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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

(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及其思想面貌)
〔俄〕季诺维也夫

19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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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是由意大利社会党正式发起的。筹备和召开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伯尔尼哨兵报》编辑罗·格里姆同志掌管。
  第一个重大问题是,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在分发邀请书时应当遵循什么标准?是邀请一些能够彼此团结一致并打出战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旗帜的真正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是邀请凡在某种程度上不赞成正式政党的现时立场并决心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等等的所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意大利人的正式决定说:邀请那些仍然忠于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的原则,井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等等的政党或政党的一部分人。但是,代表会议实际工作组织者的倾向是,尽可能扩大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而且不管怎样也要吸收德国“中派”的代表参加,在7月中,就召开代表会议一事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取消派组委会的代表(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党中央的代表(格·季诺维也夫)也参加了这次预备会议。这事发生在考茨基、哈阿兹和伯恩施坦发表著名的反对兼并和争取和平的宣言以后不久。这里,问题很快就弄清了,组织者的打算与其说是召开左派的代表会议,不如说是召开“中派”和左派某种混合的代表会议。
  —位德国左派的著名女代表声明说,她主张同考茨基“派”合作。这位女社会党人在转述代表会议一位组织者的话时说,我们虽然同考茨基及其拥护者在理论上有分歧,但是我们指望在实践上促使他们向左转。组织者们无疑是主张邀请以哈阿兹、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首的“中派”的。甚至还认为有必要邀请象布兰亭、特鲁尔斯特拉等这样一些露骨的机会主义者。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关于邀请德国“中派”的问题由以《国际》和《光线》杂志的拥护者为代表的真正的左派来决定,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我们党中央还建议邀请真正的左派(荷兰的论坛派、代表斯堪的纳维亚的霍格伦、保如利亚的紧密派、《光线》杂志的拥护者、拉脱维亚社会党等等)参加第二次预备会议,但这一建议也被否决了。巴·阿克雪里罗得正式声明,假如哈阿兹、考茨基和他们的那一“派”不被邀请,那么对他阿克雪里罗得来说也就会发生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参加代表会议的问题。事情很清楚:方针是向右转,同“中派”结成联盟。我们只好对这一方针表示抗议,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来维护社会民主党真正革命派的权利。
  在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的全部筹备工作无疑是朝着这个方向,即朝着与“中派”接近的方向进行的。然而,估计失算了!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很希望接近“中派”糟糕的是,“中派”不希望接近代表会议的组织者……这从组织者在代表会议上的报吿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考茨基、哈尔兹和伯恩施坦曾竭力企图接近列诺得尔式的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不过由于这些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接近左的国际主义派。
  这样一来,代表会议排除了只是表面上反对杜会沙文主义政党而实际上则是社会沙文主义奴仆的“考茨基派”的参加。左派想要逢迎“中派”的不稳定立场没有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中派”感到自己更接近于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不愿去迎合不稳定的左派。这就是时代的象征。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对“中派”的一切幻想必然越来越烟消云散。考茨基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有利的。考茨基派使所有的人看清并促使极不坚定的囯际主义者逐渐走上不调和的坚定立场。这是坚定不移的和毫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路线迟早会在反对派分子中间取得胜利的保证。或者是跟随社会沙文主义,或者是跟随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但是,代表会议组织者想要接近“中派”的意向毕竟对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人员构成,首先是对于德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德国共有10名代表,其中坚定的国际主义的左派只有很少几名。德国代表团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三种不同的派别。以议员累德堡为首的是多数派(约五六人),他们代表那些动摇于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之间的左派分子。累德堡及其拥护者在国会中没有投票反对军事拨款,而是弃了权。他们向代表会议申述的理由是:一大批议员投票反对拨款就意味着议会党团的分裂,而议会党团的分裂就意味着党的分裂。同时需要的只是忍耐,这样左派就会在党内占多数。卡尔·李卜克内西投票反对拨款并公开破坏纪律,这只是帮了右派的忙。他累德堡是不能接受投票反对拨款的义务的。这是一个只能由德国人自己在家里解决的问题,德国代表团多数派的立场就是这样。
