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苏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总结的报告全文，并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原编者注

　　“正如当时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样，现在同压制和压迫俄国各民族并占据一些地区的暴虐政权作斗争是各国社会党人的极重要职责之一。革命的剥削者（利用者）成了革命的掘墓人，而如今他们在仅仅履行反革命职能的时候，代表了俄国的波拿巴主义变种。”
　　“反抗野蛮暴力的最简便的手段就是武力。依靠军事武力的暴虐政权迄今为止几乎总是被人民起义或者其拥护者的叛离所推翻。”

　　“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没有很好地揭露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肯定地断言’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呢？谁也不能这样断言，谁也没有这样断言。那时谁也不可能知道，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四年以后（1905年12月）到来；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1915-1916年‘到来’，也可能更晚一些。”

　　这里，最妙的是，弗·伊·在时间上几乎丝毫不差。他在1915年写道，1916年可能会有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而结果是在1917年发生了。他接着写道：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他所列举的事实当时也是象1901年俄国的学生游行示威那样说明革命形势的证据。现在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1916年，这是说明存在着革命形势的证据之一。他还说，这个形势将转变为革命。

俄国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变化的

　　现在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地理解并向全世界工人们解释这些简单的事物——一般革命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如果拿我国1902年的例子来说，那么很清楚：当时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
　　学生罢课使得象经济学家克里切夫斯基那样的右翼代表人物张皇失措并叫嚷说：“成立突击队吧！战斗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们的脑袋上泼了冷水，并说：“这还不是历史性的转折，而只是克里切夫斯基的‘歇斯底里的’转折。”但是在1902年，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弗·伊·比谁都看得更清楚。而在1905年，我们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号召：“成立突击队。”以后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怎样转变成1905年的革命，虽然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1906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坚持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大家记得，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讥笑列宁，他们说什么，列宁规定农民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举行起义。的确，列宁曾经写道，农民们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尽快地加入（他把这个预测同新兵的招募联系起来）工人的行列。孟什维克对此嘲笑说，田间作业倒是做完了，但您说的起义却没有看见。到1907年，布尔什维克认为，第二次革命将在短期内爆发，并继续因此得出结论：存在着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只是在1908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承认，已经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革命形势还是存在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到来。而我们把自己的全部策略正是建筑在对未来革命的预见上。
　　作为革命者，作为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有责任在最终确信已经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前，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全部投到革命的秤盘上。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当反革命力量在天平的一端显得分量较重的时候，我们才应当说，是的，新的时期确实来到了，资产阶级得到了几年的喘息时期，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的“反革命痉挛”。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已经不存在。但是，估计到当时的经济和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局面，估计到沙皇政府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总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说：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让我们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吧，准备1年、2年、5年，需要多少年就多少年，直到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

