现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的新社会政治结构基础的生产者自治、委员会制度；或者走向废除社会主义关系的雏形和社会主义的萌芽（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工人监督和工人作决定，由工人管理企业的雏形即自由选举出的各级委员会来作出决定），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占统治地位和拥有绝对权力。遗憾的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苏联所发生的进程，正是沿着第二种方向发展的。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看到革命的这种倒退的原因，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必多谈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要看到，当时产生的这一制度与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的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和特殊性。
　　当然，在存在着我们所列举的许多矛盾的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在斯大林的绝对领导下所产生的这一制度，必然有它自己的某些完全独到的特征，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不能够完全加以概括的。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疑十分重要的那些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的特征是只存在两种所有制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国家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影响，对集体农庄所有制也享有充分的权力。国家官僚以一定程度干预经济进程的形式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整个经济进程都是通过中央的国家计划实行集中积累和统一支配的。就是说，国家官僚通过这个计划支配全部剩余价值，并把它投放到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去。我们知道，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重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重工业和日用品工业之间的失调依然存在，这就特别使工人阶级和其他没有任何特权的消费者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仍完全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进程，无权分配自己创造的剩余劳动，无权决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决定连自己都被排除在外的其他社会进程了。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剩余劳动完全分离，因而这种剩余劳动不过是剩余价值而已。由某个机关支配工人阶级的产品并按自己的标准和利益使用这些产品，这样的关系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雇佣关系、资本关系罢了。不过这一雇佣关系的一方不是单个的资本家，不是垄断的卡特尔或公司，而是国家机构。正因为这样，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可能性彻底实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连同带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政治力量，在这一进程中倒退并最终蜕化变质了。
　　考虑到我的这一观点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尽管在个别地方或许部分地一致，但是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再次归纳一下自己的观点。
　　在每一个革命进程中，社会主义力量无论是通过武装道路还是议会道路取得政权，都要首先通过各种国有化措施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这些国有化措施在方法上、激烈程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可以是不相同的。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即首先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对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和重大的历史行动，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社会经济关系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于领导国家的是既对资产阶级实行剥夺又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劳动群众的其他革命措施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因此这个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我们有权把这整个制度叫作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我们知道还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整个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和捍卫革命时期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当认识到不能用他们正在创立或已经创立的东西代替政权或把社会制度同政权等同起来。他们不但要认识到国有化的历史局限性，而且要认识到，如果只停留在国有化上，就会有巨大的危险性。国有化仍然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自己劳动的产品相分离，同积累、计划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管理相分离。因而，尽管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实质上却处于雇佣关系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异化的地位。也就是说，仍然是某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管理，而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社会。
　　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突出特点是：革命的力量认清整个形势，并努力尽快消除这一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迄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我们表明，只有建立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在这些原则上逐步对整个社会实行改造，才有可能消除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如果这些进程能够同夺取政权同时发生，那是最理想的了。这在发达国家中肯定会发生。只有当工人阶级不仅在分配中而且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中主宰自己劳动的成果，才有可能取消雇佣关系和剩余价值。社会革命——它仅仅是重要的社会革命——深化的整个这一时期，是国家社会主义形态和机构同自治形态和机构互相吸收、相互促进，甚至对抗的时期。只有当以自治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在指导整个国家发展上而且对社会的政治组织残余和在许多职能上已消亡的国家的残余有着主导的作用时，自治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才能战胜国家社会主义关系。
　　如果社会停滞在初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那么官僚——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甚至导致官僚——国家主义的反革命，如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样，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丧失了，关系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变成官僚－国家主义的，而且必然起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某些人看来这些话和评述可能说得太重了。但实际情况却更严重。一个政权既没有停留在初期的革命进程上也没有发展这一进程，而是彻底废除和消灭革命开始时实行的直接民主的一切形式和工人委员会的一切形式，对于这样一个政权，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是盲从而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切标准的话，还能够作出另一种解释吗？更有甚者，这一政权不但谴责任何自由的观点和不同意见，而且伪造证据，有时甚至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便用杀害自己人民的最优秀儿女的手段进行最残暴的惩处。这一政权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但伪造案情，而且伪造自己的全部历史。官僚——国家主义向我们展现了曾经是社会主义力量、参加过革命甚至起过重要的作用而后组成政权的力量。这些力量利用十月革命的伟大传统，当然要坚持表明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甚至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力量。他们不会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遗产，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完全孤立。可是他们因此而不断地使这一伟大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威信扫地。在这个时期，充满着上面所说的残杀事件，建立了比沙皇集中营还坏的恐怖集中营。由于把党的政策和利益同国家的政策和利益混为一谈，这样的威信扫地必然是这一政权的结果。1948年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攻击，1956年对匈牙利的干涉和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我们只举一些最严重的事件——并非“无序”或偶然，而是未被初期非斯大林化的努力清除掉的这一政策和权力的逻辑结果。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及其帮派以粗暴的国有化和集体农庄化政策向社会主义迈出了最后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通过取缔大部分而最后是全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的。这些机构既然是从国家社会主义中派生出的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官僚——国家主义，那就同样会演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如同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这就要求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力量看到他们那种使理论神秘化和使理论脱离其所生活的实际的现象，并且有力量摆脱过去的东西，如同赫鲁晓夫所开始做的那样，虽然是部分地和局部地进行，但却是大胆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和国家消亡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是可以使这些力量从历史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唯一的历史环节。
　　虽然我们对标志着斯大林制度的许多特点还未作出完整的分析，我们却有必要现在就阐述一些人的批判性观点，他们对这一制度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否认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但却认为不能给它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而要寻找某种他们认为恰当的定义。我们已经看到，希法亭和里齐就是这样做的，而在新时期A.卡洛（A.Carlo）也这样做，他在给这一制度下定义时同意——不过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同意——里齐使用的“官僚主义集体主义”一词，认为它应反映中央政治官僚的集体所有制这一实际。他们的分析和论断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商品、市场、利润、创造剩余价值这些范畴，而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计划生产，就是说，在苏联经济中不存在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范畴，或者至少不处于占统治的地位。工人提供剩余劳动，但不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些范畴是不可分割地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卡洛承认，尽管可以指出这个社会中也有与社会主义相似的某些东西（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交换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但仍不能给这个社会下社会主义的定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力之上，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占有剩余劳动之上，就是说，工人阶级同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分离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已充分表明，在资本主义作为制度的垄断时期，存在着市场受到极大限制、通过垄断机构形成价格，以及垄断机构在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市场的限制可大可小，价值规律的限制也是如此。这只不过说明，剩余价值还存在着，标志着资本主义这一整个社会经济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被消灭。对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任何限制都没有使雇佣关系——经济异化——在这一制度下被消除。这就是说，无论是剥削还是剩余价值都没有被消除。因为剩余价值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范畴和阶级范畴，它不仅表明存在着一个不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阶级，而且表明正因为这样这个劳动力又是商品，而作为商品的这一劳动力的剩余劳动，只不过是而且不能不是剩余价值而已。
