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政合一制度在工厂中的体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三、党政合一制度在工厂中的体现

Ø 党政合一国家和劳工阶级
Ø 工厂的政治组织化
Ø 车间里的“包工头王国”
Ø 中国的工作班组制度
　 · 班组长作为政治上的中间人
　 · 工作班组的组织
　 · 鼓励班组的方法
Ø 斯大林和毛泽东动员方式的简略比较
　 · 苏联和中国在政治动员上的历史
　 · 中国和苏联关于群众性动员在概念上的区别
　

　　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ct）论证道：“无产阶级在登上政治舞台时所面临的种种历史因素深远地影响了当代劳工阶级的政治行为。”（1983：1）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而国家大约是各种历史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国家不仅是政治活动的舞台，它也是以立法和执法的方式来直接规范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机构。无论是在自由民主政权还是在权威主义政权下，无论人们将国家看作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还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就这点却彼此没有异议。正如Alfred Stepan（1978：xii）所说，这表明了“比较各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不应该着眼于它们是否去规范这类关系，而是看它们在什么程度以及用什么方式来规范这些关系。”
　　在共产党政权下，国家具有两重影响。国家不仅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威主义政权能够更彻底地以制度化的方式来规范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而且在中国和苏联，当代的劳工阶级本身便是党政合一的国家在推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的产物（参见Walder 1984a）。与巴西、阿根廷、智利的新权威“合作主义”政权（new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t regimes）不同，共产党的党政合一政权在上台后需要对付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去解决激进而高度活跃的劳工运动（参见Stepan 1978：98-113；Ericson 1977；Humphrey 1982）。相反，它们在本国内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劳工阶级，并将这一阶级组织到权威主义国家的基层政治结构之中。在本章里，我不准备讨论国家对工人采取的政策以及有关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而是要探讨共产党国家的结构性特征，【译注：Organizational含有制度性、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意思，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这些特征赋予国家以特有的能力来以特定的方式去规范工人的政治组织和活动。

党政合一国家和劳工阶级

　　不容忍独立的工会这一特点并非为当代共产党国家所特有。其它类型的权威主义政权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能够系统而有组织地将独立工会镇压下去。共产党的党政合一国家体现在制度结构方面的特点，是其干部深入到了每个工厂车间，在那里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并极力通过发动工人参与党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办法来将工人囊括到党的旗帜下。从这一角度看，共产党政权与拉丁美洲和其它地方的合作主义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它们与劳工阶级的关系上同样注重采取组织制度手段，但是它们却不具备前者在组织制度方面的能力。
　　权威主义的合作政权企图通过将劳工阶级的活动纳入官办的组织——这些组织不过是政府机构的延伸——来将该阶级纳入现政权的轨道之中。国家试图用镇压独立组织、同时满足劳工的某些要求的办法来改变政权同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正面冲突的状况。在这种方式里，被收买了的工人领袖在官办工会里“代表”工人，而这些官办工会直接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为工人进行讨价还价。这一做法分化瓦解了有组织的劳工，并且由于这种讨价还价同时也意味着对政治活动的限制，劳工方面为了使自己的要求能得到满足，便有意将这些要求限制在比较低的程度上（Stepan 1978：92）。作为政府部门的延伸，官办的工会瓦解劳工斗争的办法，部分是通过对劳工让步，另外也尽量使得工人去适应他们的处境：“这些工会给自己的成员灌输关于什么才算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想法，甚至把这些想法强加在成员头上”（Schmitter 1981：295）。
　　合作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由国家来批准与规范民间的利益集团，将它们“纳入”与国家官僚机构中相应的部门的稳定关系中。同时，由国家来规定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方式，以此来消除独立的、对抗性的政治组织活动，这也就限制了工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Schmitter（1981：292）将合作主义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各个相关的集团组织在有限的几个单一的、强迫性的、等级化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范畴里。这些组织得到了官方承认和正式批准，或是受国家鼓励产生。它们被授予各自范畴内的唯一代表权。它们所能保留的，是在选择自已领导人、提出要求、或对某些事物给予支持，还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种“官办”组织的方式与十七世纪欧洲在封建时代之后自由主义时代之前的所谓“等级社会”（standestaat）在概念上有相似之处（Poggi 1978）。在劳工问题上，这种相似之处反映在Unwin（1957）描述过的那些十六、十七世纪的手工业行会组织上。Stepan（1978）就这段“有机的国家主义”传统的历史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解释。他发现，这种传统在拉丁美洲的上层中依然是非常活跃的政治理想。】合作主义的政体在不同程度上或是由权威主义政权自上而下地强加的，这类政权使利益集团依附于它们；或是在多元政治的结构中自然地“自下而上”产生的，这发生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将自己变成了国家官僚机构中相应部门的附属机构的时候。【Schmitter（1981）区分了“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两种不同类型。前者是由权威主义政权自上而下地强加的，后者是在自由多元政权下当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僚机构部门建立稳固关系后“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在平衡对劳工的压迫与让步的程度时，不同的权威主义的合作主义政权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例如，Stepan（1978：73-75）比较了庇隆政权对有组织的劳工的“包容性”政策以及皮诺切特政权的“排除性”政策。】合作主义的各个变种，无论多么专制残暴，在这一方面与共产党国家全然不同：它们承认民间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从纯粹理念上说，合作主义所追求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那当然是由统治者所定义的）而调解集团冲突；而共产党所追求的，则是重新组织社会，在那个新社会里，民间利益集团非但无法找到表达它们的集体愿望的途径，甚至都无法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有趣的是，从Hershatter（1986）的描述上看，中国的国民党在三十年代以及一九四五年后在对待有组织的劳工的方式上是“国家合作主义”式的。国民党在天津地区用以缓和工会激进立场、消除共产党影响的办法中，包括了在劳资冲突中强行进行调解。在共产党国家中，南斯拉夫在理念上已经接近了合作主义和共产党社会的分界线。该政权逐渐承认集团利益的合理合法，但是它在制度上依旧不容忍独立的组织去追求自身利益。它采取的办法，是承认由工人议会代表的官办的合作性组织来表达企业职工的集体利益。某个企业中的罢工行动如果不是在法律上，则在事实上一般都能得到容忍。每年都会发生数起这类罢工事件（Denitch 1981；Comisso 1981）。据说，党在工厂内部已经改造了它的组织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党所起的作用比以前小多了。这显然与本章中描述的党组织的情况相当不同。】
　　另外，二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世界观。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制度结构上。共产党政权底下有一整套网状的组织结构，将政府机构一直深入到车间一级。这是合作主义政权所望尘莫及的。合作主义政权将政府官员派遣到国家和地方的工会组织中去，并且将劳工领袖纳入政府的雇员工资名单里。有的政权甚至还将官员派驻到工厂的办公室里去监督国家劳工政策的实施。地方上的警察机关也会派人打入工会去监视那些已经暴露在外的激进分子。但是，共产党政权却是自己来组织工厂。每家工厂里都有发挥日常作用的宣传和保卫部门，还有党委属下的人事部门。全国性的共产党在每个工厂、工厂的每个车间中都有自己的组织，它的成员和忠实的追随者占据了由高层到基层的所有领导岗位。在工厂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下，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工会组织将工人动员起来参加党所发起的政治活动。这一组织结构使共产党政权得以自下而上地消除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行动，并且让其放手去决定投资重点、重新分配财富、发动高速工业化运动。中国和苏联在这些方面的成果都非常引人注目。

工厂的政治组织化

　　在中国的工厂中，一党权威主义政权是通过两个组织来体现的。这两个组织决定了由上而下一直到车间基层的政治关系和利益。第一是党组织本身。企业中的每个党员都是企业党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与企业的行政机构平行但却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在一个有着活跃而完善的党组织的大企业中，大约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职工是党员（Richman 1969：761-62）。车间里的普通党员被组织在党支部里，而支部则通常被分成党小组。党小组组长是车间党支部的委员。支部委员会的头头，也就是支部书记，是企业党委的成员。党委书记是企业政治上的第一把手。相互联结的党支部和党小组网络形成了单独的一套等级结构，有着自己的信息渠道、上下关系、组织纪律。工厂中党支部和小组的会议是单独举行的，只有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在这些会议中传达的消息对非党员往往是封锁的。【这不是说没有走漏消息的情况。事实上，走漏消息是政治谣言的重要来源。】我的采访对象以及党的文件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党员在工厂中应该起的作用：“每个党员都应该宣传党的思想、认真贯彻党的指示，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群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党中央1961：240）。
　　一批“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与党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党注重发展与这些积极分子的关系，通过他们来控制车间基层。积极分子是一批积极跟随党、踊跃响应党的号召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而共青团则是共产党的附属辅助性组织，是模仿着党的样子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是职工中的少数，占的比例大约与党员相同。党从这培养党员并在未来选拔领导干部。
　　通过控制提拔、升工资等奖励手段以及对反抗者进行惩罚的权力，党建立并维持了积极分子的网络。【结果是，党员把持了——在某些时期内甚至是百分之百地——行政领导职务。这种情况在苏联和东欧同样存在。Bendix（1956：355-57）描述的东德五十年代的情形与此完全相同。Bielasiak（1981：99）引用了俄国和罗马尼亚七十年代的资料，证明党不仅垄断了所有领导职务，而且党员也把持工作单位中所有的委员会和群众机构。自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共领导采用了新的原则，允许很有能力的非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不过，这仅仅是使原来的做法变得比较有灵活性，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垄断状况。】为了发现应予以提拔或其它方式奖励的对象，以及发现造成人们去对抗党的政策的“思想问题”，党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工人的思想品质状况：

