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大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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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大学时光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重庆考取中央大学历史系，中央大学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南京搬迁到重庆的，校本部在距市区三十多里的沙坪坝，分校在距沙坪坝二十多里的柏溪，两地都濒临嘉陵江。

　　一九四五年是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的一年，四月苏军和美军相继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欧战收场。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军尚占据半个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区。在太平洋各岛上，美军和日军进行着猛烈惨酷的争夺战，美军猛攻，日军死守。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迅速消灭了日本劲旅关东军，十四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投降，美苏中英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艰苦的八年抗战结束。

　　手里都握着抢杆子的国共两党分别向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调兵遣将，国民党说是收复失地，共产党说是扩大解放区。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的利益，曾企图“调处”国共两党关系，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于八月二十七日飞到延安，二十八日陪同毛泽东飞到重庆，于是国共两党进行了四十三天谈判，签订了一份《会谈记要》（即《双十协定》），谈判环绕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各说各的，讨价还价。中共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双方约定谈而未决的问题，留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继续磋商。

　　毛泽东到重庆后，同蒋介石合拍了一张并肩而立的全身照。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到沙坪坝看望老朋友柳亚子和中央大学教授吕组湘。应柳业子索句，毛泽东抄录旧作《沁园春·雪》奉赠。词的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步韵和词，下阕末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史实札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曰，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八月八曰，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一百五十万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令八路军、新四军大反攻，控制日伪占领区。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制止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
　　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中苏共管中长铁路三十年，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毛泽东不予理睬。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莫斯科三封电报，再三劝说毛泽东必须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飞到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国共两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

　　——摘自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日21时中央台纪实频道。

　　由此可知，重庆谈判是美苏幕后牵线的皮影戏。

　　日本投降后，川江上的船舶都被国民党政府征调，抢运军粮和军用物资。战时移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学校，拿不到运输工具，无法复员，被迫滞留云贵川一年。九月，中央大学仍在重庆开学上课。

　　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打口水仗。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地区冲突越来越频繁，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统治区民众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高涨，学校里的自由、民主气氛浓厚，各种社团办的墙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张锡缙是我在国立六中四分校读初中时的同学，那时我们一群小伙伴曾在一块读进步书刊，办过壁报。张锡缙是我们之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一九四〇年读初三时他同其他几个人受到警告，被迫离校。分手时，他知道我正在读马列原著，那时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的书。分手后，听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帮他转到其他学校读高中，学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因此失去了联系。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大学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们仍然是孟浪少年时的感情相处。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都壮大了，并且正在同国民党谈判和平建国问题，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信仰更成熟了。他崇信苏联和苏联的宣传，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大学一年级时，他不知道我信仰了托洛茨基，但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中，他同我有共同的语言。

　　《海涛》是众多壁报中编排不错的墙报，是张纯文艺性质言情的墙报，在介绍臧克家诗的一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臧克家的诗句：“开在你腮边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间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从里边我捞到了失去的青春∕爱情总伴着恨∕时间会暗中偷换了人心∕我要放出感情的野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这段诗句引起我对臧克家的兴趣，想找臧克家的诗集，知道张锡缙喜欢新诗，他也能写新诗，我向他讲《海涛》上这篇文章，没想到他告诉我，《海涛》是他和几位朋友办的，他约我写稿，我就写了一篇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侯》书评给他，《海涛》采用了。他带我到他们编写《海涛》的地方去，在那里我认识了赵宏才等人，知道赵宏才是《海涛》主编。听张锡缙讲，赵宏才曾在西安一家报社编辑过文艺副刊。

　　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校舍建造在一条山沟的两面山坡上，学校周围是茂密的竹林，一家农户在竹林深处盖了几间简陋的竹禾结构草顶房，在那里磨制豆腐供应学校食堂，有豆渣又有食堂的泔水，还养了几口猪。《海涛》就在那里租了一间草房，屋里放一张竹制桌，桌上撒放着几本文艺刊物和准备编写壁报的稿件和纸张。我立即意识到他们几个人肯定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一个社团，办一份纯文学言情性质的墙报作掩护，争取公开存在的一个活动空间。后来知道，那时已在中央大学组建了新青社（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的地下青年组织）。张锡缙没有盲然把我拉进海涛社，他介绍我去参加政治系学生杜一飞发起组织的追求社，说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社团。

　　追求社办的壁报刊名《追求》，它的头一期我浏览过，是版面整洁又誊写得很漂亮的一张墙报，内容有散文、诗歌、读书心得、时事评论等。在刊头下面标注办社宗旨：“追求友谊，追求进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这样亮出办社宗旨，我一看就断定办社的人不是三青团的，三青团拥有权势就拥有了一切，他们不会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这类字汇；也断定他们不是新青社的，新青社的人当然认为进步和真理在他们手中，他们不会挂出这些字汇暴露自己。

　　我参加时，追求社已是二十多人的社团。杜一飞是召集员（不称社长），历史系的李炳均是组织员，外文系的李平济是宣传员。二十多名社员来自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教育系、艺术系、政治系、社会系等八个系。原来是群互不相识的男女大学生，被四个“追求”吸引在一块，亲如姐妹兄弟，真是不亦乐乎。现在还记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杜一飞、李炳均、李平济、王纪志、罗成义、叶公亮、李方、李芳、曹先志、曹惠白、胡润如、乔象钟、谷风、袁家祺、张君若、杭英、张维明、高兴农、程纪平、戴伯宏、柏兴翰等。

　　杜一飞是个凭青年人特有的正义感活动的广东人，他的活动能量大，交际广泛，能应对各色人物。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大操场西北角弄到一间小屋，弄来一张长方型桌，几条凳子，小屋成了《追求》社员的活动室。星期日，我们大都聚拢在小屋里围桌而坐，读书看报，编写《追求》，开读书讨论会，时事座谈会等等。

　　读书讨论会上曾讨论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讨论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等等。时事座谈会上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四十多天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和谈些什么，报纸上无所披露，我们就根据一些流传的小道新闻漫谈，总的印象是国共两党的谈判是在那里划地盘，争夺势力范围和分配政府委员名额。

