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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文学选集（法语作家卷）》选录
卡·勒莫尼埃《绞肉机》选段
p.13
卡米耶·勒莫尼埃Camille Lemonier(1844-1913)。著有小说《男子汉》(un mâle，中译“偷猎者”)、《绞肉机》(Happe-Chair)、长篇巨制《有产者的末日》(La fin des bourgeois)。
于里欧干完了第三炉的活儿。种种可怕的焦虑，如同贪婪无比的蜘蛛网正在吞噬他的大脑。他想他的家庭，想如齿轮一样缠住他不放、把他榨干的债务，想那无穷无尽的钱财方面的困境，就这已经把他搞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痛苦和烦恼了。家里餐桌上的肉越来越少见了，家人不得不多吃面包和土豆。但这种伙食实在经不住体力的消耗，难受的胃痉挛的毛病又不时发作。他接着又想到还债的期限快到了。这回公证官肯定会铁面无情。他要么把债还了，要么让人把家当卖了。对未来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促使他产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各种想法。愤怒的酵母终于在通常很理智的他的心中发酵了，这是一种反对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的愤怒，这种制度从来总是把痛苦和屈辱的天平向一边倾斜。总之，那些要求罢工的权力和合理性的工人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惟有无产者的团结一致才能结束对永远是受害者的工人的欺压行为。应该大批大批地离开工厂、工地、矿山和各种形式的苦役。也许工人会因此饿死，但老板们最后总会被逼投降的。他们难道不是靠其奴隶的死亡来发家致富的吗？这些想法狠狠地敲打他脑袋的神经，他这时正在搅拌坩埚里的炉火，犹如搅拌一桶血酒一样，坩埚炙热的气流更加激发起他的这些想法。
突然轰然一响传来了可怕的爆炸声。他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只是感觉他的身体被抛向高处。他周围的车间刚刚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一股旋风席卷大地，他似乎从地面被拔了起来，在一扇火轮中旋转，四周尽是破垣残壁、人的躯体和像雨点般散落的燃烧的煤块。
原来是操纵粗轧机的风轮引起了爆炸，原因是机器在坐垫上没有固定好。风轮像飓风般地冲上云霄。整个事情经过仅仅一分钟，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却足以造成重大的破坏和死亡。
在居罗、加利福尼亚［注1］，甚至远至索第利的村庄都听到了可怕的爆炸声，好像山塌下来似的，爆炸的余震持续在空间荡漾。在最初的巨大混乱时刻，人们以为“绞肉机”轧钢厂整个毁掉了。那时挂钟刚刚敲过两点半，整个村庄在大雪天中沉睡，周围一片死寂。人们惊醒后乱成一团，大家纷纷向窗户、大门和马路边冲过去。女人穿着睡衣男人没穿长裤，喊声四起，大家互相叫唤，几乎睁不开的眼睛在夜晚空荡的黑暗中搜寻，纷飞的白雪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大街上四盏路灯因气压低同时熄灭了，只看到远处一盏小灯的红光还在闪烁着。与此同时，轧钢厂和厂房的所有的灯光被可怕的爆炸引起的旋风一下子吹灭了，只有高炉的炉顶，像一把巨大的火炬在堆满设备的黑暗的厂房上方燃烧着。
在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其分量却有好几个世纪那么沉重，人们在恐慌中等待着第二声爆炸。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男人们匆忙穿上裤子，女人们披上外衣，他们纷纷朝“绞肉机”轧钢厂的方向跑去。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半路上，他们碰上了一些从劫难中逃生的工人，他们个个惊恐万状，光着上身，喘着粗气，没头没脑地往前奔跑。有时，有人认出了他们，跟在后头追赶他们，但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的狂奔。从远处仍然可以听见他们筋疲力尽的喘气声。一时间，一大群人围堵在工厂的铁栏前，他们当中有母亲、父亲、姐妹、兄弟，他们都聚合在那里，双手抓住栏杆的铁条，他们冲着看门人吕松发出阵阵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哀求声。他对眼前的悲惨景象无动于衷，竭力阻挡人们进入工厂。他一言不发，表情冷漠，像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士兵。
选译自《绞肉机》，1886年
（比利时安东尼出版社1981年版本）
录入者注1：不是指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于贝尔·科兰《黑面包》选段
p.59
于贝尔·科兰Hubert Krains(1862-1934)。
除了戴莱丝和一个叫马丁的青年承包人以外，村里的居民谁也不到老安德里家串门。因此瑟琳最普通的消遣就是观察过往的行人。她一听到脚步声就会抬头观望。她知道孩子们上学校的准确时间。她远远就能辨识邮差、养路工以及村长达凡的脚步声。还有一只黑毛小狗，它往往跑在主人的前头，预告绰号叫“狼角”的家伙来到了。
一天晚上，老安德里打算上床睡觉，他打开房间的窗户以便拉上外边的护窗板时，发现了在篱笆旁边有两个静止不动的身影。他回到厨房一看，那里空无一人，但桌子上的灯还燃着，旁边是编织了半截的一只袜子……这是怎么回事？他静悄地走了出来，沿着马厩慢慢移动步子，向篱笆的方向靠近……他突然停住，简直惊呆了。
他的女儿和一个男人在说话！
他认出了茹尔·理波，年轻的公证官的书记员，他跳起来大声叫嚷：
“太不像话了！”他叫着把他女儿从篱笆那边拉了出来，并向男孩子伸出拳头，后者吓得后退到马路边上。
“你这个无赖……卑鄙的家伙！……”他气急败坏地吼叫，活像一只在粪堆上跺脚的疯狗。
当理波走开后，他朝瑟琳的方向跑去，她正在抱着头哭泣。
他在她跟前站住了，双手交叉在胸前全身因愤怒而发抖。
像大多数的农民一样，安德里从内心深处蔑视那些偏离其本阶层传统习俗的普通老百姓。看见工人戴上帽子或者女仆脸上披上面纱都会使他暴跳如雷。但最令他感到恶心的则是乡下的小职员和村里的小文书，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干苦力的人一样可怜。但他们发皱的短大衣使他们可笑地被列入了双手白净的那些人当中。
看到他女儿竟然“勾搭上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他感到自尊心大大受到了伤害，如同一个世袭贵族因一桩不门当户对的婚事而受到威胁一样。
“你看你干的好事！”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大踏步往家走：“简直反了！”他愤怒地叫喊着，拳头朝天花板挥舞着。“简直反了！”他又叫了一遍，拳头狠狠打在瑟琳的肩上，她滚倒在地上。
姑娘哭着爬了起来，向楼梯口奔去，全身哆嗦，失魂落魄跑进自己的房间躲了起来。
整整一个晚上她一直在暗暗地哭泣。
选译自《黑面包》(Le Pain noir)，1904年
（比利时拉博出版社1989年版本）
《我的朋友们》选段
天气糟透了。天寒地冻，雪霜交加，什么活都干不了，母鸡停止了下蛋，土豆烂在地里，家里存放的腊肉吃完了，养的猪患上丹毒症一个个死去。科尔班和伯努瓦在互相诉苦，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桌旁，手肘几乎碰在一起了。今天，他们面前没有那个小小的“量酒”小锡壶，往日在这个时候他们总是要轮流喝上一口烈酒暖暖身子。布丽登丝靠着火炉，身子依然哆嗦不止，她把手埋在围裙里，为了节省油耗，灯芯压得很低的油灯在房间里散发着床头灯那样的微弱的光。
凛冽的北风包围着房子，发出可怕的野兽般的呼啸声。接着他们听见牙齿啃吃东西的声音。这是一只老鼠，一个守时的客人，每当屋里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从被上百次堵塞的洞口里一再跑出来，到隔壁房间里啃咬和面槽。
一些伤心话从两个男人的嘴里说出来。他们向命运之神发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儿去？他们到人世做什么？因为得不到任何答复，他们倒羡慕起那些安静地埋在黄土下的死人，他们再也不受冻挨饿，也没有焦虑和痛苦。
“但愿会有一个上帝。”布丽登丝叹气说道。
“也许没有上帝。”伯努瓦说。
“是的，上帝不存在！”科尔班点头说。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这时他们三人都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似乎他们刚用拳头敲打了一个严密上锁的门。
“既然没有上帝，”伯努瓦又说，“那么我们可以去偷。”
大家又不说话了，个个心里更加沉重，沉默的时间更长。一根燃烧的细木炭掉在灰烬上，引起油灯的芯劈啪作响，这时挂钟也在卡吱作响，还听见一个男人踩雪行走的声音。科尔班把他的脸贴近伯努瓦说：“在‘沙尔东’牧场另一边靠近围栏的地方，有一块土豆地……”
伯努瓦眼睛死盯着科尔班，后者眨着眼睛。
“是个好时机，”他接着说……“看守人得了重感冒，躺在家里……而且也没有月亮……”
“但是有星星。”
“那不一样……最怕的是夜光会勾画出我们的身影，人家从远处就会认出我们来。”
伯努瓦不吱声。布丽登丝紧张的手握紧火炉的捅火棍，心跳动得很厉害，眼睛睁得很大，充满了恐惧。
“我没有布袋。”伯努瓦说，他转过头，避开科尔班的眼光，后者的长胡子差点就蹭上他的脸。
“我有两个布袋。”
科尔班站了起来，打开门走了出去。他的木鞋的咯吱声把老鼠吓跑了。屋里只有伯努瓦和他妻子，他们一动也不动，也不看着对方。