　　每一级党组织必须掌握企业中群众的思想动向，细致地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对企业中的一些群众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要根据政治觉悟水平和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的状况来区分先进和落后。（党中央1961：240）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党采取了两种制度性的方法来搜集和储存信息。第一是建立了一套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手段的监视系统。正式手段是车间里经常性的班组会议制度。工人参加这些政治学习时并非仅仅相互间对话，他们还是直接与党在对话。班组长或是被指定作笔记的积极分子要经常填写“学习汇报”：

　　班组里的学习组长领导所有政治学习。他从党支书那里接受指示后，给我们定学习题目，带领班组讨论，给书记写学习结果汇报……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做过学习组长。送到书记那里的汇报包括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记录。如果班组里没有团员积极分子，领导就会从有两个的那个组里调一个过来。（采访对象第六十四号）【Frolic（1980：163）引用的对一位移民的采访中提到了类似的工厂政治学习的描述。】

　　此外，班组长们也定期向党支部作口头“小报告”，汇报本组的情况，包括每个工人的思想质量状况。如果出现了哪位工人在工作或政治学习时发了牢骚，暴露了他们的“思想问题”或是对党的政策有怀疑和不满的倾向，这类情况就很有可能被向上汇报。这些汇报逐级上递，最后会落到人事部门手里。主管干部如果认为情况足够严重的话，就会将这些汇报收入该工人的人事档案中。
　　较为非正式的办法，是工人，尤其是积极分子，受鼓励去向上汇报那些反映了自己工友的不满或是“思想问题”的各种私下的谈论或行为。有的积极分子“在工友的背后打小报告。例如，如果我们在工厂宿舍讲了领导的怪话，两天以后领导总有办法知道”（采访对象第五十号）。在政治学习中，特别是在那些班组批评会议中，由于害怕有人向上汇报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往往造成工人们自我暴露更多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没法知道这些是否都已经有人汇报过了。
　　另一种手段是政治档案制度，亦即党的干部，通常是人事部门的干部，手里控制着除了领导干部之外每个正式职工的档案。这类档案中包括了每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全部政治历史，诸如阶级背景、职业地位、政治错误、四九年之前的政治面貌等等。

　　档案保存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每年“白领职员们”都会收到一张表格，让他们在上面填写关于自己和亲属的情况。大家都怕在填表时出错，因为“前后不一致”以后会遭殃。所以我每年填表时都在抽屉里保存一个副本，以保证明年不出错。（采访对象第十一号）

　　小报告、班组长评语、严厉的批评、警告、以及其它方式的处罚都要记在档案中。档案跟随工人一辈子。在调动或换工作的情况下，档案随人而去。工人无权查阅自己的档案。因此，人们对档案中负面材料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心吊胆。在审查升级、提工资的候选名单时，总是要调看档案。档案材料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批准谁的分房申请、在犯了法或是出了政治错误时什么样的人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或政治运动中选择什么人作为打击对象：

　　“七十年代中期”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是我离开的前夕“一九七九年”展开的：“抓紧平反工作”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有两种人受到惩罚。一是在文革中犯过罪的，二是反革命和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这包括那些同外国人讲话的人，也就是讲中国的坏话。这样你就会“在档案里”给贴上反革命标签。反正，他们将单位里所有人的档案都翻了出来，看看他们的案子“在过去”有没有处理正确。（采访对象第三十五号）

　　那些在早年的运动中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或是家庭成分被定为剥削阶级、或是在四九年之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最倒霉的。

　　当上级下令要批判某类人时，谁也不能说我们厂没有这种人。所以人们就得挑出某人来批判。通常，挨批判的都是那些家庭背景有问题的人。（采访对象第八号）
　　“在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里”他们审查了许多人。事实上，被审查的人的确太多了，包括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翻阅人事档案，特别注意审查那些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在我们生产组里，通知我们批判至少两个人。我们在本组里找不到哪个人有问题，于是上面告诉我们，不要仅仅看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更要看政治思想。他们说，对于评价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这点尤其重要。这些人后来就受批判了。（采访对象第十二号）

　　无论家庭出身是否不好、在档案中是否有什么“历史问题”，工人们都很注意设法不要给自己的档案增加负面材料，特别是因为这类材料在未来的影响是无法预计的。在档案中留下的污点通常是无法洗掉的，并且有可能让这个人一辈子倒霉。【毫不奇怪，在文革中，这些档案成了激进群众团体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在此之前十年，在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的“解冻”时期，有一家中国的地方报纸登载了对档案制度的如下批评：“人事部门平日像是警察派出所，在运动当头时就成了法庭”（转引自Lee 1982：19）。】
　　党之外的另一个组织，是工厂的保卫部门。这是国家公安机关的分支，同时也在工厂党委的领导之下。【最近，政府作出了加强这一制度的决定，不允许工厂保卫部门擅自采取行动（《人民日报》1980）。】在工厂里，该部门的日常工作是“保卫国家财产”，但是在偶尔有反抗领导的行为，以及出现政治对抗或刑事犯罪时，保卫部门有权采取行动。保卫部门的干部一般都不是从车间提拔上来的工人，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同情基层群众。该部门的干部通常来自多半是党员的复员退伍军人，这些人受过多年的军事教育和纪律训练。【G.White（1980）描述过这一情形，这得到了不少采访对象的证实：“保卫部门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复员退伍军人。军队是训练干部的地方。自然，保卫部门总是由复员退伍军人来领导的”（采访对象第六十八号)。在某些情况下，保卫部门与军队的关系更为正式：至少有一些工厂的保卫部门直接从军队里招收自己的干部。】他们的社会背景（通常来自农村，因为那里是军队的主要兵源）、经验、思想都与普通工人很不一样。在一些工厂里，保卫部门在车间职工里面建立了自己的告密网和“治安保卫员”：

　　治安保卫员是保卫部门的眼睛和耳朵。他们替保卫部做最基本的调查工作。在毛主席开始提出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保卫部门的工作增加了……每个车间里都指定了一个人当“治安组长”。这不是个干部职务，而是在业余时间里做的。“治安组长”领导各班组的治安保卫员……他们不是保卫干部，只是一般打小报告的。他们都被认为是政治上靠得住的，都是党员。某人说对食品供应不满了吗？为什么他要说这种话？保卫部门就会接到报告，之后放进这个人的档案里去。……当人们在五年前说过的话被拿出来摊在他面前的时候，真是让人害怕。（采访对象第六十四号）

　　另外，保卫部门也能着手调查有问题的职工。该部门有权叫人去问话，向调查对象的朋友、亲戚询问有关这人的表现。它同本市的公安机关是挂钩的，因此可以调查该对象下班离开工厂后的行踪，也可以对他们的居住地进行监视。保卫部门有权行使多种行政处罚，既不需要经法庭审判，也无须通过法律手续。这些处罚手段中轻的有将工人置于某种号称“政治控制”的审查过程中，重的甚至将工人送往监狱或劳改营。当然，这类手段并不是经常采用的，但是大多数工人在他们的工作经历中都见到过保卫干部采取这类行动。
　　我的一位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在七十年代中期与他工厂中的保卫部门有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有一次，我说了一个关于故宫里娘娘的笑话。我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第二天，厂里的广播响起了通知：“张三即到保卫部。”他们追问为什么我要说这个笑话，笑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谁讲给我听的。在那些日子里，如果你不检讨的话，事情就会越变越糟。于是我说：“那不过是个笑话，我记不得是从哪里听来的了。我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他们一脸怀疑的样子，告诉我说那是攻击江青的“毛的妻子，激进派的领导人之一”。两天之后，他们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有两个从公安局来的人向我问了话。他们对我说，那个笑话是个攻击江青同志的反革命谣言。他们把我仔细问了个够，一定要想知道我是从哪里听来的。……同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一回有个工人在大字报上写了句“打倒毛！”于是便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还开了个群众大会。另一回有个工人在一张破纸上随便刺了几个字，一些保卫干部觉得那上面可以组合出“国民党”几个字来，于是便展开了调查。

