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替代空想社会主义

　　最常听到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通用语言之一就是“它违反人性”。它说，私有财产是人性所“固有的”。富与贫一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消除。

　　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和人种学都告诉我们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原始人在没有生产手段私有财产制、没有市场经济和没有阶级区分的社会中生存了数百万年。他们的身体最发达的一种人类，也在那些条件下生存了数以万计的年份。事实上，私有财产制和有阶级区分的社会可能只存在了不到一万年，而且在大多数的这段时期中，只在极少数的人类中存在，换句话说，只占人类在地球存在的小片段时期。

　　替社会不平等的必然性辩护的论点也被一个社会分为阶级以后的现象证明为不正确。这个现象就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一直是受到挑战。

　　这些经常发生的挑战可由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可被看成为被剥削者的私人利益的表现，虽然后者——以及他们的发言人——不一定常常从那个角度来了解他们的反叛。它们可被看成为我们人类本性之一的最内在的推动力之一、本能地趋向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表现。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社会劳动和我们人类的生存就会是不可能。我们可以说，渴求正义——以及排斥社会的不公正之事——，不但在个人的心理的平面上，相等于这个社会需要，而且至少在某些人中间，根据各人的成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他们孩童时期的成长过程），进入了他们的自觉。我们也可以把以上的各种解释作个平衡的结合。

　　不管你选择何种解释，事实仍然是，五千多年来，阶级区分的社会已经重复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不但来自社会的思想批评家，和关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著作、远景与规划，而且最重要地，也来自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实际的、经常发生的反叛。这些反叛包括从法鲁克埃及的初期罢工和农业暴动，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暴动，其中最出名的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斯巴达克所领导的暴动。接着有导致罗马帝国覆亡的强大的奴隶运动、西欧的巴高第的奴隶暴动和北非的都纳派的暴动。

　　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无数次的农民暴动，其中有几次是成功的，产生了新的皇朝。在1603年至1863年的日本幕府时期发生了一千一百次以上的农民暴乱。沙皇俄国时代也经历了许多次农民暴动，包括最出名的十七世纪乌克兰所发生的巴格乔夫的暴动。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上，被驱使成为农奴和奴隶的印地安人，也组织了好几次暴动。其中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十八世纪中由吐派克·阿马鲁所领导的秘鲁印地安人的暴动。在十八世纪末，海地的黑奴，所谓黑人雅可宾，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暴动。在十九世纪，北美洲经历了许多次的黑奴暴动，最出名的是耐特·端纳在1831年所领导的暴动。

　　在西欧和中欧，从十三至十六世纪，几乎不断地发生了农民暴动（包括1358年法国北部的扎雷克起义和1381年的由约翰·保尔所领导的英国农民暴乱）、手工艺人和工匠的反对贵族和富商的统治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连续不断的发生，导致了荷兰、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但与这些大革命交织在一起，而且在它们之中引进了包括不断革命的初生的动力在内的深刻的矛盾。

　　归根究底，所有这些对阶级社会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挑战，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都联系于被压迫者的真正的起义运动，不管这些被压迫者是向国家作义务劳动或纳贡的农民、奴隶、农奴、手工艺人或工匠、或者近代无产阶级的最初的赚取工资与半赚取工资的祖先。

　　许多这些从一长系列的起义中所发出的、以较大或较小的热情反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都还原于对一个较平等的社会的回忆。被人相信为发生在社会分为互相战斗的集团以前的“黄金时代”、“博爱社会”的神话或传说，感召了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希思奥德。同样的主题重复地出现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

　　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反抗，常常以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是狂热的“分配主义者”、私有财产的敌人和共有财产的提倡人。普鲁东的名言“财产就是偷窃”，据说是从法国大革命的会议派的成员布列索那里借来的。事实上，这句话是来自第三世纪的古罗马城市拜占庭的主教约翰·克利苏斯顿（“金嘴约翰”）。这些都会的神父们是急进的犹太教派如埃森派的直接后裔。这些急进的犹太教派是在罗马征服以后兴盛起来，面他们本身就继承了最急进的希伯莱预言家。

