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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8日)



  同志们,在今天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与否由我自行决定。经过考虑我得出结论,我应当发言。
  我在这里,在共产国际扩大全会上发言实际上是否有进一步加剧派别斗争的危险呢?我认为,这一危险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在发言中将极其小心地完全避开一切会引起这种后果的东西。我不想要派别斗争,我也不搞派别斗争。
  我也必须考虑到第二种可能出现的危险。
  台尔曼同志在1926年12月4日的会议上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引自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有权也有可能在任何时刻到这里来,并且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发言。”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另一位委员埃尔科利在反驳里泽同志所谓我的发言也许会被看作继续派别斗争的说法时声明(引自速记记录):
  “我认为里泽同志的论据是不对的。众所周知,俄国反对派同志们在发表他们的1926年10月16日声明之后仍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观点,但是谁也没有想说他们的发言违背了他们在10月16日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相反地,从来没有人认为,反对派同志会不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在俄国党的这个最高机构中发言。对我们来说(即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来说),问题也完全一样。在发表10月16日声明之后,他们(即反对派同志)有权到这里来并在这里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是完全清楚而毫无疑义的。它在《真理报》上也曾刊载过。而如果在这些声明之后我沉默不语,那么共产国际定然会把这看作是我本人不愿向共产国际作解释。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类似情况下(虽然第五次代表大会不是在代表会议之后,而是在联共(布)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直接谴责了这种沉默的态度。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读道:
  “虽然共产国际在征得俄共代表团同意后邀请俄共内部反对派的代表向代表大会说明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但他们却托故拒绝发言。”[1]
  有鉴于此,我决定在扩大的执委会上发言。同志们,你们将会看到,我仅限于说明我的原则观点。我坚决声明,我这方面决不就我党的决定向共产国际提出任何申诉。我完全服从这些决定,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共产国际作某些解释,我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时起就积极参加了其领导机关。我党没有禁止我这样做。我想谈谈下列问题:1.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2.极左派和右派,3.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4.一国社会主义,5.对农民问题的原则态度,6.关于蜕化的危险,7.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8.关于两个党。同志们,你们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把自己的发言差不多先写出来,在这里宣读,这种做法比较好。
  我先谈我们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由于主席团限定我讲一个小时,我希望你们能给我稍微延长一点,因为我无法在限定时间内讲完。

一、关于一国社会主义


  首先出现一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一问题发表过意见没有?
  是的,发表过意见:

1.马克思


  马克思在期待法国工人革命时提出一个问题,法国工人革命胜利后第二天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在《新的1849年》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回答如下:
  “但是,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象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
  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英国。”[2]
  马克思接着说,工人阶级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解决。[3]
  由此得出结论:1.马克思认为,一国也可以(并应当)开始;2.这个国家不一定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当时法国不是这样的国家);3.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一国“宣布”,但不能在一国“解决”。换句话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也可以取得初步胜利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它不能在一国最终胜利。“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解决。
  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这也就是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以完善的形式提出的那种提法。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1858年10月8日)写道: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在大陆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升路线,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4]
  马克思甚至认为,整个欧洲大陆(即不包括英国)是个“小小角落”,担心社会主义革命会被那些还在走(即当时在走)上升路线的地域里的资本主义镇压下去。
  马克思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在大陆甚或在一国夺取政权。马克思当然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得政权后不应在这个国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但是马克思同时也知道,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在极为广阔的地域内继续沿上升路线发展,那么甚至在整个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被镇压下去的危险(问题自然不仅仅在于武装干涉,马克思把问题提得更广泛)。
  社会民主党人正是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现状看作沿上升路线发展的。这是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稳定的乐观(对于资产阶级)估计密切相关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乐意地为苏联签署死刑判决书,按照他们的看法,苏联不是灭亡,就是蜕化。
  我们布尔什维克对目前资本主义的估计持列宁主义的立场,认为它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目前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是同我们把稳定看作局部的不牢靠的和不长久的稳定的观点联系着的。这使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革命和苏联的最终胜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写道:
  “同《共产党宣言》相反,同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相反,拉萨尔以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5]
  不言而喻,为了有可能进行斗争,工人阶级首先应当组织成为阶级,对它来说,进行斗争的最近场所就是本国。在这个意义上,象《共产党宣言》所说,“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形式来说”,阶级斗争是“民族范围内的”斗争。
  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即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于“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于“国家体系的范围内”。
  因此革命政策的基本路线不能局限于民族背景的范围之内。

