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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摘录）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1924年6月19日）
同志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需要确定未来的道路。但是首先我想检查一下过去的道路，第一，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没有列宁同志的领导和直接影响下进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的；其次，因为我们碰到的是在许多方面都是崭新的国际形势；最后，是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次代表大会看作是一次纪念大会。
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共产国际成立5周年。我们过去的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构成了革命运动史上的4个阶段。因此，请允许我首先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想从两方面来分析共产国际的历史。
第一，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我们的力量有多大，最近几年我们的力量增长了多少。
第二，在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备流派概况。
首先说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数量上的力量。我认为现在已非常清楚，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里，共产国际在许多国家里其实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团体，尽管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并不很清楚。起先我们认为我们很有力量，尽管当时我们在许多国家里还不是共产党，而只是些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团体。这种错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原因在于当时，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群众中自发的不满很强烈，而我们把它当成了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我们错了。仅从兄弟的德国党的历史中举一个例子。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斯巴达克联盟一月起义时，我们以为我们的德国党是很强大的。群众的不满很强烈，对资产阶级，包括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是自发的，而我们共产党人却觉得自己是领导这数百万群众运动的先锋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事件的过程，那就很清楚，斯巴达克联盟起义（我们绝不会为它感到羞愧）是工人阶级斗争中最光辉的一幕。
但是，那时我们党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它还很小，它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宣传团体，在掌握群众的道路上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我们在其他国家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因此，为了获得估计当前局势的准确尺度，不应忽略这一情况。尽管有许多缺点，尽管我们的各支部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我们现在在许多国家里已不再是宣传团体，而已发展成为共产党，有些甚至已成为群众性的共产党队伍。
现在谈谈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问题。为了正确的理解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也很难避免的不同派别的斗争，有些东西需要解释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方面，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它的出席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话。我估计大家都看过这个文件了。它在很多方面是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因而将使我们易于作出要在这里通过的那些决议。
德国共产党在我们5年的活动中找到了6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可以说是共产国际的钢铁库。
这就是列宁同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专政和民主的提纲；接着是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提纲；二十一条；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的提议（“在甚么条件下可以组织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共产国际通过所有这些提纲都是经过斗争的。但是更多的争论是围绕着纯粹策略性的决议展开的。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派分子的斗争中诞生的，这是众所周知而无需证明的。要知道共产党人很多是来自第二国际的。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感觉到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两个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来自第二国际即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第二部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的工人一代。这两部分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大家知道，共产国际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策略主要是在反对右翼和中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非常清楚，列宁主义在共产国际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首先与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进行斗争，这种残余在共产国际内部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应当同另外一种，常常叫作“极左”的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一点人们都不大了解。当然，实际上他们远不是左派，因为没有比列宁主义这革命的马克恩主义更左的东西了，但是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称呼这种倾向了。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布尔什维主义已对这种“左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共产国际内其创始人和导师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同这些所谓“极左”倾进行斗争，同样，我们当前也面临着这一斗争。
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俄国革命尚未出现强大的胜利轰鸣，德国斯巴达克起义失败的程度和影响还不十分清楚。第一次成立大会没有出现尖锐的斗争。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我们只出现一次仅仅是反对左倾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它构成了共产国际编年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与此同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展开了反对列维——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了——，反对当时意大利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激烈斗争，但同时也展开了反对特拉契尼、博尔迪加以及一些直到现在还站在所谓“极左”立场上的同志的激烈斗争。可以说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预先驳斥了博尔迪加同志现在的政治立场。
最后，是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大家对这次大会还记忆犹新，因此我也没有必要详细讲述它的工作了。通过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赞同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此同时，意大利人的罗马左倾提纲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并被大会否决，关于这一提纲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我们由此看到，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对中派主义、机会主义，同时也对“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并且也不能不进行斗争。