　　以后，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的谴责，在所有的大宗教的异端派系中发生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提到北非的都纳派和伊朗的马兹德坚派。

　　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中，对社会不平等的谴责在波希米亚的胡斯教徒和德国的再洗礼教徒之间特别有力。在1640至1688年的英国革命时期，许多声音，特别是平均派和掘土派成员的声音，出来指责在政治权利已经扩张的情况下继续对穷人的剥削。

　　把这个延续了数丢掉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传统，呈现为被说成能够在每一个阶级社会都与定价的文化同时存在的“穷人次文化”的产物，则是不正确的。首先，以上所引的大多数著作家，不是真正的穷人——因为这些社会的穷人大都是文盲——，而是来自有产阶级或者中间层份的知识份子（犹太法律学者、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较正确的是描述这些人为历史上的各个被剥削阶级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与有产阶级的思想同时存在而又与之相反、而且局限于社会上的少数人。

　　但是，这些抗议和反叛的呼声，慢慢让位给更有系统的、在集体财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建议和模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写的“共和国”，可以说是所有这些模式的先导。然而，这些“空想”的实际的原型，就是在1535年被英皇亨利第八处死的、以后被天主教会奉若神明的英国大臣汤玛斯·摩尔的著作。书名就叫《空想国》（Utopia），它描写一个公共社会的国家。

　　在第一个空想国的感召下，其他社会思想家也就这个主题写了各种各样的作品。其中在二七和十八世纪比较出名的有意大利的托马索·甘巴纳拉所写的《太阳国》，英国的詹姆士·哈林顿所写的《大洋共和国》，法国的费尼龙所写的《特地马克冒险记》，麦斯里所写的《遗书》，莫勒里所写的《巴塞尔冒险记》和《自然的法典》。最后两本书也许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莫勒里在自然的法典中描述了一个经济条件决定政治条件的、无国家的社会。法国人马布利的同样精神的作品，直接感召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

　　从摩尔到马布利，所有这些作家把他们的对更好的社会的描述局限在文学的平面。只在莫勒里和马布利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才出现，而且超越了那个平面。我们把对一个新社会的文学上的描写与为了它的实现而进行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这新一代的最重要的人物有：
　　·法国伯爵克劳·圣西蒙（1760至1825）。他是新的工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成分多于新生的工人阶级。他的批评主要地集中在王朝、贵族、都会、独家和富裕的企业家的罪恶行为。他歌唱“工人”的赞歌。但是他的这个“工人”则包括真真实实的工人和直接管理工厂的工业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向所有这些工人提供低息贷款；为了做到这点，他鼓吹他们夺取政权。对于圣西蒙，工业、劳工，才是所有进步的基础。他的门徒在1830至1860年的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圈子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威尔士工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至1858），是因为对英国工人的贫穷起很深的反感而促发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他寻求治愈的办法导致逐次地提倡：社会立法，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聚居地，将英国工会集中为单一的、全国性的联会（全国工会总会，1834年），和最后创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第一个工人生产合作社于1839年在洛彻斯特成立。欧文在历史上被纪念为合作社运动之父。
　　·法国商业代理商查尔斯·傅立叶（1772至1837）及其门徒维克特·康西特朗将一些最急进的批评对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主要支柱：私有财产，社会在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商品生产，货币经济，贿赂和腐化的普遍来源，以及妇女在父系家庭中所受的压迫。他们相信，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于创立法伦斯泰尔，即1000至2000个生产者消费者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艺术家的身份在一起工作的、自我管理的社区。当其他的先行的社会主义者完全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系统，傅立叶，却抢在佛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和近代急进女权主义之先，大大地着重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来满足天性的推动力，和使之升华到高峰。
　　·法国律师伊廷·卡贝（1788至1856）之与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提出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来描述他的主张和未来社会。在我们这里所谈的所有的作家中，卡贝在他有生之年对工人阶级圈子的影响最大。他的《伊卡里亚旅行记》被数以千计的工人所阅读（他自己估计他转变了20万人的思想，这显然是夸大之词）。他在1849年革命之前对工人阶级的意识有很深的冲击。他对国家计划的经济的描述——他把与市场经济对抗——直接地影响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路易·布兰克和弗地南·拉隆尔。有人甚至于相信，它后来成为在苏联和其他跟随着苏联的社会推行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计划的模型。
　　·最后一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鞭洛拉·特立斯丹（1803至1844）。她在《工人联会》一书上提倡工人自己应该组织起来，而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她也建议成立“工人宫”。她鼓励每个城市应该建立这样的宫院。在这些宫院中，要有完全的平等，两性都应接受共同的教育。鞭洛拉·特立斯丹对当时妇女情况作了急进的批评，指导妇女描述为“无产阶级中的无产阶级”。她的思想感召了1848年革命时的“组织劳工”的企图。马克思保卫她的思想而对抗新黑格尔派的批评家。