2.恩格斯


  恩格斯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完全一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初稿)中回答“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的问题时说:
  “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 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梁赞诺夫作序作注,增补第3版,第317一318页)[6]
  从恩格斯以上所说的话看得很清楚,在他那里问题并不在于一国是否可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无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
  恩格斯列举了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首先应当实行的十二项最主要的措施。
  “无产阶级将被追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着重号是我加的)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民族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第317页)[7]
  从恩格斯的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说我们苏联在新经济政策下似乎已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一纲领的十分之九是多么不正确。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列宁说过,还应当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可惜,这一任务在1926年还远没有完成十分之九。
  正是在这些话之后恩格斯提问:“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并回答说:“不能”,等等。
  由此可见,恩格斯说到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他指的决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本身一定要这四个国家在同一时刻进行。恩格斯决不认为,其中的一个国家不能“开始”。只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才这样卑鄙地提问题,妄图以口头上的“国际主义”去掩盖自己的背叛行径,为自己的无所作为,站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祖国一边作辩解。恩格斯是想说,只有社会主义在四个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中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从历史远景来说,这将在同一历史时期发生。
  1885年恩格斯写道:
  “象公开的团体一样,秘密的同盟(指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狭义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8]
  可见,1885年恩格斯对问题的看法是同1847年一样的。

3.《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
  我们看到,列宁多次重申并发展了这一思想。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观点过时了没有?


不平衡规律


  断定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观点似乎已经过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活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看法是极不正确的。
  列宁写道:
  “现代工人运动中的这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派别,在1914—1916年间已经十分明显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决裂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这段时期内,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派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英国的特点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种例外情形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是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有联系的。”(《列宁全集》第ⅩⅢ卷第474页)[10]
  现在根据“不平衡规律”作出许多不正确的结论,但列宁并没有把这个规律看作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而是看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规律。
  列宁写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第ⅩⅢ卷第133页)[1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是很清楚这个规律的。断言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是绝对不正确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全部分析都贯穿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发展不平衡规律。不能不是这样:因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制度必然产生不平衡的,甚至矛盾性的,对抗性的发展规律。马克思那里有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直接表述——例如见《资本论》第3卷第1册第241、248页(俄文版)。
  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的积累和危机》一章中,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过剩问题时,举“英国和意大利生产”、“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为例。马克思说:“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些领域里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平衡地(равномбрно)(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 发展, 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第Ⅱ卷第2册第197页)[12]
  另一方面,我们再重复一遍,列宁从来没有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根源”。对列宁来说,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列宁写道:
  “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列宁全集》第ⅩⅢ卷第284页)[13]
  列宁写了一本论帝国主义的书,书中完全说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其中有许多章节;关于垄断,关于银行,关于资本输出,关于瓜分世界,关于寄生性等等,很是甚至没有一个小节谈不平衡的。如果列宁认为这一规律是自己的主要“发现”,而此规律似乎是马克思所不知道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变得极端尖锐化。“尖锐化”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从深刻的矛盾走向更为深刻的矛盾
  帝国主义时代为几个先进国家生产的社会化创造了客观前提,在这一点上它们拉平了;这些先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在这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它们一定能引导所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取得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观点,由于上述一切只会更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
  列宁在联共(布)纲领中写道:“共产国际……不仅在其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其全部思想政治内容,以其一切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于净。”[14]
  联共(布)纲领(列宁)是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向其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二十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积聚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各富强国家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把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包罗在内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471—472页)
  列宁公正地揭露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欺骗工人和帮助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理论。与此同时,列宁“抓住了”希法亭(考茨基的门生)在《金融资本》中所论证的话:
  “掌握六家柏林大银行目前就等于是掌握大工业的最重要领域,并在资本主义簿记方法仍然适用的过渡时期中大大便利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初步骤。”(《金融资本》俄文版第567—569页)
  正是在列宁的基本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我们读到:
  “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各国经济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着重号是我加的),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六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它们近来的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列宁全集》第ⅩⅢ卷第299页)[15]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列宁写道。——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同上书,第312页)[16]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同上书,第329页)[17]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面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同上书,第333页)[18]
  与此同时列宁写道:
  “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把持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一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同上书,第332页)[19]
  只有一分钟也不忘记这一过程的第二方面:即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有资本的聚集,而且也有资本的集中,金融资本时代是金融寡头时代,是资本和货币收入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从“资本主义规律”(发展不平衡)得出正确的结论。
  垄断资本主义的环境,帝国主义的环境使得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易于向社会主义突破,即甚至在一个国家(并且不一定要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经济,以及各个国家间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帝国主义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在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也可以“突破”、“开始”。正因为“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开始了”(列宁的联共(布)党纲),总的说来一国无产阶级虽然不是立即能保证得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但得到及时援助是有保证的。如果资本主义“在极为广泛的地域内”(马克思语)并且在地球的决定性地点仍继续“沿上升路线”发展,一国并且还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要遭到灭亡,并且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会用武装手段(于涉)把四面八方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这一孤立的国家镇压下去,而且还因为世界市场的规律(低廉的价格、优良的技术等等)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帝国主义使得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有更多的国家经济上成熟到社会主义的程度。帝国主义总的说来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其原因就在于此。
  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而且也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我们有“科学的信心”(列宁语),在国际范围内胜利是有保证的,社会主义的前提总的说来业已成熟,在世界范围内大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已足以领导全部农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不能说是过早的行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过时了”呢?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原理并非偶然脱口而出的词句,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核心
  大家知道,伯恩施坦及其他修正主义分子和“同路人”(夏尔·阿德勒)正是从企图“证明”《共产党宣言》“过时”开始其修正主义“工作”的。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列宁)同这种行径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百分之一百正确的。我们现在也应当完全彻底地捍卫这些观点。不允许对它们进行“修改”。

