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三章 国内层面的意义


农业问题
城市贫困问题
沙皇国家


  沙皇政权于1917年2月被推翻,距十月革命还有8个月。就在那时,苏维埃——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成立了。然而,在这一关键时期的伊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既不占多数,也没有掌权。是其他的政治力量,即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组成了临时政府,以此获得了证明他们的机会。但他们最终也没有能力解决一切存在的紧迫问题。正是他们的这种无能,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影响力的持续增长与秋季新革命形势的形成。
  立即实现和平并不是临时政府所面临的唯一任务。民众感受到了其他问题的紧迫性,当时的苏维埃则致力于毫不拖延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群众自觉地支持苏维埃的权力)[1]
  对于土地、工人的贫困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说,这一点尤是如此。
  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这三个关键领域,俄罗斯仍携有野蛮、落后和不发达的遗留问题,此外还受到了专制政府迅速且粗放的工业化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迅速地清理掉了沙皇专制统治“奥吉亚斯的牛圈”般的积弊。而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如囚徒一般经受着沙皇专制造成的非人道的处境,书写着人类的苦难史。
  只要简单描述一下这些情况,就足以再次看出所有那些认为十月革命应当对俄国1920年代初以前的苦难负责的人是多么的虚伪,甚至多么的愤世嫉俗。

农业问题


  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同时,农民仍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压力。据估计,当时农民应得的土地资本化收益约为6.48亿金卢布,但农民必须缴纳的总税费却达到了8.67亿卢布。此外,农民还必须交纳每俄亩地1.56卢布的农业税(1俄亩地相当于2.7英亩),这意味着1.7亿卢布的总额。而资产阶级和贵族私人地主每俄亩地只需交付0.23卢布。
  根据一项1902年的调查,依据规模大小的不同,农民要缴纳的税费占了农场净收入的50%—60%。
  除此之外,在划分土地的过程中,大地主还取走了以前供农民耕作的好土地,往往只“给予”了农民购买不够肥沃的土地的权利。
  虽然做出了如此沉重的贡献,农民却几乎没有从沙皇政权那里换来任何东西。在俄国中部的中心地带,农民们生活、工作的条件依旧同他们过去一千年一样。那里的土地每公顷产量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如果再排除掉那些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拥有的肥沃土地,寻常农民的农场产量还不足英国的五分之一。[2]
  背负着年复一年要缴纳的地租与税费,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积蓄。这既导致了过度耕种与土地肥力的逐渐枯竭(我们看到,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斯大林时期才有的!),又导致了每逢歉收必然发生的定期饥荒。其中,最为惨重的是发生在1891年的俄国大饥荒。
  比这种经济负担更加严重的是耕地的不足。据估计,足以养活一个农民家庭的农场面积为6.5至7俄亩。在以前的贵族土地或公共土地上工作的农民,分别只能得到3.17或4.9俄亩土地。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和非常有限的农村人口外流,1861年每个成年农民可获得的平均土地面积为4.83俄亩,1905年为3.1俄亩。即使采用较低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全国也有约500万成年男子不能完全发挥出他们的劳力。在现有土地量的基础上,农民还需要6000万到7000万俄亩的土地。
  1905年,农民手中拥有的土地面积为1.12亿俄亩。与之相比,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掌握了1.017亿俄亩的土地,国家和公共土地占据了1.45亿俄亩。所有面积超过50俄亩(15倍于普通农民农场)的农业企业,也占有着0.8亿俄亩土地。
  结论再显然不过,农民只有通过彻底消灭贵族和资产阶级大地主,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土地。
  只要这场农业革命没有发生,农民就只能继续租用属于大地主的土地。19世纪末,在所谓的“黑土地”地区(俄罗斯的中心地带),地主将其50%的财产租给农民;在该国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35%至40%。农场的租金非常高,有时高达收成的一半。