有一些同志，还是不坏的革命者，常常指责我们说，执行委员会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这是没有原则性；应当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时候的路线，而不是今天反“右”，明天反“左”。当然，必须指出，通过对真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失算进行斗争来反对所谓“极左倾”会更有效一些。（掌声）
但是，同志们，反过来也常常是正确的。因此，不要因为我们反对“极左”倾，就说我们无原则。应该懂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有人声明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过要把马克思所写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的东西除外，要知道该流派也想表现得很“左”，想成为比马克思还左的流派，你们会怎么说呢？但是，除去反蒲鲁东主义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同志们，对列宁主义来说也同样如此，我知道一些优秀的同志，他们说，列宁所写的全部文章都是卓越的著作，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不完全正确，列宁在这里也许有一些向右倾，他们说在共产国际里并不存在“幼稚病”。如果我们是孩子，那么想必已是不生任何病疾的“神童”。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清这种思想后面隐藏着什么。除去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列宁主义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了。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那些支持除去《左派幼稚病》中所发挥的思想的列宁主义的同志们使我想起了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法国农民，据说这个农民高喊：“皇上万岁，但要废除盐税”!（笑声）不，同志们，我们需要完全的列宁主义，完整的、收“税”（即对“极左倾”进行尖锐批评）的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走的是一条老路，是列宁教导我们走的路，这条路决不是“无原则的”路。不能用市侩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如果你今天反右，明天又反所谓“极左”，那么你就成了无原则的人。
试想你驾驶一艘军舰，你应当把它开向一定的目标。在你面前是一个水雷区。你手头没有布雷图，水雷有时在右边，有时又在左边。你必须把军舰开过这些水雷区，而你就因为执行这一任务的船长把舵一会儿转向右边一会儿转向左边而说他是“无原则的人”。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有些很好的“左派”同志例如象博尔迪加同志，完全真诚地提出这类指责，说共产国际“无原则”，因为它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中反对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断言的。
我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以便使我们大家了解列宁主义不仅在纯系俄国现象的时候，并且当它在共产国际内成为国际现象的时候，都自然地一直把主要打击指向“右派”、“中派”以及我们自己队伍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但是，为了使这一反右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象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一样，总是同所谓“极左”派进行斗争的，这一流派照我们的看法实际上是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因此，我们将继续走这一条道路，不要说，也不要嚷嚷纯属子虚乌有的我们的“无原则性”。这是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
我在这里从列宁同志的著名的光辉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引一段，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列宁的最重要的革命论文之一。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台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1]
我本想把这些话指给博尔迪加同志，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无论如何我希望同他观点一致的罗西能把这些话每天读上两遍，起码当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能做到这一点。这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掌声）
你们看到，列宁同志甚至允许“改良主义”行动。他有意用这一字眼，显然是想特别有力地强调自己的思想。当然，事实上这里说的自然不是“改良主义”行动体系，不是任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这里使用“改良主义”这个词恰恰是为了强调其反对“极左”的基本思想。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开始了反对法国弗罗萨尔的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现在此事已经了结。现在我们可以代表法国党和国际向弗罗萨尔表示感谢。他的作用好比是一贴膏药，把法国共产党内一切坏的和不健康的东西都拔除了，因而使它时机体变得健康了。
接着，我们又不得不同所谓挪威工人党进行斗争。这是个明显的半改良主义、半右翼工团主义的政党。党和工会运动领导人李安是最庸俗的社会叛徒，非常清楚，我想现在甚至连霍格伦同志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右翼社会党领导人的斗争。
在瑞典，执行委员会需要纠正瑞典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右倾错误。现在还不能说它取得了多大成就。
然后是保加利亚事件，它也同样暴露了右倾。
我应当强调一下，世界范围内这些右的倾向是一种性质各异的现象，它们与该国运动的传统和文化水平有关。保加利亚的情况和瑞典的不一样，英国的情况和挪威不同，苏联（党内反对派）的情况又与法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等等。但是，尽管存在着各种差异，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概括为右倾。你们都知道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保加利亚问题的决议。保加利亚党的优秀领导者们后来也认为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保加利亚党已经做了许多纠正工作。
下面谈谈德国党。这里也进行了反右斗争。一些人例如捷克的报刊断言，执行委员会砍掉了德国党的整个老的上层。我必须完全公开地声明：执行委员会不能把这一功劳只记在自己头上。恰恰相反，我们对这些老的上层支持得太久了，其原因下面我们还将谈到。总之，德国开展的斗争是反对右倾错误的。
下面谈谈俄国党内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代表大会还要详细研究，它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俄国党把争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倾向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这些倾向在许多地方带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质。它们具有国际意义。我手头有一份谢德曼的《前进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在谈到我们的党的代表大会时写道：
“半年前人们议论纷纷并到处都寄以巨大希望的那个反对派现在在哪里呢？”
是谁对它寄以巨大希望呢？原来是德国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这些希望没有实现，并且我们但愿它们永远也得不到实现。（掌声）事情竟然发展到在该《前进报》的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谈拉狄克同志的文章，其中说拉狄克与共产国际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对事物具有清醒的明确的观点（请听！请听!）。
我不断言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值得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赞许，但是有一部分他毕竟是值得他们赞许的。
如果拉狄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清整个局势的话，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拉狄克现在该考虑一下这篇文章了。他要问问自己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前进报》称他为清醒的和彻底的政治家。
很遗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不得不同法国运动中新的右倾派别作斗争。我已经说过，弗罗萨尔的作用好比是一张贴在身上的膏药，把党的机体内的一切不健康的东西都拔除了。谨慎一些，应该说，“几乎”一切。