　　十月间，杜一飞和李平济从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借来世界名曲唱片和留声机，以追求社的名义在柏溪分校举办一次世界名曲欣赏晚会，丰富了一年级八百多同学的精神生活，追求社获得好评和好名声。接着又从中苏文化协会借来图片，举办一次苏联图片展览，我第一次看到大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照片，那时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完全是靠畜力和人工操作。

　　云南昆明“一二·一”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搬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一直保持着北大的自由民主传统精神。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的红人，又是蒋介石的连襟，炙手可热，抗战期间，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一九四三年，西南联大学生曾发起反孔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反孔运动实际是发泄不满情绪，反对腐败而又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政权。

　　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国共谈判，昆明争取和平、民主的浪潮首先高涨起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举办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冲击破坏，二十六日，联大、云大等校罢课，二十九日全市学生五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冲进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对着集会要求和平民主的学生开枪，投手榴弹，死四人，重伤六十多人。“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首先封锁消息，报纸不得报导，像《新华日报》有所报导，也开了“天窗”（报纸清样送检，被检查官划掉的字句，纸版上就挖掉，印出的报纸，有许多空白地方，戏称“天窗”，是国民党控制新闻自由而造成的醜陋景观）。

　　《追求》社获得西南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油印小册子《匕首》详细记叙了“一二·一”惨案真相，我们全文抄录出了一期《追求》特刊。观看的同学络绎不绝，议论纷纷，用各种方式声援昆明学生，有人提议罢课示威。训导长把杜一飞召唤去，受到训斥：“你们好大的胆子，把墙报撕掉！”追求社员表示不予理睬。接着，学校布告栏贴出一张训导处的布告，大意是；奉教育部训令，学生结组社团必须登记，墙报稿件必须送训导处审查等语。“登记”，“审查”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追求社和我所知道的几个社团，都表示拒绝登记和审查，与训导处的通告形成了僵持局面。这已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一月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中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权。青年人的思想反应快，我注意到贴在布告栏里的那张通告上不知被谁划上了一个很大“×”。

　　“一·二五”请愿游行示威活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发布停战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现在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开到一月三十一日结束。据史料记载，当时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八人（国民党八、共产党七、民主同盟九、青年党五，无党派人士九）。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许下四项诺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权。

　　国共两党四十三天的谈判，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又一再修改的提案，把问题推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谈解决。协商会议桌上，国民党方面占不到绝对优势，只有青年党站在国民党一边。国民党反共派就企图利用中央大学三青团发动学生游行干扰和分散会议进程，结果引发了中央大学中进步力量与三青团势力的一场较量。当时中央大学学生会有双重机构：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是由各系科按规定的人数比例产生代表组成，它是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罢课、游行以及各种公共事件表态，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做出决定。而学生自治会是执行系科代表决定的机构。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主席）是通过竞选由全校学生投票产生，候选人须先组成十人的理事会参加竞选。一般只有两个竞选人竞选，他们分别代表学生中的两种政治思想倾向，有点像美国总统选举。我不知道中央大学学生会这两套选举制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只知道这两套选举办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后截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刚刚选举换届的系科代表大会，进步思想倾向的代表占多数，但尚未换届的学生自治会掌握在三青团手中，要发动游行必须由系科代表大会开会讨论和做出决定才行。系科代表大会上代表经过认真激烈的争辩、磨合，决定游行请愿，制定了“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总口号，通过了向政协提交的七项要求和游行时用的二十多条标语口号。七项要求是：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党派私见；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③国民大会代表必须合理产生；④严格执行停战命令，永远停止内战；⑤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⑥党派一律退出学校，实行讲学自由；⑦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成功之前不许闭幕。二十多条口号有：①任何党派不许拥有军队；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③要求国内团结、统一和平、民主；④彻底执行停战令；⑤学校讲学自由；⑥一切党派退出学校；⑦立刻严惩汉奸；⑧双方释放政治犯；⑨严惩贪污；⑩反对官僚资本；⑪经济民主化；⑫我们要变不要乱；⑬拥护蒋主席和平建国；⑭彻底实行蒋主席四项诺言；⑮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等等。系科代表们经过争辩、磨合，制定的要求和标语口号，使得三青团方面也无法反对。系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临时决定，成立十九人组成游行委员会主持这次游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中央工职、戏专、音专等十多所院校一万多学生和几十位教授步行三十多里到市区游行请愿，中大吴有训校长和重庆大学马寅初教授也都参加了游行。一路上贴标语、喊口号。“国民政府”的墙上也贴满了要求和平民主的标语，这是抗战八年期间从未有过的事情，是国民党（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高压政策以来，首次出现的民主运动。我还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亲身感受到群众运动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出它自身运动的力量，意志不坚决的勇敢起来；胆小怕事的在群体行动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认识模糊的思想提高了；仿佛有一种使命感把参加运动的人互相团结友爱起来了。

　　游行委员会推出三名代表把七项要求送交上去以后，各党派代表出来与全体学生见面。孙科代表国民党首先讲话，他的话很长很啰嗦，我还记住的几句是：“抗战胜利来之不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建国大好机会”，“你们应该好好安心读书，前途大有希望”等等。官腔官调，加上他那叫人听起来很吃力的口音，听众有点不耐烦的骚动声响。接着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讲话，他的普通话讲得简捷，“同学们来政协提出的七项要求，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这七项要求，并且愿为之实现而奋斗”，最后他振臂高呼：“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周恩来的风度，博得了学生们的好感和好评。之后邵力子、张君励、莫德惠等人也向学生讲了话。

　　游行的次日，《新华日报》以“民主大进军”为标题，详尽报导了“一·二五”游行是五四精神的继续。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后，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

　　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问题上，国共两党相持不让。《和平建国纲领》成了仅是纸上的东西，半年后，中国的命运还是靠武力解决。

　　那天游行结束后，我没有随游行队伍步行回校，我到“五十年代出版社”苏学常住的地方，重庆托派组织的领导成员范文华和隗宽正好在观看学生游行后回到那里。他们告诉我，己经与上海托派中央取得联系，中央分成了两派，还在打派仗。他们赞同我与中共同学携手参加反独裁专制、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他们认为不反对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但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我们坚信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深入推进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我同他们见面后，傍晚就乘嘉陵江上的小轮船回学校。

