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1)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
德国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改造以后就把它的大部份内容接受为自己的东西，“使它倒转过来立定脚跟”。
辩证法的起源十分古老。它在哲学探索的曙光时代，特别是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斯（“一切事物都在变”，“一切事物都在移动”）和几位中国思想家如公孙龙和戴震（译音）的著作中，即已可见。它以后被犹太裔荷兰哲学家史宾诺莎（十七世纪）进一步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黑格尔的具体化之下，使它登峰造极。
辩证法的要点是：
·把所有现实看成为不断转变中，不是各种事实的总和，而是各种过程的综合。
·把所有现实看成为一个在运动中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没有一个部份能够孤立地、在互相关连之外、在与其他部份的关系之外而可以受到了解的。
·把运动看成为这个整体的内部矛盾的结果。
·把知识看成为以思想（以人类活动）来理解现实，也就是，看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行动。主体趋向于根据他或她所理解的来转变现实，但是他或她自己本身却被他或她对现实的调查、理解和转变，所转变。
·把知识看成为通过分析和行动，对所要理解的过程的内在发展规律的揭露。为了了解现实，思想的辩证法必须符合现实（即真正的运动）的辩证法。
这个有效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论，通过逐步地接近现实的整体，比诸以局部实验和形式逻辑为主的、过份专门化的、只分析零碎的知识的方法，实在是巨大的进步。
辩证法并不排斥局部实验和形式逻辑。它把它们吸纳。但是它也把握着它们的局限性。因此，它也开始了几门知识之间的互相进展的道路是，例如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进展，因为这两门学问是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即客体），而且它迟早会推广到所有以人类为客体的学科。
黑格尔的思想，受了他的法国革命的经验影响（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在青年时代曾绑架过雅可宾的前身的革命团体），在以下几个领域，已经进展到“质的飞跃”的边缘：特别是社会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主要角色。但是由于反革命在法国和欧洲的胜利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和无产阶级斗争尚未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中成熟，这个伟大的天才并没有超越他的思想上的一些极限。因此它的思想就留下以下几个缺点：
（1）他主要是在思想和领域设想辩证法。对于他，思想的运动比物质的运动更为基本。事实上，他常常把现实与理想等同起来。归根到底，他把历史的辩证法缩减为“绝对思想”的辩证法。对他来说，自由的实现，本来被看成为历史的终局——这是他与启蒙运动共同享有的观念——也就是本来被看成为革命资产阶级的整个斗争基础的人类解放方案，却变成为精神自由的实现：“精神上自由的奴隶比他的主人还要自由。”
（2）从这个唯心论的辩证法中所得出的历史哲学，就具有过分抽象、半玄学的特性。作为历史的主角、研究的对象和解放运动的主体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生活、工作、受剥削和受苦、而且在同时思想和经验到“内在的灵魂”和“情绪”的人。他时常把那个角色指派给“精神的存在”，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内的观念、意识形态。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的玄学缺点，被几个有关于劳动（生产）、物质生活的组织和国家（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光辉的直觉观察所减轻。这些直觉观察导使这位德国哲学家走到以真正的唯物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的边缘。
（3）一个基于唯心辩证法的唯心历史哲学可以很容易地堕落到替社会现实辩护的态度，特别是替这位哲学家所身处的国家（普鲁士国家）辩护的态度。
黑格尔的出名的公式“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并不自动地是辩护的语言，如果这个动词“是”被辩证地想像为“变成、被转变、生长、然后衰退和消失”。它的意思可以成为：“所有现实的东西，只有当这个现实符合一个需要的时候，才能够生存。如果这个理性衰退、分解了，如果它的矛盾尖锐化越来越充满爆炸性，这个现实的东西就越来越‘不现实’，换句话说，它就开始分解和消失，让位给一个新的、更合理的现实”。同样地，“所有合理的东西，虽然还没有充分地实现，虽然仍是潜在的、蓓蕾的，会越来越变成现实，会逐渐地全部实现。”
但是同样地，潜在的革命性的公式也可以用彻底保守的观点来解释。它就变为：“所有的现实都是合理的（否则它就不会存在），那就是说，必要的（产生它的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它必须受到挑战。所有合理而必要的东西已经被实现。凡是未被实现的东西，既不是（或者尚没有成为）合理的，又不是必要的，否则它早就给实现了。”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中。前一解释在他年青时代的作品中占优势。后一解释则出现在他老年的作品上。这两种解释产生两个学派，两门子弟。后一派被黎为“老黑格尔派”。这一派支持普鲁士的王朝、宗教和国家。他们认为这些普鲁士的东西包含了（伯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美德”的与充满了经济和社会自私自利的“文明社会”对抗的“共同好处”。前一派被黎为“年青黑格尔派”。这一派的人是激进的、反既成权力结构的、反叛的、无神论的（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家。马克思在年青时就参加了这一派，而继续了这一派对哲学、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无情批判的传统。
在他的一篇很少为世人所知的、年青时所写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中，黑格尔胆敢如此地写：“只有以自由作为它的客体的东西才是观念。因此国家必须被替代！因为所有的国家都被指派去对付自由的人像对付机器上的齿轮一样。那是不应该的。因此国家必须终止……。同时，我希望在这里建立人类历史的原则，把国家、宪法、政府和法律中的全部悲惨的人类劳动——全部暴露出来！”（G·W·F·Hegel Der Geist des Chritemtums，Ullstein，1978，P.341）