5.列宁


  不言而喻,每一个确实有助于保持一国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实际步骤, 比一打“一般”谈论国际革命益处的提纲和纲领重要得多。在这一方面国际无产阶级首先应当向列宁这位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领袖学习。我们对列宁研究得越多,我们就越是坚信,在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上列宁是完全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的。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列宁经常谈到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我们仅援引他的最重要的一些说法。[20]
  “……既然我们孤立无援,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革命坚持下来,为革命保持住这块力量薄弱和面积不大的社会主义阵地,直到其他国家的革命酝酿成熟,其他部队前来支援。”(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列宁全集》第ⅩⅤ卷第232页)[21]
  “在俄国一国是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的,至少需要在一切先进国家或者几个最大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行。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产阶级的事业胜利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达到了。”(《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61页)[22]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组织成(полная органиэация) 社会主义社会, 就比较困难了。”(着重号是我加的)(《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184—185页)
  “只有所有的或者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着重号是我加的。),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195页)[23]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面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己的专政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互相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1册第137—138页)[24]
  可见列宁认为胜利的必要条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仅是同农民的结合,而且还有国际革命。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2册第140、144一145页)[25]
  “你们大家自然都知道,资本是一种多么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до конца) 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ⅩⅩ卷第2册第453页)[26]
  “我们始终肯定地说:这个胜利只要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2册第189页)[27]
  “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1册第321页)[28]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历来信奉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列宁全集》第ⅩⅩ卷第2册第487页)[29]——列宁在1922年3月是这样说的。
  列宁的此类引文还可以再举出几十条。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351—352页)[30]
  “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的职员和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列宁全集》第ⅩⅣ卷第2册第377、379页)[31]
  列宁在谈到技术的作用时说:
  “显然,从大机器生产的条件来看,全部工业不经过这样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始终只是一大堆法令,始终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系,始终只是帮助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统治的救星,始终只是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着重号是我加的)。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才算有了保证。”(着重号是我加的)(《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2册第197一198页)[32]
  关于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列宁是这样说的:
  “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
  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ⅩⅤ卷第240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年4月29日)[33]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上帝保佑,但愿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在我们这里把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398页,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34]
  在另一些地方(例如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列宁也提出过较短的时间,这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的不同阶段着眼的。
  列宁的下述声明极端重要:
  “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种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408一409页)[35]——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引了这段话(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但略去我们加上着重号的地方。然而,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列宁的这些话清楚地说明,问题不仅仅在于武装干涉,而且还在于经济包围,在于世界市场作用使我们失去“完全的经济独立”。
  人们常常用列宁在1915年8月23日写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话来同上述大量引文所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观点的严整体系对立起来,并且企图根据这段话把事情说成似乎列宁的学说不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段话。在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中列宁写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着重号是我加的),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列宁全集》第ⅩⅢ卷第133页)[36]
  通常都从这段话中摘取“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语,并由此作出结论,似乎列宁的学说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
  我们细想一下上面引的这段话。毫无疑问,
  “社会主义胜利”一语在这里的意思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列宁在这段话里甚至没有说到苏维埃共和国,而是说民主共和国
  但是列宁说了:
  “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等等”。因此,他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恰恰是社会主义生产,这还不清楚吗?
  ——有人这样反驳我们。不,恰恰不清楚!
  清楚的是另一点:
