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瓦尔特·本雅明
Naples
那不勒斯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莎亚·拉西斯（and Asja Lacis）
1926年
方人也 译
几年前，一名牧师因猥亵罪被押上马车，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穿行。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对他恶语相向。在一个拐角处，出现了一支婚礼队伍。神父站了起来，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追赶马车的人们跪了下来。在这座城市里，天主教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努力重新彰显自己。如果天主教从地球上消失，它最后的立足点也许不是罗马，而是那不勒斯。
这个民族的野蛮源于城市本身的心脏地带，在教会的庇护下，他们的野蛮行为得以更安全地发泄。他们需要天主教，因为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过激行为也会被一个传说--一个殉道者的节日--合法化。阿方索·利古力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位圣人让天主教会的做法变得足够八面玲珑，以适应骗子和妓女的交易，从而在告解室里通过或多或少的严格忏悔来控制他们，他为此写了三卷本的简编。只有忏悔，而不是警察，才能对抗自治的犯罪世界，也就是克莫拉（camorra）。
因此，如果受害方急于寻求补偿，他不会想到要报警。他即使不亲自出面，也会通过公民或教士的调解人找到一个克莫拉成员（camorrista），通过他商定赎金。从那不勒斯到卡斯泰拉马雷，沿着绵延的无产阶级郊区，大陆卡莫拉组织的总部坐落其中。因为这些罪犯都避开了他们会被警察处置的地方，他们分散在城市和郊区，而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
那位在艺术品之间穿梭、仿佛沿着栅栏摸索前行、一路走到罗马的旅行者，在那不勒斯也会失去勇气。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国际哲学家大会的召开。大会在这座城市的火热烟雾中悄无声息地四分五裂，而大学的七周年庆典却在民众节日的喧闹声中拉开了帷幕。当即被没收了钱和身份证件的客人们出现在秘书处，怨声载道，而普通游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是《贝德克旅游指南》（Baedeker）[1]也无法让他满意。在这儿找不到教堂，明星雕塑总是矗立在博物馆上锁的侧馆当中，而“矫揉造作”这个词也成了对本地画家的作品的警告。
除了那著名的饮用水之外，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享受的。贫穷与苦难像儿时传说中那样具有传染性，而对“被欺骗”的愚蠢恐惧，仅仅是对这种感觉的微弱的合理化解释。如果佩拉丹所说的属实——即十九世纪颠倒了中世纪、颠倒了穷人基本生存需求的自然秩序，把居所和衣物置于食物之上成为强制性规范——那么在这里，这样的规范已经被废除。一个乞丐斜靠在人行道边的地上，挥动着空帽子，就像在车站告别的人。