  另一派的代表大约两三人(符腾堡人和某些问题上还有个别人)。这些同志不满意在军事拨款投票上筒单弃权的政策,他们接近于李卜克内西的立场,然而他们缺乏完备的理论来评价形式,他们没有决心同正式政党最终实行分裂,尽管后者将他们开除出党,他们也没有最终摆脱“经过考验的旧策略”的传统。
  第三派的代表只有一人,只有这位同志毫无保留地支持李卜克内西的策略。只有他在谈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时使用了《国际》和《光线》杂志那样的口气(德国代表团多数派因此对这位同志采取了极不应该的态度)。
  结果是,德国代表团在代表会议上的表现要比我们裉据报刊所通常以为的德国左派坏得无可比拟。德国代表团多数派使代表会议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国际派的代表会议不能提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最起码的要求——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累德堡断然声明,这对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有时使我们觉得,累德堡及其朋友们似乎也是考茨基派。
  根据累德堡及其朋友们来对整个德国左派作出判断是不公正的。在代表会议上宣读了德国左派的一位著名代表的信,这位代表(没有指名)反对累德堡,要求“对倒戈者诈出无情判决”,坚持认为应当痛斥动摇者,并声明,只有在第二国际的“废墟”上才能建立起第三国际,等等。此外,在代表当中还公布了德国左派的另一位更著名的代表的私人信,这位代表声称他认为想要同考茨基—伯恩施坦接近的企图是极大的错误,“中派”调和派只能给左翼带来危害。
  可能在国内,在各个组织里,在“基层”中德国左派的状况比在累德堡代表团的哈哈镜里反映出来的状况要好得多。但是,代表会议一事无疑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先前的那种作用已经丧失殆尽了。以往的传统甚至束缚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分子,以至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新的国际的领导者。
  法国只派了两名代表:工团主义者梅尔黑姆和社会党人布尔德朗。在这个人数不多的代表团里,也像一滴水一样,反映出了法国工人运动目前经历的过渡状况。工人阶级在法国比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压制。敌人占领着法国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一事实使广大群众的意识受到压抑。不仅正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一一破产了。工人们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一切漂亮的革命许诺,战争爆发时关于武装反抗的一切漂亮言词,关于指导行动的一切说法——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一句空话。盖得参加了内阁,爱尔威成了大叫大喊的沙文主义空谈家,茹奥则成了实际上的法国资产阶级代理人。
  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反对派刚刚才开始形成,还处于酝酿过程中。法国工人运动的优秀分子正处在十字路口。巨大的变化过程即将开始。法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及其杰出代表梅尔黑姆本身就反映了这个刚刚开始的极其深刻的过程。他从工团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但他是在摸索前进,提心吊胆,瞻前顾后,还不愿倾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论”对于代表会议的许多代表来说简直是吓唬人的东西),还不愿谈论重新建立第三国际的事情。
  意大利社会党派了四名代表。大家知道,这个党早在三年前——土意战争期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者(比索拉蒂及其同伙)成了沙文主义者。这一情况便于意大利社会党人在1914—1915年的战争中采取反沙文主义立场。尤其是他们有时间来细心观察社会沙文主义策略的有害后果,而他们的资产阶级则难以用“保卫祖国”的叫嚣来欺骗工人。
  但是,不要认为整个意大利党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代表团的半数(四人中有两人)属于左翼改良派(左翼改良派在右派开除出党后仍然留在党内)。在左翼改良派中,和平主义的情绪很活跃;甚至还带有亲法兰西的色彩;不管怎样,他们不敢去反对机会主义,不敢建立没有并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第三国际。意大利人具有浓厚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感情,对事业的诚意和忠心,但远远没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经得起考验的路线。
  巴尔干联盟派来了两名代表: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柯拉罗夫同志和罗马尼亚党的代表拉柯夫斯基同志。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保加利亚同目前成为普列汉诺夫的勤勉学生的保加利亚取消派(“宽广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紧密派”同志在国内执行着一条卓越的战斗的路线,但在国际舞合上,他们还没有那样坚决。拉柯夫斯基在其新出版的小册子中对“保卫祖国”的思想作了让步,在代表会议上他声明自己是拥护重建旧的第二国际的,不愿向机会主义者宣布决战到底。