这些右倾派别中有一些是很危险的。我们不久前听到列别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说：“英国的工人政府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掀开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一页，他们将给人类带来和平”等等。
换言之，我们这里碰到的是现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群众中也在冒头的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幻想的表现。如果列别这么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罗斯梅尔在法国代表他的党就成立英国工人政府一事写出类似的东西来，那么很遗憾，这同样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幻想的表现，他就成了这些幻想的传声筒。
这样，法国党内形成了右倾集团。幸而它的人数不多。我想它也不会长久。我觉得它存在的时间也只有马尔萨尔政府那么长，大家都知道，马尔萨尔政府，是很短暂而且很不巩固的。执行委员会将尽自己的努力去阻止以苏瓦林和罗斯梅尔同志为代表的右派的增长，苏瓦林在这里说得越多，自我否定的也越多，对罗斯梅尔同志我们抱的希望要大一些。总的说来，法国党对这一派别进行了激烈的，也是完全正确的斗争。
下面我们还应当同美国运动中因所谓第三党——拉弗列特党而暴露出来的某种右倾作斗争，例如反对我们的同志在选举中和这个小资产阶级组织结盟的倾向。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些动摇，因为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太少了，那里的运动还不够发展，甚至独立的工人党这一起码思想都嫌太新鲜了。中层工人在美国依然投资产阶级政党的票，他们还在希望成为独立的业主。
当时不容易作出决定。然而执行委员会还是决定反对这种策略，并且正如事态所证实的，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党内也存在右倾。有一封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或者3个月写的信，在信里我们要该党注意它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中犯了重大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德国同志给它的代表团的委托书中所说的那些观点。
你们看到，执行委员会同各种各样的右倾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同“极左”进行斗争。
至于兄弟的德国党，我们也曾经有过非常悲观失望的时刻。你们知道执行委员会的两封信和我的文章。我们曾经担心德国同志在工会问题上会屈服于“新策略”。这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相当有成效地对这些“极左”倾向进行了斗争，我们做对了。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还有中派集团，甚至某些右派都声明说，退出工会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右派，这一点我不敢完全肯定，但是对于中派集团我绝对肯定这一点。这个集团中两个有影响的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恳求我们绝口不提反“极左”，因为据说所有的德国工人都主张退出工会。用他们的话说，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现象。
如果德国党和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坚定，这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现在德国工会又得到了巩固。这已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处在地下状态和半地下状态的党，如果允许共产党员退出工会，它就会灭亡或者变成一个宗派，而不成其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因而我们也必须进行反对“极左”的斗争。就算这个派别人数不多，但是，小小溪流也能变成滔滔大河。如果我们想站在牢固的原则基础之上，如果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不只是空话，我们就应当牢记我引用的列宁的思想。我们不让“极左”派发展，同样也不让成为国际现象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发展。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在意大利把他还是修正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对所写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旧文章重印成书，那么此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中间是不舍不受到惩罚的。如果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作出同样的事，我们也是不会容忍的。
我这里有鲁达什同志的一封信，他是卢卡奇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宣布打算反对卢卡奇的修正主义，但是该派禁止他这样作，于是他退出了该派，因为他不能容许冲淡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高呼：“鲁达什，好样的!”
在德国党内也存在着这样的派别（科尔什教授!）格拉齐亚德伊同志也是教授。（喊声：卢卡奇也是教授!）如果再出现一些这样的教授，并且开始散布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事情将很糟糕。
在我们的共产国际内部，我们不能容许这类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国际》在最近一期刊载了自称是“极左派”的某波里斯的文章。（路特·费舍：“不是教授!”）。作为例外，确实不是教授，但也不是共产党人，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把他留给布哈林同志去处理，布哈林同志将在其纲领问题的讲话中批判他。同志们!德国工人不能容许在他们的理论刊物上发表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章。例如这个波里斯断言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要知道这是第二国际的“散文”。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都可以从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这一事实得到解释。该杂志的编辑科尔什同志保护列宁同志避免偏离列宁主义。我觉得有必要给科尔什提一个友好的建议：首先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我听说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波里斯的文章。这样做很好，但还不够。如果我希望《国际》杂志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尚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手里，我觉得，我对德国党的要求并不太高。
如果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是一个坚定的修正主义者，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惋惜，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修正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不能容许我们的同志在这类问题上擅自行事。我们大家有时全被政治吞没了，不能去阅读所有的小册子、书籍和文章。有些同志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所有一切”。但是这不是列宁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要知道，有整整一代的青年和工人，他们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阅读这些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全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同志们，再重复一次，今年我们的斗争90%应是反对“右”倾。
我想，这次代表大会也将如此。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兄弟党的文件研究得越多，也就越加相信“对右倾危险性”不能低估，这个危险比我们任何时候想象的都要大，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同志都是坏人，而是世界历史目前所处的时期使然。
我们现在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必然出现右的危险是完全自然的。我们阵营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我们应当根除这些右的倾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但是，只有我们对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不作任何让步，只有在自觉的“极左”倾即将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刻迅速地挫败它，我们的斗争才会取得成效。
我们召开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时的形势如何?