德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于类似的局面，虽然形式更为复杂，例如象1917年到1923年在欧洲曾经存在的那种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正在消失。至少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在1923年时，准备转向直接革命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存在的，而现在，以往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已经消失。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来说，从另一种，即最终结果的观点来说，正在起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当时在俄国所起的那种作用。在这里，自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作某种类比是可以的。正如1906-1908年，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暂时地加强了这个局面，缓和了整个形势，现在，道威斯计划以及德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联合措施暂时地缓和了德国的直接革命形势。
　　但是，叩诊一下德国的肌体，仔细研究一下德国内部的病态发展过程，掂量一下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些基本因素——工人阶级的状况、农民的状况、凡尔赛和约的压迫、德国对协约国的依附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的客观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会到来。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革命到来的日期和时刻。革命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列宁，有时在试图指出日期上犯过错误。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同志们，在对一系列国家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并大声地宣布，在有些国家里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对我们的革命弟兄来说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我们事先就知道，并通过事实深信这一点，我们的这一说法会引起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妖魔狂欢，他们会夸大和歪曲我们的每一句话，会胡说什么“共产国际的末日”和“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已经说过：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幻想从来没有使革命者得到好处。是的，在1923年，我们应当竭力使天平的一端向革命地解决危机的方向下垂。1923年德国的尖锐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变成直接革命。1923年以后，我们应当等待一两年，试探和研究局势以便弄清，尖锐的革命形势是否很快就会出现。
　　大部分德国革命工人至今还抱着这样的思想，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出现1923年的形势。不久前哈雷的枪声又促使某些工人认为：明天就会“开始”，既然资产阶级采取了象在和平的工人集会场所开枪这样的措施，那么工人们一定会对此义愤填膺，1923年又会再次出现。当然，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会对工人们的这种情绪进行嘲笑，都会感谢自己的上帝，他不是按那些相信革命临近的罪人和纳税人的模样造就成的。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孟什维克只相信资产阶级的星辰。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始终是，他感到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一切都是玫瑰色的，而在工人阶级阵营里则都是黑色的。
　　我们知道了革命人民内心的活动，了解了什么是革命的涨潮和退潮，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一部分德国工人在1925年春相信直接起义，正如一部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跟列宁同志一起在1906年时期待着在田间作业结束后进行直接革命发动。不过，在仔细研究了德国客观形成的局势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不得不在几年当中经历我们在俄国从1908到1914-1915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形势要比战前尖锐得多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革命将会形成一系列交织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战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时期。一切郑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清楚地看到形势，应当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反光镜来阐明这个形势，应当善于保护和积聚革命力量并期待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
　　我记得，1918年时列宁曾抓住考茨基的一句话并说：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考茨基在1909年《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对于欧洲的社会革命来说，客观前提已经成熟，而工人阶级过早掌握政权的危险已不存在。曾经有个时候，例如在这30年前，恩格斯曾谈到无产阶级过早夺取政权的危险性。从20世纪初起，甚至考茨基也认为，这种危险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过早地夺取政权，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即经济前提已完全成熟。1911午，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抓住考茨基的话，说你和你的营垒中的许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都承认欧洲的形势客观上是革命的。
　　那么在帝同主义战争以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这样说，用为欧洲的形势现在要比过去尖锐得多。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我们不是处在这个时代的“末端”，而是处在这个时代的“开端”。说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不是指资本主义一般说必然产生革命的形势，而是指：（1）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被在战前更多的矛盾所分裂；（2）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3）东方的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问题都比过去更加尖锐得多。
　　单是东方问题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巨大浪潮正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事实上这将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1920-1921年，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一个崭新的口号，列宁同志对此在一次会议上说：


　　在1920-1921年，我们还在争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本身究竟对不对。这听起来很新鲜，很不习惯。那时东方的运动还处在初始阶段。同志们，难道现在这个口号还仅仅是口号吗？我们亲眼看到，它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革命因素。我们大家看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日益成熟的力量怎样在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而在德国，直接革命形势被一般革命形势所取代了。但是目前，过去处于静止状态的巨大的汽锤开始动起来了，英国开始出现革命骚动。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世界革命如若没有英国参加，只不过是杯水风浪。现在我们看到，英国的形势开始在革命化。当然，那里离直接革命还很遥远，但是一般革命形势已开始在英国形成。如果估计到：（1）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2）美国的革命力量在成长；（3）资本主义稳定的经济和政治限界是非常有限的，那就很清楚，也用不着怀疑，革命的道路只是延缓，但不是中断，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敌人营垒中的欢欣狂舞和胜利奏乐证明我们关于资产阶级统治不稳固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们从我们嘴里听到，他们的命运将得到短暂的延缓，于是他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只有无可救药的病人才会对这种诊断感到高兴。

关于革命的可能的行进路线

　　同志们，我们说，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和期限，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即道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用理论推论的办法来加以扩大。这两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加以解决。
　　至于速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世界革命的进程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缓慢些。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基础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宽阔得多和牢固得多。在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喘息时间要比过去我们当中任何人所想象的长得多，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和从内部巩固自己的力量。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那么在这里明显地有所变化。我们大家过去都习惯于认为，例如革命的行进路线将会是这样：从俄国到德国，再从德国到西欧，然后以西欧为半径再到其他国家。曾经有极大的理由作这样的路线构想。现在事情开始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条行进路线将是可能的。这条路线是：（1）经过英国；（2）经过东方；第三条路线是经过东南欧，即巴尔干国家，那里的形势依然是革命的，那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即产生革命的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两个稳定