　　被调查的不仅仅是这类无关紧要的小事。保卫部门也以非常有组织的方式来对付真正的抗议行动。一九七六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事件。在北京（以及其它城市），人民的不满突然间爆发了。两日之内，出现了被称作天安门事件的示威和暴动。在传统悼念亡灵的日子里，人民在革命纪念碑前聚集起来，纪念逝世的总理周恩来。一般人都认为周恩来是反对激进的毛泽东一伙人的。公安警察试图去镇压支持周恩来的公开抗议，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参见Zweig 1978；Louie and Louie 1981）。以后的数周内，在一场毛死后被报纸形容为“白色恐怖”的浪潮中，保卫部门搜捕那些事件的参与者，在工厂和其它工作地点展开了调查活动：

　　许多工人对周恩来葬礼的方式感到不满，不少人卷入了天安门事件。天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热爱周恩来，但这是抗议恢复过去的政策的方式。在那年的清明节之前，许多工人利用工作时间做花圈。在北京第二钢铁厂，工人们造了个二十尺高的钢花圈送到广场。上面明白清明要出事，便通知工人不许进城。但是到了那天许多工厂人都走空了。后来，保卫部门抓了许多工人，并且询问了所有那些当天没来上班的，问他们到哪里去了，看见了什么人。调查工作进行了好几个星期。（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这一政治组织网络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使得有组织的工人反抗甚至非正式的组织行动变得非常困难，而且还构筑了一个网络状的组织来将工人的活动包容了在内。这与其它工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国家里，劳工中非正式的关系也是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来体现的。【Sabel（1982：171）提出：“这种策略方式的基础是工人之间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经理一方便能够笼络单个的工人去违背集体内已经形成的规则，给这些人以好处，以此来订立其他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是打破工人作为整体在机器和操作规程上的相互默契。”】用准确的方式来表达，这便是说共产党一党权威主义“渗透”了潜在的利益集团，并将这些集团用一种合作主义政权无法做到的方式公组织起来。

车间里的“包工头王国”

　　车间是工厂内部等级中最基础的一层。车间领导中包括了党支部书记和全职管理干部。车间也是车间主任——相当于小工厂的包工头——的领地。大车间被分成几个工段，由工段长——相当于工头——来领导。车间中最低一级的单位是生产班组，通常不超过十来个人，由一个指定的工人担任班组长。
　　车间主任对车间生产负有全面的责任。车间主任在生产上直接受工厂生产部门、总工程师、工厂厂长的领导。但是，在其它许多行政事物上，尤其是在人事问题和有关工资的决定、纪律处罚、各种福利物资的分发、政治活动的组织、社会福利设施的分配等问题上，车间领导有很大的权力。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也在这些问题上参与决定。
　　通常，共产党的企业都被看作是高度官僚机构化的，因为这些企业要分配大量的福利和物资。然而在事实上，有关分配的行政事务却由基层各自为之。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车间领导或是一手作出决定之后送到工厂部门去作例行公事的批准，或是作出建议来让厂部人员执行。这种方法让厂部人员摆脱了一项艰巨的行政上的重负。不过，这不是主要理由。如果车间领导在人事、处罚、分配上没有广泛的决定权，党组织便丧失了对职工进行强化政治教育以及吸收和奖励积极分子的资本。
　　这一标准的共产党管理方式与美国和日本大企业所采用的方式之间有着惊人的区别。在美国和日本，企业的行政机构（在美国还要加上工会）已经建立了一套制度，把工头在世纪初的包工制中所有过的权力剥夺殆尽。在美国，工头控制权的丧失导致了“内部劳工市场”的形成，而这种劳工市场是由工厂行政机构的规定和工人自愿的“竞争投标”来掌握的（参见Kochan and Cappelli 1984；Jacoby 1984）。的确，对劳工市场状况进行的比较显示了世纪之交的包工头王国时期与今日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Burawoy（1983：593-94）对他所工作过的芝加哥机械工具制造厂的描述表明了这种工人基本无须依附于上司的情形：“职工对工作不满意，解决的办法就是去争取另一份工作……争取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得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受顶头上司的控制。如果哪个工头找麻烦，生产工人就会争取到另外的部门中去工作。”
　　在日本的大企业中，工资和各种福利一般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工龄自动升级、与工作性质相联系的“技术级别”、以及由标准化的测验来决定的“能力级别”。职工根据管理部门给予的身份受到不同的待遇。关于日本和美国的劳工管理方式的区别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是，从共产党的管理角度来看，这二者有一点共同之处：尽管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人事管理方式，但是这两国的企业在上述各方面都不给工头以广泛权力。在日本“家长式”管理中不仅福利待遇是由管理部门所授予的职工身份来决定的，而且那里不存在类似定量供应、“企业社会政治功能”、企业中的政治前途这类事物（参见Clark 1979：180-220；Dore 1973：201-21；Cole 1979：72—135）。
　　由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共同行使的这种权力看起来似乎是朝包工头王国的回复。包工头王国在工厂生产的包工制时代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其中包括日本、美国、中国。共产党管理制度与旧时的包工制之间的相似是很有启发性的，但二者间有三点不同之处。首先，共产党的车间主任或工段长没有过去包工头所掌握的那种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其次，共产党的工头无权在不征得厂部同意的情况下便随意雇用或解雇工人。第三，共产党的工头比过去的包工头掌握了要广泛得多的奖励和处罚手段。共产党底下的依附方式有不同的结构，其基础要雄厚得多。另外这种依附形式与“前现代”时期的方式在个人化程度上是相似的。
　　加工资、提级、月度和年度的奖金、分派好工种等是车间领导进行奖励的最常见的手段。这些方面的决定是由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共同作出的。而主任和书记依靠的则是车间的生产记录，特别是班组长或（在大车间里）工段长的口头推荐。有时他们会召集车间领导人和工段长会议来听取有关讨论和推荐。获得奖励的名单被交给工厂领导，而厂领导通常会召开与车间中相似的讨论会。推荐不用经过厂的劳动工资部门，而是上交到由高层主管和党的干部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有在长工资的情况下，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名单才有可能缩减。一般情况下，该委员会就会例行公事地批准推荐上来的名单。不管怎么样，工厂领导在选择奖励对象时只有车间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可听。
　　车间领导还要作出许多其它决定。在这些决定里，他们同样依赖工段长和班组长的意见，因为这些人是中间环节。【正如这里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责任和最终的权力是分散的。这些决定应该是一致作出的。在集体作出决定后，车间领导应该执行。但是，至于党支书或车间主任的意见是否能占上风，还是他们是否真正同意这些决定，要根据每个工厂和个人的情况时有所不同。在党将工厂管理政治化之后，党支书成了主要领导。在压力下他们必须按照党的官方政治立场来行使的权力。而当党试图要将管理部门非政治化时，车间主任行使权力便要更谨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车间领导的权力是不能否认的。】分房申请的最终批准要经过企业的总务（或行政）部门的干部，但是这一层的决定一般是以党支书或车间主任的推荐为基础的：

　　车间主任在分房问题上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你看，申请要经过车间主任。班组长必须证明这个人确实需要住房。申请表格要先送到车间，由车间干部来帮助工人填写。……在提出申请之后，车间领导要开会来决定这个人是否的确需要住房。……他们并不总是批准所有申请。如果他们喜欢你的话，就会大力支持你的要求。（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车间领导还负责分配短缺耐用消费品的供应券和定额之外的某些食品票券。在一些工厂里，总务部门做的仅仅是将一定数量的公寓、自行车券、运动比赛入场券等分发到各车间，让车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发。通过车间领导，工人可以将自己的孩子或家属安排当临时工或进入附属的集体工厂工作。车间领导还负责批准事假和年度假期，以及决定假期间是否有工资。如果职工是休探亲假去看望在外地工作的配偶的话，车间领导还决定是否给该职工以旅费和食品补贴：【有关带工资假期的规定相当复杂，其中关于谁有权利得到什么样的带工资假期、什么类型的旅行补贴等方面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参见国务院1958）。】

