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尝劳动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初尝劳动关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一年中，我被编组在摇纱车间和经纱车间劳动改造。

　　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把判刑劳改的事情告诉他。不久，他给我寄来一件邮包，是两双汽车外胎底的布鞋和日用品。这样的布鞋正是我需要的。

　　摇纱是用老式的手摇纺纱车把纱线绕到纱筒上供应经纱车间经盘头用，每天十小时摇下来，右肩、右胳膊、右手腕都酸痛肿胀，是项很辛苦的劳动，知识分子初尝劳动关，虽苦，咬咬牙不言苦。比起判无期徒刑，导致心灵上的伤痛，这肢体的苦还算得什么。

　　摇了三个多月纱，车间主管江队长调我到经纱车间劳动。经纱车间的产品是经纱盘头，是供应织造车间织毛巾被用的，经纱机由马达拖动，体力劳动不大，但技术要求高，责任心要强。三、四千根纱线，像瀑布流水一样地卷到经纱机的盘头上，眼睛要死盯着根根纱线，不能有一根断头，有断头立即关马达，把断头接上，不能搭在别根纱线上带进去，不然会给织造车间造成麻烦。我和一位经纱老师傅挡一部经纱机，我跟他学技术，这位老师傅原是一家针织厂的技术工人，因为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肃了进来。刑期不大，只判十二年，因有技术，没有编队去外地劳改农场，留在狱内劳动兼带徒弟。他沉默寡言，工作认真负责，我们这部经纱机是部老爷机，转动不均匀，几千根纱线卷在盘头上不平整，会影响织毛巾被的质量，这位老师傅向主管提合理化建议，用报纸随纱线一道卷进去填平整。政府干部采用了这条合理化建议，需用的报纸是监狱办公楼里的旧报纸，有一、二年前的，也有二、三个月前的。我被捕三年多来，没有报纸看，不知天下大事。我和同车间同案的夏建勋在劳动的空隙间，偷偷地翻看旧报纸，报纸虽然零散不连续，还是知道了三年多来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

　　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有下述三个问题：

　　（一）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为自己生产，劳动热情大，积极性提高了，全国农业呈现一派迅速发展的趋势。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自然灾害和自身的生产手段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报上有“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的说法。出卖土地，出卖劳动力的现象又发生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有了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报上说：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迅猛地建立起来了。

　　（二）从一九五三年宣传总路线，到一九五五年底，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元旦，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各界民主人士，北京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了”。
　　对于从一九五三年宣传总路线，到一九五五年底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结束新民民主义阶段（原来宣传需要十五年）而转入社会主义道路，我是想不到的。我虽然己身为托派囚犯，看到报纸上的宣传报导，我还是高兴地喊：“好！”同案的夏建勋说；“早知道（中共）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就不干托派了，”这话反映了当时托派青年人的思想动态，听到社会主义，就错把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当做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了。

　　（三）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翻出了斯大林问题。我是从旧报纸上看到米高扬在二十次代大会上的发言而引起注意，米高扬在发言中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罪错，使我感到惊讶的像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在斯大林在世时都已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尊崇斯大林为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高呼“乌拉”，称颂斯大林是他们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刚刚死去三年，这些斯大林事业的继承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揭批斯大林的罪错，使我联想到托洛茨基从二十年代开始抨击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和错误路线而演变成世界性的托派运动，联想到三年前被捕后，在审讯室那位年轻的审讯员把斯大林导演的莫斯科审判案资料给我看，对我进行所谓教育，之后判处我无期徒刑。作为一个囚犯，在偶然的机会下，我偷看旧报纸，得知苏共二十大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心情很不平静，思想却很茫然。

　　旧报纸堆放得零乱，我还是尽可能多翻看，想多知道苏共二十大开会的信息。我和夏建勋始终没有找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天早饭后开工前，我又借了经盘头准备报纸偷看报纸，车间主管江队长突然走来喊我和夏建勋拿好自己的东西（吃水杯和毛巾等物），送我们回一号监。“做贼心虚”，是不是因为我们偷看报纸被人打了小报告？我很是忐忑不安。

　　回到一号监，一号监的主管又叫我把所有的东西拿好，送我到五号监的五楼，到了五号监五楼才知道是要把托派犯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缓了口气，知道与偷看报纸无关，我的心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