许多人认为，事态发展得还不够迅速。对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大家都不满意，我们都认为形势发展得太慢。我们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没有发生，困难是很大的。
有时觉得我们挪动得太慢，简直慢得可怜。主观上讲这是对的。当然，从我们主观感觉上来说，是很缓慢，目为我们还必须等待结束英国的麦克唐纳时期、法国的左翼联盟和德国的目前事件。
如果我们的进展能够快一些，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幸事。
但是从客观上看，我觉得事态的进程并不那么慢。
据说，停在转动很快的大磨盘上的苍蝇觉得磨盘是不动的。我们也一样，虽然世界历史的车轮实际上转得相当快。
最近五年来的总结如下：
1、有半打君主国倒台，其中包括俄国君主制在内，而这是有点意义的。（喊声：“完全正确！”）俄国沙皇制度的覆灭对世界革命具有不小的意义。
2、我们夺得了地球表面的1/6，尽管还有5/6，但是这1/6夺得了并且得到了巩固。
3、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及其他边远国家的革命运动。
4、在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并且部分地陷于紊乱状态。
5、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进步。当然，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但是客观地讲这是前进了一步，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瓦解的征兆。
6、各国共产党成长了。我们已经不只是宣传团体了，我们成了世界共产党了。这样的总结当然有些枯燥，我们期望更多一些，但是，同我们一般想象的比起来，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最近这一年里在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都爆发了运动，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我们正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
总之，无论是在世界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最近一年都是充满着事变的一年：英国的工人政府，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丹麦的工人政府，美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迅速发展，挪威的持续半年的罢工斗争，第二半国际的解体，运输工人国际代表会议，英国的罢工风潮，中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印度15万纺织工人的罢工等等。总之，事变是相当大量的，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事情在向前发展。
我现在来谈谈统一战线策略问题。这是我们队伍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德国共产党给自己的代表团的委托书所说的，现在不应就作为“自在之物”的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争论。我完全同意这一点。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是正确的。在各个国家里应根据全部条件极其具体地提出这一问题。然而我不能不就这一题目谈一些一般的看法。
如果按时间顺序看一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所走过的道路，这对我们将是清清楚楚的。统一战线策略起初（即1921-1922年）是我们的下述认识的表现：第一，我们在工人阶级中间还不拥有多数；第二，社会民主党还很强大；第三，我们处于守势，而敌人在进攻（顺便说说，去年的罢工，例如英国的罢工，就多数而言乃是防御性罢工，在其他国家中也是这样）；第四，决定性战斗尚未直接提上日程。因此我们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其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志们，我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曾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那时它实质上仅仅是一个宣传团体，虽然它本身并未觉察到这一点。经过第一批战斗，查明了真正的力量对比，认识到我们处于少数，社会民主党还强大，我们暂时只处于守势。所有这些看法也就成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
同志们，历史和这个口号开了一个很坏的玩笑，不过，这种情况是口号常常碰到的。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革命发展速度缓慢时期的革命策略。但是，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有些人把这个口号变成进化的策略，变成机会主义反对革命策略的策略。这是逐渐暴露出来的。起初看来似乎只有细微的差别，几乎只是修辞上的问题。我们把统一战线的策略看作准备革命的策略，而我们中间有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用和平进化的方法代替革命的策略。我们把这一策略看作战略手腕，而另一些同志却把它解释成与社会民主党联盟，与“所有工人政党”联合的策略。
有一个共产党不久以前曾通过了一项不得“公布”的决议，在决议中该党声明说，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就算它是一个战略手腕吧，但是不应这么经常和这么公开地谈论，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声明的。决议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统一战线下）我们应当注意没有必要向我们的阶级敌人揭示我们革命战略的意图”。
同志们，我认为这是幼稚行为，甚至是改良主义，勿宁说是后者，因为那些这样提问题的人并不是小孩子。
的最大不幸在于，当向他们提出反对敌人，反对比他们狡猾得多的敌人，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革命战略时，他们立即试图“加深”这一战略，“马克思主义”地解释它，并从中引出一整套非共产主义的理论。
什维克党在革命的过程中实行了许多战略手腕。列宁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种革命战略的艺术上。对我们党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我们知道每一个机动手段要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能运用这些机动手段。“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要斗争到底。我们知道，我们力求胜利，力求在政治上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我们机动的政治目的。共产国际中我们那许多年轻的支部，并且不只是年轻的支部的不幸在于：第一，有时他们认为根本不容许作战略机动，第二，一旦他们接受了这种机动，他们就立即赋以“严肃性”，把它变成完整的办法，变成完整的“深刻的”体系。我们的失败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最狡猾的敌人就是社会民主党。
发现某些党、某些同志不善于也不愿意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共产国际来说只是一种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
应当承认，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过多的让步。
请允许我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在1922年6月11日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我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报告，其中说：“统一战线决不意味着政治上的让步，问题不是要减少我们党的独立性，问题只在于各独立的共产党恰当地提出我们的口号。工人政府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别名。”德国的右翼代表们立即向我发起了攻击，应当说我没有马上了解他们为什么攻击我，例如恩斯特·迈耶尔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还就这一问题反对我，拉狄克同志打算起调停作用，但他自己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做的时候却一步一步地脱离了我的表述。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理解问题不在修辞上，而在于把正确的口号作机会主义的解释，起初我只觉得我那个尖锐的表述也计实际上会为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宣传这一口号造成困难。简而言之，我没有立即弄懂，为什么我的说法本身引起了这样的争论。