　　如果要申请去探望家人等，你首先要向工段领导提出申请，他将你的申请交给车间，车间交给有关部门去批准。车间领导不得用拒绝工人申请国家明文规定的东西——例如每年的探亲假——的方式来对工人施加压力，但是对那些没有明文规定的东西，车间领导便可以不给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车间领导负责审查批准给低收入的工人家庭发放贷款补助：

　　在补助和贷款问题上，工段领导首先要开会决定这些职工是否真有需要，需要的程度有多大。他们将申请人分了级，之后将申请表送到上面去批准。他们有权决定补助的数目有多大。他们会设法弄清楚职工的家庭情况。……班组长也有发言权。……有时不需要补助的人得了，有时急需补助的人却得不够。这里面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确定的数目。升工资时也这样。（采访对象第七十六号）
　　如果你有急需，例如家里有人过世，你就可以向车间领导申请贷款，由他们来决定。……车间利用在住房、为家属分配工作、贷款等权利来控制工人。如果要贷款，你得先填表，得到班组长批准，之后由车间领导开会来决定。你不能直接到工会那里去申请。车间领导把着关。（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甚至国家劳动保险制度所规定的福利也要通过领导来根据职工的工龄、以及该职工是否有权享受某些特殊的福利来作决定，这样一来就能产生相当大的差别。【Kallgren（1986）提到，在决定工龄长短时往往出现各种混乱，特别是在职工从集体企业调到国营企业（这种调动在五十年代的工业部门整顿与国有化时期是很普遍的）、参军、或出于政治问题受处罚时更容易搞糊涂。在福建省劳动工资文件集（计划委员会1973）的许多文件中不断出现的正是这类重复的问题。例如劳动部（1964）的文件。许多规定中的模糊之处给领导留下了相当的活动空间。】在政府有关这类福利的规定的范围内车间领导具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如果有意这么做的话，他们也能钻规定中混乱和自相矛盾的空子，或干脆放宽、破坏规定来扩展自己的权力范围。【在福建省的文件集中，许多文件警告领导必须遵守规定。显见这些规定在过去经常被人们视如无物。采访对象们指出，职工对大多数规定并不清楚，因为他们并没有权力去查看有关他们自身待遇的文件。这使领导们能够决定在什么时候遵守规定，而在什么时候去违反规定。Haraszti（1979:95-97）还注意到了匈牙利工人无权去查阅他们的“集体协定”。他引用了一个人的经历，描述了此人如何设法去阅读文件的副本。他得出结论道：“责任范畴规定的极不明确。只有在对公司有利的情况下定义才会写清楚。有了这些限制，最终总是让有关领导来作出决定”（同上：96）。】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车间主任不仅向厂部作出推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审查职工的各种申请。如果某个车间主任或工段长不同意某份申请，该申请便永远不可能到达有关部门手里。
　　车间领导如果想要惩罚工人的话，便会利用权力去刁难他们。这一事实加重了工人对车间领导的依附。领导可以挑出某些工人来，不给奖金，不提工资，纵然根据这些人的表现，他们本来是应该得到奖金或增加工资的。他们的住房申请会被忽略；他们申请事假或探亲假得不到批准，或是只批准在一些非常不方便的时候离开，或是批准了但却没有工资和旅费补贴；他们申请额外的票券、供应、或贷款会被否定、遭到拖延、或只给一部分；希望得到的调动会因为不给调离单位的许可而受阻拦，或是被调到不想去的岗位上；【最没人想去的地方是被“下放”到小城镇或乡下，这是用来惩罚有政治问题的人的常用手段。这会导致丧失住房和城市户口。有时人们被从家庭和朋友身边调开。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有一百万人就这样被“下放”走了（Zhang and Chen 1981）。】他们申请提前退休会得不到批准，或是会对他们的工龄和获得某些福利的资格进行最苛刻的七折八扣；【最常见的办法是扣除那些在政治上被带上了帽子的或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其它方式的处罚的人的工龄，他们就此被剥夺或削减了退休金以及其它福利（国务院1957b；党中央1959；全国总工会1965）。】他们结婚或离婚的申请——这必须通过单位——会被拖延。车间领导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惩罚某些工人。
　　另外，还有一系列的行政处罚手段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在行为上越了界的人。最轻的是班组内正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这当然令人不舒服，但是这人除了丢掉一个月的奖金之外，倒也没有别的严重后果。更严重一些的是车间里的群众批判大会，这种大会上的批判总是要严厉得多，而批判对象的档案里要重重记上一笔。工人还有可能得到记在档案上的正式警告（这肯定要影响提工资和获得其它奖励）。更严重的是留厂察看，或受到工厂保卫部门的监督。【职工在受“监督”期间，必须每日向保卫部门报到，并且定期写自我检查，汇报他们思想改造的结果。（所有这些材料以及保卫部门对这些材料的评语都要放进档案。）在留厂察看的结束之前（通常要六个月到一年），保卫部门要根据该职工的表现和态度来决定是结束还是延长监督期，或是将该职工开除出厂。】最严厉的惩罚是开除，也就是从国营部门一劳永逸地赶出去，或是被送到公安局去接受由行政部门决定的监禁或劳改刑期。【这种规定的体制最近有了修改，详见国务院（1982b）。】
　　在所有这些惩罚中，从来没有任何听证、上诉的制度，也没有固定的程序来决定人们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关键的一步在于车间主任和党支书是否决定将案件交到上面去。只有在他们决定这么做的情况下，才会有正式的处罚决定，工厂的行政机构和保卫部门也才会卷入。将案子上交的决定是车间领导经过仔细讨论，有时还要征求班组长的意见和询问被批判者本人的看法之后作出的。作出决定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犯规者本人的态度。由于在这种事情上要完全以领导自身的判断为基准，所以被批判者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来减轻后果的严重性，便是赶紧全盘承认错误、老实表示悔改。事实上，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很快承认错误表示悔改的人可以惩罚从轻。
　　在我看到的所有车间在处罚上的权力的例子里，最极端的是一位工人（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的工厂在七十年代中期竟然在自己办的农场里开了个小规模的“劳改所”：

　　车间领导如果不喜欢你的话，便有权将你送去农场劳动。他将我送去两次，每次大约一星期。有的人给送去一个月。车间主任不喜欢我，说我不像个社会主义工人，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车间里开了我好几次批判会。……如果车间主任不喜欢你的话，你就要倒霉了。整你的是车间主任，而不是上面的领导。

　　这种中国式的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至少在总体上与苏联的情况是相似的。自从三十年代以来，苏联便开始利用较好的住房、较多的定量供应、优厚的福利待遇来奖励政治上忠诚、遵守纪律的工人，为当代的包工头王国奠定了雏形（Barber 1980：9；Schwarz 1952：第三章；McAuley 1981：219―20）。有证据表明，在那些以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著称的东欧国家在这方面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Miklos Haraszti描述了他工作的布达佩斯拖拉机厂在七十年代中工头的权力。除了工头拥有自由的雇用和解雇权外，其它情形看上去就像是发生在上海的工厂：

　　他们是这里的皇帝，将我们统统捏在手心里。他们凭自己的高兴向人们施恩。……工头管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他们管的是我们的人身。工头决定我们的工资、工作、加班、奖金、由于高废品率被扣除的工资数额。他们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放假；当国家哪个机关需要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写个人操行评语、给那些申请进修或护照的人写鉴定；他们还组织领导车间工段里的工会积极分子。他们负责雇人、解雇、调动、批准请假、罚款、发奖金。人们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有他们签名批准。（1979：86-87）【虽然Haraszti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全然违反社会主义理想的情形深恶痛绝，但我采访的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认为工头的权力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值一提，只要不是遇到了某个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任意专权的领导就行。】

中国的工作班组制度

　　中国的企业给共产党模式作出了一点重要的结构上的革新。车间主任和工段长的权力又被分散到了另一层组织——班组——那里。苏联和东欧的工段通常被分为“队”，这些队是由车间领导来分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但是这些队与中国的班组不一样，并不总是将主要活动集中在政治活动和生产管理方面。【Haraszti（1979：66-67）的经历在这一模式中是个极端的例子：“工段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某个队的成员。两个月之后，我发现我被分派到了‘五一队’里。直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队里还有些别的什么人。每年两次，通常在节日里，领导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通知我们是否赢得了特别奖。”】班组长是工段长和车间主任的助手。他们是由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指派的，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信得过的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班组长带领本组的工人去进行日常生产活动。通过他们给上级打的报告和作的推荐，他们分享车间的一部分权力。这样，在共产党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依附在中国变得更为个人化了，因为在工厂中工人最直接的领导是一个他自己每日接触的工友。