　　在劳动力是商品的地方，必然存在剩余价值，而在存在着雇佣关系、工人阶级不支配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一产品同工人阶级分离的地方，劳动力则必然是商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一剩余价值怎样同工人阶级分离，仅仅是通过市场机制，或者还使用官僚－国家主义的方法，从历史上说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只要工人阶级不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劳动的产品、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的全部经济进程，工人阶级就处于雇佣关系中，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就具有剩余价值的性质。因为剩余价值是表明雇佣关系的范畴，就是剥削关系。因此，剩余价值是这样一个范畴，它不仅表明存在着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而且还表明存在着占有这一剩余价值的阶级或其他某些社会形态。因此，剩余价值是社会经济异化的范畴。它同时还表明其劳动力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商品存在的劳动者自己创造的现实生存。
　　进而，构成这一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都固有的东西，在于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历史起源。这一制度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有机发展而产生的，而是由于第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演变、蜕化而形成的，不管这一革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斯大林主义不但继承了革命的全部遗产（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它有着什么样的伪装形式），而且摆出一副有伦理道德的表情，特别强调这份遗产，就像贼声嘶力竭地叫喊抓住贼一样。正因为这样，由于革命时期的许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取决于当时的艰苦环境、内部弱点和不发达状况——斯大林主义不仅为新制度，而且为整个共产主义做了大好事。这些“好事”之一，就是最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存在一个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司空见惯的神话），还有就是坚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党内反对派的决定，这在我们前面详细谈到的那个时期里曾经发生过。斯大林主义的特点不仅是禁止党内一切反对派，而且禁止一切民主制，它的特点还在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变成完全不民主的集中制，最后变成警察集中制。众所周知，早在30年代，没有一个党的决定是在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之前与在这些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和争论基础上作出的，而是靠党的高层独断作出的。大家还知道，所有那些以任何方式表示不赞成当时各种政策措施的人，甚至许多对那些措施表示赞成的人，都不但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列宁的党本身是一定历史情况特别是落后俄国的结果，但它培育了党内的民主和正确的关系。可是这个党在斯大林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党，而它却向全世界，特别是通过第三国际机构向共产主义运动表明它是真正的列宁的党。
　　在一党制历史地最适宜和最有效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关于这个问题还会谈到，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党是社会进程的指导力量，是对发扬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发展和加强有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和雇佣关系的那种社会经济关系消亡负有最大责任的力量。但是如果这个党没有通过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和与此有关问题进行自由的内部讨论、争论、议论和公众生活而创造民主气氛，它最终不仅不能成为这些进程的先导，而且必然由于不民主的制度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成为要对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负罪责的党。这个党就从革命党变成官僚阶层和其他特权阶层的党，而不是本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党。
　　斯大林派为了能够掌权，不顾许多派别和阶层及布尔什维克内外人士的反对，压制和取缔民主，实行党和国家的垄断与专制，这必然一步步地取消公众生活的一切民主形式和公民的所有基本自由，而这些民主形式和自由是迄今历史上进步力量进行斗争的巨大历史性成果。首先工人阶级本身具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赢得的公民权：罢工权、调换劳动岗位权、自由组织工会权、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权利、工人自己自由出版权，这里不必重提列宁时期就已开始实现的重要的社会主义权利和自由。我们已经说过，在30年代工人监督和自治的最后剩余部分都被取消了，工厂委员会中自由决定和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也被取消了。官僚－国家主义反革命势力活跃起来，只有它能对30年代的恐怖事件给出答案，只有它能对近代史中发生的一切给出答案。不能用什么个人崇拜的说法来为杀害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作辩解——因为有人想以此辩解——也不能用任何缺陷和没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作辩解。这种野蛮行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容。
　　这一制度的特点还在于，党－国家的垄断变成全面的垄断，其影响范围不限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科学领域。他们不但认为他们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最高裁决者，而且把这个权利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基础自然科学没有遭殃。因此，我们不但看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实行裁决，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可笑的文章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且看到他把干预和裁决扩展到历史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等方面。在其他学科方面，苏联官僚阶层以自己的“革命”激情宣告全部现代资产阶级文化都是颓废的和反动的。按照这一药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在生物学方面的发现、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学方面的创见，都不会有别的下场。
　　同样地，艺术领域也被这种官僚主义的狂热所席卷，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这样，斯大林的政治官僚阶层本身不是来自有丰厚文化传统的高级知识界，因而无力哪怕最低限度地对文化艺术创作的思想及其可能的方向和规律作出评价。迄今在这方面的一切国家主义垄断者，以及法西斯垄断者都认为，艺术以及国内一切东西都必须直接为他们服务。艺术享受中的亲切感和主观性被冷酷的巨著和官僚主义的新古典主义（neoklasicizam）所扼杀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必然会有这样的艺术。给一个不人道的历史现实涂上浪漫主义色彩并把它当作新哥特建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距离真正的和真实的艺术欣赏很远，而斯大林主义却不但以此造福于本国，而且认为这是最高级的出口商品，阵营中各国世世代代的人都应对它不胜感激。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施行政治领域的恐怖，即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在这样严格限制的社会自由形式下管理和维持20世纪的一个社会，特别是感受着十月革命罗曼蒂克的苏联社会。当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状况时，当社会缺乏必要的民主气氛来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时，当所有新闻工具都被占统治地位的党的上层所垄断时，当不可能树立更自由的公众舆论时，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就是十分可能的和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政治极权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和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以致使许多人鉴于在人际关系上十分相似的和相同的悲惨结局，而得出关于两者是同样制度的结论。
　　虽然我们从迄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斯大林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这种进程是在有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主义动机之后产生的，但是遗憾的是，从上面谈到的现象中可以看到，两种制度几乎都导致了同样的悲惨结局。这只不过表明，在斯大林的手下，在我们已详细谈到的往往是预见不到和不必要的各种情况基础上，整个发展同样有着一个预见不到的方向和结局，致使革命陷入具有一系列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关于这种社会关系前面也谈了不少。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个人崇拜，不仅是可能发生的现象，而且几乎是必然发生的现象。这种倒退发展的主导者，尤其是如果他受到某种心理特点的影响（不看到这些特点，30年代所犯的这些罪行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就必然高居他人之上，以使自己的专制独裁能够不受人责难而为人所服帖地遵从。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再有任何内部的民主争论，而只有十足的压制。这种压制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关系，连最亲近的同事也不敢问一问：为什么他的某些过去的同事被投入监狱？为什么自己的配偶、兄弟或儿子被投入监狱？加里宁、莫洛托夫、米高扬（A.Mikojan）、奥尔忠尼启则或库西宁（O.Kuusinen）就有过这种遭遇。因此，个人崇拜并非可以轻易地用来解释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魔杖，然而个人崇拜本身又是对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产生反作用的后果。个人崇拜只是一座冰山的一角，冰山的庞大底座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我们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到，把这一制度宣布为社会主义，甚至宣布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历史错误，是肤浅的和没道理的。今天每一个保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这一制度所发生的一切和背离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关系准则的东西，对共产主义轻率地加以指责并败坏其声誉。诚然，资产阶级社会是准备在其他方面照旧那样干的。而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新人道主义的理想，今天我们从许多历史进程中已得到证明，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而且正在实现中。正是为了这种理想，必须彻底剖析极权主义的、不民主的、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出现，即使以上面说的例子出现，也由于它具有自身的一切特征而只能有一个名称——斯大林主义。