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谈谈工农政府。“工农政府”的口号同样被企图解释成所有工人政党加上一些农民政党的政府。这一口号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现在有时出现一种企图，说它是整个时期所特有的口号，它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所有”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的联盟，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
真见鬼，要知道事实上这个口号是和俄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它在这一历史中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如此而已。1917年七月事件以后，我们看到事情在发展，工人和士兵都拥护我们，我们也能争取一部分农民，这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更好、更简单、更明确、更有吸引力地表述斗争目标。当时广大群众还不那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不识字的庄稼汉和俄国士兵怎么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拉丁字呢？
当时我们把这些字可以说翻译成俄语：“农民、工人、士兵，你们看到了统治我们的匪帮，我们有力量，我们有武器，愿意建立工农政府吗？”我们替他们把拉丁字翻译成简单易懂的革命斗争的语言。
农民、工人、士兵不一定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懂得“工农政府”是什么。
我们有些同志把“工农政府”这一口号理解成“所有”工人政党和某些农民政党的政府，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完全和自己对立的东西。
对此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下层”的还是“上层”的统一战线等等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论。我认为可以提出如下的说法：
一般说来，下层的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也许在非常稀有的时刻，当公开进行内战的时候才有例外，那时人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有时还要反对具有反革命情绪的那些工人（虽然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我们知道，甚至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还是贯彻了下层的统一战线。当克伦斯基进攻彼得堡时，我们动员了部分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下层的统一战线永远或几乎永远是适当的，因为，除了极罕见的情况以外，它能动员一切真正的革命工人。
下层的统一战线，加上上层的统一战线，这已经是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也不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但是在我们还处于少数的那些国家里它是相当经常地被采用的。我认为即使是“最左”的那些人也不会反对例如在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我们暂时还处于极少数地位的国家里，实行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当然，在这样做时要保证不把它作机会主义的歪曲，要把它作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方法，而不是作为和社会民主党实行政治联合的方法。
第三种形式是上层的统一战线。我认为，这里应当说，永远不行。
很遗憾，我们这里在实践中最常用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方法：给社会民主党人写公开信，就制定“共同纲领”与上层人物进行长期无聊的谈判，当然，这是阻力最小的路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下层的统一战线几乎适用于任何时候，下层加上层的统一战线相当经常地采用，但必须具有一切必要的保证，使这一策略有利于对群众实行革命的动员，单纯上层的统一战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拉狄克从座位上喊：“对！”）。
甚至拉狄克也喊“对”。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这里我还得再次承认——革命者永远应当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起草这一决议时我犯了某些错误，作了过多的让步，这些让步看起来似乎是文字上的让步，而事实上却变成了对右翼的政治让步。我指的是由我起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的下述论点：
“为对抗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联盟，共产党人提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全体劳动者的统一战线和所有工人政党的联合，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推翻它。全体工人联合反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整个国家机构应转入工人政府之手，从而应当巩固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地位。”
我清楚地记得委员会的工作。我决不想说，所有正确的论点都是我提的，而不正确的都是别人提的。我的错误在于我作了后来被解释成政治让步的那些文字上的让步。从政治鼓动、战略机动的观点来看，不能说这一论点是不正确的。它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1917年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谈到可以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由他们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问题达成妥协。
“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诚然，不是向资产阶级，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议。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总共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政府会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最好的机会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
而在另一个地方写道：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论妥协》，191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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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麦拉里同志，这是战略机动。表示“真诚的取消”。在鼓动中此类说法是允许的。那时候我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列宁是否曾经打算同孟什维克和解，参加“所有”工人政党的政府，或者工人和农民政党的政府呢？根本没有!这是战略手腕。一旦开始“深化”这一论点，把它变成一种体系，一种“理论”，开始认真地设想，可以同“所有工人政党”一起参加和平民主联盟（这些政党只是自称工人政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那么，这种态度只会导向机会主义。自然，其实这些所谓“工人”政党的力量还很强大。如果这些名义上的“工人”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就其成份而言，而且就其政治性质而言都是真正的工人政党，如果它们哪怕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同我们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就已成为欧洲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口头上的工人政党，因此“所有”工人政党的联盟，既包括真正的工人政党，又包括名义上的工人政党，客观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样的联盟是无稽之谈，是一种犯罪，是反革命的空想，是机会主义。