（4）离开了物质现实，唯心辩证法就有超越任何认识论的准则、超越任何最终的检验工具的危险。同样地，它也有落入兜圈子的推理、甚至于唯我论的危险。它也有危险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只有推理的内在的一致性，才成为思想系统的终极的证明，成为它垢准确程度的最后的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使它倒转来立定脚跟”（意即黑格尔曾使头倒置，现在再使它倒转回来），改正唯心辩证法的这些弱点。他们把唯心辩证法发行为唯物辩证法。后者是以以下的观察为基础：
(1)物质现实（自然和社会）是独立于企图解释它的人们的欲望、情绪、意图和观念而存在的。它是客观的现实。思想是要解释这个客观现实。认识的过程，掌握知识（以及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是客观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是严谨的科学考察的潜在对象。
(2)思想决不能完全与客观现实等同,因为客观现实永远地在转变，面且，在时间上，现实的转变总是在思想的进展之先。但是思想能够逐渐地接近现实。因此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思想和科学能够发展（虽然不一定直线地、不断地发展），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事实能够具体地、实际地被这些发展的实际结果（如已证实的预测，成功的应用等等）所证实。因此，思想的真实性、科学的真实性的最终检验，就是实践。思想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是有效（和具有科学性）：它对真正过程的解释，不但与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解释首尾一致，而且能够被用来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把这个预测与对事实的整个过程的解释整合在一起，而且根据已建立的目标来改变、转变现实。归根到底，知识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工具，是人类能够改变它在自然中的地位和增进它的生存力的一个工具。
(3)历史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具体的人类的辩证法，不是“一般的人类”、或者“作为基本上是精神存在的人类”的辩证法。真正的、具体的人类，是在社会上和历史上特定的人类，那就是受他们所生活的、在每个已知的历史时期改变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人类。
(4)历史上逐步展开的解放运动、它的向前跳跃以及它的严重挫折，既不排除他地、又非主要地、也非压倒性地是精神的解放运动。它首先不是逐步地争取精神自由，而是要为生存、自由和享受生活的可能性逐步地争取较大的物质空间。精神的、艺术的和其他这一类乐趣，当然在这些机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使精神方面的乐趣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地满足食、住、健康、性欲、教育、接触文化的物质条件等等的基本需要。这里的要点是使个人从太依赖自然力量所强加给他们的拘束中解放出来。这里的要点也是使他们从太依赖其他人所强加给他们的拘束中解放出来。
奴隶的精神自由很能对他们的生存极端重要。但是，长远地来看，为他们的物质解放而斗争，也就是说为废除奴隶制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以及为废除支撑它的整个社会结构而斗争，是更为重要。无论如何，历史已经产生了一个奴隶们本身为了争取的物质解放的真正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年青时为他们自己所定出的、而且终生不渝的纲领，就是向所有使人类受苦、受剥削、受压迫、受异化而且因此残缺不全的、无能力实现他或她的所有智力的机构和条件抗争。这是与辩护式的运用辩证法的任何形式彻底决裂。
唯物辩证法和法国社会历史学的主要发现的结合，再加上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见解——社会劳动在人类的存在中的中心地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首尾一致地阐述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因此，才出现了历史唯物论，也称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理论。
2）法国社会历史学的改造
从历史学的曙光时期开始，历史学家就清楚地观察到，历史不是由伟大的人物所造成，而是由数量极多的人之间的冲突、也即社会力量的冲突所形成的。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舒塞迪德斯就已经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每个城市都分成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他们两者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古中国的史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伊斯兰世界的大思想家，特别是大历史学社会学家阿尔——比路尼和伊本——卡尔顿，差不多进展到历史唯物论的边缘。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几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经验，以及从这些革命中得出的、经常出现在继续不断的政治讨论中的教训，敦促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历史学去创立社会阶级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即阶级斗争——的观念，作为了解历史的工具。佛兰思·魁斯内、班哲曼·康斯阻、奥格斯丁·舍利、米格耐脱、桂佐特和金奥斯等学者成功地应用了这些观念来研究英国革命、诺曼人征服英国、法国革命和1815年的波旁王朝的复辟。
在这些学者之前，其他人也走过这条道路，特别是英国和德国的学者，其中一位名叫席勒的学者研究了十六世纪荷兰革命。一些启蒙时代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已经说出历史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展开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他们倾向于着重自然的（气候、地理、种族等）和政治的（宪法的）条件而不太重视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在后一方向上，卢梭和康度恩走得比较远。
这段时期的社会历史学的长处，在于有系统地把新得到的阶级观念，即使不是应用到整个人类历史，也至少应用到数世纪长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这方面，他们在社会科学上敢一个真正的变革，把历史学的进展和对不同社会的结构和动力作更深的了解，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合了这个了解，成为法国社会历史学的继承人，就像他们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一样。