　　为了确切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议的内容，应当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我们苏联自身的稳定。
　　有位同志，显然是个学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国经济的稳定乃是统一的整个世界经济一部分的稳定，因为我们是世界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组成环节。因此，我们经济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按比例的解体。要知道，这只能用来作为宣传。”
　　他是纯“学院式地”来表述这个思想的，我们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按比例的解体。“按比例的”，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从我国有对外贸易部，它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经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
　　至于说我们是世界关系中的组成环节，那么这一事实正好证明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是按自己的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设了不是一年，我们有正确的前景规划，以便今后把它建成，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挖资本主义制度的墙脚。
　　世界革命的问题是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那个国家的革命的。这个问题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因此，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局部稳定时，这一点怎样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
　　答案是清楚的。假如我国的经济不加强，我们就会出现某种“剪刀差”，我们就会发生严重的“断路”，我们就会看到我国的经济怎样在爬行，我们就会削弱，而世界资产阶级就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沿下降线倒退，而他们则会按上升线前进。列宁同志曾特别担心出现选种情况。大家记得，他是多么欢欣鼓舞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货币体制的最初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乐观的前景规划。他赋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加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在确认敌人营垒的局部稳定的同时，有权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沿着上升线前进，迅速地前进，这不但是从生产发展的意义上，而且是从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意义上说的。

三、国际革命的延缓和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的任务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就是我们必须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的原因。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何同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负的使命联系起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正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已由列宁同志在理论上解决了。因此在提纲中，为了事先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反驳意见、避免某种误解并从各个角度来最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尽量主要用列宁同志本人的一些评价来加以回答。
　　1915年，列宁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在著名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3]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有一个绝对规律，即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同志起先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对帝国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环境的研究者的身份确定这个规律的。但是，列宁同志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从经济规律中得出了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那么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可能首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不必等待一系列国家同时发动。我们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这样说：当然啰，如果大家“立即”、“一起”发动，那么我们或许是赞成的。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不仅在起义问题上，而且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问题上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德国人说：我们或许同意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不过只是在法国人也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况下才行，如果法国人准备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那么对不起，我们也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就连第二国际的杰出活动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这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和腐朽的对问题的提法：什么“首先是”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都准备发动，然后才谈得上革命战斗。列宁同志回答说：谁以为“首先”必须所有国家都一起谈妥，然后才能大家“一起”行动，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总有一个必须首先发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特点使有可能：对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某些情况的结合，使它（或它们）第一个（或第一批）起来进行发动。这就是列宁同志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第一个冲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列宁同志在1923年，即在逝世前不久，在著名的关于苏汉诺夫的札记中特别详细地发挥了这个思想。同时，列宁同志补充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列宁同志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一个国家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发展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

一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

　　俄国第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1917年爆发了我国的革命。对于列宁同志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来说，首先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917年3月，列宁在从瑞士回到俄国的前夕，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告别信。那时他已经拟定了关于我国革命的著名提纲。列宁在这封信上说：


　　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领袖的纲领中，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时他已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俄国无产阶级单独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但是它能推动其他国家，使其易于进行革命。”
　　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整个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经过几个星期之后，直接向我们提出了国际问题。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提出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思潮。关于国际革命的时期、速度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同国际革命整个进程的“联系”问题。
　　列宁同志当时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呢？1918年3月7日，他说：


　　列宁最后说，因此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面这些话，我引自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国际问题是中心问题。

