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瓦尔特·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补遗[1]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1940年
王立秋 译


  说明:这些断片写于1940年;终生未刊。《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一卷,1230-1235, 1237-1238, 1240-1241, 1245-1246。Edmund Jephcott与Howard Eiland英译。
  〔译注〕译自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 1938-1940, edit.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et al., Cambridge, Mass. &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01-411。


  对于过去的移情(与过去的神会)的特殊目的,在于是过去看似在场(即存在于当下)。这种倾向于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正如在爱德华·迈尔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得那样)[2]配合得亲密无间,这,并非巧合。在历史学领域,过去向当下的投射,类似于用同质的构造,来替换物理世界〔Körperwelt,物体世界〕中的变化。迈耶尔松认为,后一个过程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论科学中的解释》)。[3]前者,正如实证主义界定的那样是历史之“科学”特性的典范。其(地位的)牢固,是以完全根除作为记忆力〔Eingedenken,挂念,想念〕的历史之原始角色的一切痕迹为代价的。由过去构成的当下(past-made-present)虚假的存活性(aliveness),对发自历史的“哀歌”的一切回音的抹除,标志着历史对现代科学概念的最终臣服。

  换句话说,为历史事件的过程发现“法则”的计划,并不是把史学纳入自然科学的唯一——甚至也不是最微妙的——手段。出于同样的欺骗性,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是过去“(在当下)在场”〔das Vergangne zu “vergegenwärtigen”〕,这种观念是负罪的,而且,也极不坦率。

XVIIa


  在无阶级社会的观念中,马克思使弥赛亚时间的观念世俗化。这是件好事。只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个观念上升为“理想”的时候,才惹了麻烦。这个理想,被这些人以新康德主义学说的方式界定为“无尽的〔unendlich〕任务”。这种学说,是社会民主党的学院哲学——从康拉德·施密德和奥古斯特·斯塔德勒开始,途经保尔·那托普和卡尔·弗兰德尔。[4]一旦无阶级社会被界定为无尽的任务,空洞、同质的时间也就成了,可以说,接待的前厅,人们可以多少有些平静地在这里等待革命情景的出现。事实上,不存在不随身携带着其革命时机的时刻——它只在以特定的方式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被定义为以一种全新的解决方式来解决一个全新问题〔Aufgabe〕的时机时,它才(为人们)提供革命的时机。对于革命的思想家来说,为一切历史时刻所主动提出的这个奇异的革命时机,在政治情景中得到许可。但是,对这个的思想家来说,这个革命的事迹同样奠基于入场的权利,这种权利为与过去静谧而截然不同的房间面对面的历史时刻所享有,它是一种直到那点还一直处于封闭、锁定状态的权利。通往这个房间的入口,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恰与政治行动相符,也正是靠着这样的入口,政治行动,无论多么具有破坏性的政治行动,才自我呈现为弥赛亚(的行动)。(无阶级社会不是历史过程的最终目标,而是它经常失败〔miscarried〕,但最终〔endlich〕得以实现的〔对历史过程的〕中断。)

  探究历史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光谱学分析。就像物理学家在太阳光谱中测定紫外光的存在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中确定弥赛亚力量的存在。想要知道“被救赎的人类”之境遇实际上是什么,发展这种境遇需要什么,以及何时我们可以期待此种发展发生的人,无论是谁,问的都是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他也想知道紫外光的颜色是什么。

  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或许,情况恰好相反。也许,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也就是说,人类——拉动紧急刹车的尝试。

  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认出三个基本概念,而它的整个支架,可被看作缝合(welt)这三个概念,使之成为一体的尝试。这三个概念是,普罗阶级的阶级斗争,历史发展(进步)的过程,以及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的基本观念结构如下:通过一系列阶级斗争,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无阶级社会不被设想为历史发展的终点。=从这个错误的观念中,马克思的追随者得出(这是源自这个观念的东西之一)“革命情景”的概念,后者,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总是拒绝抵达。=必须把真诚的弥赛亚的脸还给无阶级社会的概念,而且,无可否认,必须在深化普罗阶级自己革命政治的旨趣中,恢复这幅面容。