  “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在这里的意思是: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了政权,使工厂开始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管理下工作,即奠定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把政权夺到手之后,需要剥夺资本家并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与此同时还需要准备同资产阶级各国进行战争(或多次战争),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这就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其含义如果不是着手这一事业,而是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好多好多年。这是没有争论的。难道真的可以塞给列宁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他建议先剥夺资本家,然后在几十年期间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然后再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这简直荒唐透顶,这等于马尼洛夫式的信念:资本家及其国家会同意和平地等待几十年,让在一国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在本国安排好社会主义经济,然后再动手同资产阶级打战。或者塞给列宁另一个“思想”:似乎列宁认为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能够“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就象童话中说的,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的反对者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对列宁的不正确“解释”。
  为了较为准确地理解列宁在1915年是怎样提俄国革命问题的,需要看看列宁在写论“联邦”口号的文章以前不久和以后不久所写的最重要的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列宁在我们中央委员会著名宣言中写道:
  “俄国由于最落后,由于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民主改革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37]
  这写于1914年10月。1915年8月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
  而1915年10月列宁在我们当时中央机关报的著名纲要中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ⅩⅢ卷第208页)[38]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7年3月写道:
  “革命出色地完全证实了这一纲要。”
  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离开瑞士时,列宁给瑞士工人发了告别信,这封信显然是给整个国际的。列宁在信中写道: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列宁全集》第ⅩⅤⅠ卷第2册第408页)[39]
  这当然不是说,列宁哪怕曾有过一分钟认为,应当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框来限制革命。
  我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已经提到过:
  早在论“临时政府”的著名文章中(1905年)列宁就说过必须“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彻底推翻”“执政当局”,彻底清除专制制度这奥吉亚斯马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列宁全集》第ⅤⅠ卷第129页)[40]“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ⅤⅠ卷第449页)[41]“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以鄙视态度摒弃市绘改良主义办法:我们注意的只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列宁全集》第Ⅸ卷第563页)[42]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43]——列宁后来在《叛徒考茨基》中这样写道。(见我的《列宁主义》一书第54页)
  请问,为什么1916年、1917年、1917—1920年列宁本人一次也没有对1915年的文章(《论欧洲联邦口号》)作出象现在人们对它作出的那种解释?请问,为什么在1924年以前斯大林(见他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没有在这篇文章中看出现在塞进去的意思,而象我们大家一样闸述列宁关于革命国际性的观点呢?请问,布哈林同志1922年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提到“—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不知道不平衡规律)呢?毫无疑问,现在斯大林同志观点的拥护者只能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来起草共产国际纲领。正是这一理论成了整个纲领的基石。而在1923年,在列宁生前,在纲领草案中关于这一点没有片言只语,没有一点影子。请问,这是偶然的吗?最后,请问为什么到1926年才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观点?要知道共产国际已存在近七年了。为什么在列宁生前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提出这种理论?为什么列宁逝世后才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介绍了列宁的真正观点。其中有没有悲观主义呢?
  没有!其中过去不曾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悲观主义,更没有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尤其是没有惊惶失措。倒不如说,不愿考虑列宁所阐述的原理是惊惶失措使然。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断定,目前的资本主义“稳定”要延续几十年,我们的时代已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值得怀疑,那才是悲观主义和失去信心。但这正是全面修正列宁的观点,包括他的帝国主义学说。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过错的。
  如果我们怀疑,是否可以,是否应当现在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不顾资产阶级包围去建设,不停手地建设,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建设,那就是失去前途,消极悲观。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也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要建成它——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下。我们在《列宁主义》一书中详细谈到这一点。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在我党内为争取加快我国工业化速度而斗争。
  在个别外国共产党人那里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情绪:我们这里(在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到来,就让他们(俄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吧,哪怕没有我们的帮助。这才是消极情绪和悲观主义。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意这种想法。而在个别俄国共产党人那里,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悲观主义,并产生出一种不自觉地想把新经济政策当作社会主义的意愿。修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观点的危险正在于此。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建议1.不要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业已过时;2.保持我们大家在1924年以前对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一致的理解。我们没有别的任何建议。
  直到1924年春以前,斯大林同志(见他的著作《论列宁和列宁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对列宁观点的阐述是同我们大家一样的,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胜利只能是世界革命的结果,即至少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比较容易地看清斯大林同志的观点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把他在一国社会主义胜利问题上的老观点和新观点并列在一起作一对比: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团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约·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4年版第40—41页)[44]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尽力做到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世界各国的革命’。(见第ⅩⅤ卷第502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6 年版第103页)[45]