　　二月初，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换届选举，两派力量经过一场热闹非凡的激烈博斗，产生了新的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和两个副常务理事都是校内知名的进步同学。他们都热心公众活动。中共处于非法地位，新青社的骨干在公众活动中大多不做太出头露面的工作，他们总是把进步学生中自发冒出来的活跃分子推到第一线，经过一段考察，这些活跃分子，有的成了新青社员。从这一届自治会开始，三青团势力没有再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系科代表大会中，进步力量一直处于多数地位。

　　“二·二二”反苏大游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万余学生，又到重庆市区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这就是“二·二二”反苏大游行。发生游行的原因，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雅尔达举行会议，决定欧战收场以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本作战，为此，他们背着中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规定了苏联参战的条件，其中有关中国的是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取某些特权，如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港辟为国际自由港、中苏共管从满州里到大连的中长铁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百万苏军开进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正式接受了雅尔达秘密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但在当时没有即时公布。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雅尔达秘密协定公布后，引发各界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愤怒和不满，反对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同时期，苏军在东北拆搬机器、用军用票抢购物资、苏军大兵强奸妇女等等，亦时有传闻。这时又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党政府派到东北接收煤矿的工程师，惨遭杀害），许多事件汇集起来，更激发了中国民众和青年学生们强烈反应。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学教授发表《致苏联政府电》，学生们更是主张举行示威游行。民族主义的爱国心，再加上反动派的鼓噪，突如其来的、又像是水到成渠地爆发了二月二十二日的反苏大游行。没有经过系科代表大会讨论，推开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三青团和复员青年军主导了仓猝爆发的“二·二二”反苏游行活动。自从雅尔达秘密协定公布后，中共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方面显得被动，国民党的《和平日报》振振有词地大做爱国主义文章。

　　二十一日上午，张锡缙、赵宏才等人对即将举行的游行持抵制态度，表示不参加。追求社的许多人认为游行是三青团鼓动起来的，表示不去参加。到了旁晚，张锡缙等人又忙着分头劝说进步同学，都要去参加游行。

　　二十二日，追求社的二十多位同学，除我一人，他们都去参加了游行。我决定不去游行，在嘉陵江边一家小茶馆里闲坐了一天，看江水欢快地向东流去，运煤船上的船工们，踏着整齐的脚步摇浆划船，听他们喊唱着苍凉的号子声。

　　“二·二二”游行后不久，我听说，新青社社员劝说进步同学都去参加游行，是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说游行是普遍自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如果都不参加，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中间势力是占多数的；还要组织一些人保护《新华日报》馆，预防反动分子冲击破坏，等语。

　　关于“二·二二”反苏游行，我走笔多啰嗦几句：现在我能看到的有关解放前学生运动的官方史料中，“二·二二”游行是不写的，仿佛没有发生过。我看到有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二·二二”游行的事，有人就因参加了那次游行，在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倒了楣〔注：此处应为倒了霉——录入者注〕，划分右派六条标准之一是“反苏”，反对斯大林的苏联那还了得！虽然斯大林的圣光被赫鲁晓夫折腾得差不多了，那时在我们的国度，斯大林还被荣尊为伟大革命导师。也有人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抵制了“二·二二”反苏游行，“并且引以为荣”。

　　在《李慎之文集》中，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那次游行的事，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抱着满腔革命热情，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现摘录李文的有关一段叙述：“一九四六年年初，由于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并且杀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生进行抗议游行。说实在的，其规模之大可能在中国是空前的。我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路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当时苏军在东北抢掠奸淫的恶行，虽然我们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国人知道的是多的，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动，也就没有引起大的风波。相对比之下，与仅仅一个月前昆明的“二·二二和一年以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五十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势头之猛简直不能相提并论”。（《文集》一五三页）〔笔者按：从叙文可以推算出李慎之是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到重庆的，他是没有亲眼目睹二十二日重庆的大游行的，而《新华日报》的那篇社论恰恰是针对二十二日大学生游行而写，刊登于二十三日报纸上。据我所知，二十二日以后，在许多中小城市的中学生，在老师的率领下纷纷举行了游行，这与李慎之在路看到的情况相符。〕

　　从重庆复员南京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大学学期考试完毕，提前放暑假，准备复员。一放假，能回家的如川云贵等省的同学，各自回家去了，杜一飞也回广东家乡去了。曹先志和我把留校待船的“追求社”社员组织起来，成立“ABC读书会”，参加的有李炳均、李方、罗成义、曹惠白、乔象钟、胡润如、谷风、张仲逸、常建宇等十多人。原计划围绕某一本书某一个专题进行学习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讨论会，因被一年级同学选为代表之一，参加协助学校复员工作，提前离开柏溪到沙坪坝与高年级的代表会合，于五月初乘江轮回到南京。壮美的三峡风光，留下深刻印象，一生不忘。

　　离开重庆前，到市区见到隗宽，他是重庆托派重要成员之一。他告诉我，范文华、苏学常和刘毅三人己经去上海，他们到了上海后，范文华参加了少数派，苏学常和刘毅参加了多数派，根据他们的来信，隗宽还是弄不明白，上海托派中央为什么分裂成两派。隗宽嘱托我，回到南京后，一定要先到上海，把分裂的原因弄弄清楚，写信告诉他。这是同他最后一次见面。

　　南京中央大学校址，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改建成军事医院，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野战伤兵医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接收大员，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这所医院占为己有改为陆军医院。几经周折交涉，中央大学才从国防部手里要回了原来的校舍。国防部把能够搬动的物资，都当作敌伪财产，搬走了，留下来的是空荡荡的校舍。我们把所有的楼房和平房都清扫干净，给将要分批复员回来的同学住宿。