新论题 B


  历史处理的是关联和随意建立的因果链。但既然历史负担得起其客体的基本可引用性(fundamental citability)的观念,那么,客体就必须以其终极的形式,把自己呈现为人类的时刻。在此时刻,时间必须停顿(进入静止状态)。

  辩证的意象显形如球状闪电[5],与过去的整体视野不期而遇。

  历史地表达过去,意味着辨认出那些在某个单一时刻的星座中会聚的,(属于)过去的元素。只有在历史时刻内部,历史的知识才是可能的。但历史时刻内部的知识,总是关于某个时刻的知识。通过在此时刻——辩证的意象——中与自身相遇,过去成了人类的非意愿记忆的一部分。

  辩证的意象,可被定义为关于被救赎的人类的非意愿记忆。

  普世历史的观念与进步的观念和文化的观念密不可分。为把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时刻并入历史的链条,这些时刻必须被还原为某个公分母——“文化”,“启蒙”,“客观的精神”,或者,随便你说它是什么。

新论题C


  只有在历史事件的进程,像线条一样,在历史学家的手上平稳地流过的时候,人们才能谈论过程。然而,如果说,历史事件的进程是这样的一束——它被磨损,被拆成一千缕像散乱的头发一样垂落的细丝——那么,除非这缕缕细丝都被束起、被编入某种发式,否则,它们都不会有确定的位置。

  神话中的基本概念,就是作为惩罚——在实际上造就那些理应受罚之人的惩罚——的世界。永劫回归(eternal recurrence),是被投射到宇宙天体的,(作为)学校中的受制状态(being held back)的惩罚:人不得不在无尽的重复中仔细抄写其课文(艾吕雅,《重复》)。[6]

  地狱中的永罚,也许已经切掉了古代的永劫回归观念中最可怕的尖角。它用永恒的折磨来代替永恒的循环。

  在十九世纪,通过对永劫回归的再次思考,尼采成了这样的一号人物:在他身上,神话的诅咒,于现在得到了完成。因为神话事件(happenings)的本质就是反复。(西西弗斯,达那依德。)[7]

新论题H


  溶入实用主义的历史(pragmatic history)并不能使文化史受益。而且,历史的实用主义概念,并非基于“严格科学”以因果律的名义作出的要求。不再有能力以一种原创的方式美化其权位的年代,也就失却了它对过去曾使这些权位受益的美化的理解。

  本质上说,历史写作的主体,是与一切被压迫者团结一致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能够承担最大的理论风险,因为,实际上,他们近乎一无所有,(在风险中,作为不幸的后果可供)失去的也最少。

  普世历史并不必然就是反动的历史。但无结构〔konstruktiv〕原则的历史是反动的。普世历史的结构原则允许它在局部史中再现。也就是说,普世历史的结构原则,是一种单子多元论的(monadological)原则。它只存在于救赎的历史的内部。

  散文的观念与普世历史的弥赛亚观念契合。(列斯科夫!)[8]

新论题K


  “因为组织悲观主义意味着……发掘整治行动的领域……意象空间。然而,此意象空间,不可能再得自于注视或沉思(contemplation)……人们长期寻找的意象空间……,(是)普世的、完整的现实的世界”(超现实主义)。[9]

  救赎是进步的界限(limes)。[10]

  弥赛亚世界是普世的、完整的现实的世界。只有在弥赛亚的领域中,普世的历史才存在。不是作为书面的历史,而是作为在节日中表达的(festively enacted)历史。这个节日清除了所有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节日的颂歌。它的语言,是被解放了的散文——打破文字〔Schrift〕束缚的散文。(散文的观念与普世历史的弥赛亚观念契合。比较《说故事的人》中的段落:作为历史型光谱的艺术散文类型。)[11]

  “历史”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密切关联——如果不是同一的话。现在(present-day)意义上的普世历史,只不过是某种世界语,而已。(那种普世的语言,〔却〕不能比它的名字更有效地表达人类的希望。)[12]