  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它们标出了斯大林同志观点的演变。目前的关于“一国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提法是1924年底才听说的。但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问题。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决定。有时有一种说法:就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是矛盾的,但这个理论目前在政治上是比较适当的,因为它给俄国无产阶级指出了前途。
  这样提问题是极端有害的。这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从科学共产主义观点看来理论上不正确的东西,在政治上不可能是适当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绝对需要前途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前途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国际的呢?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无产阶级认识到,世界革命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一回事,而如果用无产阶级将不依靠世界革命进程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念去教育他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总之,我们的前途是世界革命的前途。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决不会灭亡,定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因为1.苏联工人阶级间农民的联盟是完全能够有保证的;2.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必然要到来的,虽然迟延,但会来得相当及时的。
  我们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如果问我们,我们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说,是的,我们能建成!如果问我们,我们怎样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说,我们在同其他国家工人的联盟中建成社会主义,在同世界联盟中,当然也在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农民和同殖民地民族联盟中建成社会主义。”
  你们看到,我不是悲观主义者。1925年我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写道:
  “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23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1925年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这样乐观了。
  苏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一般政治建设。共产主义的犁将越来越深地插入大地,我们将以自己的建设工作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下层'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列宁的最出色的特点。全党完全继承了这种信念。党能够在数年内把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党能够领导全体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无阶级社会。党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利用每一个细小的现实的机会。党能够把正在成长的整个年轻一代吸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上来。正是为了能胜利地完成这一切,党将同对列宁主义的任何修正,特别是同任何倾向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伟大任务,党应当首先成为彻底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难道这是悲观主义?
  不言而喻,我不仅不“否认”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并且同所有布尔什维克一样以此自豪。在为这些成就而劳动中我们并不落在最后面。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希望同全党一起努力为提高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工作。

6.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


  有一种论据被当作反对我们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的“决定性”论据之一,这就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同俄国大体上一样,即农民占绝大多数。
  这种论据至少忽略了下列四点情况:
  1.在世界范围内大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已足以引导农业跟自己走。列宁说:“…但是,我们还是有权说,从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有这种先进的大工业,能够立刻用工业品供给亿万落后的农民。这是我们估计的根据。”(《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1册第433—436页) [46]
  2.要取得胜利,不一定要在任何地方都占多数。“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列宁语)拥有多数就够了。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论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著名文章(1918年),在这里列宁非常清楚地说明,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在决定性关头在决定性地点(彼得格勒、莫斯科、主要的陆海军部队、贫农)拥有多数,虽然如选举所说明的,在整个俄国拥有相当大的多数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
  3.在说到农民在世界占多数时,指的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有附属国的农民居民。这里包括中国、印度、埃及等国的千百万农民。不言而喻,这千百万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农民的状况,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同欧洲或美国农民的状况和作用简单地等量齐观的。列宁谈到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时,指的正是这一点。另一方面,统治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一旦使殖民地获得解放,就会创造一个崭新的局面。最主要的一些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正是以两三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前提的。
  4.苏联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完全特别的关系。在其余的世界上我们现在还看到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统治,骑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用欺骗的办法使部分农民和工人跟自己走。我们现在(在苏联)被资产阶级各国团团包围,在这些国家里政策是资产阶级决定的,陆海军和厂矿企业是资产阶级掌握的。这同明天的情况全然不同,明天在全世界(或至少在一些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将被推翻,只剩下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如果明天,比如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天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同我们会合在一起,那时整个局势立刻就变了。那时我们就会铲除资产阶级在欧洲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国家中的统治。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相互关系会立即改观,虽然在统计上相互关系依然如旧。而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出现决定性的变化。虽然在其余世界在统计上农民仍占多数,虽然在其余世界资产阶级继续骑在工人和农民身上,但局面会起根本变化。
  所以列宁说,当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几个最重要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一个国家里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越强大,无产阶级的事业越糟糕。现在这可以算是一条完全确定的定理。在同等条件下,事情无疑是这样。”我们在《社会民主党是反动派的工具》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第二天写的(《共产国际》1919年第181一182页)。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把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上层作资产阶级的“第三党”,“资产阶级的左翼”,“法西斯主义翼”。我们现在也坚持这种评价。那些自然会企图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我们分歧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报刊(其中包括俄国的孟什维克),满腔仇恨地不断攻击我(就象世界资产阶级的重要报刊和流亡的白卫报刊那样),其原因盖出于此。
  据说,列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同情”我。存在大量其他事实,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不久前闭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克特·莱赫特尔代表维也纳市区社会民主党组织发言,对奥托·鲍威尔草拟的纲领草案提出修正。修正案要求“为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各工人政党的联合而斗争”。这位女社会民主党人在论证时说:
  “我们认为,俄国最近的事件大大促进了这一点。不管对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作什么样的估计,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一个越来越走向同社会民主党接近的派别如今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它今后也将是始终一贯的话。”(《维也纳工人报》1926年11月2日)
  几乎整个社会民主党都是以这种精神评价我们的分歧的。而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政客(整个欧洲和美洲)走得更远。