　　协助工作结束后，我于六月中旬到了上海，住苏学常的大哥家，苏大哥比我和苏学常大二十岁，是位不识字的老邮政工人，从十九岁就在火车站干接送邮件的活。从此，我每从南京来上海，都是住苏大哥家，他的家成了我们从四川复员回来的托派学生们的联络点。他对我们的事情不闻不问，他只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住，可能他暗想我们是共产党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网打尽”后，他仍在火车站干接送邮件的活，一直默默无闻地干到退休，像他同样的邮政工人，早就提干或成了劳动模范。一九八〇年，我被释放回到上海定居后，我试着去找找看，他竟还住在老地方，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还很健壮，每天早晨要到公园里做健身活动。他对我说：“我不懂什么‘拖拉机派’、‘托拉斯派’，我只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我向审查干部就是这样讲的”。他的弟弟苏学常于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五〇年在台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判无期徒刑。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苏大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大哥在世时，他时刻等盼他弟弟的消息。

　　我设法弄到了托派分裂时双方争论的若干油印小册子，就呆在苏大哥家的阁楼上看了一个星期。看完后，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双方。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赞成多数派的主张：保持政治独立，支持抗战；不赞成少数派的主张：抗战变质论和革命失败主义。

　　苏学常介绍我与华贝（藉云龙）见面，华贝又领我去和耀如（刘家良）见面，我就算作多数派成员了。同时，梁贻也带我去与连根（王凡西）见面，连根善谈，很投合青年人的心理。我留的印象是，他们双方，对我们这些在四川经历战争成长起来的托派思想学生，都是表示期待和信任。而我们对他们几位托派老人都很崇敬。一九四七年初，我第二次来上海时才分别认识了彭述之和郑超麟。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次来上海最大的收获是，从多少数双方拿到了我所需要的书和小册子——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著作。那时上海来了一批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列宁选集》上下两巨册装，市面上很难买到，不知彭述之通过什么关系，拿到若干卷，他叫苏学常带给我两卷。我在四马路（福州路）一家进步书店，买到了几本马恩重要著作的中译本。

　　扩散思想

　　我手上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就在学校扩散他们的思想。在我的判决书上有一条“罪行”是“积极在学生中散布托匪谬论，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为首组织托匪‘支部’。”

　　金万林是第一个受我影响接受了托派思想的，他是地质系的学生，比我高一年级。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复员回南京的轮船上认识的，我们的舱位紧靠着，船上生活单调，除了看看风景，就是与人闲聊或看看书。我注意到他聚精会神地在看何干之的一本社会性质的书，我觉得奇怪，一个学地质的人喜欢这样的书。因此，我就同他聊起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何干之那本书是论战性质的，略论到托派的观点。金万林表示，不知托派是怎么讲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受到的思想训练首先是严慎认真和求真。严灵峰的一本社会性质论战的书正好带在身边，就借给他看，他看后，赞成严灵峰的观点，他说：现在无论城市或农村，到处都是洋布、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洋袜子，四川人称自行车为洋马……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霸占了中国的市场。闲聊中，知道他参加过“一·二五”游行，他对国共和谈不抱乐观；他参加过“二·二二”游行，他说那是一场无组织的乱哄哄的游行，青年军分子呼喊反苏口号，进步同学就用更高的声音喊：“一切外国军队都辙出中国”等。他对国民党专政独裁不满，思想要求进步又无明确目标。我开始同他谈社会性质问题，他说他看过《新民主主义论》。我忙完了协助学校的工作后，到上海住了半个月，回到南京后，我把《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介绍给他看后，又继续同他谈中国革命性质尚题，接着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本书介绍给他看。美国宣布“调处”完全失败，国共全面内战，抱和平主义思想的大多数同学都陷于苦闷，金万林接受托派思想。

　　杜一飞是第二个受我影响接受托派思想的。因为复员，那年暑假放了四个月，到十月才宣布开学。杜一飞回到广东阳江，见到了他在中学时的许多同学（已是中共或倾向中共），约他到农村去看看，有意要他留下来，在农村干一番事业，他想留下来，但对农村干革命没有信心，结果，他还是回到学校来了。他对我讲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那里已经有了一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所谓武装力量，就是有几支步枪和手枪。我介绍他读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和《德国农民战争》，还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几本著作。他聪明，是个笔尖子快，勤于写作的人，看完几本书后，就写了两篇文章给大家传看，他在文章中明确论证在民主革命中，农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只能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跟着无产阶级走。我把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和《不断革命论》介绍给他看。他接受了思想后，不组织社团不办墙报，他在学校里办起了一个民众夜校，报名参加的都是中大的校工和校警，每天晚饭后在教育系的一间教室上课。原来参加追求社的两位教育系的女同学，还有曹惠白担任教课。那时曹惠白不知道杜一飞已经接受托派思想，他把杜一飞当作新青社员，她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她曾在地下党（中共）领导的民众夜校教过课。民众夜校从一九四六年底一直办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为止。八月，国民党特务在中大逮捕进步学生，杜一飞逃走离校。

　　曹先志是第三个受我影响而接受托派思想的。同读历史系，在重庆时同参加过追求社，又同组织过“ABC读书会”。回南京后同住一寝室（一室八人），星期日，闲暇时就结伴逛书店或去玄武湖和中山陵游玩。读中学时，他就喜欢写作，深得国文老师的好评。一九四六年六月复员回到南京后，在那个漫长的暑假期间，他开始写电影评论，寄《新民报》发表，有稿费，又可买电影票，我沾光不少。以后他写的书评不是发表在《和平日报》副刊上就是在《文汇报》副刊上，储安平编的《观察》上还多次刊登他的散文式的通讯。在校内他参加新青社员王国庆主持的《太公报》，是校内唯一的新闻性手抄壁报，他担任过抄写、采访、编辑和写社论等项工作。我知道他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也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书，我介绍他多读马列的著作。他在自传体的《我这一辈子》书中写道：“他先介绍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为此，我先后读过《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等著作，脑子里装进了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接着他又介绍我看《托洛茨基自传》、《中国革命问题》等书，还把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介绍给我，这部书记实性地报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十天内的情况，曾得到列宁的推介。”“……使我知道，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经历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背叛了国际主义原则，一切政策以苏联的利益为出发点，我国大革命失败就是由于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所致。”“……使我开始探索历史真相的愿望。”（《我这一辈子》十九～二十页）。曹先志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很强，法国文学家安德列·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同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都是纪实性的报导，曹先志读了纪德的两本小册子后，完全相信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现状与前途》（<被背叛的革命>）对苏联的分析和批判，接受了托派思想和观点，成了我在南京活动的有力助手。