然而，原来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一种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目的的党的方法。一开始我对这一点没有真正理解，没有预见到会把战略手腕变成机会主义的圣经，虽然我应当说明，在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提纲中我曾详细谈到作机会主义解释的危险。结果正是作了这样的解释。
在萨克森这种机会主义错误达到了顶点。对我们来说很快就完全清楚了，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的实在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俄国的全体布尔什维克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看它的，我认为，德国的全体革命工人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看的。正是在这种关头必须划清界线。
不能用我们过高估计了革命可能性来为萨克森所发生前一切辩护。这完全是廉价的论据。什么时候也不能指望革命一定能成功。我要说。如果重视1923年10月形成的革命形势，我们还是要坚决主张大声宣布，革命在敲门。我们没有什么好后悔的。10月份最大的几个共产党的代表曾在这里集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执委会对问题的提法。大家一致同意，应当指靠革命。但是主要责任应由执委会和兄弟的德国党和俄国党承担。我再说一遍，如果重视这种局势，我们自然将更好地核对数字，更准确地计算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会把一切都押在革命这张牌上。
过高估计形势，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是像萨克森的例子所表明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拉狄克问：你们是不是象他那样读过所有德国报纸，我们是否了解萨克森“经验”的全部细节？而我们全体工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回答他说：是的，我们不懂德语，我们不能读德国报纸，但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干过三次革命，一次在1905年，另两次在1917年。我们有健全的思想，懂得在萨克森演出了一场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
萨克森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真正面貌，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右翼那里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是怎么回事。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工人政府问题通过的决议总的说是正确的。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很精彩的。
许多预言得到了证实。应当把所说的论点看作是经全面考虑的争取群众的战略计划，但是由此创造一系列民主理论，说我们面临在民主框框内的由共产党和“所有”工人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府执政的完整的时代，这已经是机会主义的开端了。
事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共产国际的右翼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转入了进攻。召开了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说，德国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必须以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幻想和偏见为出发点。也许这不过是不成功的说法？但如果这样，那怎么理解对工人政府所作的下述解释：“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从议会制度向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工人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工人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开始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代表大会。你们在布拉格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可以读到：
“可以把工人政府看作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和平过渡。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和首先凭借资产阶级民主手段，依靠无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贯彻工人政策的一个尝试。”
你们看到：一字不差的重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产生的，还是有“计划”的？当然是后一种。
一字不差地提出了同样“可贵的”、实际上机会主义的原理。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是自发地还是按一定计划产生的（拉狄克：是克莱因的!）你们知道，拉狄克同志在另一领域是“计划”的拥护者。（布兰德勒嚷道：“拉狄克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过错的。”）布兰德勒同志，您错了，在这件事上以及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上，拉狄克的过错比您的要大。布哈林和我反对过莱比锡决议的这一论点，但是我应当承认，由于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里涉及的是完整的机会主义体系问题，出于让步的考虑，我们没有公开地正式反对，我们做得不够坚决，没有投入执委会的全部力量。
拉狄克同志那时说：“你们要求布兰德勒干些什么，他提不出委婉的说法，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当他要表述什么的时候，他投出的是砖头。”这是拉狄克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好吧，布兰德勒是建筑工人，但是要知道什麦拉里不是建筑工人，而他论证时也没有扔出砖头。（笑声）不过应当说，什麦拉里（布拉格）决议的结论部分要比布兰德勒巧妙一些，但是他也重复了机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所以同志们，谁要坚持这一论点，他就会同共产主义，同列宁主义发生冲突，他就会把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的某种特殊和平过渡时期看作似乎可以不经过革命，在民主范围内就能实现的。
讲完莱比锡和布拉格，特别是萨克森之后，且言归正传!这里已经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词句，而在于两种政策体系。我们长期认为，德国左派常常夸大其词（在某些场合他们也确实夸大其词），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唯一在莫斯科预言萨克森实验结局的人。这促使我们思考并对左翼另眼相看。
萨克森实验造成了新的局势。这有开始取消共产国际的革命策略的危险。而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作出抉择并清楚地说明问题何在。
什么是统一战线策略，什么是工人政府，什么是工农政府？没有必要恐吓我们，象拉狄克同志有时所做的那样，说似乎我们要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几乎共产国际的所有过去的决议。
干嘛说吓人的话？我们只不过想修改拉狄克塞进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夸大其词的、不慎重的和错误的说法。我们想使得目前不能歪曲地利用这些说法。我们想提供一种不管是建筑工人还是教授人人都能明白应当如何理解的说法。我们主张为夺取工人阶级大多数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仍然完全有效。
