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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
﹝苏﹞格·叶·季诺维也夫
1921年11月13日
谷松 译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可分为四个。第一个阶段大致从齐美尔乱尔德到俄国革命爆发，第二个阶段从1917年底到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著名的呼吁书（1918年底）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初）。第三个阶段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四个阶段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一阶段，即从齐美尔瓦尔德到俄国革命，是共产国际的胎发育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思想方针，组织上的尝试当时还十分谨慎。
首先，我们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十分孤立的，当时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在我们党的机关报第33号上登载的我党中央的著名宣言中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口号。
列宁同志在1914年10月底在《柱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一文（见《反潮流文集》）中这样写道：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打倒机会主义，既清除了‘倒戈者’（就象《呼声报》所希望的那样）也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他接着写道：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在1914年时就是这样述共产国际的任务的。
我在1914年底在我们党的机关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见《反潮流文集》）中这样写道：
“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里，口号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我们应该高举国内战争的旗帜。真正名副其实的国际或者在这个口号下复兴，或者灭亡。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好即将来临的战斗，并教育自己和整个工人运动懂得这样的思想：者我们必然灭亡，或者我们在国内战争的旗帜下取得胜利。”
在列宁同志1914年12月初写的《国际和保卫祖国》一文中说：
“当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欧洲一些主要政党内取得胜利时，第二国际就不再存在了。代替它的将是新的国际。”
当我们回忆过去这些年代时，我们不必讳言，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同意我们的这些观点。第一次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团结起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决议中提出了以下的要求；“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社会主义部长退出资产阶级政府，从议会讲坛上、从合法报刊上，有必要的话，从秘密报刊上揭露战争的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性质。举行反政府的街头示威游行，在战壕里宜传国际团结的思想，支援经济罢工，在有利的条件下竭力把它们变成政治罢工，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否决了我们的这些建议。在齐美尔瓦尔德的正式机关刊物上声明说，“无论如何不应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似乎齐美尔瓦尔德希望引起分裂和建立新的国际”。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甚至有些左派分子也唾沫飞溅地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思想。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对我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提出第三国际的口号”。为争取旧的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而斗争当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读者会记得，甚至卡尔·李卜克内西那时也正式地属于“统一的”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迄今为止要想恢复国际联系的不力尝试正是沿着这条‘相互赦免’的道路进行的。第一次卢加诺代表会议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谁也不能加以‘谴贵’。简直可以持空前未有、骇人听闻的背叛态度去进行战争，不谴责战争，也不把背叛说成是背叛。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变成了一出真正的喜剧。因为害怕说出哪怕 是一句明确的话。伦敦代表会议做出了英法资产阶级想做的事情，但有意不切断通向相互赦免的道路。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则持这样的观点∶最好不要‘谴责’任何人。会议的决议被完全纳入赦免的轨道。”
笔者在《关于“赦免”及其预言家》一文（见《反潮流文集》）中就是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然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没有白做。播下的种子很快长出了幼芽。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我们的思想取得了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更大的影响，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开始在组织上团结起来。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同法国、德国、瑞士和瑞典的左派同志们一起返回俄国前夕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起了第三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的作用。
从1917年春起，“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在俄国越来越普及了。在第三国际诞生之际，它就把自己的命运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有了具体的内容。而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壮大和巩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地位也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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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底，越来越起着未来第三国际组织者的实际作用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斯巴达克派和奥地利共产党人发出一封公开信。发出这封信的缘由是英国工党决定在1919年I月6 日在洛桑召开国际代表会议。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拒绝参加社会爱国主义也将参加的代表会议（在1917年时我们就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号召所有志同道合者一致拒绝。中央委员会列举了与它意见一致的所有组织∶芬兰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立陶宛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列举了与它意见一致的瑞典、瑞士和意大利的部分社会党人以及英国马克林、美国德布斯和法国洛里欧的拥护者。这是当时站在我们一边的整个阵容。
1919年1月24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邀请全世界共产党人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邀请书是由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兰共产党国外局、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局、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人国外局、拉脱维亚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签署的。读者可以看到，当时发起者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但是，当时“争取第三国际”的口号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那时德国斯巴达克派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初的光荣的战斗。在德国和奥地利，帝国宝座一个个烟消云散。革命的旋风开始在欧洲掀起。
那时候，似乎觉得刚刚刮起的旋风很快也很容易地会把旧的社会民主党象纸房子一样吹掉。当时，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例如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成为如此强大的反革命因素。可敬的德国资产阶级教授李哈尔德·费斯特尔在一本题为《1914——1919年的国际》的小册子中说：“诚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未能阻止德国革命，但它毕竟得以扼杀这个革命并组织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抗，（见上述小册子第29页）这些话是在斯巴达克派在柏林被第一次击败后说的。但是在德国革命的蜜月里，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支柱，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的人数不多，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悬宣言性的。在上述邀请书上以十二条提纲的形式阐述了第三国际的“目的和策略”。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的说来和整个说来只限于这十二条的范围内。