“那么你想去偷啦？”布丽登丝问道。
“我要去偷……”
“我的上帝啊！”
伯努瓦突然站了起来走动，好像被什么动物咬了一口似的，接着他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头。
几分钟以后，他们听见顺着墙根走过来的脚步声。科尔班回来了。
“主啊！”布丽登丝又喊了一声。
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靠近。门轻轻卡吱一声打开了。科尔班探出他的头。人们只看到他的头。是一个长满胡子、头发蓬松、又红又黑的头，好怕人。如同一个上了断头台刚被吊在门顶上的死人的头。
“你准备好了吗？”科尔班问道。
“我不去了。”伯努瓦回答说。
“你真的不来？”
“不。”
“懦夫！”
科尔班打开门离开了。好一阵子，人们只听见雪地的摩擦声，接着北风也停息了。
伯努瓦抬起眼睛。灯已熄灭，炉火也灭了。他离开桌子走向寝室时，他碰撞到布丽登丝的身体，她正跪倒在一张椅子跟前，拚命祈祷，手指贴着额头。
在小房子里，老鼠又开始了它夜间的工作，啃吃着和面槽。
选译自《我的朋友们》，1921年
（比利时雅克·安东尼出版社1987年版本）
安德烈·巴庸《一个玛丽的故事》选段
p.86
安德烈·巴庸André Baillon(1875-1932)。
《一个玛丽的故事》(Histoire d'une Marie,1921)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以与他生活过的一个女人的经历为原型。此处节选的段落的背景是：命运对年轻的玛丽是很残忍的；她被骗到伦敦当妓女，因不堪非人生活，回到布鲁塞尔后，被生活所逼不得不重操旧业。
对下面发生的事，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在场的话，也许她会有不一样的反应。但是有人早就对她说了这样的话：
“女管家贝特太太会陪你前往，不会有什么事的。只不过是对杜邦先生一次简单的拜访，为了使一切符合规定而已。你照着她说的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杜邦先生是主管妇女问题的官员。而且人们还让玛丽喝了一小杯酒给她壮胆。
她进入办公室以后，有人对她说：
“请坐，杜邦先生很快就来。”
墙壁上悬挂着一些牌子，上面的字体很大，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读一读：
仔细考虑你要做的事。
懒惰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是一些诫言，”她心想，“和神父的说教一模一样。大家都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而且她对自己是否只喝了一小杯酒倒没那么有把握了。
但是当杜邦先生进来时，她对自己的信心却不那么足了。他人很瘦，脸色发黄，像一个病人，灰胡子。他马上露出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
他什么话也没说，在桌子后边坐下来，翻阅着材料。
“这么说，”他大声叫了起来，“你想得到你的牌照啦。”
“是的。”女管家对她示意说。
“是的。”玛丽说。
“是的？”官员生气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
“是的。”玛丽又说了一遍。
“既然如此，读一读这个。”
他指给她看一张印有文字的硬纸夹。在上方，她看到一行字：“卖淫条例”。
“是的。”女管家指点她说。
“是的，我知道。”玛丽说。
杜邦更生气了。
“你既然知道，还坚持干这个行当？太没羞耻了。你这样会自绝于社会之外。你想过吗？我有义务来警告你。而且我绝不会同意你走上这条路。”
“但愿我不哭。”玛丽心想。
“好，就从这儿说起吧。你有父母亲吧。那好，他们将会知道他们女儿的行为。我会给他们写信说。”
“天哪！”玛丽心里嘀咕说。
“不要。”女管家提示她说。
“不要。”玛丽说。
“的确，”官员说，“你已经是成人了。但是怎么说，这总是不道德的。我还要进行调查。告诉我，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贫穷，是吗？”
“不是。”女管家提示她。
“不是。”玛丽说。
“那么是懒惰吧？”
“啊，不是不是。”玛丽抗议说。
“既不是贫穷，也不是懒惰，那么是出于罪恶啦？”
“罪恶，嗯！……”
“是的……是的。”女管家说。
“是的。”玛丽说。
下面的事再也无关紧要了。官员敲打着桌子说道：
“坦白说，你做的事很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会让你知道这有多不好。老实说，你还可以干些其它什么的。有那么多的职业，有……有……”
他在纸堆里寻找什么，似乎要从那里找到他想说的职业当中的一个。
“你不干别的，这意味你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你变成了众人玩弄的妓女，众人玩弄，你懂吗？我应该坚决反对你这样做……这么说，你姓居约……名叫玛丽……很好。身体健康吗？医生会检查的。我尤其不能让你违规而被罚款。”
过了一会儿，官员忘记他刚才还在发怒，转身问道：
“怎么样，贝特夫人，生意还好吧？”
“当然不错，杜邦先生。”
他没有再挽留她。他在等下一个进来的女人。他又变得气势汹汹了。
选译自《一个玛丽的故事》，1921年
（比利时拉博出版社1977年版本）
夏尔·皮里尼斯埃《假护照》片段（1937年）
夏尔·皮里尼斯埃Charles Plisnier(1896-1952)。诗人、小说家、政论家和律师。出生于进步工业家家庭。早年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先加入社会党，后参与了一九二一年比利时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并积极参加第三国际的活动，接受任务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因托派活动在比利时工人党安特卫普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他此后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失望的孩子》(L’enfant qui fut déç u,1912)，《断手的祷告》(Prière aux mains coupées,1930)等，表现革命信仰和宗教的矛盾。他和阿贝尔·埃盖思帕斯一起于一九二九年创办了《探索》(Perspections)杂志。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也开始写小说，成为当时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经历给他提供了短篇小说集《假护照》(Faux passports,1937)的素材，该书荣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一九三九年他改变政治信仰。他青年时代崇拜列宁，追随托洛斯基，经历过深刻的思想危机后，他试图将革命思想和对上帝的信仰结合起来。
在那段时间，我为了执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每天生活在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当中，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名暗藏的破坏分子。
这个名叫波奈利的家伙以前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国家保安法一颁布他就被都灵的律师公会除了名。好像这项纪律措施使他被指定为民兵发泄愤怒的对象，在一天夜里，一百来个褐衫党人聚集在他住家门前，打碎了窗玻璃，砸烂了门，然后放火烧了房子。不久他就被捕了。
人们都以为他被投入了监狱，但是有一个晚上，他却出现在反法西斯同盟在巴黎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他解释说他终于成功逃脱，越过边境，并且愿意为委员会工作。
事实上他的说法有几点值得怀疑：他的逃脱显然是一个奇迹，还有法西斯报纸对袭击以及随后发生的纵火事件所做的义务宣传也令人起疑心——因为对这类哪怕很“耸人听闻”的事件，报纸一般是故意不加报道的。
但是在当时——这是加里巴第事件发生之前——在意大利流亡人士当中，充满着一种不可理喻的信任感。波奈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很快他就被提升进入了总委员会。几个月以后，他掌握了反法西斯斗争秘密活动的所有情况。
但是交付给他的任务有时会和交付给我的任务有所交叉，往往只有他和我两人才掌握某些情况，而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一天我突然得悉几位派回意大利执行某些任务的工人在他们的岗位上被捕——其中一个被当场开枪打死——我产生了怀疑。
揭发一个破坏分子是一项可怕的责任。我决心首先找到一个他叛变的确凿无疑的新证据。我告诉他，在我的指示下，一个名叫卡罗纳的人将于六月六日晚十一点来到米兰一个叫加利里亚的地方把一份文件交给联络员。同时，我通知米兰方面，让他们密切注意加利里亚那里会发生的事情。
六月六日晚十一点，在米兰的加利里亚，六个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了一个行人，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搜查。我对波奈利说：
“他们抓住了我们的联络员。”
“是的，”他说，“这太不幸了。我知道这件事。”他接着说，声音很沉重，好像这不幸的消息使他很沮丧：“我们运气太差了。”
我向他所属的巴黎地区总部揭发了他。
