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西班牙文版序言
本书突如其来地向全人类提出了一个涉及范围之广是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已处在——即使了解事情的整个规模并非易事——一场科学和技术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不仅彻底地改变着人与自然和人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彻底改变着人与他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微处理机的不断运用（及其部件的生产日益价廉），为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开辟着新的途径，并将为人类大脑的功能和工作方式打开新的境界。
当前，这场科学革命的历史性后果还难以估计。然而，毫无疑问，生产力今天所达到的新高度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就是说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
作为沙夫教授这本书的出发点的那些基本思想，可能会使该书的西班牙读者感到有些诧异。这种感觉无疑是错误的。微处理机的革命虽然尚未波及我们的生产结构，可是这场革命很快就要将它征服。我们大家正开始认识这场革命将带来的后果。例如，我们若要分析失业这一可悲的现象，却又不考虑到这种技术和结构的因素，并且在准备采取相应措施时不想到缩短工时（人们必须弄明白“工时”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不外是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自然过程置之不顾而已。
总而言之，一场就其规模和内容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正在开始成熟。我们所负的使命是，必须克服、改变和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结构，以便准备建立一种集体所有制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发展今天正在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
本书所阐述的各种理论的和政治的考虑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共产党事实上能够适应它们今天所面临的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吗？
我的印象是，亚当·沙夫既未给予这个问题以学究式的回答，也无意把它完全说死。他的话既有对问题的分析，又有个人愿望的表达。正因为如此，我把他的这部著作看作是一本理论的，同时也是一本政治的书籍。我把亚当·沙夫的这部新著看作是对各国共产党更好地准备探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时代的各种条件的一项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贡献。
诚然，它是一本政治书籍，但决不是一本赶潮流或顺应日常政策的书；它在理论上具有第一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才能具备的彻底性。沙夫是经过对同一个课题的长期研究并写出许多详尽的著作之后才写成此书的，即从1965年（这个日期我们不要忘记）写成《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性》直至1977年写成《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
无疑属于当代最重要理论之列的沙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而且显得非常生动，因为在这些理论中包含着共产党人沙夫在波兰的历史变迁中积累的实际经验，既有这些变迁的一切光明面，也有其一切阴暗面，既有沸腾的激情，也有民族的悲剧。这位理论家在这里分析了从这一切经验中应该吸取的教训。
因此，我认为，本书所详细阐述的这些经验，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波兰所取得的特殊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包括那些按照苏联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为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验。
这里必然会提出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和脱离斯大林主义二十五年之后，那个时代的许多基本特征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一直可以感觉到并存在着呢？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一直是中央集权制和专断的官僚机构？为什么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不让位于民主的群众参与决定？为什么党政不分？为什么没有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公民权利？
四分之一世纪自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期。斯大林在苏联以及从1927年至1953年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专制统治，延续了差不多同样之久。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残余遇到了种种困难，其根源何在呢？在我看来，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进行一场思想争论，也不在于通过论战、论证或说服，将错误的理论主张代之以其他正确的主张。这里涉及的是复杂得多的东西，是在历史上很难加以改变的东西：权力制度。
没有一个政治压迫制度能同斯大林时代的暴行相比拟。尽管如此，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政治制度，对内依靠少数人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则以霸权主义大国和结盟政策为手段同帝国主义相互争夺。
读者在本书中将会读到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严厉而深刻的批判，而且是来自营垒内部的批判，这一批判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为依据的，它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中的。
本书以新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我甚至可以说，使这些理论问题具有新的尺度，尤其是异化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或许并不完全是由于它的理论的和抽象的方面，而是由于这个问题在国家生活中，在官僚机构和共产党内部所带来的后果。
我确信，在今天，没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已经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被消灭，马克思主义不能再局限于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反之，马克思主义应着手对所有那些错综复杂而又互相矛盾的经验提出并开展批判，这些经验——如果我们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为起点的话——是在六十多年的过程中从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中积累起来的，即从一系列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所发生的变革中积累起来的。
因此，我把这样一本书的出版看作是对欧洲具有重大文化政治意义的一个事件。此外，我还想补充说一下，这部著作恰恰对西班牙来说尤为宝贵，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运动从形成之日起就不得不克服长期来在理论上所表现出的薄弱。这一缺陷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一直延续下来，而今天我们尤其缺乏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敢于触及苏联问题和“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和著作。在这些问题变得日益重要的时刻，亚当·沙夫这本书的西班牙文译本出版了，这将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研究这些课题的新的可能性。
不过，我要避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我毫无保留地赞同亚当·沙夫的理论和思想。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特别是关于确定“定义”的问题，我们曾在不同场合进行过详细讨论，而且我们在今天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马德里1981年版）中也探讨了这些问题。例如，我并不确信，社会主义的概念之所以能够运用于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存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具有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意义。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概念至少包含着工人阶级应有日益增多的自治权。另一方面，我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和已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的这种关系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资本的统治赖以发展的政治制度，尽管是多种多样的——从专制的君主统治以至法西斯专政直到进步的民主共和国，最后显然总是归于一个政治阶级的统治，即资本家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例如把苏联今天的上层建筑说成是工人阶级对社会的领导，难道真的恰当吗？