然而，虽然十九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无疑地代表了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大进步，它仍然在科学地解释历史方面呈现极大的空隙，特别是在了解他们的朝代——胜利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的（以及因此是历史的）现实方面，有着极明显的矛盾：
（1）他们以叙事的手法处理“社会阶级”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的观念。虽然他们不否认这些冲突的物质基础，而且有时候甚至于正确地暴露它，特别在处理封建社会的一些阶级矛盾的时候，但他们未能够在社会阶级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物质利益、社会角色和政治斗争之间，清晰地建立起结构性的、有机的联系。
（2）他们一般地把意识形态的斗争、观念系统之间的冲突、“精神价值”（上帝、宗教、自由、公德心、美观甚至民族国家）看成为添加在物质利益的矛盾之上而且与之分离的，看成为具有它们自己的所谓内在的意义甚至永恒的价值。
（3）他们一般地不理会，或者只边缘地理睬社会上最穷的层份（阶级）——那些在过去从来没有较长期地占上风、在革命和社会与政治的斗争中永远受到损害的人——的利益和斗争。甚至当他们描写这些成分的时候，也常常以不了解这些人的态度，以他们自己的明显的阶级偏见甚至阶级仇恨，来描写。
因此，他们把上一代的历史家的不可计数的诽谤全盘地照搬，不顾有时是荒唐的内容。以下随意举出几个诽谤的：阿尔比琴斯人或者卡塔人实施禁欲而同时大量杀害婴孩的传说；上中世纪的斯拉夫民族无能力组成国家而把这个“特性”保留给德意志民族的神话；犹太人被剥夺了“战斗能力”的神话；再洗礼教徒在慕斯特“共有”妇女的传说；墨西哥的印地安人大规模地以人命献祭的传说；美洲土者“残忍成性”的福州以及黑人不做奴隶就不愿工作的“懒惰成性”的神话等等。
其实，遗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除外——一般说来是站在战胜者的立场写历史的。他们不顾历史真相和被征服者的荣誉。
（4）更准确地说来，这些历史学家开始要说明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冲突，当他们越来愈接近十九世纪，当他们开始处理当代的社会斗争，当历史学和社会学必定要与政治互相盘绕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不愿应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了。从那时候开始，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压力之下，这些资产阶级的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否认：在进行他们在政治领域的行动的进修，他们是在保卫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不同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突然转变成为“社会秩序”、“共同的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最高精神价值”等等的保卫者。
他们不再把他们的阶级敌人做阶级敌人，而当做“搞事者”、“血腥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后有些人会说“用牙齿咬着小刀、把小孩的手指切在汤中的布尔塞维克”以及“恶魔帝国的现身”）、“暴力份子”：总之是反“文明”的“野蛮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说得更清楚：“低等人类”，非人性的人，因此该受非人的待遇。
（5）他们不能揭露社会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同样地，除人类最原始的阶级以外，他们或多或少地把社会阶级和国家当作永恒的。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结构的消失，是不可发生、甚至“违反人性的”。
在发展历史唯物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了法国社会历史学的这些空隙和矛盾，丰富和澄清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
（1）社会阶级不是人类社会的永久的、恒常的结构，更不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结构。它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兴起的。它们的发展，而且从一个社会构成转到另一个。它们注定是要消亡的。社会组织正在度过，而且将会过原始的无阶级地、各种形式的阶级社会和将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相继阶段。
（2）要了解这条历史进展的一般路向，即社会之分为阶级的起源、发展和消亡，必须从物质生存对人类及对所有的生物的主要性开始。但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因为人类是通过有意的、集体的行动来制造自己生存（它的每日的生活资料和人种的延续）的手段。这个有意的、集体的行动就称为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了社会产物，基本上包括必需产物和社会剩余产物。
必需产物使维持（以及再生产）存在的劳动力和工具成为可能。社会产物则包括所有共同生产出来的、对维生不是必不可少的物资。只要社会剩余产物仍然是些微的，社会仍不可能分为阶级——如果我们了解“社会分为阶级”的意思是社会上一小部份人不必从事生产它自己的生存资料（因为是得到社会剩余产物的支持）。只要社会剩余产物是相当多，而且逐渐增多，但是还不够使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大部份时间致力于物质生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存）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之分为阶级是无可避免的。一当社会剩余产物变成如此的多和有价值，以致必要产产物能够以相当少的劳力（每日工作几小时）来生产的话，无阶级社会到来的物质条件就存在了。
（3）归根到底，社会产物以及因此也是社会剩余产物的多少就要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经济进步是以这个平均劳动生产率来量度，也是以人类的平均寿命来量度。平均劳动生产率主要是看生产力的水平，那就是客观的生产力（工具、器材等）和人的生产力（生产者的人数和技能）。生产技术因此是这二个要素的结合，而且是由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科学）及文化知识的水平所决定的。