班组长作为政治上的中间人

　　班组长在无论什么意义上讲都是政治上的中间人。车间主任和工段长让他们保证班组成员去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去参加上面要求的加班，去举行党支部认为必需的政治会议和政治活动。正是通过他们，工厂领导才能与工人沟通。班组长传达上级的指示、布置上面交代的任务。他们还向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反映工人中的最新动向。那些出色完成任务的班组长往往会被提升到工段和车间的领导岗位上，从而进入干部行列。出色完成任务，意味着总是能完成上面的各种要求，不强调困难条件，也不顾手下工人的反对。
　　班组长在完成任务时必须要得到工人的合作，而这里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减少班组内的争端。中国班组的潜在作用之一是转移劳工和厂方之间就工资问题的冲突，并将冲突控制在本组范围内。工人们并不经常与车间领导打交道，他们面对的主要是代表了领导的另一批工人，亦即他们的班组长。由于有关工资的决定是在班组内讨论的，所以冲突也在班组内发生。我的采访对象的敌意往往更多针对积极分子和班组长而较少针对车间领导和厂方。采访对象和新闻报导都描述了班组内就工资问题发生的争吵，但是难得有人会提到班组和车间领导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工人们必须在彼此之间去平衡生产任务分配和工资等问题。这时，班组长和积极分子会站在一起，而对立面则是普通工人。班组长在组内扮演重要的调解人角色，使得车间领导在工作过程中不用直接卷入各种争端。
　　班组长不仅向工人传达上面的要求，也将工人的要求和申请向上转达。班组长是工人与车间领导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在提工资和升级问题上，班组长在上级面前为工人作评语。班组长替工人向上级要求请事假、休假、探亲假、旅费补贴、分房、定额外的食品票券、贷款、补助、外出证明，等等。在车间领导就这些问题作决定时，一般都参考班组长的意见，而这时班组长的看法则是关键性的。所以说，班组长在上下交往中起了关键环节作用。他们在分配多种工厂的物资和福利上也能有一定影响。这是他们个人权力的主要来源：

　　多数班组长不会像干部似的来行事。他们并没有多大权力，也没有多高地位。……班组长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于他们能向上作汇报说“某人不是个好工人，”或“某人不听话。”这是他们权力的来源。上面听他们的。（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班组长是车间领导中的最低一级，他们的身份只是普通工人，拿的钱通常也不比别人多。和组内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固定的生产岗位。【班组长的岗位青年根据生产技术的不同而有差别。在某些工厂里，他们的实际生产定额要比别人低一些，而要做更多指导性的工作。虽然班组长按规定不比别人多拿钱，但在实际上他们能得到最高奖金，而且在提工资和升级时总排在别人前面。】班组长的第一要求便是在工作上能干、有经验、工作努力。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些，就无法赢得其它工人的尊敬，也无法在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同时对全组进行领导：“班组长都是非常出色的工人，而且往往还是劳动模范。他们工作都很努力，早来晚走，替全组关照各样事务。班组长是很关键的。没有他们，生产就很难搞好。……他们一般是挑选出来的劳动模范，每年年终时都能得奖”（采访对象第五十六号）。
　　不过，班组长被认为既是车间的领导也是党支部的代表。对于其他工人来说，他们是代表着领导的工人：

　　有时在下班后会同车间主任一起来回讨论计划完成情况、任务、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等等。班组长的任务是同工人谈，向他们解释各种事情，同他们解决问题，看他们是否能加班，等等。如果工人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或是估计动员工人去做某件事会有问题，班组长就会尽力去说服工人。（采访对象第二十四号）

　　既然班组长的作用如此关键，那些选择的条件就不仅仅是技术水准，而且还有政治上的可靠性以及党支部对此人的信任。如果他们还不是党员，至少得是公认的积极分子或共青团员，将来很有可能会被吸收入党。因此，他们不仅接受车间生产领导的指挥，也受党支部的制约。
　　作为典型的中间人，班组长在组员和领导之间必须采取平衡。他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站在组员一边，以赢得他们的合作；但同时他们也要经常性地贯彻领导的意图。班组长若是过于倾向工人的要求，就会被撤职或是调到另一组里去。然而，班组长如果与本组工人对立不和以至于造成双方没完没了的争吵或整个班组工作下降，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因此，班组长在小事上往往会让步，偶尔也会对上隐瞒工人的违章行为，并且在方便的时候会设法劝说工段长去降低生产指标或增加奖金。班组长会想办法在组内发展出一两个忠于他的人，在需要的时候给他以支持。他们还会尽量设法将组里的争执降到最低程度，通常的办法是较为平均地分配奖金，在提工资和决定奖金时避免给工人太坏的评语，因为这两件事是最有可能引起组内争端的。

工作班组的组织

　　工作班组有四项功能。第一，它们负责将上面的意图下达，并负责日常组织生产、解决问题：“班组长负责从生产领导那里接受每月的任务，并且计划安排（组内的）生产……他们负责分派工作、教给工人怎么干、决定哪天做些什么”（采访对象第三十九号）。
　　每天在上班前半小时或下班后半小时，或班前和班后，班组要开个会，会上给工人宣布当天车间或厂部的指示。班前会议分派当天工作任务。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出了问题，需要花比班前半小时更多的时间，例如普通机器故障或不断出质量问题，班组长就会召开正式的生产会议或“碰头会”。这类时间较长的会通常在班后或是在饭后的傍晚进行。当工厂或车间领导想要解决某个全厂范围内不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质量毛病或原材料浪费——时，他们也会鼓励人们在工厂或车间范围内举行这类会议。领导这时总是积极地怂恿工人提意见，因为有生产经验的工人对日常生产中的问题最有发言权。
　　第二，班组起着相当广泛的管理和记录保存功能，这在其它类型的工业制度里通常不会放在车间基层。尽管根据生产技术种类的不同，其作用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班组一般是统计报告和核算的最基本单位。这样做有两重原因。首先，工业中材料短缺是经常性的，建立一套内部的原材料定量分配体系需要企业中的每个单位都对材料的使用进行计算。一前工厂的经理将这种方法与他后来在香港工厂中所看到的现象进行了对照后解释道：

　　在中国的定额多：产量、质量、原材料使用、定购原料，等等。但是在香港却没有定额。如果你需要更多原材料，就去订好了。结果是，中国的班组保存了多得多的记录。定购和收到的原料、产品质量、每个工人的产量、使用原料的数量、工时、出勤，等等都由班组长亲自记录下来。但在香港，工头只记每个工人的产量和质量，之后交给职员。（采访对象第五号）

　　中国的指令性经济还要求企业的运转计划必须为企业中的每个单位一直到班组都分别定下季度、月度、十日的生产目标。在大多数时期内，班组都就日产量和原料消耗上交详细的每日统计报表，根据报表，厂部计划人员就能预测到有可能妨碍企业完成任务的失衡或瓶颈问题。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班组内出现了大量日常的检查和文牍工作，特别是在那些产品生产是成批进行的工厂（例如机械制造厂）里更是如此。班组必须在每日的生产报告中上报生产进度，还必须想办法保证自己的进度能够跟上生产计划的标准。班组长自己通常不亲自去做所有工作，而是轮流将它们指派给组里的工人，让工人在上班前或下班后的业余时间里去干。班组长往往变得依赖于组里那些工作又勤快又听话的工人，这些人被称作组里的“积极分子”或“骨干”。他们帮着去填写每天的生产报表，查看产品质量（因为产品不合格便不能算产量）。他们帮助青年工人去做难度大的工作，检查组里用的工具和材料是否有丢失。在某些时期内，特别是一九五七至五八和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间，全国性的运动号召企业在班组中建立正式的“工人管理员”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上述职责正式地被分派给了组内选出来号称“统计员”、“安全员”、“工具保管员”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设法将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参加日常管理工作，并且加强人们解决管理方面的问题的意识（参见Walder 1981）。中国工业中正式的职业划分乍看之下是相当模糊的，而这类附加上去的职责不过是中国工业关系的上述特征的一种伸延。【这被称作“参加工厂管理的责任”而且被我的许多采访对象看作是他们的“职责”（参见党中央1961：第六十一条）。】
　　第三，班组不仅要保证组内的劳动纪律以便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负责就周期性的升工资、发奖金、为工人的表现作评语。哪个职工表现懒散而有碍全组完成任务，班组长先会私下找他谈话。如果没有作用，在全组的会议上该职工就会受到批评，还要对自己的懒散表现作出解释：