我并不苟同作者以切中要害的论证加以阐明并满怀信念——对此我表示欣赏——加以维护的某些论点，这一事实只是使亚当·沙夫这部新著对我的教益更加宝贵。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歧见，同时也鼓舞和吸引我去深入研究本书所探讨的问题。
现在我想来谈谈对一个观点的看法，我作为这篇序言的作者和担任领导职务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要探讨这个观点或许不甚方便。这首先是因为沙夫的批判态度不仅涉及到“现实社会主义”，而且涉及到欧洲共产主义党的某些方面。他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一位理论家——特别是作为具有深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所特有的不妥协性。
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本书赋予欧洲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是如此。本书指出——在我看来是特别明确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纲领性立场，首先是多党制、尊重民主和自由普选权以及遵守不使用暴力的原则等，决不能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让步”，相反应被看作是必要的和真正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政治原则。
亚当·沙夫在书中对欧洲共产主义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并不涉及共产主义的观念和战略，这些意见更多地针对民主集中制的作用和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及其运用形式，在西欧共产党内仍一直在沿用这些形式，而沙夫认为这些形式中包含着尚未克服的斯大林主义的残余。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仅对积极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且对整个左翼来说都极为令人关注的问题，目前在左翼中正在讨论一个课题，有些人称之为“政党危机”。
不管人们赋予“危机”一词怎样的含义，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除了工人阶级同资本之间的对立之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许多矛盾（只要想想妇女运动、环境保护、青年运动、城市规划等即可明白），旨在“依靠大多数人进行一场革命”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使我们有必要思考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党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来立足于社会，以便循着这些途径开始一场革命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就其性质而言是革命的，但只能逐步地加以实现，以不断的进展来达到质的变革，直至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接管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
为了推行这样一种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一个共产党在其内部结构方面，究竟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呢？亚当·沙夫的这本书对这个问题详加探讨。该书指出，这就需要有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异化的党，这个党意识到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和“现实社会主义”时代所形成的异化，从而能够克服它。在沙夫所表达的和在我看来值得特别注意的观点中，我想强调指出下面几点：
有必要打破党“向来”就掌握真理的神话。这对于更有成效地着手解决同工人运动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同社会党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也是一个牵涉到党内关系的问题。党放弃对真理的“占有权”，在党内自然会带来的结果是，党的领导也无法以真理的化身自居。
有必要对党内的一切问题展开公开的讨论，把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党在影响社会方面取得更大成果的一个先决条件。这自然会要求，正如恩格斯在一封信（沙夫在书中援引了这封信）中所说的，保证党员有在报刊上发表自已意见的自由。否则就会是，在社会上我们为自己要求新闻自由，而同时却拒绝给予自己的党员以这种自由。
由此便产生出另一种必要性，即不再把分歧意见划为“违法行为”。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观点应被看作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状况，而且持有这种观点应被看作是完全合法的。因此，给予党员中那些持不同观点的派别或少数人以表达、维护这些观点并为之斗争的可能性，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从上述一切还产生出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对领导——如同在其他任何政党和任何社会机构内一样——要加以更新，并尽可能促使那些作为一个更加顺利、更加有条不紊并因而更加有效的更新过程的先决条件的客观标准得以实施。
这里所表述的担心和问题决不是——象在某些阶层中有人以为的那样——在实用主义的或“功能主义的”讨论范围内能简单加以解决的“组织”问题。这是一些具有巨大理论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些争论方面，本书也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我认为，认识这一点远比本书所阐述的可能引起争议的某些具体观点重要得多。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我凭个人的经验可以说，这一著作的教益激励我去重新考虑各种观点。我认为，本书也将给予目前在西欧工人运动中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以新的推动。
我在前面已提及，亚当·沙夫早在1965年就发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的个性》一书。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在西欧工人运动内部并未取得无疑应该取得的成功。我认为，一些共产党对1968年的运动缺乏理解的原因之一，应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过分狭窄的解释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从过分“经济主义的”和“与阶级相联系的”解释中去寻找，这种解释使这些党无法理解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中已经成熟起来的新矛盾，正是这些矛盾促使法国的事态在1968年5月发展到爆炸的地步，并在其他国家也导致类似事件。
现在，1981年年中，西欧无疑正处在一个新转折的起点。在右翼长期占优势（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选举获胜、保守派在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以及罗纳德·里根在美国的选举胜利）之后，我们大陆看来在朝另外的方向发展。
右翼表明，他们无法解决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无法回答目前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近几个月来，在英国，还有荷兰，无论是在议会选举中，还是在地方选举中，左翼都取得了进展。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国总统和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预示着一种长期性的转变。赢得这一转变的社会党，长期以来在社会党国际内部由于主张同共产党人组成可能的联合政府和它的纯粹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而有些孤立。目前，由于组成了也有共产党部长们参加的莫鲁瓦政府，这一政策获得了具体的形式。鉴于法国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使该党本来有可能单独执政，所以现政府的组成就更清楚地表明了新任总统的政治观点。
与此同时，爆发了波兰事件，波兰的群众运动和统一工人党内部的革新努力吸引着普遍的注意。东方国家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同西欧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自由社会主义的斗争相互影响的趋向日益明显化。
我们在此推荐的亚当·沙夫一书的现实性首先就在于，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正是今天一种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间题，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共产主义党必须准备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担当起历史的作用。因此，如果我说本书的理论基础将会对在可见的未来赋予欧洲共产主义以重大使命，并从而对加速社会主义在西欧的进展做出贡献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毫不夸大的。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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