同样地，社会上一小部份人不需致力大部份时间去从事他们的（广义的）生存资料的生产——因此有统治的、有财产的阶级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从事剥削和掠夺，虽然这些是它的主要特征。它也符合社会的客观需要来保证知识的积累、传送和求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保证知识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增加。这个社会功能也许可以称为积累的功能。
在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的某一阶段，先前由小群集体在公社的，或者部落的以及自愿的基础上所执行的积累功能，就由社会上小部份人所专有。这一小群人同时也接管了生产手段和一部份社会剩余产物作为非生产的（而且时常是浪费的）消费之用。那就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他们是靠其他人的劳动而生活，而且独裁了管理和积累的功能。
（4）在生产物质资料和组织社会劳动的过程中，人类以及经过了某些阶段的进化以后所出现的社会阶级，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特别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生产关系。每一个形式的社会，每一具体的社会构成，都受到特定的生产关系来定出它的特征。这些生产关系决定一切“经济关系”，那就是，货物的生产和流通，使人得到货物的方法，以及生产者（生产单位）占用工作器具的方式。归根到底，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了所有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决定所有阶级关系——和社会的结构。这就是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主题。
（5）或多或少地自动再生产的、稳定的生产关系，构成独特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识别了一系列生产方式：游牧、氏族和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近代马克思主义者宁愿称之为纳贡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方式（社会主义将会是其第一阶段）。
上面所举的生产方式不一定是直线的接连的，也不一定依照以上安排的次序。穿插在这些生产方式之间，一般地有过渡时期。这些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比较不稳定的生产关系和更广的可能演变的范围。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为“小商品生产”；这个形式已经在奴隶生产方式的高峰期出现过。
生产方式是一个结构，不能够以渐进方式将之基本地修改。它只能被革命所推翻。还有，我们应该注意，甚至于在新的生产方式已经稳定化的时候，代表旧有残存的生产关系，能够与具有新生产方式特征的生产关系共同存在。但是新生产方式得到肯定，正意味着它的独特的生产关系不但会占统治地位，而且会吞没和最终同化那些残存的征税关系（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
（6）一个“进步的”生产方式，亦即一个从物质的文明和文化的观点看来比它所取代的生产方式优越的生产方式，必定会重大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必定会使社会节省劳动，减少体力劳动。（在阶级社会，这个进步主要是对统治阶级有利，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它来扩大悠闲活动、消费和文化。但是生产阶级能够以斗争来分享这个进步，而且得到一些虽然是不太大的成功。）这通常是在某个生产方式的巩固期和快速发展期发生的。但是，由于每个生产方式的本性、内部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的矛盾，衰落期必定紧接着这些时期。在衰落期，现有的生产关系就变成压制着生产力的新跃进。其原因，或者是后者停止生长，或者是它们的生长是以现有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腐蚀”和越来越爆炸性的不稳定为代价。在那个进修，一段尖锐的、越来越普遍化的社会危机时期开始了，导致社会革命和反革命。
（7）在生产力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生存或被取代之间，没有自动的，除非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那就是除非这个水平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可能形式的范围（以纪元前一百年的技术不可能造成近代工厂和世界市场；在今日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奴隶制不可能普遍化；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技术基础上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等等）。两者之间是以实际的阶级斗争及其在某一时刻的整体结果来调节。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能在脱离任何物质限制、具有无限制的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仍然创造了历史，而且具体历史过程首先要看他们斗争的结果（“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使后者也许受到一系列超越他们所能控制的历史、社会因素（“历史的客观因素”）所“过份决定”。然而，这个“过份决定”从来不会如此严格，令历史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地指出，从尖锐的社会革命时期——一个生产方式衰落的时代——，一个由于革命阶级的胜利，从人类的生存角度看来比较优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可能会出现，或者，斗争中的社会阶级可能会两败俱伤，而社会可能会一般地衰落。例如，这就是古罗马的奴隶生产方式衰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这个选择的历史基础。