我们依然主张“工农政府”的口号。德国党在决议中说得完全正确，对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来说，工农政府的口号是完全合适的，我认为，这一口号对法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合适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一口号的理解象俄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那样，那么真正的左派是不会反对这一口号的。
这一口号是怎么产生的？有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是拉狄克“想出来”的，是他臆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口号是俄国革命产生的。拉狄克所做的只不过是予以歪曲。我们想利用这一口号，就象当年我们的革命利用这一口号一样。我们对运用工人政府的口号作了说明。（拉狄克喊道：“我们在俄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联盟”。）我们在欧洲也不拒绝吸收社会民主党的某一部分参加苏维埃政府，只要它脱离社会民主党并暂时倾向于支持我们。过去对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这是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得到一部分农民支持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让他们给予协助。而当他们重操社会革命党的语言时，我们就摆脱了他们。这是正确的战略。而在十月以后，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协议的计划就是错误的了。
在十月革命的时刻就是这样，那时一批同志认为可能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我本人有一个时刻属于持这种观点的集团。但这是巨大的错误。我们很快就懂得并改正了这一错误。然后，总共才过了几天，列宁写文章说，争论已经过去，我们继续一起斗争。而你们想把这一错误政策用于其他共产党？决不能这样做。
俄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可以从其他革命不重犯这些错误得到某种补偿。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也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修改、修正统一战线策略。没有必要这样做。问题不在于发明“新的”策略；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说，不管执行中错误如何，总的说来统一战线策略会给我们的平衡表带来加号的。全部问题在于使共产国际防止对它作机会主义的解释。
拿任何一个国家，例如英国来说。英国在这一领域，即在运用统一战线领域犯了巨大的错误。
路特·费舍同志在《共产国际》的文章中谈了自己对英国考察的见闻。她谈到弗格森在竞选运动中没有公开以共产党人身份活动，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如果掩饰自己的共产党人面貌，那么我们干嘛要这整个选举运动？前英国议员纽博尔德同志整整一个晚上认真地以下列问题来折磨我和布哈林同志，是否允许他，譬如说在特殊情况下，在议会发言反对工党党团？我们回答他说，可以，要知道，你就是为此而到议会击的，尽管英国党犯了各种错误，但是统一战线策略在英国毕竟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地方工会里工人共产党人在许多场合干得完全正确，并且取得了胜利。捷克党在地方范围，在工厂等地也正确地执行了策略。德国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好现象。错误主要是在议会、工会上层、地方自治机关等等方面。那里卷起了机会主义的九级巨浪。至于在地方、工厂范围的工作，那么尽管领袖们对统一战线策略有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在来自下层实行这种策略的意义上在这些地方还是做了许多好事。
那么，同志们，现在情况如何？我已经粗略谈了国际形势。由于这种形势，就产生了在贯彻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在某些地方改变一下我们的做法的必要性。首先必须确定，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方法，就象在俄国革命中那样。对社会民主党人、对改良主义者来说，“工人政府”可以构成整整一个时代。例如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在1924年6月于维也纳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人代表大会上就说过：“避免新的战争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尽可能多的工人政府。”
由此可见，对露骨的改良主义者达拉贡纳来说，这种工人政府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它甚至有可能避免战争，等等。对我们来说，事情决非如此。早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同拉狄克不同，我们说了许多正确的东西……（拉狄克：“不成功的论点的作者是您季诺维也夫同志!”）模棱两可的论点的作者是您，而整个决议的作者是我。但是我决不想推卸自己对所引部分的责任，当然，我本来应当在第四次，而不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批驳它的。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谁也没有显出有更大的远见。这丝毫没有减轻我的过错。
重要的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下列部分：
“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都是资本家的政府，但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工具。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列各种可能。
1、自由派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产生；
2、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3、工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4、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5、只有共产党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
是的，有自由派的工人政府，例如目前执政的工党政府。对达拉贡纳来说，任何工人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全都是好的。我担心拉狄克、布兰德勒、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中的什么人大体上也这么看，尽管他们也懂得，这并非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现在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目为这是宣传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我们当然也应当利用自由派工人政府（倒如麦克唐纳的）所造成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工人政府”口号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群众的最有吸引力的、人人能懂的、最大众化的公式。工人、农民和士兵先干自己的革命事业，然后会弄清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选用人民最能理解的公式，就象我们在俄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这不是修辞学上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我们是否确实是个善于把工农兵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党，知道他们最敏感的地方的党，不是个宗派，而是个群众性政党，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党。我知道，某些“左派”同志仍然对统一战线策略极为反感。为安慰他们我只能说：对我们来说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策略不过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具。你们不喜欢这种工具，好吧，我回你们“妥协”，一旦你们把本国大多数劳动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我们立即免除你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笑声）当无产阶级最主要阶层中的多数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对他们少讲点客气了。但是在是主要的几个国家里情况是多数还没有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我们应当善于接近目前这样的群众，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把他们纳入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到这里以后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所有的党都要一刀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完全可以根据局势具体地提问题。俄罗斯谚语并不劝人用一匙焦油弄臭一桶蜜。