德国革命和我国革命

　　总之，列宁同志也象我们全党一样，那时相信再过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会胜利。的确，当德国和奥地利爆发罢工时，我们以为革命指日可待，以为再过几天革命就会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胜利。
　　正是这时，列宁说，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尽管发生任何事变，我们就会灭亡。
　　大家知道，德国革命后来爆发得要晚得多，在1919年，而不是过了几天。而主要是爆发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革命。在德国爆发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面是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痛苦的转变。而现在的特点则是象兴登堡上台这样的“倒退”，这样的痉挛。这一点我在报告的开头已经谈到了。
　　有理由扪心自问：假如1919年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也不爆发，我们苏维埃国家会是什么样呢？那时我们能否保持得住呢？当然，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假如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威廉，假如没有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大家知道我们靠这个冲突维持了很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会被唆使来进攻我们，我们就难以保全。大家记得，德国军队当时已到了普斯科夫，已到了列宁格勒附近。
　　也许情况会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知道，大约从1919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即使不是我们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半盟国，或者至少可以说是1/4盟国。一个被协约国打败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客观上被推到了充当我们半盟国角色的地步。只要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就足以使我们有可能继续进行或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如果现在德国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到1918年底，德国革命还是没有爆发。后来爆发的革命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失算和犯错误，我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理论的方法来解决的，而只能根据实践的经验才能解决。

在“最初”阶段

　　现在我们有了八年积累的经验，这是国际革命的第一轮。我们现在更好地懂得了什么是时间。
　　后来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清醒得多了。1919年，弗·伊·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而且生活在一系列国家内，而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时期地并存是不可设想的。最终，不是这个取得胜利，就是那个取得胜利。”^[6]列宁同志在1919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最终，不是这种制度取得胜利，就是那种制度取得胜利。同志们，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应当理解“最终”这两个字。
　　列宁同志接着解释说，不要把“最终”和“最初”混淆起来。在我国革命的初期，我们曾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将以星期和月来计算，我们曾以为，革命不是在1918年3月，就是在1918年9月“最终”一定会到来。现在经过第一轮革命以后，经过革命爆发至今八年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只是“最初”的阶段。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我们经历的年代无非是“最初”阶段。
　　但这是一种抉择（“要么是我们的制度，要么是敌人的制度，但是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列宁在1923年以前的一系列声明中，直到在关于东方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挥着这个思想，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和延长我们的“喘息时间”，以便联合东方各民族，并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资产阶级的冲突中赢得胜利。
　　同志们，假如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我们已不受内部和外部危险的威胁，那么我们就不必说“喘息”，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呼吸”了。而列宁说的毕竟是喘息。不过，喘息是相当特殊的：开始时说的是几个月和几个星期，而后来在1920年列宁同志说，正在经历的时期不仅是喘息，它也向我们提供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机会。

俄国革命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为了弄清列宁提出的关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任务的关系这个目前特别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列宁主义的全部过程，即从1915年他的言论起到关于合作制和东方问题的言论上。这个问题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是最终胜利）无疑是可能的。列宁同志在同托洛茨基同志就世界联邦问题进行论战时，在1915年就写道：


　　另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会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复辟的经济威胁。因此，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保证，即防止复辟的保证，是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在经济技术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语），在象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断言“只有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托洛茨基语，1922年），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目前陷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境地。列宁同志在反对这类“理论”时写道：


　　列宁同志在其著名的《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谈到有名的“鸡雏”。他说：


　　我要提醒大家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的小册子中说的话。当时他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他回答说：


　　大家看到这里是从纯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着地图说，瞧，在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奥连堡等东南，瞧，那里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奥勃洛摩夫精神，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发达。但在他看来，我们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的这个国家也可能改造戒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的，这个条件就是全国电气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一刻也不脱离国际的范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他知道，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他知道，要完成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只有随着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才有可能达到。但同时，他在文章中维护和贯彻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这个带着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半野蛮性的国家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讲话中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训：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必须记住列宁同志在最后一篇关于合作制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这个意见对于现时条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国家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无比强有力的杠杆和支柱；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一切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信这种建设可能和必将取得胜利，只要能使国家防止复辟的任何尝试。换句话说，俄共必须通过对国内的农民以及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确政策来克服由于世界革命进度的延缓而出现的一切困难。
　　不能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回答说：当然应该、能够、善于而且必须。我们现在拥有可能性，并且应该利用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内创造最大限度的必要条件来支持各国的革命。正如列宁同志说的，我们不仅有喘息时间，而且有比喘息时间更多的东西。我们有广阔的基础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荒野上，我们不应有那种情绪，认为现在只能种植树木，而建设大厦得到遥远的将来。不，我们应当现在就建设大厦，而不是种植树木。我们不应当有那种“荒野的”气氛，我们不是在荒野上，而是在自己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决不是国际革命天平上的小小砝码。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积极工作，我们的成就，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现在实现列宁同志的遗言：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直到其他国家革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要为国际革命尽一切努力，从支援某个国家的工人起义到为本国居民生产廉价的印花布。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就是发展、扩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胜利就有保障”