（8）阶级斗争永远是全面的阶级斗争，包括了多 、如果不是所有的社会活动，不管参与者是否自觉到这一点。人们如果不同时建立沟通的关系，就不能互相作用和建立生产关系。人类所做的每件或者所生产的每样东西，“通过他们的头脑”，所以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表现（以思想、思想系统、希望、恐惧和其他的感觉表现出来）。这些“意识形态的”表现反过来又对表达或者感受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人的具体行动起了影响作用。这些“物质世界在人类脑子中的表现系统”就成为所有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个构成份子。归根到底，社会基础（或者底层建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那就是决定了每一个时代的国家、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进化和流行形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论的第二个主题。因为统治阶级控制了社会剩余产物，因此控制了整个社会，所以，一般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成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这并不是说它是某一时代的唯一存在的意识形态。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可以在它的统治终止以后很长时期残存，而且与现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存。中间阶级（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新兴阶级的、对现有统治阶级来讲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也能够与它并存。一般说来，一场紧张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会在社会革命时代之前出现，而且开启了这个革命时代。但是，如果不能控制社会剩余产物，也就是，如果不取得经济霸权，就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霸权。这就是为甚么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下繁荣了这么多年的资产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而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没收资本的革命以前，却不能够取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
（9）国家是社会分为阶级之后的产物，是巩固、维持和延续某一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唯物论的第三个主题。从这个字的广义来看，国家并不是与“有组织的社会”或者“文明”共同存在和等同的。它并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它也不会在将来永远存在。对国家的起源、特定的发展和可能的消亡的研究和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之一。
国家机构是社会上层结构的一个基本构成部份；国家机构包括强制性的部份（军队、镇压机关和司法制度）和结合的部份。后者是用来说服生产者阶级去接受他们所遭受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因而隐蔽这些机构的剥削和压迫本质和将它们“全法化”。这种同化结合的目的，不但是上面所提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教育制度、教堂、大众传媒、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等等传送这些意识形态的机构的基本功能。同样地，任何大规模的，更不必说一般化的阶级斗争，必需是政治的斗争——这是独立于战斗者的意识的。这个政治斗争的目的是要保持，或者减弱甚至推翻某一个国家、某一阶级的政治权力。
（10）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和经济统治被推翻以后，但是在无阶级的、无国家的社会开始以前，有一段历史过渡暑期它的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赚取工资的工人阶级施行国家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是要防止旧的剥削者重新夺回政权，以及怀着解放人类的目标，通过逐步的、自觉的重新组织社会活动的各方面，来组织经济和社会。这个组织工作包括物质征税、货物和服务的分配、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经济和国家、文化的扩散（人人都能够获得现有的知识和资讯）等等。
3）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改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社会历史学的批判式吸收，导使他们把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与社会产物的观念联系起来。这就导使他们研究、处理经济科学和分析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交换的本质问题。经过马克思的一般踌躇以后，他们终于接受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基本论点：交换是建基在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对等（比较）上。
这个以劳动价值论闻名的理论，有古老的渊源。它在中古世纪已经被经院派和伊斯兰的理论家粗糙地形成（汤玛斯·阿坚纳斯，阿尔伯达·马格纳斯、伊本·卡尔顿）。它在十七世纪时经过威廉·派地的提炼，而在十八世纪的亚当·史密斯和十九世纪的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接受了最后的形式。
作为新兴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坦诚而开放的态度对待尚待解决的问题。几乎从开关，它就把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生活，当作需要解释的客观现象，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组需要赞同或谴责的原则和“道德”价值。它认识到：经济科学，正如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应该从眼前的经验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价格）开始，然后进展到发现解释这些资料的运动法则。这就导使它把商品价值放在它的解释的中心。对于亚当·史密斯及其他人而言，市场经济的历史起源，至少是构成了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的根据之一。
