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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进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季诺维也夫同志准备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提纲,经俄共中央委员会批准

李桂兰 译


  原文原载于1920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3辑。

  编者按: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列宁十分关心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29日)的议程中,就列有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指定格•叶•季诺维也夫负责在代表大会上作这个问题的报告。他在会前起草了一份报告提纲。1920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了这一提纲。当时,列宁要求对提纲作相当彻底的修改,大大删减极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和不着边际的许诺,把重点放在那些具体的、实际的、确实可望在短期内实现的建议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7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列宁的意见,并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修改报告提纲。提纲的最后定稿发表在1920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供人民群众在会前讨论。这里将该提纲的最后定稿译出发表,可以从中了解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政治局在1920年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措施,以及把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交付群众讨论并形成决议的过程。


  一、苏维埃政权早在十月革命最初的日子所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任务中,就有一项是要建立一个最接近群众、最少官僚主义、完全属于庶民的政府机构,即所有男女劳动者都易于观察和了解的机构。
  官僚主义本意是:文牍至上。在一定程度上严守形式,而对问题的实质却采取不负责的态度,这可以说是现代官僚主义的特点,当然,这不能同一丝不苟,办事认真,遵守庞杂的国家工作所必需的形式混为一谈。
  官僚主义的危险性从无产阶级革命最初时期就已显而易见。对于这些危险性,苏维埃政权早在两年前就首次敲响了警钟。关于同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俄共党纲中也占有明显地位。
  二、但是,官僚主义的病症迄今为止在我国革命的发展所处环境的影响下却愈来愈严重、愈来愈难以治愈。经验指出,当前苏维埃俄国要成为真正的公社-国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头三年内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下列主要原因造成的:
  (一)经济崩溃和贫困。苏维埃政权是在生产力和整个旧的机构遭到极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接管国家的。甚至像交通瘫痪这样的因素也对官僚主义的增长产生了影响。当铁路停运或几乎停运的时候,当铁路部门只能运送极有限的一部分乘客和货物的时候,不得不建立一套复杂的发放许可证的办法,等等。当苏维埃政权所能支配的数量很少的鞋和衣服要在广大居民群众极为需要这些物品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建立一套复杂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又会使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更为严重。当国家缺乏燃料,每一块木柴都贵如金的时候,围绕燃料(以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营私舞弊的行为,而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为同盗窃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斗争而想尽办法,甚至每供应一车木柴都要有特殊的证明。这又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提供土壤。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二)苏维埃政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就不得不着手创建一支日益强大的红军。国际帝国主义的不断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这样做。苏维埃政权在创建红军方面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生命力,因为只有能用武力自我保卫的革命才不愧于伟大的十月革命这一称呼。但与此同时,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势必在很多方面对苏维埃建设工作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三)官僚主义不仅仅表现在起草过多的公文。在三年艰难的国内战争期间,工农国家的全部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用在为争取面临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直接威胁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上,这种情况使得苏维埃俄国至今未能着手经常地、有条不紊地解决精简和调整我国经济和行政管理机构方面的问题。一切利益都要服从战争的任务。前线不允许有丝毫拖延。仓促成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联合机构等等,结果,机构往往不是精简了,而是复杂了。
  (四)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形势要求必须把所有最优秀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人员、通信设备等调往前线和军事部门。地方苏维埃非常缺乏优秀人员等,工作效率低,实际上权能往往由苏维埃转到执行委员会,又由执行委员会转到主席团。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的情况也是这样。各部门的优秀工作者都投入了战争。
  (五)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整个文化水平(众多的文盲以及沙皇制度的其他遗产),特别在苏维埃建设的最初几年阻碍了吸引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苏维埃建设和国家管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本身是巨大的,但是同我们将要做的工作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