几天以后，我被一个委员会召去说明情况。这个委员会位于R-外塞纳省，是总部按月租用的一间带有家具，人们称之为“别墅”的小房子，这是一间农舍，但从未作为农家庄园使用过。人们还可以见到旧日的农具库房，这回变成了停放福特汽车的车库。这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式的房子很奇异，它用碎石砌成的高墙，像防御工事一般厚。我有时也到那儿出席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但这次，我再跨过木制的围栏时，内心交织着一种焦虑和不安。
这个即将受到审判的人属于那些极其卑鄙的杀人犯，他们从远处借刀杀人。消灭这家伙将可以挽救许多人，很杰出的人的生命。但一想到他注定要受到惩罚，而我是指控他的人当中的一个，这使我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过去总是心安理得地大谈战争和革命，但是我是否能想到这些事情的涵义，或者我只不过是一再玩弄一些措辞更加严厉，内容更加悲壮的词句而已。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的生命的分量。
委员会的五名成员在等着我。这类会议一般是在饭厅里举行的。这个房间是屋子的中心。一道门把它和朝向马路的客厅分开来，阳台的帘布面对花园。即使在中午阳光普照的时刻，里面的光线从来都很暗淡。悬挂的一盏汽油灯在刺眼的绿色灯罩下燃烧，发出吱吱的声音。柜橱里从未动用过的餐具整齐地陈列着。铺上石榴红绒布的桌子上，散放着一些墨水瓶、纸张、一个大饮水瓶和一些玻璃杯子。
我看到了卡洛塔。她半坐半站在一个高脚椅子上，结实的身躯似乎压在甩在身后的双臂上。她向我伸出手，好像我们早就相识的样子。她以柔软和唱歌似的声音用法文跟我说：“啊！你来了，同志？”接着她在桌子跟前坐下，其他人围着她，我也坐了下来。
大家在等待波奈利，一边在议论那个事件。他会来吗？我懦弱地从内心盼望他不要来，希望他会察觉到其叛变行为已经暴露，看到面临的危险并且逃离这个国家。卡洛塔一言不发。我梦游似的听到传到我耳朵她的同志们的说话声。他们预言这个人贩子一旦逃脱还将会给其他的好人带来更多的灾难。我发现卡洛塔搭在桌子绒布上的一双手不时合着，不时分开。她的双手很白净，有一点肥胖。
有敲门声。有个人前去开门。会是波奈利吗？果然是他。当他的眼光环扫屋里的一群人时，发现了我也在当中。他作了一个后缩的动作。但跟随其后的那位同志轻轻把门关上了。
我听见一个声音：“坐下！”是卡洛塔的声音。我看见她嘴唇在动。但是她的声音，我怎么还会辨别出来呢？而且，卡洛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整个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柔和的脸部表情消失了，她嘴巴紧闭，眼光紧紧盯住来人，眼睛睁得大大的。
波奈利坐了下来。
卡洛塔开始讲话。我听不太懂意大利话。但我早就熟悉那一套指控的程序：列出牺牲的同志的名字，说明他们的使命，他们被捕的时间，关押他们的监狱的名称。波奈利全身僵直，脸色苍白，一副死期将至的样子。他在听吗，或者说他不必听也会懂得这一切，因为往往不需要语言来了解面临的威胁和灾难。在这比教堂的圣歌还严厉的控诉声下，他脖子耷拉下来，肩膀下垂，眼光从这人扫到另一个，似乎在向人求救。他跪下了。面对着他，卡洛塔说出了一个叫波尼托·穆尼托的工人的名字，他在一次埋伏中被逮捕，后来在巴杜被杀害了。
这时他笑了起来。他竭力否认，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该向谁求救呢？虽然严格说起来，我不属于那些审判他的人当中的一个，但也许正由于这点，我本来真可以把他从这里挽救出来的。他脸转向了我，用法语对我大叫：
“这太荒谬了！你们总不能把这些失败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吧。这太荒谬了！你们都疯了！”
然后他转而注视着我身旁的同志们，以喑哑和沉重的声音一再叫喊：“这太荒谬了！……你们都疯了！”
卡洛塔示意他闭嘴。他听从了，他有一阵子像静物一样纹丝不动，连呼吸也几乎停止了。
“同志，”卡洛塔说，“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发现叛变行为的？”
他立刻意识到一切都完了。是的。他站了起来。他身后的同志用手压住他的肩膀，强迫他重新坐下。
我陈述了米兰的事件。我眼睛只盯住卡洛塔一人，她脸上的表情随着我的叙述而闪耀出愤怒和仇恨的光芒。她显得激动万分，好像在这之前她对整个事件毫无所知，这回才恍然大悟似的。
我说完以后，转身看着波奈利，他眼睛发出玛瑙色的寒光，嘴唇变成灰色。他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已经死了过去一样。
卡洛塔问他是否承认向法西斯警察告发了由他负责的八名活动分子——而其中一名已身亡。
他很长时间一直发呆，眼睛睁得大大，直瞪瞪的，双手下垂。突然他叫喊了起来：
“你们打算把我怎样？你们打算把我怎样？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没有权力审判我！让我离开！让我离开！……”
“坦白交代吧？”卡洛塔说。
“我没有必要向你们汇报，让我离开吧，让我离开……”
他朝着大门冲上去。但是监视他的那位同志挡在他跟前，抓住他的手腕，要他坐下。用一只沉重的大手压住他的肩膀。
“你坦白交代吧？”卡洛塔又说了一遍。
波奈利开始开口说话了，声音柔和，几乎是细声细语的，好像害怕人们完全听懂他的话似的。
“我不知道。我当时也不知道。我现在明白了。我感到遗憾。我很遗憾。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接着他哭了起来。
“他真是个卑鄙的家伙。”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
卡洛塔咬着嘴唇说：
“杀人犯。”
他又站了起来。这回表现得更懦弱。
“同志们，”他高声说，“同志们，夫人，听我说。我为法西斯主义效劳，这不假。我给‘人民’造成了损失，这是真的。但我向你们发誓，我会将功补过。让我回到意大利去。在那里，他们感激我为他们做出的服务。他们信任我，我会执行你们交代给我的命令。我会给你们发回一些情报。”
一片沉静。卡洛塔表情严厉地笑了一笑。有一个人说：
“如果他能够为我们服务，可以考虑。”
波奈利立刻转向说话的人，呼吸加快了，像一个溺水者又活了过来似的。
但卡洛塔说：
“同志，你疯了。叛变过的人总会再叛变的。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人的存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不能留他。我们抓住了他。他应该被消灭掉。”
“这是对的。”其他人附和地说。
她接着说：
“就这样，事情结束了。”
波奈利挣扎着。他叫嚷说他还有孩子，他不能死。
卡洛塔正要走开，这时她回过头说：
“住口，”她说，“波尼托·穆尼托也有孩子，你却把他杀了。”
一位同志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人们听见车库里福特牌汽车发动的声音。人们把波奈利带走了。在发动机开动的声响中，我似乎听见了两下枪声。
我走进了客厅，把额头紧贴在玻璃上，注视着被太阳炙烧的马路，让自己远离人们和世界，我做到了什么也不想。
我感觉到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听见卡洛塔的声音说：
“同志，你神经太紧张了！”
选译自《假护照》，1937年
《违者必死无疑》（1948年。摘译）
被人如此高兴地称为“现代生活”——这座庞大的制造幸福的工厂，这台庞大的高速旋转的机器——在我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一件相当神圣的事物，如果它不使人堕落而是帮助人摆脱野兽的状态；如果它不使人变得麻木不仁而使人有机会在内心深处进行反省。
你们用沥青铺就的漂亮的道路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们只能把人们引向愚蠢；你们用玻璃和白银制造的飞机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们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把你们卷入了没有希望的吃饱喝足的状态。电唱机和冰箱倒是很讨人喜爱的设施，但它们不是文明的标志。我赞赏人建起了一百层高的摩天大楼，如果不是以其灵魂作为代价的话。
首先，停止捉弄人吧！人们不停地捉弄人，人们已经开始把人毁了。人不会受到物质的奴役，人要支配物质。人，并不意味着机械的胜利，而是自由的来临。你们听好了，先生。我们要的不是选票的自由。不是随便骂人的自由。要的就是自由——如此简单不过。也就是说对偶然性的胜利，事物的偶然性，欲望的偶然性。有一件非理性、荒唐的行为：上帝献出了他的大衣，他的生命！要学会根上帝一模一样：自由，就是如此。
离开这条道路，一切的进步都是欺骗。离开这条道路，一切革命都是背信弃义，是魔鬼的死胡同，是跳向破产、混乱和虚无的深渊的举动。要进步，没错——如果你坚持这个愚蠢的字眼——但要和上帝在一起。要革命，但是和上帝在一起！没有上帝的革命，就是死亡。虽则以渐进的方式——时间以世纪计——但依然是死亡。
今天，人人都要求革命，似乎是这样。我呢，我也要求革命。但要的是上帝的革命，革命前头有上帝，里头有上帝，尽头有上帝。
今天，似乎人人都要社会主义。我也一样也要社会主义。但不要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①，不要任何人的社会主义：而是上帝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不像你们生产舒适机器。这种社会主义不像你们培育的骄傲的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憧憬：它如同一棵大树。一棵差一点被砍掉的大树。一棵其树根可能已经被恶毒的巫师割断了的大树。应该把它归还给永生的腐殖土，归还给血液。树根埋在腐殖土里、血液里；让树枝长在上帝之间，正义之间。
“不劳动不得食。”
这是谁说的？卡尔·马克思，这个无神论者？不，是圣保罗②。
“你们是以耶稣鲜血的极大代价得到赎罪的，永远不要成为人的奴隶。”
