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瓦尔特·本雅明 一种别样的乌托邦意志 1935年12月末-1936年2月初 说明：写于1935年12月末与1936年2月初之间的断片；终身未刊。《全集第七卷》（Gesammelte Schriften, VII）, 665-666。埃德蒙•杰夫考特（Edmund Jephcott）英译。
这个断片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二稿）》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second version〕）的创作有关。 译自Walter Benjamin, “A Different Utopian Will”, in Selected Writings,Volume 3, 1935-1938, trans. Edmund Jephcott, Howard Eiland et el.,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02. pp.134-136。 此外，一种别样的乌托邦意志，在革命中得到宣称。因为除却第二天性的乌托邦之外，还存在第一天性的乌托邦，而前者比后者要更近于（closer，即更容易）实现。[1]人类的发展分叉（分支）得越广泛，建立在第一天性（尤其是人类的身体）之上的乌托邦就会越是公开地让位于那些与社会的技术相关的乌托邦。我们可以想当然地接受这点：即这种退化只是暂时的。第二天性的种种问题，社会和技术的问题，必定在那些第一天性的问题——爱与死亡——能够在轮廓中被辨别出来之前，就已经相当接近于解决。（当然，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些最有卓越远见的心灵拒绝承认这点。萨德与傅里叶想象享乐主义生活的直接实现。[2]相反，乌托邦的这一面在德国则具有一种第二序〔second-order，二阶〕的优先性。与此相反，共同存在〔collective existence，集体生活〕的计划则正以整全的，〔覆盖整个〕行星的规模与技术的规划结合在一起。）（对北极和平流层的突袭是平复下来的苏联的第一批伟大的行动之一，这并不意外。）如果，我们在此语境中思考“鲜血与土地”的口号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在试图一举阻塞通往两种乌托邦的道路。“鲜血”与第一天性的乌托邦背道而驰，这种乌托邦努力在做的，恰恰是使医疗它的药物成为所有细菌的游戏场。“土壤”则与第二天性的乌托邦相悖，而这种乌托邦，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只有通过那种为扔炸弹而爬进平流层的人才能够实现。 * 这〔古人看待艺术的观点的起源〕在于作为潜在于所有艺术活动之下的原始现象的摹仿。摹仿者呈现的是一个作为相似者（semblance）的主体。（确实，最早的模仿只知道一种可供进入的材料：模仿者本人的身体。）语言与舞蹈（嘴唇和身体的姿态）是摹仿的第一表现。摹仿者呈现一个作为相似者的主体。也可以说，他（摹仿者）游戏他自己的主体。这里，我们已经触及那位于摹仿之根源处的极性。 * 革命的目的也就在于促进这点：用第一技术的清算（liquidation）来解放身体。 * 革命是集体的神经支配（innervations）——是支配第二天性的尝试，在革命中，对基本社会力量的掌控成为一种对基本自然力量的高度技术性的掌控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就像一个刚学会抓取的孩子会像对一个球伸手那样对月亮伸手那样，一切革命都会把就当前而言仍然是乌托邦的目标和当前可以实现的目标同样地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革命者会出现一种两面的乌托邦（它会在革命中断言自身）。因为不但集体会把第二天性当作它在技术中的第一天性来占有——这提出了革命的要求——而且，那些对第一性的，器官性的自然/天性（首先是个体人类存在的身体器官）的占有，仍然是远没有实现的。然而，这些要求，将不得不首先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取代第二天性的问题…… [1] 关于区分第一天性（与身体，器官范畴相关）和第二天性（与社会，工业范畴相关）的提议，参见本雅明对第一技术与第二技术的区分，这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卷收录）第二稿的第四部分中有所概述。亦见收录于本雅明德文《全集第一卷》（Frankfurt: Suhrkamp, 1974）, p. 444的这篇关于艺术作品的论文的第一稿。“第二天性”的概念直接来自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1923）。 [2] 多纳蒂安•阿尔封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Count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 1740-1814），即人们熟知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它是一系列色情作品的作者——如《朱斯蒂娜，贞洁的厄运》（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1791）和《闺房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1795）——这些作品肯定本能的解放，甚至到了犯罪的程度。在使其同时代人愤慨震撼的一生中，他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强制。萨德侯爵死于夏朗东（Charenton）的疯人院，在他想演员一样与疯人游戏。夏尔•傅里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社会理论家和改革家，强烈要求社会重新组织为自给自足的土地合作社，他把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作“法伦斯泰尔”。在这些社群中，工作，教育，食物储备和膳食以及性关系都得到了精妙的协调。本雅明把他的Passagen-Werke（拱廊计划）的回旋W献给了傅里叶；尤见W11, 2, 论傅里叶与萨德的亲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