　　如果哪个工人表现不好，他们就会开展教育工作。这是党组织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思想好的话，表现就会好。如果你表现不好，那么你就一定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样他们就会找这人谈话：有什么问题吗？家里头有什么事？还是经济上有困难？下一步就是在班组内对这人展开批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会过来施加压力：工会、共青团、党员，等等。第三步就是扣奖金。（采访对象第四十四号）

　　许多企业在班组完成全组的任务之前不给组员发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组员给表现懒散的组员打小报告、展开批评就有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动因。由于某个成员的疏忽而给整个班组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时群体内部压力就开始起作用了。在奖金发给全组的情况下，班组就会召开“评奖会议”——一般是每个月，但有时也每季度举行——来评估每个工人的表现。会议首先决定某个人是否应该得奖，之后再决定奖金的级别。在全国性的工资调整期间，每个企业为一定百分比的工人去重新评定工资级别。班组在班后开会评级，一直开到每个工人长期表现以及是否应该长工资都得到仔细评估才算完。除非班组向车间领导提名，否则职工便不会有长工资的机会。【在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工资调整期间，国家政策第一次鼓励工厂不再通过班组评估，因为这会造成工人内部冲突和细枝末节上的斤斤计较（参见劳动人事部1983b）。】
　　最后，生产班组同时也是政治学习班组。政治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控制等等都在班组内进行。这类班后政治会议的次数随着全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里，政治会议的内容和数量有着非常大的变动：

　　“自从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以来”，尽管政治学习不再象过去一样固定每星期四进行，但并没有全部被取消。现在，当有重要文件下来时，就会开会传达。除此之外，会议都是有关生产的。在四人帮倒台“毛逝世后不久”以前，我们每星期至少要有四个晚上政治学习。在运动的高潮期间，每星期要学五个晚上，星期六还要再加一小时。在一九七六年批邓时，我们一星期得开七天会，会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那段时期，经常会停产去学习批林批孔材料或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采访对象第二十二号）

　　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数年里政治学习松紧的变化，但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正式的政治学习。另外，班组政治学习还有更为日常实用性的目的，亦即让工人把生产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下达生产任务或号召加班“往往没有加班费或只给部分加班费”时，你就要开会来向工人作出解释。如果不进行这种思想工作的话，事情就做不成了。……所以，支部书记的工作很忙。……他不断得将思想工作和生产任务结合起来。（采访对象第二十四号）

　　另一位工人（采访对象第十七号）就思想工作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要说得更清楚。他的描述显示了政治学习通常是如何与工人的表现评定联系在一起的：

　　在“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四”中，我们进行了学习，同时还开展了“生产热潮”运动。在开会时，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要给社位主义作出更大贡献，鼓励我们增加生产。如果生产下降了，我们就会挨个受批评。他们总是将讨论文件和评价每个人的工作表现放在一起进行。

　　除了直接的政治教育和以激发生产热情为目的的会议之外，班组会议还被用来批评组内某个或某些成员的不妥行为，并要求这些人作自我批评、表示今后改正。尤其是在工厂内部的加强劳动纪律、制止偷盗材料等运动中，这种会议更是常开：

　　如果某个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给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时间修自行车时给领导抓住了，他就会被当作坏典型在大会上受到干部的批评。在他们自己的政治学习班组里，工人们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你有没有也偷东西？”对此人们会说些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没有偷东西，但是我带孩子到厂里洗澡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孩子无权享受国家福利。”我也会说：“我对不起党，因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虽然我没偷东西，我的思想还是很落后。”另一个人会说：“我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昨天我提早半小时离开车间了，”或是“虽然我没有偷盗国家的财产，我昨天到医务室去假装腿痛，不过是为了拿点酒精。”……有时我们学习先进模范典型，例如王铁人（东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铁人相比，我就觉得自己有错，不好。”（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由于所有社会行为都被看作是人们的政治思想的反映，因此所有不好的表现，例如两种最常见的错误：偷盗工厂材料或（被怀疑有）婚外恋，最终对个人都有政治的影响，因此也就要受到班组的批评。在毛泽东时代高度紧张的政治运动中，这类会议变成了组内批评和检讨的马拉松。

鼓励班组的方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班组制度在国营工业中已经普遍定型了。这不仅仅是在结构上的创新，也是在设法找出比苏联当时通行的计件工资更有效的方法来激励工人。【一九五七年，苏联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三得的是计件工资。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比例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七点六。从一九五五到到一九六一年，计件工资在工资总额中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一降为百分之十一点七（Kirsch 1972:25,27）。】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仿照了苏联的模式。一九五七年，百分之四十二的工人拿的是计件工资（经济年鉴1981：IV，181—82）。但是，一九五八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后，计件工资基本上被取消了。此后，这种工资形式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一九六三年，中国工人中的百分之二十拿的是计件工资。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间，计件工资基本被取消了（经济年鉴1981：IV，180-81）。此后有一定的恢复。一九八二年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七点六是用计件工资的形势发放的。】中国取代计件工资的办法，是利用党支部所掌握的政治和组织手段去发动工人，并且通过班组的结构来实行物质刺激。党认为，若是没有政治组织和政治控制的制度，仅凭物质刺激本身起不了多大作用。班组制度正是党对物质刺激手段不信任的产物。
　　班组奖励制度是简化行政手段、加强行政适应性的杰作。在计划内和计划之上的利润中，有一定数目的钱被拿出来作为奖金分发给职工。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这在整个工资预算中有固定比例。在五十年代初是百分之十五，五八年之后是百分之五（Howe 1973：122）。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奖金在工厂留成利润中的比例不再固定，通常要比原来高得多。奖金一般是月度分发，到年底没发完的钱便作为年度奖金在中国的旧历年之前分出去。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在某个月里整个企业没有完成任务，而原因又不是原材料短缺，就不会分成奖金。有的企业只给完成了任务的车间和班组发奖金，或者是按照完成任务的比例来发放一定比例的奖金。之后，班组开会来评估每个人的表现。用来衡量个人完成任务的标准不是像计件工资制下那种由专门的管理人员根据时间和产量来设定，而是简单地将班组月定额分配到每个个人头上的产量数字。
　　班组对个人的评价不仅仅根据生产中的表现，还根据本人一个月中在组内的全部活动，包括生产出勤率、是否按时上下班、参加班组学习的次数、在政治学习、大批判中的积极程度、总的态度，以及与大家合作的状况，还有是否受到过班组的严厉批评甚至纪律制裁。表现和奖励之间的关系是间接而且具有弹性的，往往很受班组长个人印象的影响。不过，为了鼓动工人的积极性，班组长必须做到不能仅凭他的个人好恶标准而全然不根据工作表现来进行奖励，也不能让组内的工人感到太不公平。
　　奖金通常分三级。国家有关规定中允许在各个工厂之间奖金的数目和各级之间的差额有很大差别。大部分人得到的一般是最低的那一级。得最高那一级的人最少。绝大部分班组不发奖金给那些完不成最低限度个人任务的或是在上个月中在组里受纪律制裁的人。年终奖的评法也是一样的，不过奖金的数目要大得多。最高额有时比一整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一班组的基本结构具有灵活性，它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可以被称作“原始的”班组形式，它基本上与我在上面的描述相符合：（由班组长领导的）班组工人在组内各个方面的表现作出评价，据此发放不同级别的奖金。奖金的平均数目不大，级别之间的差距也很小。这是一九五六年后十年间、一九七八至八十年代早期的标准模式。这在今天仍然是主要的形式。第二种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文革时期的“禁欲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完全废弃了金钱奖励，试图主要通过班组评议、批评、加强政治学习和教育来促进工人积极表现。
　　第三种是新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将政治思想，而是将工人生产上的成绩与出勤同金钱奖励紧密挂钩，尽可能用客观的统计数字来衡量奖励级别。这种形式下的奖金要比原来的高，而且根据政府的政策，奖金各级别之间的差距还要更大。与原来相比较，如今对班组批评和政治学习不再那么重视，虽然班组会议还继续举行，以讨论有关生产任务事宜。自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官方倾向于采取这种模式。有证据说明（参见第七章中的讨论）到八十年代初期，这种模式已经被广泛采用了。虽然在文革期间与如今的改革中就金钱奖励所持的态度不同，但其它方式的奖励，包括提升、调动、住房，以及种种需求的满足上，采取的依旧是以班组长的权力为基础的中间人方式。