这是谁说的？拉梅内③，这个背叛教义者？不，是圣保罗。
“你把你的一切与你兄弟分享而不告诉他这是你的财富。因为如果你们跟永恒的东西可以相通的话，那么跟可消亡的东西不是更加可以相通吗？”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带火药味，有戒律作用的话？在某个颠覆性的檄文里？不，在《十二使徒遗训》④一文中。
又假如你用上帝规定的语言进行祈祷，你们说些什么呢？你们会说：“主啊，愿您的意志在人间如同在上天那样实现！”你们听清楚了，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一样。不是我们再也无法献上的祭品，不是明天才会有的博爱，不是推迟到来世才能盼到的正义：而是在人间。在人间也一样，主啊，在人间也一样！
选译自《综合》杂志，1948年
① 作者反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提倡基督人道主义。
② 圣保罗生于公元67年，犹太人，原来极端敌视基督教会，皈依耶稣后四处布道。被认为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书信是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
③ 拉梅内为著名的天主教政论家（1782-1854），1816年被授司铎神职，因提倡改革天主教会，不容于梵蒂冈，1833年脱离教会。因先后两部观点相异的著作《论对宗教的蔑视》和《一个信仰者的话》而出名。
④ 《十二使徒遗训》为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会法规。
[比利时]康斯坦·马尔瓦《难熬的一个个黑夜》（片断，1954年）
p.140
康斯坦·马尔瓦Constant Malva(1903-1969)。
马尔瓦是阿尔冯斯·布尔拉尔的笔名，他出生于比利时波里纳矿区的矿工家庭，十五岁就开始下井干活，早年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因涉入托派活动脱党，加入比利时革命社会党。他依靠艰苦自学，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拿笔作武器，参与社会斗争，他作为工人作家，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才结束矿工生涯。他与法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头面人物巴比塞和布莱尔过从甚密。属于皮里斯尼埃和埃盖思帕斯领导的左翼文学阵线，而且是夏韦和杜蒙组织的埃诺省超现实主义文学团体“决裂”的重要成员。除了一部名为《占波》(Jambos，1951)的小说以外，他写的其他小说几乎都带有自传的色彩，他摆脱了描写工人常见的“悲惨处境或者高大英雄”的模式，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少有的准确、简练和朴实的风格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揭露了矿工的悲惨境遇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巴比塞为他作序的《我母亲和我的叔叔费尔南的故事》(Histoire de mamère et de mon oncle Fernand，1932)，以他的母亲和家庭生活为背景，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期间比利时工人阶级尤其是矿工的生存状态。他以日记的形式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创作，一九五三年才出版的《难熬的一个个黑夜》(Ma nuit au jour le jour)在表现同一主题方面更有深度和广度。他堪称为比利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被怀疑与德寇合作受到法律追究，开始对革命运动失去信心，还因体弱多病等原因彻底远离政治生活，潜心思索和写作。他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近十年之后去世。他的作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受到广泛的承认和传播。
这一周，我上下午的采矿班。我喜欢上下午班。上这个班时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早上我可以随意在任何时候起床。我喝妻子给我准备好的咖啡，抽烟斗，看报纸。我先浏览一下大标题。我在下面的标题上滞留了几秒钟：
“曼堡联合煤矿第二号井发生矿井塌陷悲剧，二死一伤，伤者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
我的眼光在这个标题上停留了几秒钟。我对这个消息没有太在意。我把这页报纸翻过去了。
请不要给我扣上冷漠无情的帽子，但这个重大意外事故并不比扑上眼帘的其他社会新闻更能引起我的注意。
也许，在战争时期，阿尔图瓦前线的士兵在听到他们在凡尔登、阿尔贡涅或弗朗德勒的一个或几个战友阵亡的消息时也不会更加感到激动。
这不是冷漠无情，而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思想。所有的煤矿工人都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井塌、透水、瓦斯爆炸。但又能怎样呢……
明天，也许中部地区、沙勒鲁瓦、列日地区煤矿的工人将会读到下面的消息：
“……煤矿第十号井发生塌陷悲剧——一名矿工死亡如此等等。”
这可能就是我。而中部地区、沙勒鲁瓦、列日煤矿的工人兄弟，也一样会无奈地耸耸肩膀，接着把报纸翻过去寻找更加有意思的消息。
我翻到下一页报纸，在看了有关西班牙的消息后，我读了我喜欢看的两篇小说连载，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我也浏览了电影广告。
完了。下面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虽然毫无兴趣，我仍然想看看有关意外事故的报道。我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做，也是出于对我的两位工人兄弟的尊敬。
上面写着：“详情见第四页”。
“这期间，救援人员在塌方里到处搜寻，他们终于挖出了默哈莫德·沙雷克的尸体，他是单身汉、出生于吉普提，现年三十岁……这个不幸的人因瓦斯窒息而死。
“还有第三个人。他叫阿尔封斯·沙雷，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沙勒鲁瓦，已婚，三个孩子的父亲。
“十一点钟，两个尸体被抬出地面。”
1938年3月12日
我们又下到地狱般的矿井（有一千一百米深）。我们在酷热的环境下干活，我又重新体会到口渴的煎熬。
有时另一矿井的伙伴们会开玩笑地对我说：
“你在那里不会冷吧？”
我以同样的口气回答他们说：
“慈悲的上帝从我们那里把他的太阳夺回去了，我们只好去找魔鬼的太阳了。”
我同一班组的同志们总是怨声载道，声称第二天再也不下井了。井底很热，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有时候要学会逆来顺受，耐心面对困境。
人们很难想像根据不同的温度掘进一米深的代价，会认为在更热的地段工作报酬会更高。错了。煤矿公司规定了统一的报酬。报酬合适，算你幸运；报酬不合适，算你倒霉。
对我们这个班组，这样太不公平了。上面要求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两米半的进度，而我们才勉强达到两米。
我的同志们感到泄气，而人一旦泄气，进度的数字很容易降了下来。
预备工程的工头杰雷米对我们不满意（这家伙的确很难做到让他称心如意）。他说我们的工作进度比我们接替的班组的工人要慢。
那干吗把我们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为什么？
而且，这个工作面什么都缺，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好，器材很不容易运进来。我们的供应从来就不足。有了柴捆，却没有竹条和假横梁；有时需要铺轨，但我们却没有轨枕。
这个杰雷米是个喜欢抱怨的家伙。他一抱怨就要吃一块烤肉，脸色就会变色，好像喝了一口酸酒。每当他走过来向我们下达命令的时候，我和我的负责凿石的伙伴就会互相说：“让我们来听一听杰雷米的悲叹吧。”
我刚读过爱比克泰德［1］的小册子。他教导我不应该对命运表示厌恶，而是要尽力做到使命运更加容易承受。原来我的水壶只能装两升的水，因而我买了一个三升容量的水壶。我只吃规定的那份面包，绝不多吃。我告诉我妻子每天给我准备一只橙子。这样，我在工作场所再也不喝饮料了，只吃几颗柠檬糖，我在井下美美地品尝橙子的味道，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幸福是相对的。哲人们总是很知足的。只需要一点点东西就足以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注［1］：古罗马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他的伦理学格言是“忍受、自制”。他的弟子阿里安根据他的学说编纂了《爱比克泰德语录》和《爱比克泰德手册》。
1938年5月1日
劳动节。到处都有集会。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会，演讲人是我尊敬的几位工人兄弟。我没有去。我早就知道我将会听到些什么。不外是重复过千百遍的东西。我赞扬这些同志，他们具有勇敢、执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要跟他们一起战斗，就如他们不止一次要求我做的那样，我办不到。我心中有某种东西断裂了。我已经没有信仰了。我差不多深信这些同志是对的。那么，是因为我胆怯和懦弱？也许如此。我感到再没有勇气去以德报怨。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忠实地描写我的贫穷，和所有的劳动者相差无几的贫穷。