二、围绕党的争论

　　党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两个历史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和斯大林集团的胜利，以及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和列宁党的解释。由于当今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没有一定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这些政治组织和政党在解决一定的社会危机和动乱中曾经有过十分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党的问题不仅成为争论的中心，而且成为各运动的活动中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民主主义破产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获胜后发生的分裂，使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即胜利的党应当成为每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榜样。虽然这种思想对于老练的辩证法大师列宁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但列宁的后继者以斯大林所固有的品质和心态概括和总结了自己的历史实践，很快迈出了这一决定性步伐。斯大林早在1925年自己上升的初期，就提出了关于磐石般团结的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样类型的党对斯大林来说，在那个时期就已成为每一个革命党的榜样。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就这样诞生了，虽然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列宁主义”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包罗万象的和普遍适用的关于党的理论。
　　如果我们撇开许多社会党派别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不说，因为他们从索雷尔（G.Sorel）、拉葛德尔（H.Lagardelle）、米歇尔斯，到吕勒、缪萨姆（E.Mühsam）等都坚决反对政党，认为政党必然要导致官僚化和背叛工人利益，那么，近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意义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当中许多人，我们只提一下鲁贝尔，他十分尖锐地指责列宁是什么现代的雅各宾党人、布朗基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从广泛得多的历史意义上把党理解为仅是工人阶级的有机运动，任何从外部“输入觉悟”都是同它格格不入的。在他们看来，列宁继承了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的遗产。
　　然而，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关于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革命政党的思想，而是强调，共产党人只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最有觉悟的部分，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这样的说法从历史观点看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下了最多功夫的共产国际章程的补充条款中第七条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为了进行历史性的斗争，必须建立自己专门的政治组织，而马克思帮助当时的某些社会民主党制定它们的纲领，当时在德国和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恩格斯经常参与、关注并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新的爱尔福特纲领提出意见。这一切表明，他们两人都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斗争。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提出党的理论，虽然大家知道他们是怎样考虑党在欧洲发达国家中发挥作用的问题的。他们未能提出党的理论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们是非常坚强的辩证法大师，不想陷入形而上学。他们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不但明白，政治机构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历史现实、每一单个国家都是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传统和各阶层的特有心理，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构成的一个十分复杂的总和，都是为了要坚持政治组织的单一形态。
　　但是他们针对当时发展的形势十分肯定地认为，当时的政党应当成为一个新民主精神的体现者。从恩格斯给倍倍尔（A.Bebel）或特利尔（G.Trier）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恩格斯是多么坚持党内民主制。虽然他承认，党在地下工作或直接准备革命行动的一定困难情况下可以要求服从，但他明确指出，在党处于和平时期时，批评是党的生活要素，党队伍中的争论是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清楚地知道，在党内总要有温和派和激进派；对于要求检查《新时代》的呼声，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件中讽刺地写道：这样一来，在废除了反社会党人的俾斯麦法令后，就必须实行社会党管理机构的新法令了。大家知道，恩格斯甚至认为党的理论机关应当对党的领导有相对独立性，以便能够摆脱日常的政治实用主义和这种思想方法与这种利益的影响。
　　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对党组织问题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原则特别是在我们时代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议论和理论探索，就是因为人们经常把这一原则多多少少同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相提并论，这起码也是理论上的无稽之谈（nonsens）。斯大林关于党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有限度的集中制的民主思想，而在实践中仍然是司空见惯的集中制的和警察专制的统治。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或多或少尊重自己党员意志、愿以某种方式开展活动的党的组织原则。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是按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一原则在历史上是很不相同、有伸缩性，或活跃或停滞的。在当今“东方集团的马克思主义”中人们经常极其泛泛地谈论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正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制度中出现的情况，他们不愿意完全抛弃官僚化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不愿意强调民主制的各种可能性和形式，而这些可能性和形式今天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顺利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提供任何药方，因为这个问题取决于许多历史情况和传统。但是如果说这种民主制起码在我们欧洲情况下不仅意味着内部批评、讨论甚至争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意味着规律性，那么同样地，各种派别的存在、代表大会前对基本问题的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但有权继续维护自己的意见等，则是基本的历史经验之一。集中制是很容易制定和实行的，但在民主制问题上，在当今形势下可以看出一个革命组织的活力和历史前瞻性。
　　从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与组织工作的例子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组织政党的问题是历史性问题。列宁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为每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公式和理论，如同迄今斯大林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列宁无疑是本世纪革命实践中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之一，他从来不考虑对理论的这种错误做法。有趣的是，今天经常有人把列宁同马克思对立起来，以表明列宁在解决党的问题时不是步马克思的后尘。这里他们只忘记了一件小事，即我们已经强调的，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党的理论，也不可能提出。列宁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落后沙俄的特殊现实，为这一情况找到了革命的钥匙，并最终用十月革命表明，俄国这把锁被十月革命打开了。在那个时期唯有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待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唯有列宁实现了当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的期盼。因此，他根据俄国情况提出的关于党的思想，无疑是以革命方式处理当时局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凭这些就可以责备列宁并企图把他同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话，那至少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伟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列宁甚至超越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一直处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提出来的阶段，而列宁则完全处于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历史时期。尽管在马克思晚年时建立了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但马克思不是这些党的创始人或领袖，而且我们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党的呆板日常活动不是那么特别兴奋，在70年代这个时期他已没有足够精力。
　　列宁虽是一位非凡的理论家，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事业，这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党，由于它被迫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斗争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可能性是很不充分的，必然具有只符合这种情况和类似情况的某些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它不可能是群众党而只能是中央机关拥有强大特权的干部党，围绕着某些策略和战略问题的党内广泛讨论不能公开进行。党摆脱了地下状态后的历史最好地表明，列宁在这个党里是多么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公开的、自由的和尖锐的讨论、议论和争论是作出每一个重要决定的前提，而列宁本人，大家知道，经常处于少数派或者向多数派坚持自己的建议和观点。列宁党的内部民主制如此发达，以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在内部自由、坦率性和批评性方面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当我们考虑到这是相隔半个世纪的时间，列宁的思想及其个人的伟大之处就更加明显了。
　　迄今进行的重大理论争论和理论批评的另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从外部灌输思想意识”的问题。虽然这个提法本身并不恰当，但我们还是借用它。这些批评企图驳斥列宁的观点和实践，如果我们任其自流的话，会使工人运动更多地朝经济主义方向而不是朝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向发展。这一革命思想特别是由党的领导层和作为运动的理论家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内少数有觉悟的人带来的。按照批评家的意见，这一思想是同马克思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因为马克思是从历史事件的全局和革命觉悟本身产生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这一角度来理解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而党在这一思想中无疑只是为这一发展服务的。一些人常常援引罗莎·卢森堡的话，她在同列宁的辩论中认为，群众的斗争经验哪怕是消极的，也比一个领导的任何正确看法和认识都有价值得多。