斯大林和毛泽东动员方式的简略比较

　　中国的班组制度是毛泽东思想在调动劳工积极性上的独特发明。与苏联相比。毛泽东的方式不仅在动员群众中要更为主动深入，更加有效，而且在时间上还要更长十年。此外，毛泽东思想与早期斯大林主义在群众动员方面还有目标和组织方式上本质的不同。为了区别事实上的和想象中的差别，为了解释这些差别，我们必须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群众动员方式进行一点粗线条的比较；同时寻找出造成这两种方式的结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人们普遍承认，动员群众的方式将中国工业与为人所熟悉的苏联模式区别了开来。中国人对政治动员、“道德”激励、车间基层严密组织这些方面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苏联模式”中没有包括的。就这一假定的中国特色有两种专门的解释。一是从心理文化角度进行的：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高度集体中心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下意识地受到了儒家影响，重视对臣民从道德角度进行指导。比较有事实基础的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在于，它所依赖的领导传统和平等思想都深受党在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时期的经验的影响（Andors 1977；Brugger 1976）。

苏联和中国在政治动员上的历史

　　上述两种解释都基于同样一个假设，亦即中国在工业中进行群众性动员的做法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情况在苏联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如果对苏联的历史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就能发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期间，在斯大林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时，苏联共产党进行的群众性动员与毛泽东的动员有着一些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办法在三十年代早期被认为不甚见效而放弃了。问题看来不在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采用群众动员的方式，而在于为让么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成功地这么做。
　　在那些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总攻击”运动中，毛泽东式政党的干部会发现他们所熟悉的政治环境：

　　“社会主义总攻击”是作为一场复兴革命的运动来发动的。……同时，这场运动打算要通过扩大党对各个领域、各个决策层面的政治控制、以及将党唯意志的发动群众原则输入各项制度来完成体制上的政治化。斯大林主义者并非将这看作是一场一党权威主义国家压制社会、对社会进行控制的运动，而是作为社会内部……以及党内在支持和反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来进行的。他们作为总攻击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任务在于发现、打击（阶级）敌人，发动革命群众，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以及指导运动的发展。（Cook 1985：第二章，第七页）

　　我们无须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创造出唯意志的群众性动员和参与，以及面对面的个人化领导作风。这些在早期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均是核心的要素，如Cook所言：“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他们能通过调动这类组织来随心所欲地使人们更多地将精力和心血投入集体的大目标，因此他们的干部在车间里依靠充斥一切的政治宣传和面对面的发动群众便能使得人们更努力地为领导的目标服务”（Cook 1985：第二章，第15页）。
　　为什么这种解决工业中人际关系的办法会在斯大林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以大吹大擂开始，却很快在苏联以短命而告终呢？相形之下，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二十年间一直不间断地采用了这种方式？如果仔细观察苏联工业化过程和这期间内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状况，我们能发现苏联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下列答案：在苏联，职工的流动率太高，以至于党教育和发动职工的努力无法实现；同时，党组织本身既缺人手，又不够严密。
　　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发动的推动高速工业化的运动在工业中造成了一片混乱。混乱的代表——而非唯一——现象是工人中的高流动率。然而，这种混乱状况的根源是前一阶段种下的。在二十年代的“新经济政策”阶段，工业中每年的流动率平均要超过百分之一百。在三十年代早期的“跃进”期间，流动率大幅度上升。一九三零年，流动率在工业各部门中平均达百分之一百七十六，在某几个工业部门内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三百（Barber 1980：表A）。在三十年代里，流动率逐渐回复到了原来的水平。然而，尽管有职工手册（工人携带的工作准则）上的规定，而且一九三六年的刑法还将辞职划入违法范畴，流动率依旧非常高，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大约在每年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百之间（同上）。政治动员的对象在一处地方停留的时间看来还长不到使他们去认真听取那些政治宣传。
　　更让人吃惊的事实是苏联党组织在工厂中的松散。职工中的高流动率看来也存在于党领导人之中，尽管原因不尽相同。工业中的普遍情况是，在工厂一级以下，党组织根本不存在。只是在需要去做动员工作时，党的支部和小组一类组织才会发到车间一级。党本身膨胀太快。一九三二年里，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党员只有“候补党员”身份。由于党组织在农村地区太弱小，而且党主要从城市居民（特别是产业工人）中吸收新成员，党员无须等候太长的时间就会被升迁调离车间甚至离开工厂。许多党员被派下乡去完成农业集体化运动。剩下的党员被送进技术学校和学院去深造，成为将来的工程师和经理。结果是，工厂党组织领导人的流动率几乎同劳工的流动率一样高。根据在一九三零与三一年进行的调查，二十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在他们的岗位上平均只呆六个月。另外一个抽样调查表明，企业党组织的书记的年流动率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在某个城市里，党支部和工会书记每月一换（Cook 1985：第五章，第15页）。
　　到一九二二年，针对这种混乱状况，苏联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仅仅依靠群众性动员是不能有效解决工厂面临的严重问题。苏联最终发展出来劳工关系模式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时期的问题所派生的后果：亦即极高的职工流动率和极弱的基层党组织。这削弱了党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降低了党组织的膨胀速度。经理人员波赋予了更多对工人实施惩罚的权力，并且得以利用更大的工资差别和计件工资制度去对工人进行物质刺激。政府尽量增进经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和教育水准，并鼓励工厂修建零售店和供工人使用的集体服务设施来对工人实行奖惩。政治运动不得干扰生产任务（Cook 1985：第六章）。这样，苏联才开始从群众动员的方式中逐渐转移开来。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群众动员方式又为中国人所恢复了。
　　与苏联在发展阶段中的情况不同，中国工业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期的情况极为有利于采用政治动员的办法。劳工大军（详见第二章）非常稳定，几乎不流动。大跃进运动虽然在三年时间里打破了这种稳定，但却并没有使工厂之间的人员流动有所增加。大批农民被国家企业雇用，而随后大多数又被解雇了。与一九二八至三二年苏联的情况相比，中国这时期企业内的党组织非常稳定，人手充足，管理完善。和苏联党不同的是，在取得全国政权时，中国共产党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其力量最强大的是在农村地区（Schurman 1968：129）。每一家企业被纳入国家的监督之下后，企业中便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党组织。大批退役军人和政工干部被派去工厂做组织工厂（参见Lieberthal 1980：第三章）。这些人充任了党委和党支部的书记，宣传、保卫、行政各部门的头头，以及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新党员是从车间基层中吸收的，这些人留在了工厂里面，因为外面并不急着需要他们。另外，与苏联党在三零年不同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几十年利用这种类型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农村地区、以及控制并训练大规模的军队的经验。他们只不过是将同样的做法搬到了工厂。而那些在苏联破坏了群众性动员的因素在中国却促进了群众性动员。
　　然而，对中国的解释却并没有就此一目了然。五十年代初期党在重组工厂的期间受苏联的影响，曾经采取了苏联自二十年代早期发展出来的“先进”的管理技术。中国人直到一九五七、五八年间才放弃模仿苏联的做法，开始改变计件工资制，加强党的作用，并将班组制度作为推动工人的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尽管在早期曾经打算追随苏联，后来会觉得不能重复苏联的做法。【上述关于中国在五十年代中期由于采用苏联的劳工管理模式而产生的实践与政治方面的问题的叙述，基于对几位较为年长的人的采访，更重要来源是工会研究所有关内容的中国中央与地方一九五六与一九五七年报纸的剪报。我原先打算对这一时期作详细的历史叙述，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比较与分析。我会就这些材料作一简括，以便将我在这里勾勒出的部分争论内容记录下来。】
　　中国人采用苏联式的物质刺激模式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苏联的模式在行政上非常复杂，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工资管理人员来不断更新每件产品的工资额并计算工资数目，而且这还必须在有限的财政计划之内进行。在苏联，物质刺激模式是建立在具有充分数量受过训练的技术干部的基础上的，因为苏联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便极为强调这种训练（Bailes 1978：188—215）。虽然中国在五十年代中并不缺少靠得住的党员干部（与苏联早期的情况相反），但却高度缺乏受过训练的工业管理人员。如果采用人员冗杂的苏联管理体系，这一问题便更为突出。这期间内，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数量大批增加，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万六千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十万，但是这是用大幅度降低教育标准的办法来实现的。这导致了在一九五三年的顶峰时期过后行政和技术人员平均教育水平的下降（Emerson 1973：50）。还要说明的是，原来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并不高。在一九五二年，工业中不到一半的技术人员受过大专或技术学校教育。当五十年代中工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的缺乏日益严重，许多企业甚至实行最基本的工资计划也有困难（参见Howe 1973：119-20）。高速发展的工业无论需要多少政工干部党都能提供，但是却找不到足够的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来实行苏联新的管理模式。
　　在五十年代，基本的计划和供应上的问题也导致了其它方面的麻烦。在计件工资制度下，决定产量的唯一因素是工人的工作。然而，工业原材料供应却经常性短缺，工厂管理的其它部门在相互配合方面也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因此工人产量的波动通常取决于一些不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因素，诸如原材料短缺和工具到货不及时等等。有几位采访对象说，在几个月之后，计件工资就被取消了。工人在计件工资下的劳动生产率出奇地高，很快便消耗光了货源不足的供应部门的原材料和工具，使工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不满，因为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错误而收入减少了。这一供应问题是计划经济早期的典型现象，它加重了在调整计件工资时工人与管理人员一般总是要发生的冲突。【新闻媒体中经常报道的在定额问题上的冲突表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计件定额的不稳定以及完成定额时的条件造成了冲突。典型性的报道有：《沈阳日报》（1957），《齐齐哈尔日报》（1957），Yuan（1956）。】有了这些早期的经验，毫不奇怪，我所采访的老一辈的管理干部和工人没有一个认为计件工资是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
　　然而，这些管理上的问题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逐渐走上正轨、管理人员素质提高的情况下日渐减少了。中国放弃苏联的物质刺激制度的决定性原因是政治上的——不是党的高层领导的政治理想，而是工厂内部的基层政治。苏联的劳工部门继承了三十年代早期以来的传统，将工厂中的党组织置于某种附属的位置上——在行政部门决定工资的技术流程中，党组织的工作不大超得过一般性提意见建议的范围。而对于这一流程本身，党的干部基本没有了解，也没有控制权。由于党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工厂的行政机构要组织得更好一些，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不让他们全面掌权简直没有什么道理。【在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新闻出版物上广泛举行的辩论中，许多党的书记表示他们有把握能处理那些经理和行政人员处理不好的问题。见《人民日报》（1956b），《新中国日报》（1956）。】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功劳的奖赏，党的老干部中有许多人获得了工厂中党领导的位置。他们不愿意接受那些级别上要低于自己但却受过技术训练的新党员，以及那些“白色专家”、非党专业技术人员的领导，而技术和行政部门却通常是以后者为主。【从不少试图——从来是不成功的——清楚明白地区分党和行政机构各自的权力范围的文章中看，上述对立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争论的双方相互指责。参见Geng（1956），Li（1956），Nie（1956），《人民日报》（1956），Wang（1956）。】
　　计件工资也将党组织置于在工资问题上与工人对立的一方。他们被夹在订立定额标准的负责人与工人之间。对于前者他们没有权力处置，而同时他们又有责任对工人开展教育工作，让后者接受政治上和管理上的新领导。党的老干部对于领导人民反对国民党和地主是早已驾轻就熟，但如今作为处理劳工关系的领导人却成了那些对于行政领导一手操纵工资额感到愤怒的群众的出气对象。这也直接干扰了党在工业中建立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努力，而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党计划要将这种政治社会控制扩展到高速发展的国营企业中去中去。【工厂的党组织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指责行政干部任意规定计件工资标准，批评他们不应该惩罚那些犯了规的工人阶级成员。在许多企业里，一九五六年开展了“民主管理”企业的运动。党委组织工人代表大会来选举工厂经理，参加大会的都是工人中的政治积极分子。新选出来的经理显然都是在党看来要更顺从的（参见《工人日报》1956；《齐齐哈尔日报》1957a）。随着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上述对行政干部的批评意见成了官方正式的政策。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凡是号召要管理民主化时便肯定与工厂各类领导人之间争权的冲突有关。Schurmann（1968：285-96）追踪研究了这些年里关于党的作用的争论。Gipouloux（1981）的书是唯一的一本仔细地记录下了这些政治冲突以及工人在这里面的立场的著作。】
　　上述行政管理部门的弱点、党组织的政治力量、工厂内部的政治斗争三者导致了对苏联式计件工资的反对以及最终回到群众性动员的领导模式。产生自游击战争经验中的平等理想不过是日后用来为党的立场作辩护的借口。事实上，工业中的政治组织非常强大，而行政管理组织却相当软弱无力。因此，这种群众动员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以班组作为政治机构的延伸——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方式。班组具有行政上的灵活性，使得它可以容易地适应任何技术的工作流程。班组还具有行政上的简洁性，只需要将为进行奖励对每个工人作出评价的任务交给班组以及班组内的每个个人，事情就算完了。班组也具有行政上的稳定性，不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工资定额调整，也不会在工人对原料和工具的需求上造成大的波动。在奖励上得多得少的冲突如今不再针对管理部门和党组织，冲突停留在进行工作评价的班组内部。这一制度使党组织能够完全控制劳工关系，因为党组织能完全掌握车间班组和办公机构的各个网络。另外，大约最重要的是，通过在评价中引进生产上的表现之外的标准，该制度赋予了党组织以有力的手段来迫使人们在政治上服从于党，同时也让党组织有了奖励那些被选拔为未来领导人的政治积极分子的渠道。