是的，我本来可以去参加这些集会，哪怕只是为了凑个数。但是我目前处于这样的心态，参加斗争的号召非但引不起我的热情，反而激起我的厌烦和反感。我们只是一小撮决心采取行动的人们，而大多数的群众却麻木不仁。我们能做什么呢，耸耸肩膀等待大多数的群众有一天愿意开始行动起来？啊！但愿群众能够看清自己的处境并且行动起来！当前，除非是铁心的乐观主义者，我们还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命运的安排。
说我们劳动时饿得很……不，我们不是因没有面包而挨饿。我们还有面包，甚至有白面包，还可以在上面抹些黄油。是的，我们还有面包。但是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对他来说，还需要其他的养料。除了填饱肚子是食物，还要有精神食物。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有一大堆不可缺少的东西。
因此，如果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一个解放的工人，而不是一头牛，我可以说我很贫穷。我的境况很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祸不单行。只要我一周上六天班，生活还可凑合过得去，但是我病了五天，接着又是复活节和部分停工，结果十八天内我只才真正工作了九天。这个礼拜，贴出了一张布告：
“由于销售情况不好，决定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和五月二日星期一停工。”
情况越来越严重，原煤堆积如山。传说要关闭一个矿井，而被解雇的人好像不会分配到其他煤矿。真是不幸。我的工资一周比一周少，不是工钱变了，而是劳动条件越来越恶劣了。这星期，由于不列入家庭预算的许多开支，我妻子就只剩下一百法郎了。如再扣去她给我的二十法郎零用钱那就更少了。下周，情况不会更好，下下周也一样。穷啊，真是穷。
也许有人会说：
你埋怨穷，可你还留下二十法郎的零用钱。
我应该承认，如果情况有些好转，我甚至会留下加倍的钱，这样花钱更痛快些。我生性如此，喜欢花钱。当一个人从井下出来，就好比复活过来一样，人会有些疯，想活得痛快些。还有，我有些欲望，有些小爱好：我抽烟，我喝酒，而且还要有报纸书籍和娱乐什么的。
怎么，我应该放弃这一切，不能像活人那样生活？不是我发明了咖啡店和电影院，也不是我发明了烟草和所有使生活更加愉快的东西。怎么，我每周有四十五个小时口干舌燥地干活，就不允许我在礼拜天润一润喉咙？我喝东西并不是因为渴了，而是出于报仇的思想，为了我承受的一切痛苦报仇。怎么，我就不能在电影院里忘掉我一周来过的非人的生活？
这可怜的二十法郎，像平锅上的黄油一样很快就融化了。星期天中午，我口袋里就不名一文了。今天，还有明天，我出不了门了。但明天，我不工作，而这是集市开放的日子，我本可以和几个伙伴在大广场的咖啡店里喝上几大杯啤酒的。
贫穷惩罚我停掉这一切，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东西，坦陈心迹。
5月15日
现在，我写完了，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一年以前，我开始一天天记录下我的生活。别人也许会感到奇怪，和其他写矿山的书不一样，我没有写瓦斯爆炸，也没有写罢工。这太好了，也活该如此。我说的是曾经发生的事。我想写的不是煤矿某几个小时的生活，我想写的是所有的小时的生活。
今天早上，我和班组其他五个伙伴去提出申诉。我们对领导说：“给我们活干，好让我们可以养家糊口，不然我们到其他地方找活了。”
他们答应给我们增加工资，而且几天后给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们又重新开始了，把这些都装进背上的煤筐里。这就是矿工的生活。情况好时，我们好歹活下去。情况不好时，我们对自己说以后会更好一些。我们的生活就是充满着希望和幻想。我们等待节日、罢工和一切说不清楚的东西。而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一年年过去了。一下子到了四十岁。那时干什么都不行了。地面工作不适应，只好在矿井深处继续过着无精打采的日子。有些人干到退休，但是有多少人在到达极乐世界之前就死掉了。
我们的生活是暗淡的。劳动的痛苦，家庭的贫穷。
这就是矿工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黑夜。我能期盼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吗？
我想起了居·德·莫泊桑书中的那些小鸟，它们在一个雪天里等待没有来临的黑夜，一直等到白天。我也许将等待我的黑夜的尽头，一直到永恒的黑夜。
选译自《难熬的一个个黑夜》，1954年
[比利时]康斯坦·马尔瓦《一个矿工》（片断，1942年）
在劳动中，每当我们愉快地饱餐了我们可怜的切片面包，很少没听见我们当中有人说：“面包真是好东西！”接着又说：“山珍海味会吃腻，可面包永远不会。”在矿上，工间吃饭简直是一种仪式，而不是庸俗的吃的动作。这几乎是静思默想的庄严时刻。“别干了，”人们常对那些干活积极的人说，“该吃饭时就吃饭。”如果有人急着马上重新干活，或者不遵守惯例会被认为不够兄弟。
如果一个严厉的监工在吃饭时间催促我们赶紧吃完干活，我们会对他说：“我们就是为了面包才来干活的，让我们安静地吃饭吧。”
矿工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当他们想把吃剩的面包往料堆扔掉时，往往被一种迷信的恐惧心理所阻止了。这种恐惧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一旦下了矿井，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得来。
但是有时我们还是会扔掉一些面包，那是因为煤气、热气、灰尘害得我们心里无比难受。我们是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这么做的。这可是亵渎神明的极大罪过。我们因而诅咒老板和监工、诅咒工作、诅咒上帝、诅咒魔鬼、诅咒命运，诅咒一切的一切。那种情况，就好比我们在激怒之下撕破自己的衣服，砸碎自己的家具、故意互相伤害似的。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战以前，我们的父亲常常把自己吃剩的份饭带回家——我们当时称之为天上掉下来的面包——好让我们果腹一顿。天哪，那面包可一点也不好吃，只有凭着极大的想象力才使我们相信那是一顿美餐。也是在那个时代，在一些孩子众多的家庭里，吃晚餐时，一喝完汤，就把孩子们打发到屋外，好让做父亲的可以吃他的烤肉而不致引起别人嘴馋。孩子们跑着笑着，将面包沾上一些泉水，觉得这样很好吃。
时代变了，孩子也变了。我的孩子从来不吃我有时从矿上带回来的面包。我妻子也如此，她觉得，也许有道理，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面包不干净，很倒胃口。虽然用布包着，这些面包多少会沾上尘土，受到煤气的污染。
有些日子，出于厌倦情绪或者神经紧张，我会把我的份饭全部倒掉。我知道这会使我的凿石工伙伴感到不快。他没吭声，但他不说话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耸耸肩膀对他说：
“这是我的面包。面包只属于我自己。不是人家白送给我的。我是靠我的双手劳动挣来的。”
这下他以愤怒的口气说：
“你这才更蠢。你扔到垃圾堆里的不是别的，是你的双手。”
我的伙伴的话使我思考。是的，我扔掉我的面包的同时，我毫无价值地销毁了人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我扔掉的面包，上面有我的农民、磨坊工、面包师傅兄弟的血汗。以后呢？以后，我长时间地思索这个问题。我告诉我自己：扔掉面包是反对劳动者的罪行。我考虑得更远更深，我还对自己说：为了几片薄薄的面包，我辛酸地谴责自己，而在一些国家，人们故意烧掉麦子，随意毁掉千千万万的面包片！
尽管如此，不能因为有些人、一些魔鬼自己犯下，或者让别人犯下屠杀的罪行而我就应该去杀害我的同类。
扔掉面包是反人类的罪行，是反自己的罪行。我没有权利扔掉我的面包，我为我的所作所为请求人们的宽恕。
选译自《一个矿工》，1942年
引用:
康斯坦·马尔瓦《难熬的一个个黑夜》（片断，1954年）——
我早就知道我将会听到些什么。不外是重复过千百遍的东西。我赞扬这些同志，他们具有勇敢、执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要跟他们一起战斗，就如他们不止一次要求我做的那样，我办不到。我心中有某种东西断裂了。我已经没有信仰了。我差不多深信这些同志是对的。那么，是因为我胆怯和懦弱？也许如此。 ...
20年代欧州无产者的一个阶级现象，就是最先进的一部分工人革命者、一战前已经长期参加阶级斗争的老革命工人，发生了内部的精神断裂。这个现象是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出现的。十月革命的蜕化、法西斯主义和第二国际的背叛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荡，让他们感到精疲力尽无所适从。...
30年代，托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欧洲的左翼工人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有破罐破摔的精神倾向。那些对各种主义很熟悉的无产者，反倒麻木了，丧失了感应能力，常常就剩下一种激激歪歪的反应：“都折腾那么多年了，有屁用啊？”。在对阶级变化的敏感和热情上，反倒不如完全外行、什么名词都没听过的群体（比如美国当时急剧增加的黑人工人）。...