在这里，贫穷向下延伸，正如两千年前那样，它引向地下墓穴：即使在今天，通往地下墓穴的道路也穿过一片“苦祷之园”[2]；在其中，那些被命运剥夺之人如今仍然是引路者。在穷人医院——圣热纳罗医院的入口，是一组白色的建筑群，人们穿过两个庭院才能抵达。在通道两侧，坐着行动不便的病人长椅上，他们目送离开的人，眼神中看不出他们是依恋那些衣物以求得解脱，还是为了满足难以想象的渴望。在第二个庭院里，病房的门上装有铁栅；栅栏后，残疾人展示着自己的畸形，以此震撼那些沉浸于白日梦的过客——而这震撼，就是他们的喜悦。
一位老者带路，将灯笼靠近一块早期基督教壁画的碎片。现在，他说出了 “庞贝”这个流传数世纪的神奇词汇。外国人所渴望的、欣赏的、支付的一切都是 “庞贝”。“庞贝”让神庙废墟的石膏仿制品、塔瓦（Tava）项链和满身虱子的导游都变得不可抗拒。这个“神物”之所以显得更加神奇，是因为它哺育的子民中，真正见过庞贝遗址的只有极少数。因此也不难理解，那尊被供奉为行奇迹的圣母像，如今正获得一座崭新而昂贵的朝圣教堂。而对那不勒斯人来说，庞贝所寄身之处正是这座新教堂，而不是维提那片遗迹。在庞贝的名义下，骗局与贫困一次次地回到了它的怀抱。
旅者的精彩报道为这座城市增色不少。实际上，它是灰色的：灰红、赭色，或灰白。在天空与海洋的映衬下，整座城市则是全然灰色的。这一点，尤令游客沮丧。因为对那些对“形”没有感知力的人而言，这里所见甚少。这座城市崎岖嶙峋。从圣马尔蒂诺城堡这样的高处望去，那不勒斯仿佛脱离了下方的喧嚣，静默地匍匐在暮色中的岩石上。一条海岸线勉强保持平坦，而在它之后，建筑物层层叠叠地升起。六、七层高的公寓楼，和从地基上爬升的楼梯，使它们在别墅群中如摩天大楼一般突出。在峭壁的底部，也就是岩石与海岸接触的地方，有人凿出了洞穴。仿佛十四世纪隐士画中的景象，岩壁上零星地开着门。有时门敞开着，可以看到宽大的地窖——既是卧室，也是仓库。再往前走，人被石阶引到海边，那里的天然岩洞中设有渔民的小酒馆，傍晚时分，传来微弱的灯光和细细的音乐。
这座城市的建筑如同它的石材一样多孔。在庭院、拱廊和楼梯间，建筑与行为相互渗透。在一切事物中，都保留着成为一座展演崭新的、不可预见的星丛[3]之剧场的可能性。那种“盖棺定论”的印记在这里被有意回避，没有任何情境被设定为永恒，没有任何形象宣称“唯此如此，别无他法”。在这里，建筑——作为共同生活节奏中最具约束力的部分——正是这样诞生的：文明、私密、有秩序的事物，只出现在码头旁的大饭店和仓库中；而在城市中心，则是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的、如同乡村的模样，直到四十年前，大街才像刀劈斧砍般切入其中。而只有在这些大街中，“房屋”才开始具备北欧那种“城市建筑的单元”的意义。相较之下，在那些公寓楼中，房屋的角落勉强固定住，仿佛用铁夹将圣母像固定住那样。没有人依靠门牌号码来辨认方向。人们以商铺、水井和教堂为参考点——而这些，也并非总是明确易懂的标识。
典型的那不勒斯教堂，并不会张扬地占据一个宽广的广场、遥遥在望；或配有横厅、回廊和穹顶。它是隐匿的，嵌入式的；高耸的穹顶常常只能在少数几个角度才能看到，即便如此，门径也依旧难以寻觅。几乎无法将教堂的体量与周围世俗建筑的轮廓加以区分，于是生客擦肩而过。那扇不起眼的门，甚至只是一个帘子，才是献给入门者的终南捷径。只需一步，他就能从肮脏混乱的院落中，走入一座高大、白墙粉刷的教堂内部，那纯粹的孤寂空间。他的个人存在，在此成为一种加剧了的公共空间的巴洛克式开端——因为在这里，他私有的自我不再归属于四面墙、妻子与子女之间，而是归于虔敬或绝望的心壁。小巷一旁，可以窥见肮脏的阶梯向下延伸，通往小酒馆。三四男子三三两两地坐着，隐藏在酒桶后，如同藏身于教堂的柱影之下，默默饮酒。