　　曹惠白读中国文学系，在重庆读一年级时，参加“追求社”和“ABC读书会”。她为人朴实大方，热情豪爽。她的父亲曹亚伯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是位民主主义革命元老。北伐战争后，不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篡改辛亥革命史，退出政界，隐居江苏昆山，著《武昌起义真史》。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时期，曾遭禁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华书局曾再版发行）。认识曹惠白后，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使我想到旧俄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诗《门槛》中所塑造的那位为争取自由而挨苦难的俄罗斯少女形象，而曹惠白一生一世，遭受的苦难，大大超过了屠格涅夫的想象力。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历次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她都积极参加，在学生运劝中，她很活跃，她感召力很强。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大三千多学生因伙食费问题，到教育部向部长朱家骅请愿（后节详叙），回校后，我对她讲“朱家骅是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中兴起的人物，现在成了学生运动的对头”，她说了一句：“历史是一代人踏着一代人的尸骨前进”，语气深沉，我受到震感，记住了，至今不忘，当时我回她一句：“你这话讲得很有哲理”。我同她交谈的次数多了起来，知道了她父亲的经历，她把《武昌起义真史》借给我看后，同她谈的议题更多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内战等问题。一九四七年暑假，她到上海住在她父亲的一位王姓朋友家里，我介绍她去参加彭述之主讲的哲学班，告诉她参加听讲的都是上海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青年工人，她同意了。暑假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开始同她谈马恩列托的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介绍她看《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即托写的《过渡纲领》）等书和小册子。她求索真理的精神很强，她读理论书的理解能力和吸收能力也很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初的寒假期间，她仍到上海住王家度假〔注：此处读不通，或为王家度家——录入者注〕，我介绍她去参加“社会科学讲座”，听彭述之讲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问题和刘家良主讲国际工人运动史。从此她确立了思想信仰。回学校后，积极地扩散马恩列托的理论观点，把她看过的书，传给她周围的所有认识的同学看，这引起了（中共）新青社的注意，因为在她周围的人，大多是新青社的或思想倾向中共的进步同学。在她还没有把托派宣传小册子传给人看之前，（中共）新青社可能把她看作是发展可吸收的对象，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后，托案承办人曾向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曹惠白如果不是受到你的影响，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第二次大逮捕学生（另节记叙），曹惠白被捕，男友郑显芝早己在上海被特务逮捕（上海解放前夕遇害）。她被释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南京政局混乱，学校已呈停课状态，曹惠白无处安身，离开南京到上海，又去香港进工厂当工人，懂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一九五〇年四月，从香港回到上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国肃托“一网打尽”时被逮捕。经过一年管制，未判刑释放，安置就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安然无事。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大论战，双方互相把托洛茨基派这顶帽子硬向对方头上扣，当时，许多中共高级干部如“堕入冰窖”，“不敢多讲一句话”（《李慎之文集》语）。不知曹惠白主动还是奉命写思想汇报，在汇报中，一条思想的大意是说《九评》中的某些论点与托洛茨基的论点一样。这还了得，她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给她戴上“托匪”帽子，送政法机关审查，判刑坐牢，延至“文革”，横遭文斗武斗，肢体严重受伤。她意志坚强，思想信仰未被击溃。

　　以上四人，是直接受我影响接受托派思想的，以下简述南京其他托派思想的人：
　　罗成文是中央大学社会系的学生，与曹先志同时参加中共同学王国庆办的《太公报》。一九四八年初，他一度去苏北解放区，不久，他回来后，受曹先志影响接受了托派思想。
　　杨同春是金陵大学学生，受金万林影响。
　　熊人望在金陵大学半工半读，靖江人，抗日战争时期，彭述之曾一度在靖江避难，不知是住在他家还是住在他父亲的朋友家，他那时还在中学读书，认识彭述之而受到影响。
　　范月秋是江宁师范学生，也是靖江人，也是受彭述之思想影响的，抗战结束后，她一度在上海进工厂做工，后来考取南京江宁师范。在江宁师范她影响了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组成一个读书会。曹先志负责定期与她联系。
　　邱季龙和胡振东都是温州人，在温州读书时参加了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考南京金陵大学代办的工商学院读书。上海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周仁生把他们介绍给我，他们是气质优秀，信仰坚定的两个青年人。
　　赵慎也是温州人，在温州读中学时受到托派思想影响，抗战后期去了重庆，曾进工厂做工，抗战结束后，他借亲戚关系，回到南京，在国防部充当一小职工。他在温州读中学的女同学陈秀兰在中央大学读书，倾向中共，他俩很要好，但思想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赵慎能弄到军用火车票，不用花钱，使我来去上海，非常方便。
　　李修梅，安徽人，在重庆兵工厂当工人，受范文华影响接受托派思想。抗战结束后，也是借亲戚关系，回到南京，在后勤部充当一名职员。在中央大学附近一条小巷子里租借了一间民房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溃败，中共又发起了淮海战役，局势越来越紧张，学校里有捕人的传闻，我把许多有关的书籍、小册子，都送到他住的地方存放，他是一位很忠诚的人。
　　张圣时是我的中学同学，年级比我高，是最早受托派老师闫子桂思想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到重庆先进工厂做工，后又准备回到被敌伪占领的山东家乡进行抗敌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折磨后释放，到江津国立九中读完高中，与我同时考取中央大学，读艺术系，专心致志于学画油画，与我保持个人联系。
　　江××，名字记不清了，一九三五年前后在北平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与刘家良、王振华等同一时代，己脱离组织，仍与刘家良个人联系，刘家良把他介绍给我，与我保持个人联系。

