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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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一地区(北罗得西亚的邦巴部落),同在太平洋的特罗勃利恩得群岛一样,祭祀的仪节似乎都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因为经济活动最能引起人民的疑虑、恐惧和担心。这事的本身便证明了祭祀的仪节是多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2)。”
[2] “铜匠、铁匠认为如果不去求助于一种高级的力量来克服‘泥土’的生命力,以便把泥土变成金属,那末他们便无法实现融化矿石而使它变质。猎人则深信自己是依靠一种高级的根本力量,才能够制造有效的猎具,才能够巧妙而有效地运用这些猎具来同野兽搏斗并捕获这些野兽(4)。”
[3]象卡尔·波朗依那样的某些现代经济自由主义评论家的文章里,我们可以遇到一些古怪的论调,反映出这种社会的《有机》观念。波朗依甚至把奴隶社会说成是《把个人纳入社会》的社会。他并不区别一个村社的自由成员怎样设想自己的地位,一个奴隶或一个农奴又是怎样对待这个“地位”的(5)。
[4] 《旧约全书》(Ancien Testament)里也反映出这种忧虑。
[5]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几个段落却反映出比较客观的观念来对待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和交换中所占的地位。
[6]索尔邦(Sorbonne)是巴黎大学的别名,当时是研究神学的中心。——译者
[7]格朗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没有明确地把“劳动与消耗”这一公式简括为劳动。
[8]然而,托马斯阿奎那在评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时似乎是在阿奎那写《神学大全》(T. Aquinas, Summe théolongique)时以后,所以他的经济思想确确实实有了进步(28)。
[9]十二世纪初叶,《教谕集》(Dccretum)的作者们已经阐述了这一理论(31)。他们采用这一理论,用意似乎在于把他们全盘否定的商业同他们所拥护的城市手工业对立起来。值得指出的是,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到格朗德和托马斯所关心的问题的意义深远的演变。
[10]最初作系统叙述的经济学家是国家的官吏,因为他们要提出各式各样的“国情报告”(37)。
[11]其实这不过是生产成本的理论,成本随着劳动和《土地》(原料)的比重而变动(48)。
[12]配第已经说过:“价值的共同计量标准便是成年人一天的平均口粮,而不是一天的劳动”(50)。
[13] 《国富论》第一卷第五章,亚当·斯密的全部论证都以小商品生产里面举出的事例作为根据。
[14]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工资论,参阅本书第五和第九章。
[15]谷物法指1846年英国废止的谷物输入限制法。——译者
[16] “经济思想史从来都表现出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局势的演进(58)。”
[17]自从企业家同业主分了家,再加了技术领导和企业的行政领导也分了家,熊彼特便指出,得到报酬的工作并不是技术管理工作,而是“推断市场情况”的工作。
[18]凯恩斯自己却又在别处批驳了节欲论(61)。他正确地指出,守财奴尽力省吃俭用,把钱窖藏起来并不产生任何利息。但是凯恩斯只用了另一个错误观点来代替这一个错误观点。他认为利息是“不要现金”的报酬。难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闲置的资本借出去是什么“牺牲”吗?难道资本家的真正“牺牲”不正是把现金保存起来吗?凯恩斯的这种理论是从交易所里的投机家那里借用来的,与工业界的生活毫不相干,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其他领域却没有不是建立在工业生活上面的。
[19]有一位新的古典经济学家批驳凯恩斯的专断的论据:“节约便是少吃一顿饭”。他说:“不是的,节约一般都是在同一天里不肯多吃一顿饭”。话说得很妙,也很对。可是在同一天里不肯多吃一顿饭,是否算是“牺牲”呢?是否应该要求报酬呢?