在这样的角落里，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还在建设，哪里已经破旧不堪，因为什么都没有真正完成。多孔性不仅源于南方工匠的怠惰，更主要是源于即兴创作的热情，这种热情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留空间和机会。建筑物被用作大众舞台。它们被分割成无数个同时活跃的剧场。阳台、庭院、窗户、大门、楼梯、屋顶既是舞台，也是包厢。即使是最穷困潦倒的贫民，也能在朦胧的双重意识中，一面参与到那不勒斯一去不复返的街头生活画卷中，一面在赤贫中享有欣赏这幕全景剧的闲暇。楼梯上的作业，堪称舞台调度的高级课程。这些楼梯，从未完全暴露在外，但更不会被囚禁在北欧住宅那种阴沉封闭的盒子中——它们从建筑中断裂般地突现出来，折转、消失，又蓦地再度出现。
在用材上，街头的装饰也与剧场密切相关。纸张是主角。红色、蓝色、黄色的粘蝇纸在风中飞舞，墙上贴着由彩色亮光纸制作的祭坛，生肉块上也插着纸花结。在其上旋即登场的，是杂耍艺人的精湛技艺。一个人跪在柏油路上，身旁放着一个小盒子，所在之处却是街道上最繁忙的地段之一。他用彩色粉笔在石板上画出基督的身影，也许在下方还画上圣母的头像。与此同时，周围围起了一圈人。画者站起身，在他的画作旁等候十五分钟或半小时的时间，稀稀落落的硬币便掷在他画中的手臂、头颅和躯干上，直到他将钱收起。人群散去，而他的画作，也在数分钟内被脚步磨擦殆尽。
用手吃通心粉的技艺，也是这类杂耍中不容忽视的一项。这种技艺会专门为外国人表演，当然是要付费的。而其他种种，也有固定的价码。小贩们会以固定价格收购咖啡馆打烊后，从地板缝隙中捡出来的烟蒂——过去甚至要借着蜡烛去找。这些烟蒂，连同餐馆遗留下的残羹冷炙、煮过的猫头骨和鱼壳，一起被摆在港区的摊子上售卖。音乐也在街头游行——但不是那种适合在庭院中聆听的雅乐，而是为街道而生的炫目音响。一辆宽大的手推车，一种类似木琴的装置，上面五彩缤纷地挂着歌词纸——在这里可以直接购买。一名乐师转动风琴，另一人则站在旁边，手端盘子，走向那些在街头驻足、迷迷糊糊听音乐的人。在这里，一切欢愉的事物都是流动的：音乐、玩具、冰淇淋——都穿梭在街道之间。这些音乐既是上一个节日的余韵，也是下一个节日的前奏。节日的魅力渗透到每个日夜。无处不在的多孔性是这座城市生活的不竭法则。每一个平日里都蕴藏着一粒周日，而这周日里又饱含多少平日！
然而，没有哪座城市能像那不勒斯这样，在短短几个小时的周日休憩中迅速褪去自身平日的色彩。它满溢着节庆的意象只能栖身于最不显眼的角落。当窗帘被卷起，仿佛是别处升起了旗帜。身着鲜亮衣裳的男孩在深蓝色的溪流中垂钓，抬头望向晕染胭脂色的教堂尖顶。高高的街道上方晾着衣绳，悬挂其上的衣物宛如一排排彩旗。微弱的阳光透过盛满冰饮的玻璃桶闪耀出来。无论昼夜，临时的饮品摊亭都泛着柔和的光晕，散发着芳香的汁液——即便是舌头，也能从中感知“多孔性”为何物。
但只要政治局势或节日历上稍有借口，这个隐秘而零散的世界便会迅速凝聚成一场喧嚣的盛宴。而这盛宴，往往以一场海上烟火表演作为高潮。从七月到九月，每当夜幕降临，一道不间断的火带便沿着那不勒斯到萨勒诺的海岸蔓延。忽而在索伦托上空，忽而在米诺里或普莱亚诺上方，但总少不了那不勒斯之巅，燃起火焰的光球。在这里，火既是实体也是影子，它也追随潮流，被人工巧思所驾驭。各个教区竞相以新奇的灯光特效超越邻里的庆典。在这些节日中，那最古老的、带有中国渊源的元素——天候魔法，以火箭腾空如风筝般绽开的形式——远远胜过凡间的壮丽景象：比起那些地面上仿佛太阳般的炽亮灯火，或是被圣艾尔莫之火包围的十字架，这些升腾于空的火舞更显神秘和崇高。海滩边，公共花园的石松如同修道院般围合成林。节日之夜骑马穿行其下，你会看到每一棵树冠中都下起火焰之雨。但即便如此，这里从不沉湎于梦幻。唯有爆炸，才赢得大众的顶礼膜拜。在皮耶迪格罗塔（Piedigrotta）——那不勒斯最重要的节日中，一种孩童般的狂喜被赋予了野性面貌。九月七日的夜里，成群结队的男子，有时多达百人，穿梭于每条街巷。他们吹奏着巨大的纸质喇叭，喇叭口饰以滑稽面具，必要时甚至会强行将人包围，成百上千的空管齐声发出轰响，震耳欲聋。整整一个行业都建立在这样的景观之上。报童们拉长嗓音吆喝自己兜售的报纸——《罗马报》、《那不勒斯信使报》——仿佛那些名字本身就是一条条口香糖。他们的号角声，已然成为这座城市制造业的一部分。