　　这一争论今天备受某种烦琐哲学之害。就是说，假如硬加在马克思身上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就不会是一直指导工人运动或其他运动的专门的政党的捍卫者，历史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其次，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这样的解释会导致一种用更加严密的组织来培育历史意识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同样不是马克思所固有的。意识、历史意识不但是一种社会经济状况及其矛盾的直接反映，而且这种状况产生的途径是非常复杂的。同时，属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但不一定属于同一阶层的个别人的意识，在形成这种阶级的、群众的和社会的意识方面可能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迄今这一进程起码是这样进行的：这些情况、这些不同的意识彼此不能分开，就好像一个套着一个。每一个党也都是一个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只能从考虑这一社会全局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党的成败。如果某个党的观点和主张在某些既定集团中没有适当的反应，而这些阶层或集团的机构应当是能接受某些观点的，那么意识灌输则仍然是纯粹的历史幻想。由此可见，这个“外来的东西”完全是相对的。真正外来的东西对那些运用外来东西的人依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历史实践已不止一次向我们表明，某些要求仍然是真正的外来东西。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到共产主义者的努力皆是如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是由于没有看到某些阶级或某些阶级的各部分的心理、地位和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因此旧的公式往往没有得到反响（rezonacija）。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主要阶级的先锋组织、政治组织依然是历史的现实，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仍然是历史的必然性，尽管我们都知道，每个政治组织都还有甚至完全不能避免的消极面。不能让迄今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变革放任自流，也不能让组织的活动停留在旧制度范围内。我们亲眼看到，建立新关系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不愿走进死胡同，就不能用任何自发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用这种方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整个先锋队至今都被捆绑在这个重大任务上。在革命前的每个时期里，人们很容易想象这个令人向往的社会理想。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领导基本上是完全信任的，并想象一旦领导在领导新国家时看到这一点，问题就解决了。而领导想象的主要是：只要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并愿为社会主义目标而牺牲的人统治国家，社会主义就差不多实现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幻想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此，首先团结在某些共产党或社会党周围的当代先锋力量全力以赴地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并从斯大林主义和为社会主义而作的其他尝试和努力的迄今历史经验中得出一切合理的结论，是利害相关和意义重大的事。
　　某些理论家有时习以为常地把阶级意识偶像化，把政治官僚所特有的政党组织偶像化，这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毫无道理的。不管哪一方可能作出多大的历史性努力，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历史性低潮和失败。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把工人委员会推上历史战场，但这还远远不能使一个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新社会如何行使职能的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一个革命政党夺取了政权，但离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还很遥远。如果我们对此补充说，我们仍处在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水平，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另一范畴，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艘新的、脆弱的汽艇不得不穿过资产阶级关系或结构所设置的暗礁和险滩。因此，只要我们现实地研究迄今的经验，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一个革命运动会不会取消党的领导，因为党现在这样存在着，也许超过对它的需要。问题在于一个革命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结构，它应怎样发挥作用，以便在以后阶段里避免最严重的历史性弊病（promašaj），保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进程，使社会主义的结构不至于被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机构所代替。
　　被斯大林主义完全搞糊涂了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斯大林主义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时，把关于只有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可能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需要一个党的论点强加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按照这一思想，工人阶级只有一个统一的历史目标和利益，因而不能容忍两个党或多党，否则会使实现他们的统一的历史利益成问题或使他们的队伍分裂，从而助长其他社会力量的反革命活动。有趣的是，在列宁逝世后的反对派同斯大林派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即不愿看到党分裂，其论据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基本上一样。
　　然而，在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在欧洲情况下属于不发达国家（俄国、南斯拉夫），实行一党制的原因则完全不同。多数共产党人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历史情况，说明自己行动的某些必要性，这些行动又制约了与革命前宣布的目标相违背的某些措施。因此，把对以前宣布的自由加以限制，把这些历史缺陷说成是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美德和最高水平，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这是把一场革命引到历史深渊边缘的最好途径，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俄国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这种行为有更深刻的历史根源。部分地可以用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最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将在很短时间里占居民的多数，工人阶级掌权后将建立真正的民主，即多数对少数的权力。如果这样来考察欧洲的社会进程，那么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处于少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意识中就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在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如果我们只用古典政治方式来解释民主的话，那么我们应立即指出，这也是十分令人不满意的。
　　我们看到，欧洲的历史走过的道路是有些不同的，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时期南斯拉夫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和多数社会主义者在本世纪初所期望的不同。在俄国，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其占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0%，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好感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层。南斯拉夫的情况要好些，尽管武装革命胜利后（1945年）南斯拉夫的农民占人口的75%。在这种情况下宣布实行多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意味着在上述情况下把刀子架在革命脖子上。
　　政党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尽管在每个党里都有其他阶级或阶层的许多成员参加。但是一个党所依靠的、构成该党骨干的基本社会力量总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个阶级的某个部分。在上述情况下，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欧洲的真正社会革命的唯一情况下〔包括阿尔巴尼亚，这里我们不专门讨论它，因为它只是一个独特的斯大林主义“小画像”（minijatura）①〕各国共产党都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基础并得到它的支持。这当然不是说，在某些方面这些共产党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阶层的支持。这些方面在不同情况下都是为人们所了解的。我们也知道，这些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之一和所作的努力，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争取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多数，把他们作为稳定秩序的同盟军。
　　①minijatura（意大利语），中世纪抄本小画像。——译者注
　　然而，在发生一定的危机、困难或错误的每一时期——在这样的一些不发达国家里，由于革命后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在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缺乏经验，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可以看到，阶级的基础是狭窄的，在这些时期里这些制度的软弱性是十分明显的。也称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党的存在，会把居民的主要部分都吸引过去。当时仍然是革命的、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捍卫革命的主要保障，不得不把领导地位让给在广大人民阶层中有社会基础的党，而这个广大人民阶层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理想，他们的向往和追求主要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私有者眼前利益的制约。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在它们用武装的暴力革命把统治阶级从政治宝座上推翻的情况下，迄今都不会，今后也不会甘心于就这样离开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今天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按其逻辑来说，上述情况是可能发生和将会发生的，因为一些政党通过议会机制上台和下台，在那里，取消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进程是从这个社会深处开始发生的。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谈到。
　　因此，在迄今不发达的国家里存在着一党制——我们暂且不谈斯大林主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的，因而处于不断危机中的某些发达国家——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任何本质，也不是共产党的优点或缺点，而是资产阶级迄今在没有出路时也加以利用的最通常的历史必然性。难道资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会允许代表旧的封建关系的党或者有多数工人做后盾的党享有活动自由吗？难道资产阶级在它的社会经济的统治受到内部社会进程的威胁时，迄今没有使用一党专政或军事专政吗？在欧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不久以前的事，更不用说在其他国家——从巴西和泰国到刚果和智利——不断发生的反革命政变。
