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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296〕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297〕,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298〕,陈云〔78〕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299〕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治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