三、对极左派和右派的态度


  对极左派和右派的态度。我的态度依然不变,即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的那种态度。
  共产国际对待极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的总的态度,依我看应遵循列宁的下述指示: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写道: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列宁回答说: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列宁全集》第ⅩⅤⅡ卷第124页) [47]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说: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在离开大会的时候,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把各个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同这一任务比较,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列宁全集》第ⅩⅤⅡ卷第267页)[48]
  如果拿共产国际最主要的几个支部最近几个月的实际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左派”采取的不是治病的政策,而是割除的政策,而对右派(波兰、英国)则采取非常温和的政策。依我看,这是不正确的。
  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时期必然是机会主义在某些共产党内滋长的时期,右倾集团和“领袖”加强的时期。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猛烈攻击左派,这会给共产国际带来严重危害。
  无论是在右派,还是在极左派中间,都有确实同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
  不用说,谁不为苏联作宣传,谁就不是共产党人。谁对派代表团来苏联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泼冷水,谁向他们灌输不信任苏联的心理,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罪人。这种人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对这种人就应象对坏透了的敌人那样进行斗争。谁要走上这条道路,他就不是“右派”,也不是“极左派”,而是投到街垒的另一方去了。
  不仅对来自极左派反对苏联的污蔑,而且对来自极左派的恶意批评,我都予以谴责,并且我当然准备以最尖锐的形式予以公开谴责。我认为极左派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对事业有极大的危害。我们在10月16日的声明中关于这一点说得非常坚决。
  旧的集团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原右倾分子和原极左派分子中的个别同志能走上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对他们不应搬用停职之类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前一时期搞得太滥了。而目前右倾的危险无疑是严重的。
  右倾派别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的机关“突然”发表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等问题上支持奥托·鲍威尔的文章。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文章(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实非罕见。虽然对头一篇文章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作者,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挪威共产党(主张取消党的流派),荷兰共产党(为爪哇起义事,荷兰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一起建议……派混合委员会去调查),波兰共产党(皮尔苏茨基政变时期的策略),英国共产党(最近的事变进程显示,在党内的一个集团中无疑存在相当顽强的右倾;正是在英国这种右倾危险会是极端有害的)。在德国右倾危险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但愿谁也不会说,我同上述真正右倾派别和集团或其代表人物在路线方面有什么思想政治上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集团都是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凶恶敌人。
  同志们,我受到指责,似乎我建议重新接收苏瓦林入党。在这一问题上只有下述事实是真的。在动身参加法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安贝尔-德罗同我谈到今后同苏瓦林的关系。我表示这样一种意见,如果苏瓦林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所要求的那样关闭其派别杂志,最好党给他提供去中国或美国呆一年(例如当记者)的机会,然后,如果他遵守纪律,就提出重新接受他入党的问题,因为开除他的期限正好是一年。不言而喻,我同苏瓦林的特殊观点毫无共同之处,过去和现在我都同他没有任何关系。