具有可识别性的现在(The Now of Recognizability)


  关于历史学家是转身回顾(looking backward)[13]的先知,这种说法可以有两种理解。传统上说,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在把自己植入遥远的过去的同时,对那是被认为是未来的,但同时也已经成为过去的未来作出预言。这种看法,确切来说,与移情的历史理论是一致的,在弗斯特尔·德·古朗日的以下建议中,得到了概括:“如果你想回到某个时代,那么,请忘了你知道在此时代之后发生了什么。(Si vous voulez revirer une époque, oubliez que vous savez ce qui s’est passé après elle.)”[14]——但这种说法也可以被理解为意味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即,历史学家转身背对自己的时代,他预言家的目光,因前代人的顶峰——在它越来越深地沉入过去的时候——而大放光彩。确实,历史学家自己的时代,对这种有远见的目光来说,远比对于那些“与之同行”的同时代人来说,更加显著地在场。再现先知之意象主题的当下的概念,被杜尔哥[15]——并非毫无来由地——定义为一个本质上、根本上政治的概念。“在我们学会在一个给定的立场上处理问题之前”,杜尔哥说,“它就已经作了多次改变。因此,关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总是发现自己(来得)太晚。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必须预见当下。”[16]这正是强调真正历史学之现实性的那个当下的概念(N8a, 3; N12a, 1)。[17]在过去闲逛,就像在实例与类比的储藏室中四处搜寻的人,对在给定时刻中对此时刻正在成为过去的存在〔ihre Vergegenwärtigung〕的依赖程度依然一无所知。

辩证的意象


  (如果,把历史看作文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最近一个作家谈论文学文本——也即,过去在这些文本中留下了那些为感光碟片所记录的影像无可比拟的意象——那样谈论它。“未来本身占有强力到足以揭露影像之细节的显影剂。马里沃或卢梭的许多篇章,都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义,这些文本的第一读者,是无法完全译解这种意义的。”(蒙隆; N15a, 1.)[18]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生命之书〔book of life〕的哲学方法。“阅读从未写出之物”,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台词如此写道。[19]这里,人们应当想到的读者,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历史的多样性类似于语言的多样性。现时(present-day)意义上的普世历史绝不过于世界语。普世历史的观念是一个弥赛亚的观念。

  弥赛亚的世界时普世的、完整的现实性的世界。只有在弥赛亚的领域,普世历史才存在。不是作为书面的历史,而是作为在节日中得到表达的历史。这个节日清除了所有的庆祝活动。没有节日的颂歌。它的语言是一种解放了的散文——打破文字〔Schrift〕束缚,为一切人民所理解(就像为星期天的孩子所理解的百鸟的语言)的散文。[20]——散文的观念与普世历史的弥赛亚观念契合(作为普世历史型光谱的艺术散文类型〔《说故事的人》中的一段〕)。[21]

  一种已经把自己从在空洞、同质的时间中进步的图式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概念,终将释放历史唯物主义的毁灭性的能量,这种能量已被压抑了如此之久。这,将威胁到历史主义的三个重要立场。第一点攻击的目标,必然在于普世历史的观念。既然人民的本性为他们现有的结构特征,以及,当前的相互联系所掩盖,那么,人类历史是人民组成的这种观念,就只是一个智识懒惰的避难所。(普世历史的观念与普世语言的观念同起同落。只有普世的语言还有基础——无论是神学的,就像在中世纪那样,还是逻辑的,就像在更近的莱布尼茨那里一样——普世历史就不是完全不可设想的。相反,十九世纪起就一直得到实践的普世历史,绝不可能超过一种世界语。)——历史主义应重点防御的第二个立场,在历史是能够被讲述的某种东西这个观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唯物主义的探究中,史诗时刻(epic moment),在建构过程中总会被弄得七零八落。必须接受对史诗时刻的清算,就像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做的那样。他意识到,只有在理论广阔而坚实的框架之内,资本的历史才能得到建构。在马克思关于资本支配下的劳动的理论大纲中,人类的旨趣比在历史主义纪念碑式的、冗长的、基本上是感伤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好的对待。尊重无名者的记忆,比给著名的、为人们所熟知的人——扣除诗人和思想家——的记忆以尊崇,要难得多。历史的建构专注于无名者的记忆。——历史主义的第三个堡垒最强大也最难以攻克。它自我呈现为“对胜利者的移情”。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是历史上的胜利者的后裔。对胜利者的移情总是使现在的统治者受益。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这个事实。他也意识到,这种事务状态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在跨越整个历史直到今天的千年斗争中显得胜利(表现出胜利者姿态)的人,分享着当前统治者对当前被统治者的胜利。对于这种胜利者在被征服者面前展示的战利品的详细清单,历史唯物主义者只能持高度的批判态度。这份目录被称作文化。因为在各方面,这些财富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不带着恐惧去注视和深思的谱系。这些财富的存在不仅归功于创造它们的天才的努力,也归功于生存在同一个时代的其他人的无名的辛苦劳作。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历史唯物主义者与这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距离。他不得不逆着纹路来轻触历史(与之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即使他需要一根驳船的撑竿。