十八世纪的法国重农学家（魁斯耐，突哥），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应用了只有劳动才制造价值的观念：他们断然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才有生产性的。他们对这个观念的扭曲和限制，清晰地反映了革命以前的法国农业主宰工业的情况。但是，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比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现有信条进步很多。第一，他们想出了统治阶级（地主、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是从唯一的生产阶级（对重农学家而言是农民阶级）的劳动产物中得来的观念；第二，他们把整个经济生产看成为统治着目前的生产和将来的生产（即再生产）的产物和收入的流通。马克思利用这两个重要的进展来完善他自己的经济理论。
因为马克思要解决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史密斯和李嘉图尚未解决的几个基本的矛盾和疑难：
（1）史密斯和李嘉图两人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和陈旧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基本上，劳动只不过是一个量度工具，是一个能够把商品的各种成本、或者各个社会阶级的收入还原为单一“因素”的计量单位。但是他们两人没有进一步回答：“甚么是这个被劳动所量度的神秘价值的本质、本性？”
（2）这样对价值的本质缺乏精确性，导致史密斯在企图寻找这个价值的数量的尺度时，进入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一个循环的、非直裁了当的论点。（李嘉图只局部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史密斯认为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翻过来被它的工资所决定。这个死卷非常清楚，一旦人们发问：甚么东西决定工资的价值，那就是甚么东西决定工人以工资所购买的生存所必需的价值？
（3）资本主义经济被看成为基本上静态的。古典学派的目的，主要是解释“平衡状态”。它仅仅认为平衡被破坏是由于不完善的竞争，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垄断的残存，或者由于货币现象。它并没看到，更不必说解释，竞争这个基本动力在供应和需求之间所创造的半永久性的不平衡：前者经常多过后者，以及它的后果，即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不但反映了史密斯和李嘉图活在周期性危机的现象充分显示出来的时期以前。更主要地因为他们两人完全不懂资本主义的竞争是建基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的生产技术和成本的经济转变之上。这个转变的后果就是商品价值的快速改变。
（4）甚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资理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基本上也是静态的。它断然主张：工资是在维持工人的生存的最低量的上下波动的。顺便地提一句，这个工资理论属于人口学的成分比经济学的成分多；它声称出生率和婴孩死亡率的上下波动控制了“劳动市场”的工人供应。任何工资的增加超过了这个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就会使工人的供应增大到足以引起工人工资的降低；这个理论因此作结论说：工资会或多或少地自动降至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后来在十九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者佛地南·拉萨尔以他的“铁的工资规律”的公式来将这个错误的工资论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指出，这个从工业化以前或者工业化不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极少的工业或者庞大的、永久性的、结构性的就业不足）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工资理论，是把年青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它企图把工资压低到非常低的水平（无产阶级的绝对贫穷化）合理化。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李嘉图，为一个错误的货币理论——所谓货币数量理论——而辩护。这个理论却在他的整个经济分析中（事实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中）引起了矛盾。李嘉图一方面是劳动价值论的有系统的、首尾一致的辩护人，而且主张所有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在另方面，他却认为黄金的价值是由黄金的流通量所决定。但是黄金毫无疑问地是人类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为甚么它的价值不应该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而由它的流通量来决定？
（6）古典经济学声称它是非常客观的。它说出了真正发生的事——有进修是如此的残忍以致近似犬儒主义，特别是当它指导生产劳动等同于生产利润的劳动。但是，当它面对着工人斗争和工人组织的现实，特别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早日，它就突然对于气愤无可否认的现实不感兴趣，而变为规范的、主观的、道德化的。它趋向于谴责工人组织和斗争为“拘束自由”、“自由竞争的障碍”、“阴谋”、“与经济的无情法则（市场法则）相反的乌托邦”、“触犯公共秩序”等等。为了要这样做，它不得不否认它的最清醒的阐述者，“李嘉图左派”（李嘉图的最急进的门徒）所揭露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一个基本面，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这个剥削性质，不但必然地使雇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尖锐化，而且必然地导致工人们团结起来保卫他们的利益。如果（资产阶级）自由的意义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保卫他或她的“自私的”经济利益，为甚么工资劳动者不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为甚么老板们增加他们的利润就是合法，而工资劳动者企图增加他们的工资就是不合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成功地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是要感谢马克思以下两个基本的科学发现及它们的后果：精心设计一个前后一致的经济分析制度，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法则做出前后一致的、没有错误的解释和批评。
马克思发现，劳动首先不是一个为了量度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而提供共同标准的单位。劳动是价值的精粹。价值就是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中可得到的劳动潜力（工作日或者工作时间的总量）的一部分。