四、关于蜕化危险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包围的环境下新经济政策越向前发展,国际革命的延缓越明显,富农和整个新资产阶级越发展,就越应注意蜕化的危险。
  问题并不新,列宁曾多次提出过。
  但是现在应把问题放在新的形势下去考察。
  不言而喻,问题仅仅在于危险、趋势,而不是既成事实。
  “他们”——社会民主党人,资本家的奴仆——无权批评我们苏维埃的缺点。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仅有权,而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
  列宁是这么教导的。
  关于蜕化危险的问题,可以象科尔施先生那样提,也可以象马尔托夫先生在1920—1921年那样提,即心怀破坏苏联威望,对苏联进行造谣污蔑之意。但是可以也应当象列宁那样提问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特别不断地议论这种危险。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是演变还是策略?”
  1922年春列宁趁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攻击之机提出了这个问题。“路标转换派发表议论说: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员说,在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并且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化……”
  “……乌斯特里雅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列宁全集》第ⅩⅤⅢ卷第2册第41—42页)[49]
  写到这一点的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例如其中也有现在反对我们的布哈林同志。
  “……不能否认这种情况隐藏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个极大的危险,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危险。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工人群众本身的文化落后性,尤其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即当分给行政管理和领导干部的消费资料一般必须大大超过分给普通中等工人的数量的时候,甚至那部分由工人群众从自己队伍中推举出来的干部人员,也会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尼·布哈林:《进攻》第237一239页)[50]
  布哈林同志接着写道:
  “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和不利的外部环境,对资本主义作重大让步,并且不阻挠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心和与之相应的人们的集团的增长(例如,正象俄国在其完全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制度下所曾发生的情况一样),产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在这里,不论新阶级是在其处女般纯洁的状态中组织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的,还是这个阶级本身将会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寡头,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成长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进攻》第239页)[51]
  我们现在的反对者布哈林同志在1922年,并且稍后,在1924年(在列宁逝世时),是这么写的。
  可见,危险不是捏造出来的。不应夸大这些危险。但应当记住这些危险。
  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1.国际资产阶级包围,资本主义的暂时和局部稳定。自然,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过错”。但是,这种局面必然产生“稳定”情绪和过高估计国际资本主义力量,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
  2.新经济政策消极面。新经济政策是必要的。我们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我们已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否认我们允许资本主义部分复活有它的危险性,那是可笑的。列宁经常提醒这一点。
  3.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工人阶级是在一个农民占居民大多数的国家里执掌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具有什么样的危,险,列宁不断地提醒这一点。
  4.我们党的垄断地位。没有共产党的专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的反对者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曾就这一目前有争议的问题说过: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的共产党人,我们全都坚信,一个阶级的专政只有作为该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得到实现。我们早就批驳了把阶级的专政同党的专政对立起来的荒唐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其他政党存在。我们党的垄断地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不能不看到,我们党的垄断地位也有其消极面。我们在我党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中(例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指出这一点,这是在列宁生前并得到他的完全赞同的。
  例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党的垄断地位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在另一种环境下本来会躲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一批政治工作者现在必然依附于我党,蒙蔽我党,甚至直接加入我党,从而给党带来非布尔什维主义情绪和观点。
  5.国家机关。不用说,在短期内用真正无产阶级精神改造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记住列宁指出的我们国家机关的消极面。应当记住,不仅党会影响国家机关,而且国家机关也会影响党。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所起的消极作用就更大了。
  6.同路人。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是我们事业所必需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人员把非无产阶级影响带进了我们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而有时还有党的机关。
  应当看到所有这些危险,这不是为了向它们投降或予以夸大,而是象列宁所教导的为了采取相应的办法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私人资本在城市发展,富农在农村发展,在这样的时期党应当特别注意周围的危险,以便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与之斗争。
  在正确的政策下党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对抗上述倾向和危险的力量非常强大。无产阶级革命唤起极其伟大的力量。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党拥有许多健康力量。

  执行主席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的时间到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们,我请求再给五分钟或十分钟,谈谈极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

  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请求再给他十分钟。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五、关于两个党


  现在谈谈两个党的问题。
  我被指责说,似乎我对我国两个党的思想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是不真实的。这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我曾第一个起来反对修改党专政的公式。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显而易见,一个主张联共(布)专政的人是不可能容忍两个党的思想的。在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23年),根据我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专政才能实现。十二大后过了一年斯大林同志反对这一公式,他断言,似乎列宁只说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说过共产党专政。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有关部分写道:
  “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52]
  斯大林同志反对这一点说:
  “我记得在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似乎还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用过这样的语句,这当然是由于疏忽……那么列宁当时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党的专政,也是错的了。”(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1924年版第22页)[53]
  这当然不是列宁的提法。列宁说过: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是共产党专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核心都认为,斯大林同志在这一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大错误。我就斯大林同志的这一错误声明写了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问题》),它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文章发表了(《真理报》1924年第190号)。事先召开了25名中央委员列宁主义者会议(除托洛茨基同志外,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上绝大多数人谴贵了斯大林同志的原则性错误,赞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托洛茨基同志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说明一个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采取其先锋队即党的专政的形式才是现实可能的。)
  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共产党专政下才是可能的,我当然现在也还持这一观点。单单由于这一原因,我就会始终一贯地用我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去反对搞两个党的任何微小的倾问,反对用资产阶级民主去削弱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任何微小的企图。

六、统一和派别活动问题


  我们多年来写文章谈到派别活动的危害,特别是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危害,对这些话,我们一个字也不收回。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一般进程使得我们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具有派别斗争的性质,所以我们在10月16日的声明中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号召(现在也号召)所有思想一致的同志们放弃派别活动。但是我们要提一下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只有经常的活跃的思想生活才能使党保持革命前和革命时的传统: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集体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只有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保证使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于形成产生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集团。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54]
  我们将完全履行在10月16日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我们也向共产国际声明这一点。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联共(布)和整个共产国际的统一。

七、关于联盟


  列宁认为联盟是允许的。他曾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普列汉诺夫结成联盟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1910—1912年)。1920年列宁在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联盟就联盟。不要怕它,而应当欢迎它,应当在党中央机关中认真地、广泛地实现它!”(《列宁全集》第ⅩⅤⅡ卷第90一91页) [55]列宁不止一次地同托洛茨基同志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同志——如在1917年十月起义之前,在红军建设问题上,在组织经济问题上,在民族问题上,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赞同和组织各国共产党内两个(和更多)集团之间的联盟,例如在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美国等等。目前的多数派代表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有一个时候也曾寻求同托洛茨基同志的联盟。
  过去的分歧具有其巨大意义。但是议论一个联盟应当依据作为联盟基础的并在一些准确的文件中得到说明的那些理论思想和政治任务。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让未来去检验我们用我党所提供的途径和手段进行辩护的那些思想和口号。