  为发展历史时间概念的范畴。

  历史时间概念形成时间连续统一体观念的反题(对立面)。

  长明灯[22]是真实历史存在的一个意象。它永久地引用已经存在的东西——曾经燃烧的火焰——,给它以全新的养料。

  无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可能在思考为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斗争的同时得到思考。但当下的概念,就其对历史学家的约束意义而言,必然为这两种时间次序所界定。倘若没有对无阶级社会的某种分析,就只可能存在对过去的历史模仿。就此而言,一切当下的概念都分有终审日的概念。

  一段次经福音——“在我看到人的地方,我就会对他作出判决”[23]——特别阐释了最终审判的观念。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笔记:“最终审判是一种概括的正义。”[24]但它也加上了别的东西:终审日,根据这段福音,与其他的日子有别。至少,这段福音为被历史学家据为己有的当下的概念提供了标准。考虑到先行于它的那些特定的时刻,一切时刻都是审判的时刻。

  来自福克斯论文的摘录。[25]

  关于约赫曼远景式目光的段落应改造为拱廊计划的基本结构。[26]

  预言者因飞速消退的过去而目光灼灼。也就是说,先知转身背对未来:在过去在他面前沉入时代的黑夜的时候,先知在过去消逝的光芒中感知未来的轮廓。这种与未来的预言性的关系,必然知会历史学家一种态度,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一种为实际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态度。

  批判与语言,必然是在对过去的“救赎”中聚会的范畴么?

  对过去的批判(比如说,在约赫曼那里),该如何与过去的救赎结合?

  把握历史事件的永恒,实际上就是趋近它们的短暂存在(transience)的入口。




[1] 在创作《历史哲学论纲》期间,本雅明写作了以下这些断片(这些片段是从德文版《全集》公布的庞大素材体中遴选出来的)。

[2] 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 1855-1930),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试图为一战中德国的立场正名。有《古代世界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5 vols., 1884-1902)和其他著作。

[3] 埃米尔·迈耶尔松(Emile Meyerson, 1859-1933),法国化学家、哲学家,因《同一性与现实》(Identité et réalité, Identity and Reality; 1908)而著名,在这部著作中,他阐发了一种与实证主义对立的立场。《论科学中的解释》(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 On explanation in the Sciences)于1921年在巴黎出版。