  将农民购置土地的成本、承担的税赋和租金汇总在一起,这样巨大的总成本无疑意味着农村大多数家庭不可避免的贫穷化。从1888年到1898年,农民拥有的马匹数量从1960万匹下降到1700万匹。他们拥有的牲畜数量从3460万头下降到2450万头。在这一时期,不畜马匹的农场的数量增加了22%。(所有这些数据都来自于当时的官方调查)。
  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明智地修正了列宁在1908年《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使用的数据。沙宁介绍了1905年俄国欧洲地区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划情况,如下表所示:
  · 15.8%的富裕农民家庭拥有15俄亩或以上的土地;
  · 51.4%的农民家庭拥有7—15俄亩的土地;
  · 32.4%的贫农家庭拥有土地少于7俄亩。
  (上述情况讨论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以人口为单位的财产统计。)
  沙宁推断,在1897-1905年期间,俄罗斯平均有:
  · 0.8-1.2%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占农民人口的5.1-7.6%);
  · 6-8%的无地劳工(占农民人口的3-4%);
  · 2.6-3.9%的富农(rich peasants);
  · 10.7-12.4%的富裕农民(well-off peasants);
  · 51.8%的中农;
  · 24.2-26.4%的贫农。[3]
  因此,穷人占了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民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粗陋生活境况及贫困,可以通过其消费水平清楚地体现出来。按人头计算,除了食品和住房方面的开支外,普通农民农场每年在服装上花费5.5卢布,在文化精神方面花费2.5卢布,在其他物质方面花费1.4卢布。沙皇统治时期,两个农民家庭,按每个家庭有6个人来算,也就是12名俄国乡村居民,他们的消费仅与1905年一名美国工人(不算其家人)的消费相当。这就是1:12的差别(更何况,当时的一名美国工人,显然比今天的美国工人的消费要少得多)。
  在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时期之前,俄国外汇的主要来源是大量的小麦出口。这一现象的形成,只是因为农民哪怕填不饱肚子,也迫于地租和税费,不得不大量出售麦子。如果农民的实际需求得以满足的话,俄罗斯早就成了一个进口小麦而非出口小麦的国家。
  英国官方代表、极端保守的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爵士(Sir Donald Mackenzie Wallace)在他一度被视为经典的俄罗斯相关的著作中,用以下数据总结了俄国农民境遇的恶化:在黑土区的七个省,每年的欠税(即农民无法缴付的税款)从1882年每个男性居民0.9卢布上升到1893年的6卢布,1899年进一步上升到22卢布。[4]