　　我现在再回头记叙一九四六年底以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活动。

　　抗议美军暴行的两次游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生“沈崇事件”，中央大学校园各种壁报立即贴出抗暴专刊，《太公报》更以剪报形式揭露美军暴行。（中共）新青社发动同学，要求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游行示威，商定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游行，受到三青团势力反对，他们认为强奸是法律问题，不必发动游行示威，不要被“另有作用”者所鼓动利用等语。他们胁迫中间分子退出会场，使系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不足法定的半数，使决定不能成立。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下午，中央大学只有不足千人的学生以“自由参加”身份与金陵大学、剧专、音专、药专、东方言专等学校的学生共三千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走到国民政府门前，高呼口号“美国兵，滚出中国！”“请政府保障人权”等等。学生代表呈上三点要求：①请美军立即撤出中国；②请政府向全世界控诉美军暴行；③请政府保障人权。

　　剧专学生在宣传卡车上扮演美军暴行的活报剧，激发起围观市民们的愤怒，跟着学生呼口号。游行队伍行至美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口号夹杂着英文口号此起彼伏。五名代表进入大使馆要求见大使，提出四点要求，由参赞接见，参赞宣称：司徒雷登大使整个下午都在等待游行的同学们，直到五点钟才因公出门去了，留下一纸书面信。内容：“关于北平不幸事件，正由北平美军海军当局彻底侦查中，如犯法属实，自当以军法从事。我们对于这次事件当然根据事实如何，以民主原则为依归，现正等待北平侦查的结果。”拿了这个回答信，代表只好辞出，向同学们报告了经过情况，游行队伍撒离大使馆回校。

　　得知二日游行情况后，中大未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提出三日再举行一次游行。二日晚上，系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各自回到所在院系，听取同学们的讨论意见。三青团势力看到无法阻拦游行，提议加上要求苏军撤出东北，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等口号。在历史系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反对这一意见，认为这次是针对美军暴行的游行，不应再提“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口号。在讨论中，我提出：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行，但应该再加上“要求收回九龙、香港和澳门”的口号，我说：这样一来，就使这次游行有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实现民族真正独立的性质了。历史系多数同学同意我的意见，其他院系也接受了历史系通过的意见。二日深夜，系科代表大会上经过争论通过了三项游行口号：美军立即撤出中国；一切外国军队都要撤出中国；严惩暴行罪犯，等等。

　　一月三日下午，中央大学三千多学生又走上街头，只有少数极端亲美分子没有参加。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剧专、音专等院校的学生又都来加入组成近六千人的游行队伍。仍沿二日的路线，先到国民政府，呈交请愿书，经过《和平日报》馆时，有人喊“《和平日报》拿出良心来，不要造谣”，经过外交部时，有人喊“中国不是美国殖民地，不做美国人的尾巴”，“外交部要维护国格，不要媚外！”一路上没有受到军警的阻拦。最后，仍到美国大使馆，我注意到在大使馆外，增加了军警防护。司徒大使接见学生代表，他首先表示，他要讲的话，都写在昨日的书面信上了。他彬彬有礼的学者风度和言词回答代表们的提问，最后表示：还没有收到北平最新信息，对你们提的要求，无法回答得更具体。

　　天色转暗，游行队伍再一次撤离美国大使馆区，各自回校。

　　经历这次反美暴行游行最大的收获是成立了全市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其次是使安于现状的中间群众（他们在学生中占大多数）摆脱了三青团分子的影响和控制。

　　反美暴行游行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改选换届，王世德任常务理事（主席），朱成学和王安民任副常务理事组成十人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参加竞选获胜，我是十名理事之一，负责文艺和宣传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代表团全部撤退回延安，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两党内战全面展开。

　　“五·二〇”学生运动始末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为应付内战，大量印制钞票，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在国统区各地，不断发生抢米风潮。中央大学教授会于三月二十七日，五十多位教授开会，推举历史系主任贺昌群教授起草了《中央大学教授宣言》，于五月六日公开发表。教授们提出了六项“郑重决议”：

　　一、请政府决定并施行全国教育经费最低不得少于国家预算百分之十五。
　　二、各党派、青年团训练经费，不得由国家文化教育项内开支。
　　三、请政府直接指拨充足外汇，交各校订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并简化上项各物向国外订购之各种手续。
　　四、教员薪津应明文规定，依照物价指数支付。
　　五、教授最高薪额，应由六百元提高至八百元．
　　六、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之有效贯彻。

　　中大教授发表《宣言》之后，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于五月十日贴出布告：“近来物价猛涨，伙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即日召开桌长（八人一桌）会议，共商办法。”布告一出，群情激愤。系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按照物价指数调整伙食费（解放前国立大专院校学生伙食是全部公费的），并决议自五月十三日罢课。

　　五月十三日，中央大学学生为提高伙食费，到教育部请愿，教育部长朱家骅拒不接见，由总务司长用“搪塞”、“推托”和“官腔”三件法宝对付学生，同学们气愤异常，一位情绪过于激动的同学，举起双拳砸碎传达室的玻璃窗，双手和手腕都是鲜血。请愿未得到结果。

　　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学联合剧专、音专等校共三千多名学生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提高伙食费。行政院长张群不知去向，由副院长王云五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双方辩论好久。王云五说：“政府没有钱”，学生问：“打内战为什么有钱？”学生们根据教授《宣言》，要求教育经费提高至国家预算百分之十五，王云五说：“改变预算须经立法院通过"，学生就问：“打内战是那次立法会议通过的？”王云五最后表示：“伙食费可以提高一些”，但拒绝按物价指数支付。学生说：“请你不要用社会上商务买卖来讨价还价”（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大老板）。

　　中大系科代表大会决议，五月二十日，趁“国民参政会”开幕时，再次举行游行请愿，同时与上海、杭州、苏州各高等院校学生取得联系，希望采取共同行动。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学生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为要求增加伙食费派出代表赴南京，参加请愿活动。

　　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评，大大挖苦为伙食费请愿的学生们，它说：“五四运动是为国家主权，何等伟大！”《中央日报》的暗台词是讥笑我们为吃饱肚皮，兴师动众，游行请愿向政府要钱。《中央日报》的挖苦，却激发了学生们的思想升华提高，系科代表大会又作出补充决议，在“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两口号后面加“反内战”口号，使游行请愿有了政治色彩。

　　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召开国务会议，针对连日来“学生闹事”，发表的谈话中恶狠狠的两句话：“国家何贵乎有此毁法乱纪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暴戾恣肆之青年！”国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违者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等等。这没有吓倒学生们，反而激怒了学生们。

