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导言
本书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可能性的种种思考，以下述两个论点为出发点：
第一，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变化；
第二，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危机之中，这至少将妨碍它在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十分清楚，这两个论点将会遇到直接有关者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有道理的反对，即在关系到对他们本身的状况所作的评价方面，反之，他们却会轻易地接受对自己政敌所下的断语。这里，我所想到的是，资产阶级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将会欣然同意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论点，而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将会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要发生革命危机的论点。然而，在这当中，双方将断然拒绝涉及到他们本身状况的那些论点。为了使读者对我下面的论述，尤其是论述的宗旨，能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有必要从内在联系上确凿地证明上述两个论点的正确性，因此，我想首先阐述一下，有哪些理由可以表明这些作为出发点的论点是正确的。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反对基于误解而对我所要阐述的东西不由分说地就采取友好或敌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由于认识不一而产生防御性反应，这种反应向人的头脑灌输抵制任何合理思考的思想，至少会削弱批判地评价自己弱点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容易赢得一些人的讨厌的拍手叫好，这些人把对他们敌人的批评说成是倒向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如果谁揭露并公开批评自己营垒中的弱点，谁就极易蒙受背叛的嫌疑。提出怀疑的人紧步那些把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等同起来的人的后尘，那些人主张，爱国者对本国人民（或这里所说的本集闭）必须始终说恭维话，必须把本国人民和本集团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尽善尽美的。他们不懂得，真正的爱国主义表现为对本国人民（本集团）的弱点进行批评和努力去克服它。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的结局往往是被钉上十字架、遭到焚烧，或者被流放，而放逐他们的却是那些他们为其幸福而斗争的人。我们对此切不可置若罔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而且关系到正在通过斗争进行传播的思想的发展。因此，我想一开始便公开表示一种信仰，这是用来抚慰自己良心的一个预防措施，但实际上可能只会起到一种作用，即与“同盟者”和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划清界限。
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阐述构成本书主题的种种思考的，我所参加的运动的形势使我充满忧虑。
我并没有象许多人在这些艰难岁月中所做的那样，由于政治上的挫折而脱离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我始终是一个信念极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所犯错误的根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它的基础，而是看作对它的运用不善。当我确认自己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我的意思是，我了解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但同时我要保留这样的权利，就是使这些前提适应于不断发展着的现实，而且在必要时，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对这些前提加以相应的修改。
尽管有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往事做了种种揭露，尽管侵蚀这一运动的疾患表现出明显的征候，我与这一运动以前的某些追随者截然不同，并没有在这些艰难的岁月中离开它，相反地却认为，就是在今天，这一运动仍然能够坚定地领导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显现出的和变得日益必要而广泛的革命转变。当然，条件就在于这一运动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与此相联系的自身的危机。在这种意义上，我不属于那些“失望者”，我决不会被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所迷惑，而相反我倒是它的坚定的批评者。
那么，我是怎样来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呢？它是当前工人运动和劳动群众的一个组织，旨在改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并在这种意义上争取实现一场当然可以以各种形式和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发生的社会革命。
所有这些定义，都是有意使其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因为当今世界社会现实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拿一个框框来套。然而，这些措辞同时却是确切和一致的，足以表述一些运动的实质，这些运动在被称为"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有别于那些与这个称号不相称的运动：前者事实上力图——即使各自使用的方法不同——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反之，后者事实上只能被划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尽管也容许有关于完善和改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如果说我决意把自已算作共产党人，那么我的所作所为正是遵循上述理解的，我决不属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实践中的种种形式的讴歌者，尤其不是对冠以“现实社会主义”称号的这一形式的讴歌者。我不属于它的讴歌者，但是并不全盘否定它，因为我对它的历史功绩给予应有的评价，并看到它发生转变的潜在可能性。我也不打算随便轻率地否认现存社会主义社会有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如果这称不上是社会主义，那么整个事情都不值一谈了。问题正是在于，这是社会主义——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关系不和的兄弟之间的一切诅咒，丝毫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模式，至多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是社会主义，而且不仅因为它是现实存在的，还因为它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1]。问题的全部困难正在于此，因而，有必要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形态不一定非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的种种思考正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谁热中于“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如今时髦的称号，以致于他在评价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者时决不愿不使用这个称号，那么，我则要求得到“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呼可以包括一切（按照上述定义）立足于共产主义而力图改变其现存形式的人们。
