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
· 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
[1]见第十五章:《苏维埃经济》。
[2]主要见:略平著:《从社会主义劳动到共产主义劳动》(A Ljapin : Du travai1 Socialiste au travail communiste);苏晓姆林斯基(2),等等。
[3] “这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基础早已存在……在大城市里,学校、图书馆、医院、大学、博物馆、浴室、养老院、体育馆,都是由整个集体出资的。警察局和消防机关是在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工作的。公路、运河、桥梁、公园、体育场、以致于阿姆斯特丹的轮渡,都是公用的……
“生活的权利,也即每个人都是集体的成员,好像孩子是家庭的成员一样。集体的权力、技术知识、社会遗传也都是每个成员的,因为,一般地来说,每个人的贡献和人与人的差别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对于那些被控违反社会利益的罪犯,我们至少还给予最低限度的食物、住处和医疗。那么,对于那些懒汉和违法者,我们为什么不给呢?如果我们认为绝大部分人类都是懒汉和违法者,那么我们就忘掉了更丰富多采的生活的积极乐趣。(4)”
[4]见《信心》(Conviction)这本书中布里安·阿贝尔·史密斯、雷蒙德·威廉斯和彼得·汤森的有趣研究(5)。
[5]路易斯·芒福德著:《技术和文明》(L. Mumford: Techniqul et Civilisation)一书中,对于需要会无限地增长的理论,有很好的驳斥(11)。
[6]不应当把“社会工资”同“间接工资”或“间接收入”混淆起来。后两种工资形式只是推迟领取的货币收入而已,而“社会工资”的特点是实物分配。这种混淆在苏联作者中是常见的,尤其在苏共新纲领中,在“消费的社会资金”项下,乱七八糟地把医药补助和养老金同义务教育和免费治疗混在一起了(20)。
[7]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产生物资丰裕的自动化,会导致无法克服的矛盾,再来强调这些矛盾,那是多余的。能创造商品丰富的那股力量,同时也消灭了这些商品的可能买主!但是,自动化之所以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原因。艾里克·弗罗姆强调这个原因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人们是否还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某些毫无意义的工作,而期待着有一天劳动几乎不需要消耗什么精力?这一天尚未到来以前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越来越为人作嫁,而且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如此?(22)”
[8]见第十五章“苏联的经济”中“苏联‘经济范畴’”那一节。
[9]像阿瑟·刘易斯教授那样,认为按需分配的唯一好处是由下列假定而来:政府比个人更知道首先应当消费的是什么;这种说法,真要具有杂货铺老板实用主义的智慧才能提得出来!(23)
[10]盖伦教授事前不知道马克思的观点,他独立地恢复了科学的人类学,以“训练”作为人的特点。盖伦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是在纳粹制度下进行工作的,尤其显得突出。纳粹制度企图使人类学去研究“不变的生理性质”,“种族特质”,等等。科学真理终究要胜过卖狗皮膏药者的谎话,即使卖狗皮膏药者拥有强大的政权,也仍然如此。
[11] “对于猫来说,再没有比‘爱’老鼠更自然的了。如果有人说猫有灭鼠之本能,那么我要说,猫也有爱鼠之本能。就行为来说,一个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从内部发展的(38)。”
[12]参见法国(天主教)“社会问题周”副主席约瑟夫·福利埃的话:“取消个性,或说得恰当些,没有个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41)。
[13] “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而不真正热爱他所做的工作,如果他漠不关心地、被迫地买卖商品,他怎么能够积极地、有意义地去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呢?他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消费者。他‘消费’足球比赛、影片、报纸和周刊、书籍、演讲会、风景、交际集会,等等……事实上,他没有享受‘他的’闲暇的自由;他怎样利用‘空闲时间’是由娱乐企业决定的……娱乐也像别的部门一样成了一门企业……在任何自发性生产活动中,我的内心里总发生了一些什么。如果我看书,我观赏风景……之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因为娱乐是被动的,我的内心里就一点什么也不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我内心里一点也没有变化,所有的,只是回忆而已……(44)”。
[14]各式各样的作者,如法国社会学家图莱纳和多夫依,美国心理学家迈耶和维特列斯,都承认劳动者在企业里寻求自己做出决定的机会(50)。
[15]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们目前已经预言说:到1975年,农村生活就要由大面积上的城市生活来代替了。1956年7月13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目前的趋势是,如此辽阔的西部诸州正在缓慢地、但是肯定地、而且看来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超级城市,那里居民考虑的享受是电视和快速交通”(51)。
[16]见第十章。
[17]加尔布雷思教授认为:“今后就“可以假定任何(!)产品边际增产的规模是低的并且是在下降的。越来越繁荣的结果是缩小了经济目的的意义。生产和生产率越来越不重要了”(52)。显然他是在那里预测。但是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分析一定会成为现实。反之,西蒙·魏尔的悲观的预言,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他说:“永远(!)不会有哪一种技术可以使人类不必用自己的汗水去不断地更新和改造它所使用的工具(53)。”
此外,这种前景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什么“效率下降的规律”会弄到经济增长的“代价太高”。
[18]乔治·弗里德曼写道:“劳动者关于他们的嗜好谈论得最多的,是让他们‘有些东西爱好爱好’,有些‘他们感觉到自由’的东西,尤其是选择他们做些什么的自由,选择做这些事情的地点和时间的自由”(57)。作者还引用了费迪南·兹维格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工人》(M.F. Zweig: The British Worker)里的如下一段:“大概嗜好要比劳动本身更能表达一个工人的个性,因为工人劳动是不得不然的,而嗜好却来自于选择”(58)。
[19]加尔布雷思指出:“一切劳动阶级都相类似,这一点是资本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作者应该说:斯大林学说〕都完全同意的。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宁愿认为他那布置舒适的办公室同传送带是同类劳动的场所,而且只是因为他有高人一等的才能,以及他的劳动比人紧张,所以才有不同的待遇。共产党领导人当然不能说他的劳动比一个旋工同志的劳动有什么显著的差别……(62)。”加尔布雷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20]而且这种过分专业化的情况,由于利润引诱的刺激,由于现代社会整个社会和经济气氛的推动,由于极端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弄得“支离破碎”,还能产生特殊形式的强迫和厌烦,即使是能按自己的天赋去工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也不免如此(64)。
[21]在这个意义上说,阿伯特·劳脱巴克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社会经济制度一改变,个人就能自动达到心理上的平衡(67)。
[2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了“劳动的结束”及其“转化为自主活动”(69)。这本书里也提到“自由劳动”和“消灭劳动”之间的明显的区别(70)。
[23]马克斯·卡普兰在提到创造活动时写道:“现在,人不只是编篮子、用笛子吹乐曲或造桌子:篮子成了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乐曲,在造桌子的行为中,所造的不是桌子,而是人自己(71)。”参见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2)。
[24] “有一个人〔班巴〕说:他应该在某一个换季的时候去砍树,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必须每天劳动多少小时,而且日常劳动,这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由于习惯(?)而几乎成为生理上的必需了,也只是在一年的某些时候进行(75)。”
[25] eureka,希腊文,意为"我发现了"。阿几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水的浮力后,欢呼eureka,这个词现有发明创造的意义——译者。
[26]例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末尾所说。卡尔·马克思:“只有因穷困和外来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终止的时候,才开始自由王国。因此,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自由王国是在真正的物质生产范围以外的(79)。”参见戴维·里斯曼所说:“……应当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如果面对外界的人能得解放的话,那么解放他们的将不是劳动,而是游戏(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