  (六)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经济和行政管理工作是绝对必要和必然的。但是,一部分极坏的专家至今对工作持官僚态度,不是全心全意献身工作,他们给我们的经济-行政管理机关带来了墨守成规和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极坏习惯。而苏维埃政权吸收来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那部分工人和农民看到这部分极坏的专家的消极面后,一概愤怒地反对吸收专家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但在最初阶段他们没有能力由自己来改进工作。因此,对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持不正确态度这种现象有时还很盛行。直接在机床旁做工的工人自然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那些统计机床、制定生产计划、做必要的核算等工作的人有时却被蔑称为“官僚主义者”。当然这对同真正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没有任何帮助。
  所有这些条件总起来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形势,这种形势是目前在国内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之际就要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必须考虑的。因此,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提出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时,应当首先指出,这个斗争不仅仅在于减少苏维埃机关的公文数量,而首先在于消除上述指出的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意味着:同经济崩溃、贫困作斗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把优秀的工作人员从军事部门调回共和国经济-行政管理机关;把更多的工人充实到中央苏维埃部门;完善和精简共和国的经济和行政管理机构;增强地方苏维埃的活力。
  三、必须在地方苏维埃及其机构中开始做这项工作。
  苏维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中走过了很长的道路。
  在第一个阶段即1917年10月稍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主要是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机关。
  在第二个阶段即大致到战胜弗兰格尔之前这段时间内,苏维埃主要是全面动员群众参战的机关。
  现在,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苏维埃主要应当成为动员群众去恢复经济的机关。
  根据这一新的经济前景,有必要回忆一下1917年曾谈过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苏维埃是使群众的创造性能最自由和最有组织地发挥出来的机关;苏维埃是有保障不断从“基层”得到新生力量的机关;苏维埃是群众同时学习立法和学习执行自己的法律的机关。
  苏维埃必须定期改选。不仅必须注意使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正常召开,而且首先必须注意使这些会议不仅要提出宣传鼓动的问题,而且要提出最重要的、实际的经济-行政管理问题。如果某个执行委员会没有充分正当的原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的)超过一个月不召开苏维埃会议,那就失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并应立即改选。这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主席团同样适用。执行委员会应当按规定公开举行业务会议,对所有工人和农民开放。在大城市和大的工人中心区,全市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最好轮流在工人区、大工厂、工人集体宿舍等处召开。在那些设有区苏维埃的地方也要这样做。地方上的苏维埃生活的重大问题必须预先在有苏维埃成员参加的工人和农民的群众大会上进行讨论。
  四、现在经济战线正成为主要战线,这时工会将担负巨大的任务。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将会愈来愈大。工作的重点在某种程度正在转到工会方面。地方苏维埃的当前任务就是经常地帮助工会,首先是帮助工会完成它们的生产任务。地方苏维埃决不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在生产方面取代工会。但是,苏维埃也不能不参与这项工作。苏维埃应把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和工作同工会的努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活跃工会的工作,切实加强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有计划地开展地方苏维埃和工会在振兴生产的事业中的协作——这一切合起来将成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斗争。
  五、必须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不仅要让地方苏维埃参与监督中央各部门所属的地方办事机构,而且还要让它们直接参与领导中央机关和各总管理局所属的地方机关的工作。地方苏维埃及其各部门应当在最短期间内成为唯一的这样的机关,中央各部门按规定通过这些机关来办理一切事务,逐步减少特派员和不属地方苏维埃管辖的各机构的数量。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出一项关于各总管理局和各中央机关的特派员及所属地方部门的哪些职能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交地方苏维埃即地方无产者。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中央和地方当局的过错而仍未得到贯彻执行的那些地方,这些决定一定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两个月之前贯彻执行,要由有关机关的领导亲自负责。
  六、地方上必须在日程上提出并有条不紊地使苏维埃的积极工作人员,首先使熟练的工人返回(哪怕是暂时地)工厂的机床边去做生产工作,等等。彼得格勒在这方面有限的经验是成功的。
  七、必须在同样程度上活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切实做到像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那样,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第八次代表大会要根据三年的经验整理出应当固定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的全部有关立法的一般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预先公布有关这些问题的法令和决议草案,以便使地方苏维埃在最后的决定通过之前有时间来讨论这些草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各部门和地方苏维埃的监督应当比目前更为定期得多。