　　五月二十日一早，宪兵警察就把守住中大校门，并要学校交出学生自治会主要领导人，吴有训校长当即拒绝。宪兵警察把守中大校门，学生们知道冲不出去，就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校园里走动，待到快中午时，中大学生和上海各校学生代表分组从学校后门突击，与金陵大学等校学生会合，五千多名学生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行进到珠江路口时，受到警察的阻拦，走在前面的队伍冒着高压水龙喷射冲了过去，剩到最后的几百名中大学生（多数是女同学），遭受了警察用粗棍横打，被打倒在地的女学生又遭脚蹬和踢。我已冲到前面去了，没有看到那阵暴行的场面。据事后统计，轻伤近百人，重伤十九人，被捕二十八人。冲过水龙头封锁线的队伍，行进到国府路（今长江路），又被五道防线阻拦：骑兵、宪兵、步兵、青年军、防护团。第一道防线是一字横排的骑兵，高头大马紧紧靠拢。无法向前冲，游行队伍困在那里。下午二点钟，狂风大作，接着暴雨，学生们坚持原地不动最后，学生代表到国民参政会会见秘书长邵力子，邵力子出面调解，学生代表与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达成协议，协议之一是军队撤防，让学生队伍回校。

　　南京“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全国有六十多座大小城市的学生举行游行、罢课等活动，表示支援。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包围中》一文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侵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斗争。”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平学生提出以六月二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罢课、罢工、罢市。那时，中大学生从十三日已经罢课。五月二十日游行挨打后，学生们很气愤，要求再举行游行，系科代表大会开会通过决议，六月二日，再举行一次命名为“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的游行，响应北平学生五月十九日的号召。过了两天，系科代表大会又开会，通过了撤销“六二”游行的决定，并通过决议，六月三日复课。游行为啥又撤销呢？“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我们取消‘六二’游行，以免遭受打击。”（《南京党史资料》第二期六十七页）。当时，新青社员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在进步同学中进行了劝说活动。系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六二”游行，与三青团方面反对举行游行，两相巧合。

　　一九四八年“五四”纪念和“五·二〇”周年纪念活动

　　“五四”二十九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大、金大、金女大，分别举行了一星期。内容有：歌咏大会、戏剧晚会、诗歌朗诵会、营火晚会、学术讲演会、“五四”史料展览等。我和中共同学蒋毅辛负责主办“五四”史料展览，我把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都翻开放在展览桌上显著位置，我还写了简略说明贴在墙上。那时，还没有经历后来半个世纪的反托陈宣传影响，共产党同学也没有表示异议和反对。现在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受到承认和尊重，看到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陈独秀，既感到兴奋，又自愧无力参与。

　　“五·二〇”周年活动内容是在南京各大学举行巡回史料展、漫画展、座谈会、纪念晚会等。二十一日，南京万余学生在中央大学操场举行纪念晚会，有著名教授讲演，有去年游行示威受伤同学的控诉等，最后是晚会文艺节目，曹惠白演唱陕北民歌《兄妹开荒》，音专三百人大合唱后，剧专演出活报剧《典型犹在》，演的是袁世凯坐皇帝前后的史实，全剧共三场，演至第二场时，以顾崇实为首的三青团特务分子近百人冲进会场捣乱，断电线灭灯，乱打人等骚动了一阵，群众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安静下来，打手们在黑暗中遁出。纠察队在紊乱中抓住了两名行凶打手，一查，是高中学生，三青团员。晚会无法继续进行，各校学生整队集体离开中大。在路上，有四位同学被埋伏的特务抓捕，当晚送到三民主义青年部关押。引发了第二天中大学生包围青年部要人，青年部大门紧闭，愤怒的学生们在大门顶中央用沥清写上“特务部”三个大字，又把青年部的招牌改写成“中国刮民党中央暴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部长陈雪屏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们冲击青年部大门。僵持到中午，金陵女大学生们来支援，她们带来一千多个烧饼和其他食品慰问中大学生。后来，中央大学训导处的生活指导员和青运处长来了，他们都是与青年部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俩出面调处，被捕的同学获释。

　　大逮捕

　　一九四八年暑假，学校里就有黑名单要捕人的传闻。有些共产党同学和在历次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都不见面了，他们有的撤退去了解放区，有的躲藏起来。我就听说张锡缙和赵宏才住进麻疯病院去，那里有位医生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成学等几个人企图北去解放区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回来，朱成学被判十年。他是“五·二〇”游行时那届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是位积极肯干的人，就是他把我拉进那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的，十个理事都是能为他们竞选增加选票的人。那时他是不是已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我是托派，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常找赵宏才商量事情，当时赵宏才已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重要负责人，已经知道我是托派。朱成学于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总统时期，由中大教授保释。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南京地委副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特在南京第一次大逮捕学生九十三人，被捕都是学运的积极分子。杜一飞住一楼，特务们敲他寝室门时，在同室同学们帮助他从后窗逃走。后来知道，他逃到上海，参加托派少数派活动了三个月后，回广东他的家乡去了，与我失去联系。曹先志被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那批学生，都押送到南京城外孝陵卫一处破旧的廟里，那里成了特种刑事法庭的看守所。由于学校的营救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批被捕的学生先后经过形式上的审讯程序，都被判无罪释放，于十一月五日获释回校。曹先志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大逮捕的次日，逃离南京，在上海《观察》周刊社住了个把月，决定回湖南家乡。一九五〇年回到南京时，中央大学已与金陵大学合并，改组成南京大学。

　　一九四八年底，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崩溃，中共又发起了淮海战役。战役开局，国民党军就处于劣势，黄伯轁兵团在碾庄全部被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卫戍司令部对中大、金大的学生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当晚逮捕数十人，其中有些是第一次被捕被判无罪释放的。中大曹惠白和金大杨同春被捕。曹惠白被捕的次日，和她同寝室一位教育系的女同学把书桌抽屉里曹惠白的东西放在书包里送到我手里。书包里除了日记和若干信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在第一次大逮捕前，我已把我身边的和别人手头的重要书刊、小册子等，都收集起来，送到校外藏放。