中国和苏联关于群众性动员在概念上的区别

　　迄今为止，我仅仅在一个方面试图解释苏联与中国工业制度的差别，亦即为什么苏联不像中国那样能持续进行群众性动员。在解释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给其他解释，例如所谓文化前提、历史传统、以及产生自游击战争和内战时期的政治理想上的差异等等，留下多少空间。这类解释将重点放在掌权者的动机和愿望上，假定两国掌权者的愿望并不相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党在开始的时期怀有同样的进行群众性动员的愿望，而相反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却试图采用苏联后来发展出来的模式。因此，需要解释的实际上是为什么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无法继续保持原先的愿望，而中国却改变了原先采用苏联后来的模式的打算。以愿望来作解释的基础是行不通的。在两国中，群众性动员的愿望本身来自于列宁式政治组织的传统。正如Whyte（1974：23-45）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群众性动员事实上是一种将社会更为全面地纳入政党组织控制之下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采用的是在苏联往往只在党内实行的标准的领导方式。从这一角度看，对中苏差异的解释必须在两国各由的工业传统开端时期具备的那些妨碍或助长了群众性动员的条件中寻找。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苏两国在另一方面的差别。令人不得不吃惊的是，中苏两国在群众性动员的概念与实践上相互间有着非常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差别。即使在群众性动员的高潮时期，苏联人在利用这种方法时相对较为实际，较为注重实用性。工人们被动员起来去研究生产计划，去接受并超额完成上升了的定额，去组织突击队，去参加优质节约运动。Linda Cook（1985：第四章，第34页）总结道，苏联进行群众性动员目的在于“发动一场深入的运动来创造出理想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习性、态度，为的是达到高速的劳动生产率、良好的劳动纪律、有效的工作组织、发达的技术、以及国家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我看到的多数其它有关叙述是相符合的。
　　自然，在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的群众性动员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与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苏联与中国相比较却缺少了一点关键之处。苏联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重组、监督、改造工人群众的工作中所采取的那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从那些年在苏联工作的人的回忆中，找不到有关经常性的班组学习或批评会议的记载。甚至在党内也没有这样的会议（例如，Kravchenko 1946；Scott 1946）。相形之下，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有关中国的集体活动的记载中充满了此类记载（例如，Loh and Evans 1962；Tung and Evans 1967）。根据这一类记载，在苏联，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即使在党员中也难得一见。
　　在研究中国的学者看来，苏联的方式对于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教导工人显然是不足称道的。几十年来，思想改造和从不放松的政治教育成了中国工业中的特色。的确，苏联工厂过去有，现在也有车间和工段的政治会议，而且其内容与口号外表看来与中国如出一辙。但是在苏联，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向工人传达信息，对他们进行欺骗，给他们施加压力。而在中国，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除了增加产量与促成驯服之外，道德政治的改造本身便是目的。在某些时期内，后者甚至超过了前者。
　　当然，事件不完全那么简单。中国共产党看来的确相信对公民的道德驯化是使他们作出贡献、甘心服从的唯一有效途径。人们基于其他动因而作出的承诺是很容易改变的，并且大约也不真实。在这里，关于中国传统的说法便有了它的一席之地了。正如Donald Munro（1977）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对人类本性的观念以及关于如何培育好公民的看法——这些观念直接反映在他们采取的领导与奖励的方式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的有关国家管理方式的理论中。人们或许可以争辩道，苏联共产党在早期所处的环境令他们无法认真对工人实行教育，但中国共产党却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完善程度本身不能决定它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群众性动员。结构上的条件不能解释中国权力的道德内容。中国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释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群众动员，亦即他们将总体的道德政治内容渗透到了工厂的奖励制度之中。下一章的内容便是有关这种奖励制度、道德政治权力的实施、及其始料所不及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