  八、第八次代表大会责成新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仔细地重新审查各人民委员部、总管理局和中央机关以及其他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的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必须不断地和坚决地把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中精力充沛的地方工作者输送到所有这些机关中去,要优先选送那些表现出有很大组织才能的人。
  九、部门间的争吵(而最近甚至机关间的争吵即同一部门中的各个机关之间的争吵)经常带有真正的部门间争斗的性质,这些争吵给苏维埃的建设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坏处,并且是产生极其罪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第八次代表大会责成新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考虑全俄和地方的联合委员会和联合会议的大量的丰富的实际经验。利用这些经验来慎重而稳妥地划清各部门间的权限,同时要力求省力,尽快完成和避免平行重复。
  十、在一切可拖延的情况下,人民委员会都要预先将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草案通知地方苏维埃,以便使它们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在法令生效之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现已在土地法问题上最先试行。
  十一、工农检查院应当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7日的法令所要求的那样,由对各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的机关变成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工作的机关,成为群众在实际上掌握管理方法的学校。迄今为止,向工农检查院输送的工作人员大多适合去执行直接的战斗任务和经济任务。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工农检查院。
  工农检查院在检查某一机关或部门时应当可以要求从该机关或部门把自己指定的内行人员暂时借调工农检查院工作。工农检查院应当把进一步大规模吸引劳动者参加监督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例如:彼得格勒吸引了上千名工人去参加监督公共食堂的工作,参加学校的工人家长委员会,部分人参加了贫民住房委员会。
  十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应当在有关机关的帮助下,为消除官僚主义提一项当前亟需解决的工作,即认真研究大量的极为简单的国家职能,如:分配粮食配给证,分配住房,交通等等。必须逐步地使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尽可能简化。
  十三、中央和地方都应在工会的参与下,提出并稳妥地解决关于确定各不同机关的利益的问题和研究苏维埃职员的劳动定额、职员的人数以及劳动的结果等等。
  必须不断地把多余的苏维埃职员调到生产岗位,调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等这一工作提到日程上。在做这项工作时,一切都要办得妥善,使人们不致把这种调动看作一种惩罚,而看作更合理地利用人力。为此目的,必须在企业中向苏维埃职员提供他们完全可以胜任的而且能为工农国家带来好处的工作。
  十四、国内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提供了在军事上喘息一下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使苏维埃政权面临新的巨大的困难。新的过渡时期的心理特点是:疲惫不堪并在各方面忍受困苦的工农群众向苏维埃政权提出愈来愈多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在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的要求也可以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某些工作人员却尽量回避困难,时常把我们在最必要的工作上的所有缺点都归咎于“官僚主义”。他们不是去向工人和农民说明,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摆脱贫困;他们不是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生产利益上;他们不是在工人和农民中培养经营者即内行的生产领导者;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有时竟靠简单指责“官僚主义”使自己得到解脱。
  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工农政权的所有拥护者不要这样做,而要同疾病的根本原因作斗争,以便真正消除疾病。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的三年中,在各乡、县、省,在各地,饱经风雨和磨炼的新一代真正的国家工作人员成长起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首先要把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在苏维埃内恢复工人和农民的民主的任务交给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工作人员。
  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决不意味着削弱机关,也决不应导致松懈。相反,整个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苏维埃、党、工会按军事方式工作,正如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那样,“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按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现将被指定为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6项议程(“关于改进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报告人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在这里公布,要求同志们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对这一提纲进行讨论。
  此外,通告如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小组负责详细拟订关于列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日程的全部问题的决议草案。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1页。——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