　　在革命进程中限制政治自由的必然性曾经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革命进程的存在。但同时它也包含着许多危险性和消极的东西。假如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些危险性和消极的东西，就像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那样，那么它们就会妨碍这一革命迈出的决定性的历史步伐，就会阻碍这一革命，使它倒退到革命初期已被消除的那种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上去。
　　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经验使我们可以看到唯一能够阻止复辟的是哪些进程，这里我们且不谈对人类在自身解放中已取得的最基本人权和个性施加的暴力和破坏。第一个措施是不断地保证和扩大内部民主。在其他党里没有合法反对派的这种社会制度都必须有内外通气管道，使得在一个组织里长期积存的全部政治气体排放出来。内部民主关系即自由、宪法绝对保证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允许组织里的成员处于少数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底、当有这种行为时保证不作任何人事处置、有向公众发表自己观点并付诸讨论的自由，特别是在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前夕提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时——这一切措施都应严格保留，以弥补缺乏来自其他一些政治组织的有组织批评的不足。
　　恩格斯曾写道，批评是一个工人党的生命要素，它不能仅限于对工人党的政敌，而且对工人党自身更重要。社会主义的讨论，即关于革命的每一步骤的不断争论——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因而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和全民的讨论，都是一个健康的、顺利的和人道的革命进程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希望人民成为真正的自治者的话。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失误，但不需要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在官僚化关系中这些力量对这些失误负有责任）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来压制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满情绪。如果认识到并相信失误是共同造成的，那么就更能理解和原谅它们。
　　在没有这种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的情况下——所有无私地参与一个社会主义进程的人都有批评权——党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依赖一小批领导者，不但愈加垄断政治决策权，而且愈加垄断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中的裁决权；党建立了不好的选拔干部制度，这种制度加剧了上述进程，而使经济和政治异化的形态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领域中确立并越来越加强。总而言之，斯大林主义的党就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结构，以致从一个有很宽思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分发达的内部民主制的列宁主义党，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能力使社会主义进程继续发展和加深的党。
　　然而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我们可以补充说，每个彻底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和任务，不是建立自己的党的统治并使之永久化。正如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建立国家主义关系即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交替掌权和对群众进行管理。重要的、自身是生气勃勃的、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不仅有个人发展的同样机会，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尽量直接地管理自己的全部劳动过程和社会过程。在逐步实现自治关系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最终都将是自己人类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和生产者——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管理并消除对人的政治管理的思想。显然，将被有不同的活动和目标的其他某些社会组织所代替的这样的政党的历史界限就在于此。
　　这些进程是当代最深刻的民主进程。关于这些进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机会谈到。如果共产党或社会党不是从自己开始掌权之时就推动这种民主进程，那么当代的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有限范围之内。在迄今的历史时期中对这种民主不应低估。所有这些党在这些进程中（这些党都能够把握这些进程）都有其通往正确历史方向的重要历史背景。历史的交叉口是各式各样的，但只有这个路口上写着：通向共产主义之路。
　　既然这些进程都是深刻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的民主进程，都是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基本目标，那么自己推动了这种进程的党当然不能让自己的结构和职能在民主性方面落后于这些进程。本身不民主的党不能成为这种深刻民主发展路线的主角。由此可能产生的冲突要比政治领域内的任何冲突深刻得多和关键得多。
　　由此可见，在我眼前展现的是迄今历史实践中和主要是欧洲条件下的不发达状况。如果在有着强大工人运动和伟大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在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期就实现了高度发达水平和高度阶级觉悟，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有管理经验而现在又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某些经验的国家里，这些进程将会无痛苦地、更民主地展开，不会发生过去发生的那种惶惑不安，这一点我就不想特别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作用肯定也会不一样，而政治领域的统治从一开始也会弱得多。无疑地，在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进程开始的地方，和在某些进程已经发生的地方，情况应当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斯大林及其帮派并没有看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20年代末，特别是30年代初，党内民主的最后余留部分都消失了。不仅在党的队伍里取缔了任何严肃的、公开的争论，不仅党完全屈从于中央的指示，而且党员都遭受斯大林的警察恐怖和专制迫害。操在斯大林手中的这个党不但没有使表现为工人监督和工人自治形式的、已开始了的社会主义进程延续下去，而且还干脆把最后一点社会主义观念都扔进历史复辟的大货车。这样的党就丧失了列宁时期那些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所具有的特征的一切因素，尽管在列宁时期也有过失误和无法进行重大变革的困难形势。列宁的党虽然当时没有成为各方面的榜样，却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政党。相反，在斯大林的党干了这么多丑事后，还自称为共产党，那至少是和历史开了个玩笑。共产主义是极为崇高的思想，共产党的实践远比斯大林主义者能够想象的、反共的资产阶级敌人能够承认的人道得多。今天对资产阶级辩护士来说，宣布斯大林主义党为共产党，宣布斯大林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那样就可以表明他们那套思想和实践有优越性。
　　今天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彻底打破这个历史神话，它就像历史上的一切神话一样神气活现，束缚着进步力量。打破这个历史神话不仅是为了某些抽象的历史真理，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历史未来。
　　在上述全部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感到伤脑筋的是：如何给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它实质上代表的各阶层下定义。只要我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仍处在雇佣关系中，没有可能管理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生产过程，就会完全明白，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党不是处在非统治地位的阶层和阶级的党。这个党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是官僚化的党，这个党在这个制度下按其实际权力和决定权已达到了顶峰。
　　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从潘涅库克、吕勒、托洛茨基、里齐到当今一辈杰出人物，几十年来在评价这一官僚阶层时，偏重于评价它是阶级还是集团。我认为，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下，在力图给这一制度下定义时我们不应该盯住呆板的既定范畴，因为我们能够指出，这是一个有着许多特点的社会，这些特点在它的今后发展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未能概括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如同国家资本主义不能阐明阶级概念一样。如果一个阶级的成员在自己的生存中是如此脆弱，以致自己的生命都取决于一位专制独裁书记（我指的是全体享有特权的官僚和专家治国论者）的恩赐，那算得是什么阶级？我们同样看到，上层本身也没有比较明显的稳定性，而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以致在观点上、政治态度上和对内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这些都是这个统治机构的特征。这个统治机构不是仅仅维护自己的社会特权，因为它不同于统治阶级的是，这些特权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而也是有限得多的。这些阶层还有一个欲望，那就是实现一个完全革命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自己的全部生存都献给世界革命运动的愿望和潮流，这对这一领导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不能没有任何反响和后果。天天向苏联人灌输《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国家与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其他许多积极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不引起内部反响和早已存在的企求，不管是多大的程度。
　　当然，苏联的整个官僚阶层就其社会地位和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职能而言，是充当着统治阶级的角色的。这就是这个阶层同阶级（这里指统治阶级）的概念唯一相近或类似之处，而且相似的程度还不小。这个阶级在生产体制中有一定的地位，同时支配着全部剩余价值。这些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和特权！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里说的不是历史上具有固定含义的阶级，因此同这些阶层的前途和命运相关的解决办法和发展过程是绝不能用简单线条来描绘的。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由于他们迄今还竭力保持的这种世界地位和作用，他们是有可能在解决内部问题中努力改变方针，以使整个制度接近社会主义原则的，而一旦他们完全失去这一作用，对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也许是灾难。不应忘记，这样的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最偏僻的院落里建立的，并且从未进行过导致某种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的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改革。统治阶层或者不得不按照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不管是什么形式）解决内外矛盾，或者不得不最终抛弃马克思主义，并向整个革命的和进步的世界宣布，他们是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他们不打算不经过斗争就让位。
　　我认为，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由于十分庞杂的关系和结构，也由于不了解能够促使这种或那种可能性实现的许多未来历史现象，今天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结局究竟如何一点儿也说不准。正如托洛茨基和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认为的那样，我认为由于多种原因，根本不能期望工人阶级起来革命。首先，现行的制度在近几十年里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没有起来革命，所以苏联的工人阶级也不会这样做。另一方面，苏联工人阶级甚至没有组织自由工会的任何可能性，更不用说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而这是进行成功的革命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社会越来越民主化，而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其他进步集团都不会被迫进行古典的革命。