  代表瑞典和挪威出席的是霍格伦同志和涅尔曼同志。他们有庞大的组织作后盾。在瑞典,左派拥有三家日报。霍格伦派在下院有13个议席。在有些问题上,该派甚至拥有30票。霍格伦派同机会主义者布兰亭进行了多年的富有成效的斗争。在挪威,青年组织是左派的支柱。瑞典人和挪威人通过了关于战争的详尽决议,其精神同我党中央的宣言一致,斯堪的纳维亚同志们是一致同意发表这个宣言的。
  代表荷兰出席代表会议的只有罗兰—霍尔斯特同志,他在国内采取介于马克思主义者(“论坛派”:哥尔特、潘涅库克)和机会主义者(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之间的中间立扬。
  波兰派了3名代表:拉狄克(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瓦尔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拉品斯基(波兰社会党)。
  代表瑞士的是格里姆、奈恩和普拉廷。
  俄国的代表如下: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代表组委会的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代表《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像崩得一样被邀请的,因此还代表组委会)是托洛茨基;代表社会革命党的是博勃罗夫(代表中央)和加尔德宁(《生活报》编辑部)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文特尔同志。代表崩得的(只派了一名代表作为观察员)是克列曼斯基。
  这样看来,代表会议按其人员构成来说是五花八门的。同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的有感性的社会主义者,有倾向于“中派”的分子,有还没有同和平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同志,有拥护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人,只是生活现在把他们推到了另一边,如此等等。
  从代表会议的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个大约七八人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时増加到10至11人。参加这个集团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拉脱维亚社会党代表,波兰社会党反对派代表,瑞典和挪威的代表和一名德国左派代表。代表会议的这个左派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它单独发表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只有这个左派维护了明确的和完备的纲领。在代表会议上,实际上在所有政治思想性质的问题上都在这个左派和累德堡派之间展开了决战。
  在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许多决议是反对我们这个左派的。代表会议只是在我们号召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所走的道路上迈出了羞怯的和迟疑不决的第一步。首先,代表会议不愿通过关于危机的明确的决议,不愿向机会主义者宣布公开的决战,不愿打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或许是必然的。发展的速度虽然极其缓慢,但是毕竟在发展。就拿目前这次代表会议的成果同更加羞怯得多的社会党人妇女代表会议的成果相比较就可以看出。
  生活对我们是有利的。事物的客观进程将会起到自己的作用。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们和“中派”先生们将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动摇不定的国际主义者证明我们所建议的毫不容情的策略是正确的。
  就拿关于第三国际的问题来说吧!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多数派代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声明,他们不希望建立第三国际。《前进报》(意大利人的机关报)和《伯尔尼哨兵报》(格里姆的机关报)竭力企图证明,代表会谈选出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根本不是为了取代旧的社会党国际局,而只应促进后者的恢复。但是,事态发展有其本身的逻辑。请看,正式的社会沙文主义党是怎样看待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
  事变的客观进程、派别之间斗争的发展已经导致这样的局面,与代表会议组织者的愿望相反,他们和“中派”之间的联盟没有建立起来。事态发展的进程将导致这样的结局,与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愿望相反,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将成为新的第三国际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者将朝着这个方向耐心地进行工作,不作思想上的让步,但也不置身于实际运动之外,这样的时刻快到了,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将和我们一起高呼!
  “沾染了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已经死亡。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原载《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 - 46号。
译自《反潮流文集》俄文版 第292 - 299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 》(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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