一般的社会劳动（那就是从每个工人的特别工种或特别技能中抽象出来的劳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在建基在私有财产的社会中，这个总的社会劳动是被分裂为由彼此独立的个人和生产单位所进行的私人劳动。这些任务并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分配给生产者。生产者自发的工作只有在之后才由市场来改正。个人必须要让他们已经完成的劳动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永远是社会劳动的一小部份，但是并不是私人劳动的每个份量都会自动地被承认为社会劳动。控制这个承认的，正是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需抽象劳动量（这个“社会必需”的公式是建基在每个生产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上）。
从马克思的这个第一个重大发现，就出现了第二个重大发现。工资劳动者，男或女的无产阶级，并不出卖“劳动”，而是出卖劳动力，也即他们的生产能力。资产阶级社会转换成商品的，就是这个劳动力。它因此就有它自己的价值，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客观地决定的价值：它自己的生产费用，它自己的再生产费用。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它有对它的购买者有用的性质（它的使用价值）。这个有用性是它能够销售的先决条件，但是并不决定这个卖出的商品的价格（价值）。
但是，劳动力对它的购买者，即资本家，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刚好是因为它能够生产价值，因为，根据定义，市场社会中的所有劳动力，在机器和原材料的价值之上，增加了价值。因此，每个工资劳动者生产了“增加的价值”。因为资本家付工资给工人——这些工资代表再生产工人的劳动力的费用——他只有在工人“所增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的情况下，才购买这个劳动力。这工资劳动者新生产出来的价值部份，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力所新生产的价值减去劳动力自己的价值的结果，那就是工人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减去他或她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的结果。
剩余价值，即拥有者阶级的收入的总和（利润+利息+地租），因此就是社会产物减去了劳动大军的再生产费用和维持费用以后所剩余的东西。因此，它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社会剩余产物的货币形式，那就是在所有阶级社会中，拥有者阶级在社会产物的分配中所占的部份：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收入；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地租；纳贡生产方式中的贡品等等。
发现剩余价值为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范畴，以及解释它的性质（剩余劳动亦即工资劳动者所提供的没有收到工资的、没有收到补偿的劳动的结果）和它的起源（经济的需要迫使无产阶级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代表马克思对经济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但是，就它本身而言，它是把完善了的劳动价值论应用到劳动力这个特别的商品上。
但是，把劳动价值论有力地、生动地应用到“劳动力”这个商品上，就需要对这个商品的“特殊性”加以更深的分析。“劳动力”——工作的能力——并不纯粹是完全可以用能量（热量单位卡路里的消耗和这个卡路里所许可的工作量的制造）来计量的人体性质。工人不但天赋有山岭，也天赋有神经和脑子。虽然，他们纯粹肉体的工作能力的再生产，对于完成老板所期望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够的。
妇女在家庭中所做的家务劳动，对劳动大军从一代到下一代，从一餐到下一餐，从一次疾病到下一次疾病等等的再生产（照养和繁殖）都有贡献。但是因为它没有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商品，它就没有被计算在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之中。马克思注意到、研究和解释了这个计算形式，但是没有赞同它或者认同它。
还有，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依靠工人的勤奋和注意力。这个特质并不纯粹是生理的。工人们必须准备以某一速度、某一程度的注意力和勤奋和最低限度的技能（除非也许是拿最低工资的劳工，而且也是有进修才这样）去工作。符合所有这些要求，就需要在工资中考虑到“再生产的费用”。关于这一点，获得技能的费用（学徒等等）很明显的，但它也包括学习集中注意力，习惯于勤奋工作，爱护工具，等等。
资本家当然企图以最低费用获得这些特质。他们所用的方法可能是以解雇来威胁工人，或者以监督人员（工头、领班、计时专家）来执行经律。但是，经验已经证明，劳动力的这些超过了制造能量的生理能力的额外特质，只能在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得到某些物品和服务消费，才能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包括了两个相应于两组商品的价值的项目。一组商品是用来满足工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那就是保证身体的生存的最低量。另一组商品是用来满足马克思所称的“道德与历史的”需要，那就是由于工人的斗争而包括到平均工资中的项目。这些项目是随着历史而演变，因不同国家和时代而改变的。
根据马克思，工资并不是永久的，自动的降低到生理所需的最低量。工资是依据经济的前景和它所包含的“道德与历史的”因素的长期的膨胀或收缩的倾向而波动的。这些波动的底线就是身体生存的最低量。如果低于这个生存必需的最低量，工人的工作体力就开始恶化（减低体重；在工作中晕倒；生病）。它的最高线就是超过它利润就会消失的那条线。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说，工资的波动，一方面是根据产业后备军的大小（失业的程度，像准备出卖劳动力的家庭主妇那样的、潜在的而不是实在的工资劳动者的数目的多寡，乡村的过剩人口等等），另方面则根据资本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对这些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周期性冲击。归根到底，产业后备军的上下波动是由资本积累的上下波动所决定。我们可以很快地看出，这个理论代表了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工资论的巨大改进，因为它不再把工资的进化，单独地与人口曲线（劳工供应的曲线）联系起来，而是与资本主义的全面的经济动力（劳工的供应和对劳工的需求）联系起来。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劳资之间的力量关系的周期性的变动加入这个决定工资的议程戒，因此冲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狭窄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变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变数）；这个因素是局部地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影响的。他们提示出一个把这个生产方式的经济动机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真正的辩证关系。透过经济的分析，使以客观的、科学的立场来解释阶级斗争和为阶级斗争辩护，成为可能。科学成为无产者阶级斗争的一个武器。