　　并非那么不可信的实际可能性是：僵化的、不民主的官僚机构在与同样性质的军事机构勾结下也许会更长期地存在，在同世界上进步运动发生各种可能的冲突下最终作为统治的阶级巩固下来，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状况，从而打破当代一切统治力量的平衡。
　　同样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在统治阶层内部最终找到一种力量，它不会轻易克服明显的矛盾，如言行的不一和理论脱离实际，因为实际情况必然孕育着一系列内部缺陷、危机局势、生产落后和知识界的不满情绪等。在这种制度下政治领域迄今一直完全占统治地位，所有动力都是来自，今后长时期内仍将来自这一领域。例如在南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进程也曾经来自这一政治领域。而在苏联，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迈出了有意义的第一步，它必将有机会继续下去，或者起码是历史上合乎逻辑地继续下去。同样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发达条件下，杜布切克（A.Dubček）及其思想同路人成功地开始了内部民主化的进程，这是进一步非中央集权化的重要前提，在捷克人民和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识中永远不会磨灭，他们每当想到1968年对他们的政治暴行时总会感到心里发抖。
　　只有了解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政治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才能够正确地想象所发生的进程而不至于陷入历史浪漫主义。鉴于斯大林主义世界（这个词本身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面对的不仅是有越来越发达的基本公民自由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面对的还有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从资产阶级世界中历史地建立的自由出发，不断地同在斯大林主义或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制度（自称为现实社会主义）下不尊重这些自由的做法进行斗争。上述积极进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进步人类的极大希望。

三、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对任何理论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不能不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全局进行分析。既然应从历史全局来研究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从方法论上说这起码是最正确的做法——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很少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点——那就应该在研究历史上每一个重要思想和意识形态时坚持根本的原则。之所以比较难于坚持这一点，往往是因为一些传统习惯，即只提出某些理论现象，而没有指出其历史根源、根基和决定性因素，为此需要克服这种传统的片面性，抓住并深入了解人类历史实践的其他方面。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合著中最成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书中写道，意识无非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bivstvo）^[2]，而存在就是人们自己的实际历史生活本身。在人的实际历史行动和关于这一行动的思想之间当然不仅存在紧密的联系，而且存在着不间断的联系。二者缺一是不可想象的。一定历史行动的所有代表人物，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思想家，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行动，并努力为它辩护。同样不可思议的情况是：某人把自己的历史活动和自己的历史斗争建立在违背和否定该历史参与本身的理论提法和思想之上，今天这一斗争至少是伴随着对个人、集团和整个阶级施行暴力。如果有人以某种思想和人物，即一定历史思想的创始人的名义实行这种历史参与，那么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就会为这种思想找到符合新的历史情况，总而言之符合作为该思想组成部分的新历史现状的解释并加以改变。
　　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基本上就是对新的历史结构的适应，而那些力图坚持最初原则的人往往坏在自己的“思想同路人”手里，因为后者很懂得使自己的说法和做法同新的历史条件和利益相适应。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所有重大理论体系的拥护者也有这样的历史遭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黑格尔的解释本来不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只是某些解释者在自己的思想深度等方面有所不同罢了。其实这首先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而不是个人的原因，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上世纪40年代激进的社会力量代表强调黑格尔著作中完全不同的、批判的东西，而有别于不反对现存一切的力量，更不用说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对黑格尔思想的“复兴”（renesans）了。他们由于其特权社会地位，不能像马克思和其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内容，而只能强调其逻辑推理（dedukcija）的伟大和自成体系以及美学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为历史上最卓越的思想，当然也无法避免同样的或相似的命运。这一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进步的革命力量在试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来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或资本主义前期世界时，遇到的情况不但是不相同的，而且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此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各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不单是从每个国家的不同历史传统、经验、社会经济关系和结构出发，而且由于自己处于特定的情况下不得不依照这些情况使自己多少发生变化。列宁从一个在欧洲条件下是落后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来考虑自己的历史实践，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反动的封建专制并带着刚走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困难、激烈矛盾和不人道行为，而这时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已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发达得多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但有合法的组织，而且有自己的学校、报刊和议员等。在后一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和革命的锋芒变得越来越钝了，当一场革命形势席卷了他们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必然要发生急剧变化，并作出能够为这种失败和一个历史机会主义作辩护的解释。当时修正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此——从伯恩施坦（E.Bernstein）抛弃辩证法，到考茨基提出民主思想和用改良主义政策代替革命政策。革命政策当然不会抛弃改革。如同迄今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改良主义政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如何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尤其在充满矛盾、紧张、前景不明的时候。这样的改良主义实践必然从理论上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范畴诸如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等作任意的解释。那些想给这一切提供更广泛哲学理念的人自然不得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最富批判性的部分——他们独特的唯物辩证法面前退却。从伯恩施坦、沃尔特曼（L.Woltmann）、施米特（C.Schmidt）到后来的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O.Bauer）或阿德勒（M.Adler）等主要人物的思想史，只有从一个转向改良主义立场的政治运动的全貌来观察才能理解，而这个运动是在欧洲一度发达的情况下，由于改良主义者一时的绝对化而迅速产生，并以他们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为基础而在历史上完全确立起来的。此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另一方面有一个党成功地用革命的方法解决所出现的革命形势时。
　　在斯大林时期发生了类似进程，只不过还有一个差别，即主要的思想家恰巧也是主要的政治家，其文化和哲学观点与他们向自己提出的目标根本不相符。我们在前面已说明，斯大林自己是怎样逐渐变成斯大林其人的。由于他不仅掌权，而且把政治上层一切重大决定和处理事务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就不难想到，他可以成为不仅是政治领域而且是一切重要理论领域的裁决者。这是具备欧洲文化视野的天才的列宁未曾想到的。与此相反，斯大林在其权力达到顶峰时却想到他可以在文化的所有重要领域实行裁决。可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复杂道路对斯大林来说都是陌生的，他没有任何感觉与必要的经验或素养，能使他理解什么是艺术创作或科学创作与哲学创作。虽然我们今天懂得，这种做法不但是幼稚的，而且是某种庸俗的表现，但不管怎样，这种行为却成了共产党官僚的范例。他们手中握有新闻手段，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各媒体，把自己肤浅而粗劣的实用主义思想强加给整个文化创作领域。政治书记们负责抓这些问题，从日丹诺夫（A.A.Ždanov）直到其下级，都对如何写哲学史、如何创作艺术或音乐作品，作出了“鉴赏家的”评价。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的最优秀的传统，这种传统根本反对任何对文化艺术创作的检查或指挥。
　　然而，这一切现象当中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建设他那个具有彻底国家资本主义一切重要特征的、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生活领域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和党所垄断的制度时，作为社会主义动机和方向的最先继承者，认为应该给自己的事业提供适当的理论阐述和理论依据。我们已经阐述了这一制度的产生过程，所以不必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合乎逻辑的是，斯大林必须为他所建立的制度创立意识形态。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的制度中有一部分同工人运动中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生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解决办法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这些思想在俄国和苏联群众中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把国家和领袖偶像化的落后阶级意识的表现。这个国家既是从一个光辉革命中诞生的，又有着列宁时期就存在的这样一支革命队伍，就很难立即看出，这个国家已蜕变为对自己群众的专政，而丧失了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特征。一个实行官僚管理和操纵的主角和大师，一个比自己的对手更善于利用一切政治夺权斗争方法（这些方法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看来，都应送进旧物博物馆）的人物，是比较难于看到并承认这一点的。这样就产生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按照这一思想缔造了一个没有更大内部矛盾的闭关自守的制度，一个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后者经过一定时期也必然变成国家所有制）的制度，一个国家计划和国家仲裁的制度。在这样一个新的、完整的利维坦（Levijatan）^[3]政体下，不但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和自己的命运作出决定，而且每一个人都被归结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并受到国家制度的任意支配。这样一个利维坦政体成了多少人为之献出自己力量和生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思想的同义词。