八、关于托洛茨基主义


  把1917年以前的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分开的东西,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并不为之辩护,也不是联盟的财富,它始终受到我们最坚决的反击。例如,我们绝对不同意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同这一错误理论进行过不少斗争。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声明过:
  “我们的出发点是,正如经验颠扑不破地证明了的,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中间谁要是同列宁有意见分歧,毫无疑问真理总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一边。”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学说(‘结合’ )的立场之上……”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去评价旧的争论,那大概会在这一或那一根本性问题上在这里暴露出严重分歧。但是如果认为,似乎同革命动力的估计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不断革命理论等等的旧争论,那是根本不对的。关于革命(或反革命)的动力应当在每一个新阶段中依据以往的全部经验作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关于国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关于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比重、关于党和阶级的相互关系、关于农民的分化程度、关于内部资本主义趋势同外部资本主义势力的结合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根据事实、数字、新经验,而不是根据人为煽起的对旧争论的回忆得到解决。
  不言而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完全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之上。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远远没有逐个提及对我的所有指责。我只谈最重要的原则问题。
  我一点也没谈到我们在下列问题上的分歧;1.苏联工业化的速度:2.必须增加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和赋税;3.对富农采取同样的措施;4.必须维持工人的实际工资并逐步予以提高;5.必须贯彻党内民主原则;6.必须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7.必须更坚决地反击扩大农村上层的权利(选举权、租地期限、财产权)的倾向,我们关于免除农村40%人口(贫农)的赋税的建议;8.价格政策(我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建议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9.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10.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但是我希望,从以上所述足以看出我没有犯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过错。
  由于我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发生分歧,我不能参加国际的领导了。这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明白了。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讲到过这一点。在十四大后的第一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我曾书面请求解除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
  现在,由于既成局势面离开共产国际的直接工作之际,我和大家一起高呼:
  共产国际万岁!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统一万岁!
  苏联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2卷第58一83页。




[1] 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100页。

[2] 我引自俄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代(1848一1850)》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242一21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4一175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页。——编者注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一一编者注

[7] 参看上书。——编者注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0页。——编者注

[9] 参看上书,第1卷第270页。——编者注

[10] 《列宁选集》第2卷第889—890页。——编者注

[11] 参看上书,第709页。——编者注

[1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07页。——编者注

[13]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83页。——偏者注

[14] 《列宁选集》第3卷第757页。——编者注

[15]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1页。一—编者注

[16] 参看上书,第815——816页。——编者注

[17] 同上书,第837页。——编者注

[18]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

[19] 同上书,第841页。——编者注

[20] 我们列出《列宁全集》(指俄文第一版。——编者注)中的一些地方,供希望详细研究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第ⅩⅤ卷第82、87一88、232233、287、126—127、129、187、132、165—166、414—415、268、175页。
  第ⅩⅤⅠ卷第61、69一70、55、102、120—122、195、354、390、403页。
  第ⅩⅤⅡ卷第153、408—409、415—418页。
  第ⅩⅤⅢ卷第1册第137—138、118、120、189、313、321、333、368,380、433、436等页。

[2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5页。——编者注

[22] 参看上书,第29卷第38页。——编者注

[23]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812页。——编者注

[24] 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编者注

[25]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编者注

[26]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编者注

[27] 同上书,第31卷第371一372页。——编者注

[28] 同上书,第32卷第467页。——编者注

[29]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一597页。―—编者注

[30] 参看上书,第89页。——编者注

[31] 参看上书,第3卷第258页。——编者注

[3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33]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编者注

[34]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112页。――编者注

[35] 参看《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7页。——编者注

[36]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37]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3页。——编者注

[38]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1页。一—编者注

[39] 参看上书,第23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40] 《列宁全集》第8卷第257页。——编者注

[41]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编者注

[42] 参看《列宁全集》第13卷第339页。——编者注

[43] 《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页。——编者注

[44]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编者注

[45] 同上书,第6卷第95—96页。——编者注

[46]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130页。一一编者注

[47]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编者注

[48]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329一330页。——编者注

[49]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634、635页。——编者注

[50]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60、61页。一一编者注

[51] 同上书,第60页。——编者注

[52]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51页。——编者注

[53]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4一225页。——编者注

[54]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7页。——编者注

[55] 参看《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8页。——编者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