我曾经读到过，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古拉及其他同志很为下列情况担忧：似乎我们说过，你们要到处都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似乎要你们不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采用这一策略。
纽拉特同志在一篇反对古拉同志的文章中说得完全正确，他，纽拉特同志，在文中说，执委会从来没有提出过古拉归咎于它的那种东西。执委会从未提出过这种东西。我们说过，在德国形势业已成熟，应当提出下层的统一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说过，例如在波兰也许是另一种情况，在奥地利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是另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全部艺术在于根据千差万别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条件具体运用策略。我们从来没有断言，所有的党都要一刀切。什麦拉里同志，请把这一点转告古拉同志。
末了还要再说一遍，工农政府不过是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如我在1922年已经说过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当时反对这一点的只有恩斯特·迈耶尔，部分地还有拉狄克，并且说得非常含糊、非常犹豫。在我们俄国党内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清楚的。我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我们没有立即懂得，拉狄克一伙同我们争论的不是文字表述问题，而是把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改良主义的策略。
你们大概记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是我。是什么引起我这样做的呢？是因为意识到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开始临近（并且相当迅速地临近）提出夺取政权问题了。我决不想自夸说，我那时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形势正在成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点意识到，在某些国家夺取政权问题开始成为迫切问题。我们早就力图向各党说明：请注意农民！其原因就在于此，甚至连想也没想一下夺取政权前景的党自然无需这样做，它仍然是半行会的——纯“工人”党。但是当党成为有份量的党，群众性的党，当它有了夺取政权的前景时，它就会寻思如何率领农民跟自己走，农村对工人政党的发展采取什么态度。“工农政府”口号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在不太远的将来要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标志，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口号体现了革命领导权应属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应由党来领导。对我们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宣传转向群众性鼓动，转向革命行动的过渡阶段。
应当把鼓动和宣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说得最清楚，那时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宣传是把一套思想传给一小批人；鼓动是把一种基本思想传给广大群众。我认为，这个定义能使我们满意。它是正确的。所以提出“工农政府”口号的原因，是在一些党内我们已应从一般的共产主义宣传转向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群众性的鼓动，转向准备夺取政权的斗争。既然提出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我们就应当找出攻击性的口号，它应是受欢迎的，具有吸引力的，在正确的革命解释下应是吸引下列所有阶层的吸铁石，这些阶层中有一部分我们应使之中立，另一部分则应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
总之，“工农政府”的口号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的体现，它是争取政权的表现，是力求成立能管理国家和善于巧妙对待农民的自己的政府的愿望的表现。然而有人却企图用机会主义的解释来扼杀这活的列宁主义思想，这列宁主义创造和群众性鼓动的活的源泉。
建议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德国党的同志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所有这些问题，德国党的同志们经历了萨克森的实验和错误之后，只要一听到统一战线的言论就本能地用棉花塞上耳朵。
例如左派布里安同志（小布里安）在捷克斯洛伐克写道，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主要根源”。这是不对的。谁是修正主义者，谁就总是能给自己找到这种或那种“根源”。（笑声。喊声：“对”。）他在议会以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它。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影子并且硬说统一战线策略是修正主义的根源，那我们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策略应该要有，而机会主义污垢则应予清除。
经常可能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口号是“修正主义的根源”。我们应当从统一战线中取得所有列宁主义的好东西，我们应当通过工人政府——最受欢迎的政府的口号，不仅取得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取得所有被压迫阶级群众的信任。我们共产国际队伍中的真正左派应当把这项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真正右的错误，说服那些可以说服的右翼，并同那些无法说服的右翼作斗争。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不是宣布统一战线不正确，而是应当采取一系列步骤去制订防止歪曲这一策略的措施，象接种牛痘预防天花那样预防机会主义。
在德国脓疮已经破裂。那里事情已经到了尽头。我们在萨克森看到了右倾的逻辑结局。我认为，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脓疮破裂的程度，如果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种政治崩溃程度，那只不过是因为那里的事变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布拉格党代表大会的立场，古拉同志的文章发出了这方面的信号。我们在捷克党中央那里看到的是那么漠不关心，路线那么不明确，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德国那样的形势，那我们就会遭受第二次萨克森式的失败。
译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5年俄文版第1册第45-56，67-80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2]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300页。——译者注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