[20]当代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达维德·麦克德·赖特肯定说,美国工资的高水平决定于工资收入者所用的设备的总量,而这个设备总量则产生于……“某些人所没有消费掉的东西。这些人宁可不去满足自己的一些直接需要,而让别人用机器来操作(63)。”赖特却忘记了,最初订购机器的资本家全然不是出于“牺牲”,而是损害了手工业者,为自己取得巨大利润。手工业者是节欲的真正牺牲品,他们的子孙也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利润的好处……。
[21]企业主为什么收入比劳动者多呢?“因为企业主为生产作出的那种劳务,同其他从业者作出的劳务比起来较为稀罕(65)。”
[22]当代大多数理论家正是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只满足于把利润当作一种“差额”,一种“生产成本和售价之间的差额”(66),根本不去问一问这个“差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3]见第十章和第十三章。
[24]见第九章所举的事例。
[25]见第五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率的均分》一节。
[26]见本书第十二章。
[27]阿尔弗利德·马歇尔曾经企图在从生产出发的价值论和从“独立供应”出发的价值论之间,作出一种折衷的综合。
[28]新古典派也不说明,为什么“一个额外单位的边际效用”对挨饿的失业者比对百万富翁大上千倍,而面包的价格对这两种人却是一模一样的。
[29]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当场捉住边际效用派的错误,因为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情,完全不是由“供求规律”加以决定的。“供求规律”至多只使“行情围绕着一个轴心波动”,这个轴心便是贴现股息的资本化。同样,“供求规律”使商品的市价围绕着商品的价值波动,而价值则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30]新古典派用“边际生产率”来规定“生产三项因素的收入”,这不过是胡乱普遍化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见本书第九章最后一节。
[31]参考熊彼特杰出的预言,他说:“然而我们可以预料到,在世界各国中,美国无疑会表现出最微弱的帝国主义倾向(81)。”
[32] “正如各种调查报告所证明,尤其是霍尔和希契的调查所证明,各企业都不认识自己的边际费用,他们只根据总的平均费用,加上预计的利润盈余,来考虑问题(82)。”
[33]可以说,边际效用派从来没有能够解决“货币的边际价值”问题,因此,这个学派具有二重性,把主观的价值论同客观的货币论混在一道(客观的货币引伸为数量论)。显然,增加“货币总量”不一定象增加小麦的总量那样,会减低货币总量的“边际价值”,因为货币可以用来陆续购买各种商品,适应各种强度相等的需要。当人们以为,增加货币总量会不改变商品的边际价值而引起物价急剧上涨时,便发现了这个学派的二重性。
货币的数量论意味着物价的升降,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从一个一定的平衡水平出发,增多或者减少。
[34]见本书第十一章提供的说明。
[35]然而必须指出,凯恩斯至少在一个地方曾经努力回到劳动价值论。他写道:
“因此,我们倾向古典派以前的学说。根据这个学说,生产一切东西的是劳动,所借助的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技术;是自然资源,丰富的资源没有租费;而稀少的资源则需要租费;是过去的劳动成果,其价格也随着丰富或稀少而互异[一直到这里,还没有跳出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和折衷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最好认为劳动,其中当然包括企业主及其助手们的个人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的因素。技术,自然资源,设备和实际需求,不过是这个因素一定的活动环境(87)。”
[36]见本书第十一章。
[37]见本书第十四章。
[3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取笑那些教授、建筑师等等想比赶大车的“多得一点消费品”。这一段是大家都知道的。还可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段话:
“但是共产主义有别于任何反动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恰恰在于根据人的本性确立的这一经验主义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头脑和智力的差别并不决定胃肠和身体需要的差别;这样,根据目前条件所确立的公式‘按能力分配’,在应用于享受(消费)的范围内,从这个词的狭义上来看,应该由‘按需分配’这一公式来代替。换句话说,活动的差别不应产生不平等,不应产生所有权或享受(消费)方面的特权(98)。”
[39]在大战前夕,熟练工人的工资比壮工大到八倍之多,而“报酬最优厚的劳动者”则又比熟练工人“多得多”。这是马纳维奇在《经济问题》杂志里说的(100)。
[40]同一类型的理论家违背劳动价值论更加厉害,他们硬想对行政人员,科学家等等根本不生产价值的劳动进行数量和“质量”的计量。
[4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肯定说:“价值法则在经济领域内消灭的时候,也便是旧政治经济学消灭的时候”。罗莎·卢森堡则称,在马克思的学说里,政治经济学获得了进步,同时也将不再成为一门科学(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