　　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回忆一下恩格斯怎样再三告诫自己的德国同志们说，党的纲领应该明确地同所谓由国家代替私有者把对劳动者的经济奴役和政治奴役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国家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按另一条路线发展的，而同马克思的思想无关。
　　斯大林把这样的国家宣布为工人的国家，把集中全部权力于国家手中的思想宣布为实现了被奴役人类的希望和愿望的社会主义，于是斯大林便用自己典型的苍白乏力的意识形态赋予这个国家以另一些标签和特征，而这些标签和特征也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斯大林未能想到他的这一伟大事业必将灭亡！似乎它不但是社会主义和苏联新社会关系的保障，而且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胜利的保障！由于只相信他绝对统治的国家和党的机制，他在思想上未能迈出自己实践的一步。他不能想象，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进一步解放进程不是仅仅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把全部权力转移到政治领域来实现的，因为在这一结构中权力还是脱离生产者的。斯大林不能想象，在国家官僚关系下，他和他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剥削者，而且比他以前的任何阶级或任何个人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尽管他当时高居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他还是缺少精密的马克思主义量具来深入分析在他的专政下形成的社会实际。因为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论的工具，很快就会作出批评性的结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自己逐渐成为自己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管理者的地方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和列宁宣布国家消亡，则是这一新历史进程的重要的另一面。由于实现了把国家变成包罗万象的东西的这一完全反其道而行的社会进程和制度，斯大林必然会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强化国家而不应使之消亡。这一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联，而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但它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理论思想及其思想家那里却仍然吃得开，这些思想家活动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和要求之间的边缘地带。
　　一个谬误产生另一个谬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是必然的。那些维护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论点相违背的制度的思想家，必然要陷入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之中，但他们却在无数没有创造性的刊物和政治文件中冠冕堂皇地、不厌其烦地和形式主义地重复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理想如果是完美的，它就不应该有内部矛盾。斯大林不承认在生产关系中的辩证矛盾，他宣布他所领导的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达到了内部和谐。这又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思想意识，即认为可以由国家－党的中心按计划指导社会发展，以避免基本社会因素发展之间发生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这种对基本社会关系作非辩证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必然要在对该社会发展作解释时产生更加非马克思主义的后果。斯大林思想的代表人物日丹诺夫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矛盾的统一和斗争，所以不得不从他们建成的和谐社会主义中寻找这个辩证的矛盾。因而斯大林在40年代就有了重大的理论发现，当时他在哲学战线的争论中，在编写哲学史方面教训了亚历山大洛夫（G.F.Aleksandrov）等人，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新社会的新动力，为新的辩证规律，就好像历史上从未有过批评和争论，就好像在迄今许多历史时期中这种批评、思想斗争远不如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那样得到开展和对社会进程那么有决定意义。这种批评是专供党和国家上层用的、由它来规定度量的。此外，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庸俗之谈也完全违背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和辩证法看作自己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们应该把这种理论思想称为斯大林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它企望，甚至有信心使这一理论思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这种理论思想的产生可以作为例子，来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真实性和深刻性，即意识是社会存在，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是历史社会总体的部分而不是表现，并且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总是考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今天，某种社会制度或社会进程的任何一个代表人物，在他所代表或置身其中的历史力量面前表明自己的打算时，都不能回避为自己历史事业表白和辩护的必要性。斯大林走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彻底消灭了列宁时期产生的实际社会主义进程的一切重要东西，粗暴地取消了工人监督和自治的一切形式，取消了作为新历史关系中重要因素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形式，这时他就不得不以自己的国家-官僚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政治领域专政。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所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工人阶级的直接权力，它有两个基本任务，即保障这一权力以防范反革命的一切企图和通过实现生产者自治建立广泛而深刻的民主，而这只能意味着政权必须消亡。斯大林却把自己的社会行动搬进理论领域，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和他的实践一样，并把它神秘化。这一切直到今天在这种制度下一直未变，其表现为：只要是由称为共产党的党管理，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被宣布为工人国家。我们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时已经看到，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真理。这个党可以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完全排斥于政权和社会管理之外，而成为官僚化的党，并利用专政来压制一切来自工人队伍或来自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期望或企求。特别是在今天，在总结了所有经验之后，我们可以说，按斯大林的想法，专政这个概念就成了对不管以什么方式反对他的观点的所有社会阶层和个人实行恐怖统治的口实。专政的概念曾经是一个挡箭牌，在它的后面隐藏着东方式的司空见惯的专制独裁。今天斯大林主义恐怖以及各种法西斯恐怖，已使原本的、含义深刻得多的专政概念与恐怖和不民主的概念等同起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斯大林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贴上了“工人”标签的国家和党的专政。斯大林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越来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越来越扩大工人管理自己的生产进程和政治领域本身的权利，越来越扩大其他公民的自由和实现作为整个共同体自由发展的前提的个人自由发展。斯大林不顾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些根本目标，在他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被归结为独裁和建立政治领域的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如同在当代其他政治权力绝对化的，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政权下所产生的那样。
　　所以，按斯大林解释的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定义。如果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应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解为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在发展基于对生产过程、积累、分配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新形式与力图逐渐消灭这些新形式的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和紧张关系。可是斯大林不是这样理解，而是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和党的领导下，确切地说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下，把自己的实践提到政治领域的原则高度而实行绝对统治，并宣称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迄今仍是重要政治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做法只会被保留下来，而不会被淘汰。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关系、阶级和阶层的差距，乃至工人阶级的雇佣关系，都没有因此而被消除或者处于被消除的过程，反而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因此，斯大林按其行事和统治方式来说，仍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道德，在权力斗争中允许使用一切手段，从马基雅维利给意大利公爵的书信和俄国沙皇的行为，到现代对整个民族实行恐怖的种族灭绝。如果说有人因此颂扬他，那只有为整个资产阶级时代辩护的历史学家才会这样做。
　　斯大林的不断膨胀的理论野心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建立一个全面垄断制度的同时，必然一步步地把其他一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囊括到其统一的制度中，因为任何其他领域，特别是哲学和理论领域，都会很容易给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制度带来麻烦。在干预当时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deborinac）之间的理论争论的同时，斯大林开始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致命的新做法。当党组织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时——当然这也是党的相关方面——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对所有其他问题的裁决者。所以，早在30年代初党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创办《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并指示哲学家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把德波林派定性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并以此对哲学争论作出政治评价和鉴定，而这一哲学争论既不应被说成这个样子，也同这种评价没有任何关联。从那时起直至今日，他们一直无休止地、不厌其烦地和轻率地给人们乱扣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努力和成果，只要有不同于至今还一直被当作衡量马克思主义的准绳的苏联官方的看法，就要被宣布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左的或右的修正主义等等。然而这只能说明苏联官方哲学没有能力同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向世界表述自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其他思想家进行专业的和创造性的对话。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理论辩护士炮制了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文章，正如萨特正确地指出的，他们都不敢超出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规定的界限。我们不会忘记这是以非马克思主义态度探讨理论发展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说，这甚至是同这种理论发展中健康的资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