[比利时]乔治·埃克豪特《新迦太基》（选段，1888年）
p.24
乔治·埃克豪特 Georges Eekhoud (1854-1927)
小说家，诗人和翻译家。他是比利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中主要代表人物。他和同时代的王尔德、纪德站在一边，反对资产阶级的世俗观念，在一八九八年出版了反映同性恋的一部小说，受到法庭的审理而轰动一时。第一部小说《基斯·多里克》(Kees Doorick)，代表作《新迦太基》(La Nouvelle Carthage,1888)。
洛朗·巴里达埃尔对安特卫普被称为新迦太基［1］的资产阶级充满仇恨，这个城市所有罪恶似乎都集中在他的对手，一个残暴的工业家贝扎尔的身上。一场灭顶的大火使巴里达埃尔有机会将其拉入火海，同归于尽，从而实现了其申冤报酬的夙愿。
注［1］：迦太基，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7到4世纪称雄西地中海。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经营海外贸易，实行贵族寡头统治。此处指比利时北部城市安特卫普新兴的资产阶级。
第一声钟响的当儿，他就听到了从火药库传过来越来越急促的一连串小小的爆炸声，而当他停止计算爆炸次数的时候，他感到双腿上下受到了极大的震荡，大地在他脚底下就像跷跷板一样收起又张开，一股不由自主的冲力，把他抛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
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其威力可以和城堡所有火炮集中起来同时排放的巨大威力相比，他耳膜被震破，耳窍出血。与此同时，弹药库的一部分——唉，那可是童工的车间啊！——开始晃动起来，就如纸牌简单搭成的房子一下子散了架，被一股白色的龙卷风聚拢和裹卷起来，抛向了天空。
龙卷风以极快的速度，啊，速度也太快了，一下子伸向了天空，就如野生植物上的一根直茎被连根拔起，在其白色棉絮状的延伸的顶部，形成了一朵盛开的奇妙无比的龙舌兰，但开花的时间稍纵即逝，花瓣纷纷散落，化成了阴郁的朵朵烟花。
下午第二声钟响敲打三点钟，这朵奇花存在的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洛朗一边紧盯着这些花瓣，一边推开一些残臂断腿、人的肢体、还有形态完整的人体，他们像关节断裂的木偶人一样可怕地摆动着手脚。他想起了有幻觉症画家作品里面类似的手势和扭曲的形象，他们表现了巫师们群赴魔鬼晚会的情景……而这些黑玫瑰色的郁金香的各个部分，不是鲜血淋漓，就是烧成焦炭，它们向四面八方刻画了一道道长长的轨迹，形成了无数碎片，像雨点般不断地飘落下来，还伴随着无以名状的喧哗声和持续的鞭炮声。被活活烧死者的垂死挣扎！古罗马暴君尼禄的焰火盛况！
洛朗似乎曾经听见过这种声音，这时候伴随着一阵弹雨，几个人体栽倒在他的周围，他眼帘里很快就看到贴着紧身上衣的一个躯体，穿上小木鞋的一只儿童的小脚，裹着绒毛短裤的一只肌肉结实的大腿。突然间，他想起了这件紧身上衣突出的线条、这条裤子的折纹、小木鞋欢快跑动的声音，还有夸张的帽檐下露出的一张快乐的脸，这张脸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得意洋洋和恬不知耻的神情：
“是我，法朗斯·威温克尔，是我把雷管起爆的，你真该看看我是怎么干的。我只是如此敲打一下，就成功了！”
也可能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确只是这么敲打了一下……
不，这是不可能的！洛朗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直觉。眼前的幻象又出现了，更加强烈。为了证明他处在幻觉当中，他发出了阵阵的大笑，但他只听见自己的笑声，而梦魇依然纠缠着他。
在城市围墙的尽头，就在不到一秒钟之前，在奥斯特鲁维尔农舍的一块高地上，原有的二十来家的破房子，只剩下了西班牙统治时代就已存在的名叫“西班牙之家”的小咖啡店，其招牌赫然标出一五六〇的年份。透过一片狼藉的残壁，可以看到乡村、城墙绿色的斜坡、一排已经露出绿芽的林木以及奥斯特鲁维尔平淡无奇的钟楼，楼顶上的云雀唱起了第一支歌。一个岗哨静静地躺在城墙的下方。
像雷电一样任性的爆炸居然使附近一些脆弱的破房子免遭劫难，强烈的气流本来可以一下子将之摧毁殆尽的，甚至弹药厂的一部分也得以保留下来。而位于几公里以外的不少建筑物，却在冲击波的肆虐下纷纷倒塌，被粉碎成破砖乱瓦，码头上的厚木板和桩基像麦秆一样断裂，金属变成了铁屑，厂棚上锌板搭成的房顶像丝织物一样被撕烂得不成样子。
残垣断壁向一边倾斜，岌岌可危，并不时发出扯断撕裂的声音，形成了奇妙的轮廓和罕见的建筑形状。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点钟敲打第二响的瞬间。
在第三声钟响之前，一个燃烧着的巨大喷射物体，像一群吞噬一切的火蛇从弹药厂后边呼啸而来，它的冲击波传遍了十公顷范围的土地上——而这一切发生在三点钟的钟声敲响之前——库存的五万桶汽油像火柴一样燃烧了起来。
这就是事态发展和燃爆的经过，燃烧的海潮来势凶猛，大有淹没这一大片土地，并把它的河流一口吞吃下去的架势。
出于视觉造成的假象，人们看见巨大的红色火舌无限地延长，其火焰投向同一个方向，舔着大教堂的墙垛。虽然是大白天，教堂的高傲的尖顶却反射着落日的余辉。而港湾里的船只，随着燃烧的浪潮的起伏时隐时现，它们像是这些吞噬一切的海浪任意摆弄的玩具，在喷火的海洋上颠簸不止。
世界末日壮观的场面使洛朗的恐怖和怜悯淹没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中。但是沥青和硫磺并非从穹苍降落下来，从来没有如此纯净和柔和这样充满了空间，从来没有如此湛蓝和温柔的天空这样倾倒天底下的芸芸众生。和预言相反，天体是不会塌下来的。春天的太阳依旧冷漠地，甚至是欣喜地露出笑脸，而黑色的浓烟螺旋式地向远处急速展开，这个火焰的风暴掀起的黑色泡沫没有能够遮住或者搅乱太阳至高无上的沉着和宁静。
但是在最初的茫然和惊愕过去以后，一阵可怕的狂飙把居民驱赶到南方的乡村。灰泥残片和破碎玻璃像雹子般落下，距离弹药厂最远的地区的居民被赶出了家园。一些工人得以死里逃生，他们当中有捻缝工、装卸工、拣选工、怀抱小孩的妇女、近乎裸体的年轻姑娘、水手、海关职员、船闸工等，他们个个惊恐万状，气喘吁吁，瞳孔极度扩大，微张的嘴唇因不停叫喊而张开得大大的，头发和衣服烧着了，有时触及皮肉，个个变成了活的火炬，由于狂跑似的火烧得更旺，他们纷纷涌向河岸，甚至跳进埃斯科河水里去。
狂跑者当中有一个人朝洛朗跑来，差点把他撞倒，他认出了贝扎尔，这一下使他从迷惑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仇恨使他恢复了全部的理智。他深信这场灭绝人性的惨剧是他的敌人造成的，是他登峰造极的罪恶，他顺势把这个家伙紧紧抓住了。
选译自《新迦太基》，1888年
（比利时斯拉特金出版社1982年版本）
[比利时]阿贝尔·埃盖思帕斯《好人西蒙》（选段，1965年）
p.158
阿贝尔·埃盖思帕斯 Albert Ayguesparse (1900-1996)
丽达年轻漂亮。她在卡罗夫人开设的一家妓院出卖肉体。有时，她不顾绰号叫“红头发”的警官普瓦布尔丹的威胁外出赚些外快。警官与其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倒不如说为了照顾老板娘卡罗夫人的生意。有一天，她上街拉客，正好撞上普瓦布尔丹，她拔腿就跑，因而认识了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西蒙·科比埃，救世军的一位成员。后者因曾有弑父企图为赎罪而参加救世军。他企图把丽达救出火坑，但她始终无法摆脱使人堕落的社会环境。下文叙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她开始爬上铺上石板的斜坡，走进了一条灯火耀眼的狭小街道。在舞厅的大门口，灯光招牌沿着门面环绕而上：“香榭丽舍”、“蓝色天堂”、“黄金国”、“迈阿密”。这里的舞厅取的都是这类美妙的名字，对着马路敞开的黑色门洞传出了爵士音乐的嘈杂声，里头挤满了正在旋转不止的黑色人影。丽达没有在舞厅灯光闪烁的大门前停留，而是穿过一条条人行道，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在手球广场中心，黑压压的人群围着三个救世军的成员，丽达是根据男的戴上的平沿帽和女的头戴的哈利路亚女帽［1］而认出他们的。