　　淮海战役，国民党又输得精光。蒋介石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出台，准备再度与中共和平谈判游戏前夕，第二次被捕的学生才获得释放。

　　第一次大逮捕时，我正在上海出席彭述之建党大会。大会后我回到南京，学校已呈半停课状态，教授照常上课，但有的教室里空无一人。如果有一个学生坐在教室里，教授照旧正式上课，教授有教授的苦处，学生罢课是一回事，如果教授不上课授课，就是罢教，不得不存戒心。第二次大逮捕后，我躲住在天主堂办的孤儿院的后院两个月。一九四九年初，到上海参加革共的党团临委会工作，从此，我的大学生活结束。

　　“四一”游行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发生“四一”游行血案，第二天看报知道后，我曾回南京一趟。对这次游行血案的起因与后果，简略记叙如下：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蒋介石输光了打内战的本钱，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文告，声明“只要共党一有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共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基本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名列首位。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下台“引退”，原属桂系势力的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出台执政，仍玩和平谈判游戏，发表声明，要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基础，并于四月一日派出代表飞赴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就在和平谈判代表起飞的当天，四月一日，南京数千名学生举行了“反假和平”游行示威。与以往游行情况稍有不同的有两点：①遭爱两次大逮捕之后，南京各校中，进步积极学生留在学校里的己经不多了；②这次游行示威是以中央政治大学（简称“政大”）学生起头。“政大”系国民党政府培训县级政工人员的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前几次的游行示威活动，“政大”学生概不参加。学生们在全市游行快要结束时，遭到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军官收容大队”数百名凶手的袭击，“收容大队”收容的都是败退逃回的军官，他们殴打学生的凶器是木棍、铁尺和砖头。当场打死四人，轻重伤二百多人（“政大”伤七十三，死二；剧专伤六十多人；中大伤四十七人，死一人；建国法商学院伤十四；边疆建校伤三），卫戍司令部竟推说学生伤亡是与军官发生互殴造成。这竟与上一年“五二〇”游行示威时时警察局的谎言一样，为镇压学生，一辆运送警官学校学员的卡车，在鼓楼附近翻车，受伤者送到中央医院，他们受命报称是被学生打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生存，除了镇压手段，还要兼用谎言、欺骗和蒙蔽。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四月二十日，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二十一日，中共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万里长江横渡，二十三日攻克蒋介石政权盘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毛泽东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龙踞虎盘今胜昔〔注：原文为‘虎踞龙盘今胜昔’——录入者注〕，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同时期，蒋介石密发《剿匪手册》，准备再次大打内战。毛泽东针锋相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九四七年，两党宣告决裂，全面大打内战，中共首先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实施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战争，只经过三年征战，中共领导的翻身做了土地主人的农民子弟兵，彻底打败了蒋介石“拉壮丁”征来的兵，把蒋家政权扫出大陆。从此，中国大地上，万方百族颂唱《东方红》二十七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懿舆盛哉，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二〇〇八年三月初稿
　　二〇一一年四月补充定稿

　　“良知唤醒了内心”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地下组织——新青社，当时在中大柏溪分校（一年级学生），赵宏才是主要领导人。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复员南京，一九四七年，有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九四八年赵宏才任党总支委员。（参照穆广仁编写《中大新青社简史》，载《南京党史资料》第二期）在中央大学，我同赵宏才同年级不同系，我读历史系，他读社会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认识，在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明白他的中共立场，他也意识到我的托派立场。这并没有妨碍我同他们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采取一致的行动，至少表面上是相互敬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一直拖延至“文革”，遭遇了二十一年非人的苦难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才得以走上正规。晚年死于癌症，生前写下了二十万字的自述《劫后余生的劫后余声》。去年，我看到了万余字的摘要，知道了他的苦难经历和他对苦难经历的审视和反思。在“江畔忏悔”小节中有一小段文字记叙了他与我的关系。

　　兹将赵宏才这一段忏悔文字全文抄录：

　　“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没有左倾症吗？在中央大学，有托派活动。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我把托派熊某（安东）和杜某（一飞）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帮凶。可是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我告诫同志们不跟他们合作，提高警惕。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托派了解我们的地下组织，却从来没有出卖我们。他们和我们地下组织同志同时被国民党逮捕下牢，也没有出卖我们。解放后，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到了他俩，我还举证他们曾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破坏作用。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我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

　　读了这段文字，我要讲的是以下五点：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对全国托派“一网打尽”，在审讯员审问某个问题时，我意识到赵宏才参与了肃托工作，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想而已，可这一猜想压在心头，多少年来挥之不去。“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住了他俩”，竟证实了我的猜想，不仅参与了，还动手了。
　　（二）托案承办人在一次审问我时，说过“曹惠白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该是我们多好的干部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曹惠白时，她说她也听到过这样的话。承办人员有什么根据做出这个结论的呢？“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赵宏才指的是曹惠白和曹先志吗？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曾参加过新青社。
　　（三）赵宏才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两次说到“没有出卖我们”，我不能不联想到，他既然参与了一九五二年的肃托工作，他又是做事很认真负责的人，他不会不去翻查档案（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和一九五二年以前被捕反动分子交待的）材料，想找到托派同国民党“勾结”的证据，那怕是蛛丝马迹的证据也好，他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因此，他连说两次“没有出卖我们”不是空泛泛的套话。
　　（四）“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这是一位忠诚共产党人的反思忏悔，良知唤醒了自己的内心，是自责，也是对“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说法的质疑！
　　（五）“这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用良知唤醒了自己的内心，才讲出了这么一句沉痛的反思。他曾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把托派说成是“特务”、“帮凶”、“起破坏作用”等，他曾参与了“肃托”的具体工作。国际风云幻变，他看到了苏联东欧的散架，他看到了斯大林偶像的崩塌，他看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对托派的定性作了修改，取消了“汉奸——托匪——反革命”诬蔑性的说法，他明白了他的“左倾症”的根源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部被誉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曾经是共产党干部人人必读的“圣经”。它对史实的歪曲和捏造的谎言，混乱了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思想认识，至今，它的影响还潜存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马长虹《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七期）

二〇一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