贸易在那不勒斯根深蒂固，近乎一场赌博，与节日气氛紧密相连。那份著名的“七宗罪分布图”将傲慢归于热那亚，贪婪属于佛罗伦萨（不过老一辈的德国人另有看法，他们将“希腊之爱”称作“佛罗伦萨风”），好色落在威尼斯，愤怒归于博洛尼亚，贪吃作米兰的标志，嫉妒则是罗马；而懒惰，毫无疑问，是那不勒斯的专属。而乐透——那种在意大利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及如此迷人、如此吞噬人心的赌博——成了那不勒斯商业生活的原型。每逢周六下午四点，号码开奖的屋前便聚起人潮。那不勒斯是少数拥有自己独立开奖系统的城市之一。国家用当铺和乐透把无产阶级紧紧锁住：一手贷给他们微薄的希望，一手再将其悉数收回。相比酒精带来的麻醉，那种更加隐蔽、更加宽容的“赌运”（Hazard）带来的陶醉，反倒是合家欢式的日常。
而商业生活也渐渐被这种赌博感所同化。街角，一名男子站在未套马的马车上，人群将他团团围住。车夫座位的盖子敞开着，他从中拿出某样东西，同时一边高声叫卖赞颂。那物品在观众还没看清前就被迅速包进一张粉红或青绿色的纸里。他将包裹举高，眨眼间便以几个苏尔迪售出。如此神秘的动作一遍又一遍，每件物品都如此售罄。那些纸里装的是什么？是奖券？是每十个里藏有一枚硬币的蛋糕？究竟是什么令群众如此渴望，而这个人又像摩格拉比（Mograby）[4]一样难以捉摸？他卖的——是牙膏。
这种商业风格的珍贵范例便是街头拍卖。早上八点，当小贩开始拆包他的货物——雨伞、衬衫布料、披肩——他把每件都单独展示给围观者看，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神情，仿佛他自己也得先试一试；当他情绪高涨地喊出离奇的高价，然后一边悠然地将那块标价五百里拉的大布料折起来，一边每折一次就降一次价，直到它最后像一块抹布似的搭在他手臂上时，他终于愿意用五十里拉卖出——他完全忠实于最古老的市集传统。
关于那种那不勒斯式、戏谑而富有乐趣的交易方式，有着许多喜闻乐见的逸事：在一个繁忙的广场上，一位胖妇人掉了扇子。她四下张望，无奈地发现自己身形太过笨重，无法亲自捡起。这时一位“骑士”出现，愿意替她捡起扇子——收费五十里拉。两人讨价还价，最终这位女士以十里拉的价格“赎回”了她的扇子。
幸福的混乱在仓库中！因为在这里，它们仍与小贩的摊位融为一体，宛如集市。狭长的过道最受青睐。在一条玻璃屋顶的过道上，有一家玩具店（其中还出售香水和利口酒杯），它足以媲美童话中的长廊。那不勒斯的主街——托莱多（Toledo）街，也如同一条长廊。这里的车水马龙可谓世上最繁忙之一。在这条狭窄的小巷两侧，所有在这座港口城市汇聚的一切，都以无所顾忌、粗犷而又诱人的姿态展露出来。唯有在童话中，才会有如此漫长的街巷，以至于若不想落入魔鬼之手，就必须不加顾盼地穿行而过。在其他城市，百货公司是富裕、充满吸引力的购物中心，而在这里，它却毫无魅力可言，反而被密集的多样性所掩盖。然而，它却细枝末节地在别处悄然重现——或是橡胶球，或是香皂，或是巧克力——混迹于小商贩的摊位之间。
同样散布开来、充满孔隙、交融一体的，还有私人生活。那不勒斯不同于其他大城市之处，在于它与非洲的栅栏村庄（kraal）的相似之处：每一种私人态度或行为都被公共生活的潮流所渗透。对北欧人而言，生存是最私密的事务，而在这里，在这座栅栏村，它却是一种集体性的事情。
因此，房子与其说是人们退隐的避难所，不如说是人用之不竭的源泉。生活不仅仅通过门扉迸发出来，也不仅仅流入前庭，人们坐在椅子上劳作（因为他们能让身体化作桌子）。阳台上悬挂着像盆栽一样的家政用具。顶楼的窗户上探出吊篮，借助绳索传递信件、水果和卷心菜。
正如客厅在街道上重现，摆上椅子、炉灶和祭坛，街道也同样——只是更喧嚣地——迁入了客厅。即便是最贫穷的房屋，也像街道上充满手推车、人群与灯光一样，塞满了蜡烛、圣像饼干、墙上的成堆照片以及铁制床架。贫困促使边界的延展，而这正映照出思想最耀眼的自由。这里既没有固定的时间，也常常没有固定的地点来睡觉和吃饭。