她靠拢上来，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救世军当中的一个张开的双手拿着一个八角形的小手风琴，手风琴在他手中机械地张开又合上，活像一条黑绿色的大毛虫。他缓慢地把手风琴提上来，开始演奏一首赞美曲，他的同伴和着他一起唱了起来。丽达注视着那个女的。女救世军成员唱着歌，抬起头，面朝天空，在汽油灯晃动的光线下，人们看见她那扁平的脸，她脸色很苍白，使得她紧贴两鬓的暗色头发显得更加无光泽。她穿着一条紧身的海军蓝的夹克衫，胸部轻微起伏，她瘦长的身躯跳动着一颗纯洁热忱的心。丽达不由得羡慕起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安详宁静。在抑扬顿挫的歌声下，她长长的脖子好像因充满了欢乐而鼓胀了起来。每次她提到主的名字，她全身激起了极大的亢奋之情。这个女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人类生来就是要相互关爱，而世界将因而得到拯救。她很幸福，这点丽达深信不疑，她妒忌这幸福，尽管她头戴饰有红色小结的滑稽帽子，也无法磨灭掉这种幸福。这么说人们仍然相信天堂，相信永生不灭，相信人会得到拯救？
救世军成员停止唱歌。看到人们开始走开，刚才拉手风琴的男人把乐器放在一堆报纸上。他那热烈和坚决的声音在黑夜里响起。
“别离开！救世军士兵西蒙·科比埃将证明给你们看。他将在公开的忏悔中告诉你们上帝是如何阻止他去杀人，如何挽救了他。请听听他说的。他以主的名义向你们说话。”
在把地面照成灰白色的白色光线下，观众形成的圈子又开始围着救世军成员靠拢了。在丽达的背后，有人在窃窃议论：
“等等！有让我们开心的。你会看到，他们可会逗乐了。”
“你真相信他们那套玩意儿？”
“鬼才会相信！这都是装腔作势的东西。按照他们的说法，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没饭吃？上帝是生命的面包。你身无分文？上帝是惟一的财富。你感到沮丧，上帝是惟一的欢乐。你看，这一切都不复杂。”
在油灯形成的光晕下，西蒙·科比埃往前走了一步，头部向前倾斜，摊开双手，他显得笨拙，好像为自己身上具有的力量感到局促不安。他身上的制服似乎妨碍他的行动。他把一个手指放进脖子和上衣的硬领中间。这个男人使丽达深为着迷。她往前靠，在好奇围观的人当中站住了。救世军士兵将帽子在他粗大的手里转动着，突然间他全身放松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围着他看的人群。丽达贪婪地盯着他。她对救世军的人员怀着一种莫名的、几乎是天生的反感，夹杂着一种莫名的好奇心。在她看来，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不正常的人，或者是些可怕的演员，为了使人上当受骗，装扮成心底纯洁的人。他们愚弄全世界，他们的言词只是用来掩盖他们的伪善。但是西蒙·科比埃完全不符合她对他们这伙人的看法。他就站在那里，好像孤立无援的样子，而他那笨拙的样子，他那没有使出来的斗士所具有的力量震撼了丽达。
士兵西蒙·科比埃昂起头，张开嘴，眼睛半闭着，用沙哑和时断时续的声音朗诵式地说道：
“是的，上帝挽救了我。要不是上帝，我早就杀死了父亲，而今天我已变成了罪犯。我父亲酗酒。每当他喝得醉醺醺时，他总是毒打我母亲。平常，妈妈她不说话，忍受这一切，她接受挨打而不敢吭声，父亲会把拳头插进她的嘴里为了不让她叫出声来。她的叫声使我父亲更加愤怒，像发了疯一样。”
救世军成员用手作了个掴打他前面一个人的耳光的动作。他不说话了，好像陷入了沉思，然后又开始以缓慢的语调说话，在句子之间留下无声的空间，人们从而听见了街上的嘈杂声、广场深处有轨电车金属的碰撞声。他深深地吞下一口黑夜的空气后，继续他的忏悔。
“有一天，我自己也喝醉了。这是平生第一次。我再也记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当我父亲回家时，像平常一样，他又要打母亲的耳光，这回她反抗了。她霍然一跳了起来，进行反抗，她显得又高又大，手里拿着一把从桌上捡起的刀子。父亲气疯了，他朝她的手踢了一脚，使刀子落地，然后他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我母亲不说话了，我以为她昏死过去了。最后，她叫了我一声。是我以后总是听到遭受酷刑的人那种微弱的声音。她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抓住父亲的喉咙，紧紧地卡住他的脖子，就像这样。”
注［1］：新教徒国际性宗教协会救世军女信徒常戴的一种帽子。“哈利路亚”源于伴随祈祷词表示欢乐的一种感叹调。
选译自《好人西蒙》，1965年
（经法国卡尔芒·列维出版社授权）
[比利时]康拉德·德特雷茨(1937-1985)小说（三个片段）
p.388
康拉德·德特雷茨 Conrad Detrez (1937-1985)
六十年代初，他放弃了当神职人员的初衷，到了巴西教授法语。该国发生军事政变后，他站在革命者一边，参加战斗，并因此遭逮捕和酷刑，后被驱逐出境。著有小说《吕多》(Ludo,1974)、《公鸡的羽毛》(Les Plumes du coq,1975)、《勾引上帝的人》(Le Dragueur de Dieu,1980)、《燃烧的草》(L’herbe à brûler)。最后因患上艾滋病死于巴黎。
我射击技术很不高明，我尝试过，但手脚老是抖动，总打不到目标。我将只能完成一些政治性的任务：和同情者秘密小组一起寻找藏匿武器和战士的地方，建立和装备隐蔽基地、印刷厂和医务所。我在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之间传送情报。以外国人和旅游者的身份很适合担任联络员的工作。我在扮演这个角色之前，组织上曾经派遣我到乌尔达·雷多纳去寻找我原先认识的在工厂工作和在同盟组织里头的一些同志。这种接触是很珍贵的，那些青年人也许和我一样进步了，如果使用“政治纲领“的用词，他们已经变得更加“激进”了。但问题在于了解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到了可以在钢铁厂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程度。从我被驱逐出工厂并逃走了以后，以及在主教宫门口受到工会活动分子的威胁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我的脸部有了变化，长了皱纹，但我还是担心我以前的敌人会把我认出来，也担心那些天主教徒或许会大事声张地欢迎我的到来。因此我故意安排在晚上搭上公共汽车，进入城区，我一个人下了车后，就朝贫民区的方向走去，我希望若塞法太太和她的儿子奥杰内欧还住在那里。
庞然大物似的工厂出现了，这个位于市中心的黑色怪物，像巨大岩石般那样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它既是财富也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掌握生死大权的主宰。工厂长长的、不规则的脊梁在月光下发亮。工厂烟囱粗大厚实的触角被高炉的火焰照亮后变得红彤彤的。我朝这个砖头和钢铁构成的庞然大物走去，看到工厂无数的车皮、卡车、守卫、警报器、炉火以及戴上安全帽、手执铁条和工具的工人队伍。还有通上电流的栏杆，由带钉子的加固铁皮筑起的障碍物。当然还有夜间巡逻的人员，而且戈利亚特［1］还拥有新的警卫，那是一些狼狗，因为我听见了狗吠声。天很热，我走路时只穿上一条长裤、一件衬衫，脚上穿一双凉鞋。我挂在肩上的运动员背包，藏着一些传单。真是奇特的感觉！我早先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建设，而这次我回来却是为了破坏。我上次来时是为了祈求和平，而这次我回来是为了偷偷地向他们灌输一些和他们原来听过的全然相反的说词，我带来的是战争的语言。我像大卫［2］那样轻声走路，谨慎小心的程度犹如一个走私犯。我的使命在于迷惑这个怪物，鼓动那些被它用温火杀死或者以粗暴方式扔进熔岩池或锅炉里的人们起来造反。我用纸张来武装自己，继续往前走。