　　从以上这个简短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作者以及一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受到头脑在云雾中、脱离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和缺乏实际的关心等等的责备。正好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清醒的批评者。他们不但掌握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的进化和矛盾的主要特征，而且有远见地预测到建立无阶级社会所需要的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欠他们很多。马恩两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马恩两人接受而且发展了他们的很多观念。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缺点就是它包括了好向个严重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人所要克服的主要弱点有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只被用来与现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对立，而没有提及后者的进步与矛盾。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无阶级的社会的开始，恰好是从经济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的社会化）和社会政治（无产阶级的成熟与，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斗争的展开）中得出来。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和矛盾中得出的。

　　2）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新社会来临的主要推动力是教育和宣传，那就是完全是个人的和上层结构的现象。因为他们希望个人的投入会产生圈套数量的结果，他们就把这个过程想象为“行动的宣传”。这个观念以后被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革命团体所检去。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非常重视立即创立“未来社会的细胞”、合作社、共产主义者聚居地等等。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资产阶级社会只能整个地加以废除，不能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或者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加以废除。因此，它的废除需要大多数人口的积极参加。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向这些共产主义实验示范的价值挑战——这个实验也证实没有老板、没有商品生产、以及没有货币的社会是可能有的——，他们却认为只要它们还是孤立的话，它们注定会失败的（会重新被资产阶级社会所吸收）。

　　3）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决定广大群众的行动时夸大了理性（在傅立叶的情况是，理性与感情）的角色。他们并不充份地了解，如果孤立地采取有决定意义的行动，由于（最大数目的）可能率的作用，这些行动很可能会被大数目个人的一起采取的行动所中立化。作为决定这些行动的因素，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论点互相抵消。这就是为甚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建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被号召起来成为多数的这个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上。这个社会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才是开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力量。但是他们的这个看法与做法，既不否定宣传与教育的重要性，又不否定感情的重要性，也不否定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一连串感情因素的重要性，只要这个动机有助于无产阶级对它的阶级利益的觉醒，有助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实现。

　　4）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弱点，是从所有的先前的弱点中出来的，而且解释了为甚么他们注定要失败。这个主要弱点就是，在他们的学说中，无阶级的社会是赐予给赞同的群众，或者是以专制主义的手段以及有时甚至通过暴虐的政权强加给不服从的群众的。从柏拉图的《共和国》，到摩尔的《空想国》和卡贝的《伊卡里亚》，哲学家、圣贤、科学家或者教育家以主人的身份，有时候干脆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社会。镇压、处罚、甚至监狱、军队和战争继续在他们的空想国中存在。只有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欧文的合作社和特立斯丹的远景，才对这个规则构成了值得人尊敬的——至少是局部的——例外。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同的。他们把无阶级社会的到来，设想为伟大群众的真正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运动的结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争取，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简括地说来，那句话才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和历史的最新的、最革命的贡献，才是代表马克思主义与所有其他学说的最急进的决裂。

　　要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它的根源，它的进步之处以及它的缺陷，我们必须解释它的阶级性质。空想社会主义在基本上代表无产阶级以前的社会阶级反对阶级社会、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这些无产阶级以胶的社会阶级尚没有足够的物质经济力量和社会黏合性来保证没有私有财产的制度最后胜利。