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和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也同样引人注目。阿纳托利·柯普(Anatole Kopp)主要利用苏联作家G·普兹(G·Pouzis)的数据指出,在构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的领土的131个城镇中:
  只有9%的房屋连着这一系统〔下水道系统〕。在苏俄213个革命前便拥有供水系统的城镇的19.5万人中,只有12.5%的人与之相接。[5]
  1912年,莫斯科每间公寓共同居住的人数为8.7人,彼得格勒约为8人,而柏林为3.6人,维也纳为4.2人,巴黎为2.7人。[6]
  哪怕不算上数小时的加班,工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也达到了10小时。根据历史学家普罗科波维奇(Prokopovitch)的说法,在1909年的彼得格勒,一个家庭要想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三倍于其平均年薪的工资。以此来看,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是极其严重的。1908年,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收入的48%用于食品(这仍然极不充足),21%用于住房(居住条件通常很悲惨),15%用于衣物。对于他们所有的其他需求,特别是医疗保健,乃至基础教育,都只能投入其微薄工资中仅剩的15%。
  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i)估计,从1892年到1902年,俄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0%。[7]而在该书后来的增补版中,这位深受列宁称赞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描述了19世纪末俄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
  63.7%的工人是文盲……在莫斯科的工厂里,纺织工人几乎总是被迫睡在他们的织布机上。事实上,他们全家人都睡在这些两米半长、两米宽的织布机上。纺织工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衣服来擦去织布机上的污渍。雇主们对医生说,工人们“喜欢”这样的生活……
   提供纺织工人〔喜欢这种生活〕这一信息的医生后来成了一名检查员。顺便说一下,这使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两年后,他如此描述弗拉基米尔政府统治下,大多数政府企业工人的生活条件:污染,空气不好,两个家庭共同挤在只有一到两个窗户的房间里……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内战和封锁期间,俄国工人当时吃的比〔德国人〕还差,通常只能吃到咸肉、烟熏鱼,唯一能吃到的鲜肉还是内脏。
  工人们生活、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时常生病。在莫斯科,1000名纺织女工中,有134名患有肺结核。此外,当时还流行一种病,医生们将它定性为“创伤性”同时完全是“无产阶级性”的;至于受其伤害的人……在一家〔大〕纺织厂中,三年内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没有感染过这种病。[8]
  在彼得格勒,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居民区,婴儿死亡率至少是“阶级混合”地区的两倍。在首都出生的婴儿中,几乎有四分之一不到一岁就会早夭。[9]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资料的描述有些用力过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来自一名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批评:
   人们经常声称,英国的贫民窟所达到的非人道的混乱肮脏程度,其他社会都无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格兰和苏格兰贫民窟的下层民众的苦难,等同于最底层民众的苦难……,这是事实。但绝不是所有英国工人都属于最底层,而几乎所有俄国工人都属于最底层……。在俄国,工人们没有层级之分:他们都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奴隶,他们的工资甚至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10]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一位其著作经常为西方大学所引用的俄罗斯裔学者,在他书中写道:
   ……尽管有着劳动立法,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工资无疑有所提高(顺便说一下,苏联的历史学家们仍在激烈地否认这一点),但俄国工人总体上仍然非常贫穷。工资低,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几乎是文盲,被剥夺了任何其他优势,沙皇俄国的无产者为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特有的贫穷和被剥削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有力的描述。[11]
  英国教授科尚(Kochan)和亚伯拉罕(Abraham)引用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1887年,时任教育部长杰利亚诺夫(Delyanov)发布了一份通知,禁止下层阶级的孩子进入中学学习。“……马车夫、厨师、洗衣妇、小店主以及类似人员的子女,除了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之外,理当不应该被带离他们所属的社会环境。”[12]
  对女工的过度剥削尤其严重。1914年,女工的工资只有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到1916年,她们的工资则降到了40%以下。[13]
  十月革命在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可恶的东西方面做了切实有效的工作,这一观点真的当受质疑吗?