总而言之，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样说有点烦琐，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按照它本身的方法论要求，不能作任何别的理解，而所谓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它的一个变种。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过，是在上述“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意义上的共产党人。这或许可以是我为防止盟友和敌对者的种种“误解”而摊出的一张名片。
现在，我要回到我开头所说的构成我种种思考的出发点的那些论点上来。
有哪些理由证明这样的论点，即我们目前已进入一个迅速的社会演变时期，这种演变在未来的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将使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成为必要的？科学技术革命能否在可能发生某些相应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范围内完成呢？回答第二个问题，对我们的立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社会阶级划分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以及建立在生产资料占有者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这一基础上的剥削关系，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既使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区别于历史上有过的各个社会形态，又使它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形态。只要由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一定的生产关系（首先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所有权）构成的现存生产方式能使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和发展，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将保持其生命力。上面表述的这些思想正是出自马克思的，他甚至说，无论哪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在它的全部发展可能枯竭以前，[2]是决不会灭亡的。因此，资本主义形态不可避免的灭亡是同它的全部发展可能发挥殆尽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就连马克思这样一位冷静的研究家，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激情，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胜利的前景描绘得并不那么遥远，而且表示说，世界已经（1848年！）面临资本主义形态的灭亡。事实上，资本主义形态在后来仍然长期地保存了充分的发展能力。到了十九世纪末，罗莎·卢森堡根据她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的理论；如果世界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无法再在资本主义市场以外开辟实现剩余价值的新市场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崩溃。这一理论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它的宿命论的性质，一再受到批判。尽管如此，从根本上看来，列宁以及后来毛泽东都是与这一理论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战略是通过把资本主义赶出殖民地国家向资本主义发起攻势（“农村包围城市”）。事实表明，这一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资本主义比较轻易地克服了这一危机。那么，我们今天提出资本主义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必然消亡的论点，理由何在呢？那就是科学技术革命新阶段的可预见的后果，这些后果将由于生产和服务的自动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成为不可能。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见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终结时的情形——生产力的发展同现存生产关系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以致社会生活开始瓦解，或者甚至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由于在生产自动化方面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吗？根据我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近三十年来，在一些专门书籍中就自动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上述论点的支持者指出，自动化由于引起并日益加剧结构性失业，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的紊乱。然而，这一论点的反对者在这场讨论中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们指出，闲置劳动力可以转向服务部门，从而把自动化可能产生的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讨论是学术性的，没有可能来证明或驳斥所提出的论点，因为自动化的运用当时在社会范围内还是有限的，这一过程更加广泛的发展由于其较低的经济效益而受到了阻碍，自动化是昂贵的，特别是在考虑到第三世界存在大批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此外，必须说明，这些讨论，特别是就那些轻率地无视自动化社会后果的意见而言，并未能为这一观点的拥护者的远见卓识拿出令人钦佩的证据来，因为，要么是他们确实没有看到当时在他们跟前所发生的事情，要么是由于他们有意充当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角色而发表了错误的评价。我不知道，其中哪一种情况更坏些。