但是不管情况怎样，事情已经办了，第三国际已经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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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0年，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是共产国际蓬勃发展的时期。自发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整个欧洲汹澎湃，这种运动自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来一开始就日益蓬勃高涨。共产国际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对共产国际的同情浪潮波及到旧的社会党队伍内。甚至许多阳的“中派”领袖也转到了共产国际一边。1920年春夏，正如马尔托夫不久前承认的，许多“中派”领袖在当时各种情况的压力下，产生了“中派”和左派结成同盟的念头。因此，象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样一些“中派”领袖，象希尔奎特领导的美国社会党代表等等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临着被这些中派分子践踏的危险。当时，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时髦。封镇切断了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心的联系达数月之久。当时在国外，人们很少知道共产国际的真正观点，而许多“中派”代表开始认真地指望第三国际将会变成实质上很象第二国际那样的组织。意大利中派的代表莫迪利扬尼最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在1920年春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理由是：“为什么不加入第三国际呢?这不需要承拒任何特别重大的义务。因为每三个月寄给共产国际执行机关一个明信片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共产国际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就从自我保护的朴素感情出发，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就产生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后来围绕这个二十一条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右派采取了防范措施，也对所谓左的倾向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当时就以最坚决的方式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思想，也对反对共产党人参加工会的所谓“左”的烦向进行了回击。代表大会竭尽一切可能把革命工团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代表大会也没有把自己的一寸思想阵地让给这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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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1921年期间，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的自发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大大地消沉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运动相对沉寂的时候召开的，资产阶级变得强大了，因此它的奴仆——社会民主党人也变得强大了。资产阶级起先窃笑伯尔尼代表会议，即战后恢复第二国际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述德国教授费斯特尔写道：“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唯一的积极成果是在关于工人立法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见上述小册子第30页）资产阶级现在则看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拥护者们对它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共产国际的反对者：阿姆斯特丹国际、伦敦第二国际和维也纳第二半国际现在正企图联合起来。
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估计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期望的更加缓慢的发展速度。共产国际比较易于取得胜利的时期被这样一个时期代替了，即每走一步，每前进一寸都要经过战斗，只有遇过顽强的斗争我们才能从资产阶级及其奴仆——阿姆斯特丹分子手中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是相当明确的。共产国际现在已进入了自己的组织阶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年中，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到处都发展起来了。在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里，共产国际都有巨大的基地。
共产国际不能放弃细小的日常的工作。我们的党也应该参加并正在参加竞选斗争。法国党十分注意如象在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复选中共产党人的策略这样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这样做是正确的。德国共产党在佐林根或萨克森，即所调“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取决于德国共产党的票数的地方，建议自己的代表不要采取一概抵制的立场：这样做也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在同阿姆斯特丹的斗争中对于还没有被夺取过来的阿姆斯特丹堡垒采取了围攻的办法，而不是冲击的办法，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尽千辛万苦、排除资产阶级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们设置的带刺的障碍物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共产国际各党一分钟也不应忽视摆在它们而前的那些伟大任务。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口号是：“到群众中去!”
共产国际发展中的早期阶段的特点是，工人群众几乎带着宗教的色彩来对待共产国际。但是，这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某些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相当薄弱。那时候，共产主义对于群众来说尽管是很有吸引力的思想，然而还是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目前的阶段就不同了，不仅共产主义，而且共产主义组织已经深入广大群众的心灵。在旧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国家里，我们不仅要同重新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打交道，而且还要同几十年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非常有步骤、有计划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打交道。现在光凭热情是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及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的。我们必须用三倍的组织性来同它们的组织性相对抗，第三次代表大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到群众中去!”的口号的。只有战胜了“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我们才能直接给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有人把共产国际业已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堡垒进行的正确的然而缓慢的围攻，把共产国际刚刚开始的细小的然而表面上效果不很显著的困难复杂的工作，看作是共产国际影响的衰落。不仅马尔托夫先生说论起共产国际的“黄昏”，不仅毫无气节的列维哀叹共产党人影响的衰落并以证明德国共产党已经灭亡而引为光荣，而且一些比较年轻的和无耐心的共产党人有时也相信我们敌人的预言，实际上，任何悲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国际存在第一年之所以比较“易于”取得成就，是因为那时共产国际正处在玫瑰色的富于幻想的青春时期。现在共产国际已进入成年，已进入工作更为困难、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共产国际是在国内战争的口号下诞生的。这个国内战争必然会经历许多波折，有时激烈以至达到沸点，有时表面上沉寂似乎无声无息。现在有些地方就出现后面这种现象。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象一首法国社会党的士兵歌曲中所形容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较为合法的战争，
就是反对压迫者的战争；
而这种唯一合法的战争，
我们也没有去进行。 |
不，现在这种唯一合法的战争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国内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就象冬天过后春天必然会到来一样。
俄国共产党可以为她迄今对共产国际所作的一切而感到骄傲。然而，她将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底。
事态的发展“使俄国变成了苏维埃国家，使莫新科变成了国际的首都，使俄国农夫变成了世界文化命运的主宰者”——一位俄国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喧嚣一时的《路标转换文集》中这样写道。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标转换派”出于民族爱国主义的激情承认苏维埃政权，但按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过于简单的态度来想象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个派别“保卫”苏维埃政府，反对俄国反革命，说什么你们干吗要批评问第三国际相好的苏维埃政府的反爱国主义和变节呢；难道克里姆林宫利用第三国际来为自己的大国主义政策服务有什么不好吗?……
“由于命运的不幸戏弄，或许由于历史的公正裁决，现在可能完成俄罗斯民族大业的不是在‘第三罗马’的俄国，而是在‘第三国际’的俄国。”（尤·尼·波切欣；《路标转换文集》第83页）
这些新教徒简直相信，似乎苏维埃政府把共产国际看作是自己对外政策的辅助工具。最有教养和最有远见的资产者毕竟还不懂得：国际工人协会对于世界上第一个劳动者政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新教徒先生们，不是共产国际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而是我们大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服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就是共产国际。先生们，事成之后你们才会明白这一点，因为你们是最大的经验主义者，你们只相信“马上可以到手的东西”。先生们，给我们时间吧!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再前进一步或几步时，当苏维埃政权至少再在两三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时，你们或许会明白共产国际的真正的国际意义和世界意义了。
载《真理报》1921年11月13日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期
感谢 闲汉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