　　在不久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上发表了列宁同志的《论粮食》初篇。列宁同志的草稿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列宁同志说的这样几句话：“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就有保障（即使在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否则就要遭受20-40年的苦难和自卫分子的恐怖。”^[13]
　　大家看到，在1918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全党一起认为，事情在几星期内、几个月内就能解决，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在1921年，估计到前个时期的巨大历史经验，他就说：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建设，即使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障的。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我们遵循国际主义的义务，必须在我们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其次，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我们懂得，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我们单独来解决。过去对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难道法国大革命没有进行一系列战争吗？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这些战争的呢？它清楚地懂得，如果法国周围都是封建国家，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巩固的。它必须竭力做到使一系列邻国也按照它的模式和类型来建立，也就是说在那里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进行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尤其应当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如果它没有在几个主要的国家内赢得胜利。当它的周围还是一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的胜利即使很重大，很巨大，但也不是最终的。如果它有20-10-5年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它就应当利用每一天、每一分钟，竭尽一切努力，竭尽最大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
　　现在，这个遗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问题在我党有些党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意识中出现扭曲的折射，使他们离开正确的立场。我们作为政党必须对列宁主义的以下论点做些解释工作：即使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我们贫穷的国家里也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大家都承认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大家都承认，世界革命的进程比较缓慢。这对俄国来说是否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我国革命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呢？应当说，这种解释作为一种业已形成的思潮是不存在的，这种情绪只是在某些地方在流传，而在革命运动的目前阶段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必须坚决克服。

四、当前布尔什维主义的任务

关于评价现时形势中的两种可能的危险

　　在现时形势下存在着两种危险，其表现如下，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地方可能出现这样的情绪：既然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世界革命在长久地推迟下去，既然我们得不到外部的有力援助，那么在俄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是否会落到这种地步——正如有位同志明确地表述并嘲笑这些情绪时说的，——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赶快溜走啊”。或许现时的形势意味着，我们（俄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目前有些地方在流传的，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绪是：我们在提纲中称为民族局限性的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以下说法：国际革命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孤居独室，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我们有政权，我们可以最终巩固自己的胜利，总之我们可以不必重视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这类思潮还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这种情绪已开始在流传。如果说还不能认为已经成型，那么应当估计到产生这种情绪的危险性。我们之所以是列宁同志创建的党，就要向前看，就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性。我们应当制止这种情绪，防止这种情绪。
　　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志，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期待的只是国际范围内的最终胜利,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尽最大的可能来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防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上述这两种可能的危险，其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特别靠近共产国际，给它以特别热情的支持，帮助它从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我国的实际经验，我国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从1907-1914年期间积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帮助它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一切沟壑，克服现时形势的一切困难。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唱高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号召他们直接参加冲击、战斗等等是比较容易的事。要制止一个国际组织不采取考虑不周的步骤，克制它的革命激情，向它指出形势的种种困难，以便达到必要的结果，就困难得多。但是现在，这是使共产国际依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完全必要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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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5年第5期第5-39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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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列宁全集》第21卷第377-378页。

^[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

^[3] 原文如此。——译者注

^[4]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462、463页。

^[6] 《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102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9]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10]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11] 同上，第524-525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

^[13] 《布尔什维克》第7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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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