工厂上方的夜空，弥漫着橙色的亮光。天空显得污浊。怪物般的工厂四周飘荡着蓝色的灰尘。蟋蟀的叫声跟车间的轰隆声和马达声混合在一起。这些小生物较之于被煤气烧灼和被烟囱吐出的有害废气污染的草地更加顽强地活下来了。蟋蟀的存在使人想起这座杂乱无章地新建起来的城市，它周围全是空旷的土地和谁也不会去种植的田地。城市的建筑物东一堆，西一堆，既有好几层的楼房也有成堆的经济型小房子，是四方方的，只凿开了大门和惟一的窗户，上面是平屋顶的那种房子。城里铺设了一些新马路，我选择了似乎可以通向奥杰内欧住家的马路。我经过主教的宅邸，看见窗户有亮光——我认出这个带有黄色帷幔的窗户——我对自己说，一个世纪以前，我就在这座大房子里吃饭、睡觉、祷告。从那以后，我经历了其他的生活，学会了一些新鲜而震撼人心的事物。我阅读了一些禁书，并且体验了另外的一种爱，它比我在这座毫无品味的房子里彻夜跪在床边并以它的名义惩罚我的肉体的那种爱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青年人在我心中死亡了，他很自然地离开了他的上帝。另外的一个青年人诞生了，他讲着不同的一种语言，他再也不祷告了，他热爱自己的肉体，他想在地上建立天堂。这个青年人心中激荡着和以往同样强烈的力量，但这个力量更加真实，触手可及，可以掂量，这个力量来源于人性，来源于组织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同志。没有这个力量，他就不会有勇气在这个令人窒息和污浊的夜晚回到这个险象丛生的城市，也不会有胆量出现在这些人面前，他们可能会把他的传单朝他的脸上扔回去，咒骂他，谴责他的背叛，把他交给警察或者向他扔石块，把他赶出他们的家门和这个城市。
［1］钢铁厂的名称。
［2］根据《圣经·旧约》，大卫为以色列国王，举止一贯谨慎小心。
选译自《燃烧的草》，1978年
（经法国卡尔曼-列维出版社授权）
国王回国了。阳光洒在国家机场的跑道、玻璃罩和舷梯上。首都的天主教孤儿院的孩子们挥舞着的黄白色花束，在四引擎飞机的螺旋桨扬起的旋风中摆动不已，无数的花瓣掉落下来，像纷飞的蝴蝶坠下消失在庞大的银色机身上。五十七个身穿三色裙的女孩子走上前去，一边叽叽喳喳地说话，这一切为了表明国王回国的决定是众望所归的。当身穿黑色或者土黄色军装的先生们走下飞机的时候，女孩子担心地转身看着在场的修女。这些先生们当中没有一个像挂在他们教师黑板上面的画像里面的人物。在肖像里他们个个脸色红润、胡子刮得很干净，并饰以金色和浅蓝色的光轮。但这时修女们举起食指，拍打双手，她们当中有两人激动得当场晕倒，但没有人上前去救援，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先生们的后面出现了国王陛下的影子。女孩子们摘下了她们手中花束最后剩下的花瓣，急切而热烈地向走过来的人身上撒去，待到国王靠近的时候，她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只剩下花枝了。这一来引起了一阵混乱，另外三名修女也昏过去了。但据电台记者的报导，国王不失为一位善良的君主，他还是用鼻子闻了闻那些花枝。
两天以前，一队队骑摩托车的警察在全国到处巡逻，在夜里驱赶那些贴标语的人，他们停在墙根和标语牌前，屁股上佩带武器，把刚刚贴上去的“反对”标语撕下来。警察的摩托车队在飞机场的四周聚集，飞机场上五千名全副武装、头戴盔甲的士兵正在小心地掸去迎风吹贴在他们脸上的花瓣。这两支队伍在跑道上形成了两道防线，每隔十米还有一辆坦克加强防卫。
一长串黑色汽车在连接市区和机场的碎石路上闪闪发光。一辆坦克很快起动，在一阵捣石机般震耳的嘎吱声中离开了小女孩、修女和士兵的队伍，向前行驶，炮口对准车队行进的方向。车队继续前进，一直到第一辆车的缓冲板缓缓地停靠在坦克的履带旁。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走出车子。一个着绿色军装的人像掀开锅盖那样打开了坦克的顶盖，在上面弯腰向来人致敬。两个人商量一阵子后各自缩进了原来的位置。灰色的坦克又响起了奇妙的爆破音，它缓慢地向前移动，活像一头巨兽。长炮在苍白天空的背景里描出了一个黑色的半圆形。车队属于跟国王一起从飞机上下来的先生们。坦克为车队开路，都是些又长又扁如文具盒状的轿车，其中最长最扁的车子除了坐上他们全家人之外，还可以带上主人们的哈巴狗、布道神甫、猎场看守人和猎兔狗。车子向前开到了柏油马路上，摩托车警和士兵的防线被冲开了，孤儿院的女学生和她们的保护人不顾炎热的天气向队伍靠拢，守候在机翼下。车门一一打开了，穿黑色和土黄色衣服的乘客一头栽进了后座，拉上了车门帘子。车队向城里驶去，越过大桥（军队把守）和立交桥（军队把守），经过车站和银行（军队把守），拐进英雄纪念柱周围的广场（已经清场），高速经过清洁工人行会中心（由工人自己把守），绕过书籍工会中心（无人愿意把守），缓缓驶过军营（军队把守）。在车上的人各自到达了目的地：宫殿、古堡、部长办公室、教堂、屠宰工人行业工会……之前，大罢工爆发了。波里纳矿区［1］的工人挖开了城市街道的铺路石，破坏了铁路，架起了路障。列日人和布拉邦人发现他们的领土被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枪口对准飘扬着黑色小旗子的建筑物。但是楼里已空无一人。十来位郊区市民把旗帜升起后从旁门溜走了，他们先是爬行，后沿着墙壁攀登，进入了为外人所不知的矿工住宅区，与聚集在郊区一家小咖啡店里的队伍汇合。由未来的共和国指挥部派来的男人和女人，青年和少女，不分男女，个个毫无例外地紧紧抓住他们的手臂、他们的帽子、他们的头盔、她们的围裙，里头装满了最为结实，也是最为可怜的弹药：他们收集起来的砖头和煤块。
军人用枪托砸掉了学校的门锁，冲进了镇政府的大门，破坏了采矿场铁板围成的障碍物，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指挥官的指导下学习打绷带、包扎伤口和医疗急救的技术，而且根据他的说法，这样做完全符合我们事业的崇高性质。那些害怕见到流血的人，却在唱着圣歌，在两节唱段之间，不时喊出“回国国王万岁！”一边小心翼翼不去碰房子墙面上掉下的灰土以免弄脏自己的手。
部队向矿区发动进攻，个个像发疯了似的，为眼前的景象欢呼：路障被除掉了，铁板断裂了。第一名宪兵还未真正踩上矿区的土地时，郊区的居民突然出现了。年纪大的从门里走出来，年轻人则从窗户里跳出来，妇女们从各处涌现出来，她们狠狠地打宪兵的耳光，在他们的脸颊、脖子和衬衫上留下了手指的痕迹，这是一只只五指张开的黑色油腻、布满灰尘的手。她们一边掴耳光，一边解释说如此对待他们，是出于“反对，就是反对，没得说的！”而且说“愉快的回归”将会成为可怜的出行，还说她们再也不愿意供养那些摆弄名花异草、吃的是山珍海味的家伙，她们，还有她们的男人、她们的子女以及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高喊“反对”的口号不是为了让人逼他们改口说“赞成”。如果必要的话，她们将攥着小砖头，一路北上直达布鲁塞尔，撬开有轨电车的铁轨，用她们的头颅去撞击铁路的轨枕……
［1］比利时瓦隆地区那慕尔省盛产煤矿的地方。
选译自《公鸡的羽毛》，1980年
（经法国卡尔曼-列维出版社授权）
下雨还是有益处的，它可以除掉大件衣服的污垢。平时山岗上的妇女只是把一些衬衫、裤衩、小件的棉布裙子、轻薄的衣服拿到洗衣池洗涤。其他的衣服，如男人长裤、夹克、女人的外套、被子、床单则要等到老天下雨时才洗。主妇们在木屋之间拉起了挂绳，用两头连接起来的一节节麻绳和铁丝在树和栅栏之间拉起了一条绳。接着在栅栏和屋顶之间也拉起绳子。她们在上面搭上了在干旱季节沾上各种脏物如汗臭、异味和灰尘的衣服。成百上千浅栗色、灰色甚至棕色的旗帜在破房子前面抖动。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开始除掉了排泄物和口红的痕迹，也把床单上干结的鼻涕去掉，抹去手指头、尿和精液的印痕。雨水在血迹上画出了淡淡的圆形痕迹。雨水使衣服上棕色的和白色的部分显得格外分明，雨水也慢慢地把一切污垢往下赶，从而集存在衣服的下摆里。大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暖和的大雨点冲刷着长方形的布面。有些衣服像毛毡那样极易吸收水分。衣服都变重了，被子、长裤、外套的重量增加了一倍。绳子因而断裂了，衣服都掉进泥泞里。照看衣物的人赶紧把它们拣起来。他们把衣服挂在栅栏上或者爬上屋顶摊开晾着，用石块把衣服固定在铁皮上。其他漫不经心的人只好甘认倒霉了。大雨把他们的衣服连同污泥、狗屎、死老鼠一块冲走。这场大清洗给眼前的景色增添了欢乐的气氛。贫民窟里旗帜林立。宛如一只在暴风雨中迷失的船只，伸展了它所有的旗帜，搁浅在山岗的礁石上。
选译自《最后的斗争》，1980年
（经法国巴朗出版社授权）
《比利时文学选集（法语作家卷）》摘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