　　还有，阶级区分的社会不是只有在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平面上受到挑战。我们已经看到，它主要是在实际情况中受到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周期性的反叛的挑战。这些反叛并不是小群亡命之徒的分散的运动。这些反叛是动员了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民众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有时候在形势不利之下居然也会得到用笔是。但是，这些胜利的命运却最有启示性。不管许多的这些运动是多么勇敢、多么献身、多么具有理想和特别大胆的社会远景，它们在以下一点上是失败的：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持久的、无阶级的社会。他们不是失掉已掌握了几年的权力（譬如在塔堡的胡斯运动者和在蒙斯特的再洗礼教徒等等），就是保持了政权但最后却重新建立一个在基本上与它所推翻的政权差不多阶级性质的政权（如中国的汉朝和唐朝）。

　　顿河和克里米亚的哥萨克人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他们原先是重获自由的农奴，为了不愿作沙皇的顺民，建立了独立的、平等的部落社会。后来他们却变成为沙皇的主要工具来奴役和压迫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部落社会。

　　所有这些反对社会不平等的起义的历史性失败，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剧团史唯物论来解释。在这些起义发生的具体情况之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只会导致以下两条出路：“贫穷的共产主义”被新的经济发展所消灭；或者是，一个拥有特权的阶级被另一个拥有特权的阶级所替代。只有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扩张，才在历史上第一提供持久地建立不是基于贫穷而是基于富裕（基本需要的饱和）的无阶级社会的物质可能性。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归根究底，反映了无产阶级以前的被压迫阶级在为无阶级社会而斗争时所处的不成熟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条件。所以“空想”这个名词不应该指这些社会主义者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应指他们试图实现时所处的条件。

　　这是不是说，历史唯物论不赞同被剥削者的这些起义以及过去的低下阶级的运动，或者它顶多只认为他们是无用的、空想的、不可能建立一个永久的无阶级社会？

　　这种机械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不同——这个事实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的承认，因为他们声称，它创造马恩两人之作为“科学家”和马恩两人之作为“对革命充满了热情的道德家”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巴达克、扎克雷起义、汤姆斯、蒙塞、巴比夫、太平天国和印度兵的叛乱的无条件的、无可否认的支持，与他们之认识到这些革命运动之不可能达到最后的胜利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第一，只有严重的短视者才认为，只有夺取政权才会持久地影响历史。被击败的革命也能够改变历史的过程，而且强迫胜利者实现征服者的目标，只要这些目标符合历史的需要，特别是经济的需要，而且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只要被征服者奋力地为这些目标而战斗。奴隶制度不顾奴隶起义的失败仍被废除；德国不顾1848年革命的失败仍然达到统一，就是这个事实的两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大规模的起义和群众革命，要比仅仅是口头上、书面上的宣传，能够使观念——以及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的方案——得到更大的共鸣和打击的力量。即使这些起义和革命失败了，他们之丰富社会主义的遗产的程度是哲学家和慈善家所永远达不到的。没有这些起义与革命，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将会大大地延迟。

　　最后，近代无产阶级所面对的任务，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阶级所要执行的和最困难的任务，那就是：在从来没有执行过经济、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权力的情况中，建立新的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会更困难，如果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被理解为劳动人民的数千年解放斗争的合法继承人。劳动人民数千年的解放斗争，不但留下被征服者的战士，而且也留下许多真正的社会进步。

　　归根究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的革命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了解的依据，就是对历史进步的非直线的、不是纯粹经济与机械的，而是复杂和辩证的了解。

　　事实是，不管思想家怎样想，不管“教育家”对起义的成功机会作怎样的预测，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对无可忍受的情况进行反抗。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每个热爱人类的男女们的责任，就是要与他们一齐斗争，以及尽量增加他们的洞察力和成功机会。这种承担的义务决不是浪漫的。否则，就只能是容忍剥削和压迫，而且把它们看成为比替受害人进行解放斗争的坏处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