[4] 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democratische Partei Deutchlands,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或SPD成立于1863年,由威尔海姆·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组建,原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在十九世纪期间,部分地作为对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颁布的反社会主义法令的回应,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由革命转向社会改革。一战后,社会民主党逐渐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它采取一种较为谦和的改良主义政策并参与魏玛共和国政府。1933年六月,该党被纳粹取缔。
  作为对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多方面回应,新康德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中期。它在德国的主要倡导者包括哲学家赫尔曼·柯亨(Hermnn Cohen),威尔海姆·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阿罗伊斯·里尔(Alois Riehl),以及海因里希·里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提出认识作为无尽任务(Aufgabe)之观念的,正是柯亨领导下的,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康拉德·施密德(Conrad Schmidt, 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与哲学家,最初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奥古斯特·斯塔德勒(Angust Stadler, 1850-1910),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柯亨的门徒之一。有《康德的目的论及其认识论意义》(Kants Teleologie und ihr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Bedeutung, The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Kant’s Teleology; 1874)等著作。保尔·那托普(Paul Natorp, 1854-1932),最重要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之一,马堡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柏拉图的相论》(Platos Ideenlehre, Plato’s Theory of Ideas; 1903)和《社会理想主义》(Sozialidealismus, Social Idealism; 1920)等著作的作者。他认为以“社会教育学”形式出现的国民教育的发展,必然先于一切社会或经济的变化。卡尔·弗兰德尔(Karl Vorländer, 1860-1928),德国哲学家,试图结合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编有康德选集(九卷本;1901-1924)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康德主义与社会主义》(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Kant and Socialism; 1900),《康德与马克思》(Kant und Marx, Kant and Marx; 1911)。

[5] 球状闪电(Ball lightning, Kugelblitz)是一种罕见的闪电,形状如一个灼炽的红球。它出现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一般认为,球状闪电是由离子化的气体组成的。

[6] 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 欧仁·格兰代尔〔Eugène Grindel〕的化名;1895-1952),法国诗人,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者,二十世纪世纪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有《悲伤的资本》(Capitale de la douleur, Capital of Sorrow; 1926),《富饶的眼睛》(Les Yeux fertiles, The Fertile Eyes; 1936),和《重复》(Répétitions; 1922)。西班牙内战后,艾吕雅放弃了超现实主义实验。

[7] 在希腊神话中,达那依德(Danaides)是丹尼亚斯(Danaus)的五十个女儿。作为对在婚礼当晚谋杀她们五十个丈夫的惩罚,她们被诅咒在冥府进行徒然的劳动:把水注入因凿满漏洞而不可能被装满的容器,直到时间的尽头。

[8] 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 1821-1881),俄国散文作家,因短篇故事,特别是《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the Mtsensk District”; 1865)而闻名于世。参见本雅明关于列斯科夫的论文,《说故事的人》,载《选集第三卷:1935-1938》(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 1935-193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引自本雅明的论文《超现实主义》(“Surealism”),载《选集第二卷:1927-1934》(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 1927-19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拉丁词limes,有“界线(boundary line)”之意,尤指罗马帝国重兵防御的边界。这些边界包括日尔曼边界(Limes Germanicus,即日耳曼长城,标志罗马在日耳曼行省的边界)和阿拉伯边界(Limes Arabicus,罗马在阿拉伯的边境),和不列颠(Limes Britannicus,不列颠边境,或哈德良长城)。

[11] 参见论文本辑第三卷中的论文《说故事的人》,p.154。

[12] 世界语是最重要的国际人造语。由波兰眼科医师路德维希·柴门霍夫(Ludwig Zamenhof,生名为垃扎尓·马尔科维奇〔Lazar Markevitch〕;1859-1917)创造,在数年的实验之后,他以化名世界语博士(“一个有希望的人”)用俄语出版了一本说明性文本。他的《世界语基础》(Fundamento de Esperanto, Basis of Esperanto; 1905)建立了这门语言的结构和组成原则。世界语义简单的语法和逻辑的构词——使用前缀和后缀建立数目不多的词根。它的词汇来源于最常用西欧语言:比如说,“世界语”,让人想起像esperanza, speranza, 和espoir那样的词。

[13] “历史学家是面向过去的先知(Der Historiker ist ein rückwärts gekehrter Prophet)。”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雅典娜神殿》(Athenäums-Fragmente, Athenaeum Fragments; 1798)断片80。

[14] “如果你想重历某个时代,请忘掉你所知道的此后发生的一切。”尼玛·德尼·弗斯特尔·德·古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专攻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历史。

[15] 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1~1781)法国经济学家,18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注