马克思解决李嘉图的货币论的矛盾所用的方法，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进步。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一个本身具有价值（内在的价值）的商品，才能够成为货币制度的“枢纽”。这个商品就是黄金。因为黄金有它本身的价值（生产一两黄金的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在长期看来，黄金价格的涨落，是依据制造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向和金矿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向之间的比例。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是无法解释这个金属货币的本质的。
当某一国家的黄金数量多过它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需要时，黄金“并不失去”它的价值。它局部地离开流通过程，而被库存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论，黄金库存量的升降，扮演调节器的角色。如果把尚须支付的款项和货币流通速度考虑在内的话，这些调节器，就在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它所要交换的商品的价值之间，（重新）建立起平衡。从另方面来看，根据劳动价值论，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过多的话（纸币通货的膨胀），它倒真的推动“价值”——那就是，每纸币单位所代表的黄金量减少了。
从经济学方面的这两个科学发现开始，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运动规律。自从他写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的125年的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实了他的以下的发现的有效性：
（1）倾向以技术进步的形式，经常地革新劳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这个倾向的基本目标就是节省劳工，那就是以机器代替人工。
（2）公司把所有投资决定附属于追求更多利润的倾向。资本渴求剩余价值是因为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的最终来源。追求最高的利润，则是竞争和私有财产的必然后果。
（3）资本的积累（即资本量的扩张）就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目的与后果。
（4）资本的积累采取了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逐渐集中化和中心化的形式。资本的量增加了。但在同时，愈来愈多的小型和中型资本家被愈来愈少的大公司所并吞。
（5）当资本增长的时候，其分配给购买劳动力的那部份（可变资本）的扩张，是慢过其分配给购买机器、原材料和辅助品、能源等的那部份（不变资本）的扩张。长期来说，资本有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的倾向是增大。
（6）资本主义活动的每个分支所收到的总剩余价值的部份，与投资在该分支的资本的比率，倾向于在各个不同的分支中平均化：这就是至少在每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中，利润率平均化和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倾向。
（7）当资本有机构成增大时，这个平均利润率则倾向于降低。这个下降的倾向虽然被向个相反的因素所补偿——其中产要的因素有对劳动力的剥削率的增加，剩余价值率（在当前的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的增加——，但是长期的趋势还是往下降。
（8）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必然会产生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过分积累的周期性危机。自从1825年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第一次危机以来，这些周期性的危机，到现在[1986年，本文的出版日期——译者注]，已经发生了21次。到现在为止，“工业周期”的长度（从危机、停滞、经济复苏、繁荣、过热到危机）是在6年至9年之内，平均是7年半。
（9）当经济危机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时候，社会危机也必然发生。这些社会危机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周期地发生的大规模斗争。这些斗争是由资本以牺牲工资来增加利润的倾向所引起的。这个倾向引发危机和增加失业，亦无可避免地引起工资劳动者为了保护和增加工资及减少平均工作周而进行还击。
（10）周期性的政治危机，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员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努力的结合。重复地在资本主义相对的政治平静埋藏以后爆发。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就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它要大量地、持久地增长，便不能避免无产阶级也大量地、持久地增长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迅速地发展。而且，至少在工业化和半工业化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逐渐构成劳动人口的愈来愈大的多数。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