沙皇国家


  沙皇国家的压迫,可以从财政层面确切地看出:其预算的80%都用在了军队和镇压机构上。这种对国民收入的寄生性消耗基本上是以农民为代价的(但也以工人为代价,因为有间接税)。工业的发展则首先要归功于外国投资。
  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中,俄国工业并不具有竞争力。鉴于绝大多数民众的贫困,俄国的国内市场基础也微不足道,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出路。此外,相较于俄国的工业产品,进口产品往往价格便宜、质量更好。因此,沙皇俄国形成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不断向其东部和东南部军事扩张的趋势。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朝鲜和高加索地区等国家,受迫于威胁或刺刀,被迫购买俄罗斯的商品。“哥萨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词被用来确切地描述这一特点。在日俄战争中,随着西方军队在对马岛被打败,沙皇俄国的这一特征惨淡地收尾了。
  然而,沙皇主义最具压迫性和镇压行的一面,仍表现在其专制统治下所形成(或缺失)的全部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对帝国人民所代表的东西:缺乏民主权利和自由;极端的官僚专断;突出的民族压迫。
   随着几乎所有少数民族中都出现了民族知识分子,政府不得不承认,在脆弱的边境地区需要实行部分地方自治,否则就得设法让这些新的势力皈依自己的信仰。其结果就是大力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在乌克兰、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学校里限制或禁止教授本地语言,并强制使用俄语。在波罗的海省份、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政府对德国人实行了类似的歧视政策。
   当时,不得不经受最严重折磨的,可能正是俄罗斯犹太人。〔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必须去死,三分之一移民,三分之一同化,”波贝多诺斯特夫(Pobedonostev)〔东正教的非宗教领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原型之一〕说。
   外高加索地区对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明显胜利,只是鼓励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转去鼓动革命运动。在亚洲,政府对坚定的传教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多,这本身便势必会触怒当地居民中的伊斯兰传统主义者……中亚和远东成了俄罗斯帝国主义冒险家、靠不住的外来投机分子(carpet baggers)和伪总督的快乐狩猎场。[14]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他长达千页的《俄国革命》一书中,为一个荒谬的论点辩护:革命是19世纪末以来知识分子对乌托邦思想的奉献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求的结果。[15]但为了支持这一阴谋论,他不得不抹杀掉促成2月25日总罢工的声势浩大的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莫纳汉(Moynahan)补充说,这是“战时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些罢工发生在1917年2-3月士兵哗变之前。[16]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化造成的,而非知识分子的煽动。[17]
  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撰写的俄国革命史,可能是非社会主义者所著的作品中最为客观的。他在书中写道:
   革命深化的第一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军队纪律松弛;工业工人的要求越来越激进,先是要求提高工资,然后要求控制生产和分配;任意没收城镇的住房,并更进一步地没收乡村地区的土地;在芬兰和乌克兰等非俄罗斯地区坚持给予广泛的自治权。[18]
  1917年的知识分子远非在激进的乌托邦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的影响下行事。他们的特点是越来越温和,犹豫不决,没有任何行使权力的意愿,其归根结底是由国家的极端阶级分化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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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7年2月革命时,农民、工人和被压迫的民族发出了几乎一致的呼声:够了,够了。我们要土地、自决权、8小时工作制和直接的工人控制。这是否令人感到惊讶?
  但临时政府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迟迟不做决定,把对这些问题的决定推迟到制宪会议之后,可制宪会议的选举又被一再推迟。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试图自己解决自己的重要问题,他们认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苏维埃的权力。当他们着手夜以继日的解决这些问题时,这又是否令人感到惊讶?




[1] 此处括号内内容为作者所加。

[2] 以上所有数据均可在L·托洛茨基,《1905》,巴黎1969年,第34页及以下寻得。

[3] T·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第一卷,伦敦,1985年,第99-101页。

[4] D·麦肯齐·华莱士,《战争与革命前夕的俄国》,西里尔·E·布莱克,兰登书屋,1961年,第346页。

[5] A·柯普,《改变生活,改变城市》,巴黎,1975年,第261页。
    译者注:阿纳托利·柯普(Anatole Kopp)是一名苏联现代主义建筑师。这本书名“改变生活,改变城市(Changer la vie, changer la ville)”,可能是化用了1970年代法国左翼的口号“改变城市,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lle, changer la vie)”。同时,《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e)也是法国社会党的党歌。

[6] 吉姆·H·贝克:《革命前夕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第50页,见:丹尼尔·H·凯泽:《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底层的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7] M·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史》(Geschichte Russlands),赫希菲尔德,莱比锡,1929年,第275页。

[8] M·波克罗夫斯基,《俄罗斯历史》(Russische Geschichte)。古腾堡图书协会,柏林,1930年,第249-252页。

[9] S·A·史密斯,同上,第13页。

[10] E·克朗克萧,《冬宫的阴影》,哈默兹沃斯,1978年,第344页。

[11] N·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ussie),巴黎,1987年,第463-464页。

[12] 莱昂纳尔·科尚与理查德·亚伯拉罕,《俄罗斯的形成》,哈默兹沃斯,1983年,第223页。

[13] S·A·史密斯,同上,第47-48页。

[14] 科尚,亚伯拉罕,同上,第223-224,196-197页。

[15] 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古典书局,纽约,1990年。

[16] 在这方面,除其他来源外,见莫纳汉的激烈反共书籍《同志》(第49-56页)。

[17] 同上,第4,7页。

[18] 张伯伦,同上,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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