[16] 安-罗贝尔·杜尔哥,《全集》(Oeuvres),Vol. 2(Paris, 1844), p. 673, 《思想与断片》(“Pensée et Fragments”)。杜尔哥是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1774年任路易十六的总审计长。他的财政与政治改革遭到上层人士的反对,这导致他在两年后的去任。杜尔哥的著作有《论宽容的书简》(Lettres sur la tolerance, Letters on Tolerance; 1753-1754),《关于财富产生和分配的思考》(Réfli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6)。

[17] 参见本雅明:《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Convolute N8a, 3 and N12a, 1。

[18] 安德烈·蒙隆(André Monglon):《法国的前浪漫主义》(Le Préromantisme français),vol. 1,《前浪漫主义的英雄》(Le Héros préromantique)(Grenoble, 1930),p. xii。这里的译文根据的是本雅明对法语原文的翻译。参见《拱廊计划》,Convolute N15a, 1。皮埃尔·加莱·德·尚卜兰·德·马里沃(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Marivaux, 1688-1763),法国剧作家,散文家和小说家,他的轻喜剧在十八世纪中期非常流行。他最有名的作品包括戏剧《爱与偶然的狂想曲》(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zard, The Game of Love and Chance,直译即《爱与偶然的游戏》; 1730)和《遗产》(Le Legs, The Bequest; 1736),以及小说《暴发户农民》(Le Paysan parvenu, The Peasant Upstate; 1736)。1742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19]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奥地利诗人与戏剧家,在英语世界以其与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合作,以及他为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和《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岛》(Ariadne auf Naxos)。引文出自他的戏剧《愚者与死者》(Der Tor und der Tod, Death and the Fool; 1894)。

[20] 在德国民间传统中,星期天出生的孩子,特别是在新月那一天出生的孩子,可能具备特别的力量,比如说看见鬼魂,与死者交谈,或完成死者心愿的能力。星期天之子(Soontagskind, “Sunday’s child”)这个术语也用来特指“出生在幸运星下(生来有福,生来吉星高照)”的人,他在其他人过着艰难日子的时候安度时日,对他来说,每天都充满星期天的精神。

[21] 参见本辑第三卷中本雅明的论文《说故事的人》,p. 154。

[22] 在希伯来圣经《出埃及记》27:20,上帝在西奈山上告诉摩西,要在圣所内燃起一盏长明的灯:“你可通令以色列子民,将各家榨得的清橄榄油送来电灯,使灯火常明不熄。”长明灯是上帝在场的标志。

[23] 可能出自《保罗启示录》(Revelation of Paul)第五段,后者是《新约次经》的一部分:“我与它们一道承担长久的苦难,他们终会转向我;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会走向我,而我将审判他们。”

[24] 本雅明指的是卡夫卡大约在1917至1918年间创作的一系列以数字标示的、未命名的思考中的第40条:“Nur unser Zeitbegriff lässt uns das Jüngste Gericht so nennen, eigentlich ist es ein Standrecht”(“只有我们的时间概念允许我们用这个名字来指称最终审判。实际上它是一种概括的正义”)。从字面上看Standrecht意为“强制的持续/紧急状态(standing imperative)”。参见弗朗茨·卡夫卡:《遗稿与断片集》(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 Vol. 2(Frankfurt: Fischer, 1992), p. 122。英文本见《最亲爱的父亲:小说与其他作品》(Dearest Father: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New York: Schocken, 1954), p. 38。卡夫卡(1883-1924)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家庭,以他的短篇小说,如《变形记》(“Die Verwandlung”, The Metamorphosis; 1915)和《在流放地》(“In der Strafkolonie”, In the Penal Colony; 1919)而闻名,他身后还出版了小说《审判》(Der Prazess, The Trial; 1925)和《城堡》(Das Schloss, The Castle; 1926)。

[25] 参见本雅明的论文《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载本辑第三卷。

[26] 参见《论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的<诗学的衰退>》(“‘Regression of Peotry’, by Carl Gustav Jochmann”),载本卷以及本雅明的《拱廊计划》(Passagen-Werk)Convolute N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