　　当斯大林消灭理论上的对手并在审讯过程中用行政手段和警察方法来消灭其中某些人时，他还认为必须从哲学上为自己的历史事业奠定基础。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文化和哲学修养。但是他的党内官僚和哲学官僚把他宣布为第四位经典作家，自然而然他也就留下了一批经典理论著作。他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被编入《联共（布）党史》，成为该书的第四章，并且作为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科书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推荐。这篇论著已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我本人的多次批判，这里不想细谈和重复已说过的许多东西。但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出发，对这篇论著的全部思想批判性地谈谈。我们在本书最后几章还有机会谈到。
　　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一个被看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来说，最根本的一点，是对自己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情况不要丧失批判的态度，不要丧失揭示辩证矛盾的思想，而必须从使人进一步摆脱妨碍其克服重要政治经济形式的任何机构与存在相脱离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坦率的、批判的思想，也是反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实质。斯大林从根本上说不是辩证的思想家，而是形式逻辑的和理智健全的（zdravorazumski）思想家；而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所谓理智健全的思想家总是坏参谋。对于整个文化创作领域也可以这么说。在某些人看来合胃口或明确的东西离艺术真理很远，而在某些人看来不明确和不可理解的东西离谬误也很远。这基本上就是理智健全的准绳，今天官僚主义批评家把它当作基本的准绳，但却是错误的准绳。整个现代派艺术不是因此而被宣布为颓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
　　同样，一个所谓理智健全的推理也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真理、唯物辩证法真理的。这种推理的流程如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党的权力就是工人阶级的权力；这种制度下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支配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那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也就获得了解放；因此不存在任何政治异化或经济异化，即任何雇佣关系，不存在统治工人阶级的权力和任何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神秘化；最后理智健全者就可以在30年代末在宪法中宣告，在那里已建立了当代最自由的社会。可是就是那个时候，苏联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官僚的屠刀下掉了脑袋。假如有人伸出大拇指夸它是共产主义，那么以下事实便最好地驳斥了他：这一制度首先消灭的是最优秀、最聪明和最有文化的共产党人。
　　这种理智健全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同深刻的辩证方法毫不相干，连唯心的黑格尔辩证方法都与之无关，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工具是细致的、富有批判性的，也可以说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因为它是反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的理智健全的野心是，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应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它应使党和知识界、国家官僚和技术官僚的新干部稳固地掌握那些为他们的历史实践和历史事业牢牢奠定基础的哲学体系和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必要从思想上为自己的实践辩护并为它奠定基础。这一实践不但必须有理论基础，而且还要有哲学的，几乎是装饰门面的需要。斯大林阐述的辩证法体系是这样一种客观规律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其中。正因为这样，他必然要抛弃那些触痛他并给他造成麻烦的重要辩证法范畴。斯大林由于缺乏一种坦率的和批判的辩证法思想，首先是缺乏并非简单地反映一般辩证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因此把早在黑格尔时代和恩格斯时代就已知晓的一些规律和条条绝对化。他根本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纳为几条。否定、概括、可能性、实践、未来、异化、人道等范畴在这一体系中没有地位。之所以没有地位，是因为如果运用其方法，就会暴露斯大林制度下的内部矛盾和克服这些矛盾的必要性。彻底地提出唯物辩证法，必然会提出一些进步的因素，即共产主义的萌芽，这就是辩证地否定已建立的社会关系、政治领域统治和异化的某些新形式。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不是自生的，而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正因为它应该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是对这个第一阶段之否定，而且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之否定。对第一阶段的这种辩证的否定，不可能是以其职能仍属于旧的政治传统的范围，诸如国家、党等为依据的。这是斯大林主义从光辉的革命开始以来遗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彻底运用上述马克思主义范畴，首先是自由的和批判的方法论，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新建立的社会关系的重大缺陷，从而震撼这个被夸耀为已建成社会主义的整个大厦。
　　斯大林非辩证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分割开来，这一点早已受到批判，甚至在阵营内部也受到纠正。但这一点之所以产生深远的后果，就在于它同有关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相脱离。在处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哲学素养、自己的地位和欲望，无法理解马克思在他的《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作的具有重大意义转变的深刻意义。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实践从思想上根本地克服了长期以来的这种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哲学界经常关心的问题，而卢卡奇在他的早期论著中特别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重性来源于社会存在的两重性，这种观点也是反教条和反意识形态化的。斯大林在其占统治的政治地位上必须有“可靠的”温度表。斯大林一手培植起来的制度及其变革的真正主体，必然坚信，他的实践和他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之前的理论，甚至是古希腊的认识论，它是一种最典型地表达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重新分离，以及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重新分离的观点。因此，斯大林和党似乎总是掌握着绝对真理，因为他们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总是反映真实的历史规律，然后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思想进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考虑并描绘了自己的历史实践，反之，他们又按当时形成的思想来描绘同一个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致，但不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是正确的，所以两者是一致的，而是因为任何其他实践、任何其他理论都被禁锢了。通过自由的、批判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及对整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很快地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进程，它只不过是考虑和描绘一个颠倒了的、违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并为它辩护。哲学的反映论太简洁，不足以说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全部。
　　大家知道，列宁在同经验批判论者的争论中非常坚决地维护反映论。原因之一肯定是：他首先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另一个原因是他本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深刻意义，这是当时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然而，列宁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共产主义者行为的普遍准则，而是坦率地、批判性地进行各种探讨。他不像斯大林那样在理论的辩证发展范围中宣布四条辩证法，并反映在他后来的所有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而是在自己的笔记中力求列举辩证法的所有因素——他列举了十五条^[4]——以便更有能力去分析诸如当代历史关系、冲突、力量的对比和制度的各种变迁等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
　　假如有人认为应该把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不能否认斯大林本人相信这一点，从内容上看也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摘引来的，那就必须再次强调我们曾力求简要地指出的东西，即斯大林缺乏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精神。斯。斯大林不但缺乏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而且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是否有人愿意把它叫作修正主义，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使用这种陈词滥调的和十分糟糕的说法。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斯大林设计的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已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坦率的、批判性的和非教条的。它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批判性的，它正如马克思早就说过的那样，在一切现存制度中揭示其灭亡的征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范畴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总是力求把历史看成发展的整体因而具有认识上的系统性，这些对斯大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马克思主义比斯大林的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床^[5]span>长出很多，因而斯大林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脚而且把它的一部分头切掉了！

^[1] ①斯芬斯芬克斯（Sfinga），希腊神话中狮身有翼的女怪物。——译者注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译者注

^[3] Levijatan（span>Leviathan），《圣经》中所说的海中怪兽，著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于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一书用利维坦指谓强势的国家，因此现在一般用利维坦意指有庞大官僚机构的极权主义国家。——译者注

^[4]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概括辩证法的要素时先是列举了十六条，后又在第八条上打了一个叉，因此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提炼了十五条辩证法的要素。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1页。——译者注

^[5] 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床，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为旅客设置的床，如身长于床，削其足，如身短于床，则强拉其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