越是贫穷的街区，食肆就越多。人们走到街头的灶台前，取回当日的伙食。菜是一样的，每家摊位却有自己的味道，并非出于随意，而是按着老练的手法。在那些最小的餐馆橱窗里，鱼和肉堆在一起，摆出来让人看。那种摆法带一点多余的意味，不只是为了识货的人。鱼市是另一种景象，像一座由这个民族造出来的临海的圣所，气势不输尼德兰。海星、螯虾、墨鱼，从湾里打上来，铺在案板上，有时加点柠檬就生吃下去。陆地上的动物也变得陌生。在这些楼房的四五层里，还有人养牛。牛从不下楼，蹄子越长越弯，最后站都站不起来。
怎能有人在这样的房间里酣然入睡？床自然是有的，塞满了整个房间。然而哪怕有六七张，住的人往往是它们的两倍。也因此，深夜的街头，仍有孩子在外——十二点，甚至两点。到了中午，他们睡在柜台后面，或楼梯角落。男人和女人，也在阴凉处抓住这一点睡眠。但这不是北方的睡眠，不是那种被保护的、封闭的夜。这里，白昼与黑夜交错，噪音与宁静重叠。光线穿过窗户，不再区分内外；街道与家屋，一如表里。
连玩具也是这样。颜色苍白如水的圣母站在屋墙上，像慕尼黑孩童画上的水彩。她把孩子举起，像举着权杖。那孩子也出现在圣卢契亚最穷的玩具店里，僵硬地包着，没手没脚，就像一根木头。孩子们可以拿这些玩具去打任何东西。握在他们手里，是权杖，也是魔杖；拜占庭的救主，直到今天还在发挥效力。玩具背后是裸露的木头，只有正面涂了颜色：一件蓝衣，白点，红边，红脸颊。
但是，挥霍的恶魔业已侵入了一些躺在廉价记事本、晾衣夹和铁皮小羊下面的玩偶。在人口过剩的街区，孩子们很早就接触到性。但是，如果人口疯狂增长，又或父亲早亡、母亲孱弱，就不需要近亲或远亲了。邻居会把这些孩子带到自家饭桌上，时间或长或短，家庭之间因此形成了一种类似收养的相互渗透关系。咖啡馆是这一伟大交融过程的真正实验室。在咖啡馆里，生活无法坐下来停滞不前。它们是清醒、开放的空间，近乎政治性的“人民咖啡馆”，与维也纳的一切、封闭的资产阶级文学世界截然相反，那不勒斯咖啡馆直截了当，几乎不可能长时间逗留。一杯过热的意式浓缩——这座城市在热饮上的造诣，不亚于它在冰沙、斯普莫尼鸡尾酒和冰激凌上的造诣——催促着客人离去。桌子泛着铜色的光泽，又小又圆，一个略显优柔寡断的同伴在门口迟疑地转了转脚跟。只有少数人在这里短暂地坐下。三下五除二，他们就点好了菜。
在这里，肢体语言的作用远超意大利其他地方。外人几乎无法理解这种对话。耳朵、鼻子、眼睛、胸膛和肩膀，都是由手指激活的信号站。这些姿势在它们那种精致的、专门化的情色中不断回归。帮助的手势和不耐烦的触碰，通过一种排除偶然性的规律，引起了陌生人的注意。是的，在这里，他注定无法理解这一切，但那不勒斯人宽容地送他走，指引他前往更远的地方，几公里之外的莫里（Mori）。
“看那不勒斯，然后死去。（Vedere Napoli e poi Mori.）[5]”他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双关语。“看到那不勒斯，然后死去。”外国人跟着他说。
[1] 译者注：贝德克旅游指南：指贝德克尔出版的旅行指南，设计为携带方便的大小。在欧美堪称旅行指南的代称。
[2] 译者注：苦祷之园，即基督被犹大背叛之后，退到客西马尼花园（the Garden of Gethsemane）进行祈祷。后世亦称此园为苦祷之园。
[3] 译者注：德语原文为konstellation
[4] 译者注：此为一阿拉伯人名，学界普遍认为该名词无实意，仅用以代指“虚无缥缈”。
[5] 译者注：Mori，一指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市镇，其在意大利语中亦是“死亡”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