无论如何，与他们相比，马克思再次表现为一个思想巨人，他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即《资本论》草稿中，就理解了自动化的全部意义——尽管当时还几乎不存在这一现象的萌芽——并认识到了它对工人阶级作用的影响以及科学作为生产力的意义。我奉劝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每个人至少查阅一下《大纲》的第583一588页和第592—594页（柏林狄茨出版社1953年版）[3]。我在这方面也必须公正地对待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明智的洞察力。约在二十年前，约翰·迪博尔德[4]曾向我详细地描绘过这一问题的未来前景，并说明了各个阶段的不同发展时期。他当时在这方面也着手搞自己的实践活动（包括培训适应新的生产需要的管理人员），准备以这种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但是，这一切已属过去的事了。同生产微处理机相联系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阶段，结束了关于自动化社会后果问题的学术讨论时期，开辟了通向完全自动化的道路——不仅在生产部门，而且在服务部门——，而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的社会后果，今天已经被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强大工会看作是有导致社会灾难的危险。
当前，不仅学术刊物，而且连一些社会政治刊物也都在探讨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如1978年4月第16期《明镜》周刊[5]就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篇内容广泛、论证充分的文章）；这一实际情况可简单概括为：自微处理机引入生产以来的八年过程中，由于微处理机的使用，信息的单位存贮容量增加了一百万倍，而生产费用却减至百万分之一。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这刚刚是征途的开始，决定这一发展道路的不仅会有量的变化，而且也会有质的变化（使用新的材料制作信息载体）。今天已出现生产过程的革命转变：传统性职业正在消失（如在印刷业中），因为自动化的机器正在完全取代着人；完全自动化正在波及冶金和其他生产部门，也波及服务部门——首先是办公室工作，因此，希望把生产领域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的想法也就站不住脚了。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考虑而向第三世界进行投资的做法已明显地受到威胁——今天，已不再有如此廉价的人类劳动力能够同越来越廉价的，并由于其精确性而效能越来越高的自动装置进行竞争，如此等等。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无论是单个的生产者，还是跟不上这一发展的整个国家，在经济上将被在这方面更具有发展能力的竞争所扫荡。我们“迅猛地”进入了完全自动化的时代，即使外行还没有看出这一点，时代的赐福使人免遭上帝的惩罚，不致为勉强糊口而劳累得“汗流满面”，但是时代也提出了一大堆社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在过程开始阶段才刚刚露头：“结构性失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何保障失业的人们的生存？他们应当怎样填补他们的“空余时间”？迄今是工作给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应当是什么？
这就是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说，导致一场灾难的危险已清楚地显露了出来。这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其发展的最高产物即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完全自动化中，达到了它作为社会形态的生命的终点，对此马克思曾说到：生产力的发展同现存生产关系（首先是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所有权）陷入一种矛盾之中，因此，要么将发生社会生活的崩溃，要么就是相应地改变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以这种方式——具体表现为这种或那种形式，即通过和平道路或暴力推翻——使社会形态得以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形态将进入一个革命转变的时期。
在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可以毫不费力地用这种理论提法来说明政治和社会的实践。全自动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杰出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全自动化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终结，因为对于亿万人（如果不是全世界几十亿人的话）来说。全自动化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劳动已成为多余。如果人们想维持现今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维持以这种所有制及自由劳动者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那么，全自动化就会把至今以雇佣劳动的方式获得生计的人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就会使他们陷入结构性失业，从而忍饥挨饿。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遇到这样荒唐的情形，人民群众定会用暴力推翻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
所以，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无论如何必须改变其主要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各就业部门的自由雇佣劳动。这种变化极可能通过渐进的和和平的道路来实现。尽管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威胁压力之下，高度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是足以明智到不会采取疯狂措施去冒风险的。这种改变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有可能会走上社会主义的传统早已指出的道路，即废除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由国家掌管为维持人们相应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分配权；也可能走上一条过渡时期的道路，在这期间，私有制虽然形式上保留着，但对它征收高额税款，使它事实上走向消亡。与此同时，国家将掌管制订集中的生产计划，并按照一定的标准（不是根据国民的劳动）向国民分配生活资料。无论如何，国家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将承担对生产计划和产品分配的决定权。这种决策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将或者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事实上，通过相应的限制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那些力图维护现状的人将首先借口“神圣的”所有权来否认这样的前景，他们这样做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利益。但是这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另外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他们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们没有多少进行讨论的余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进入严重危机和革命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方向和速度决不单纯是一个自动化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这种转变的积极因素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性质。这一社会政治力量能开辟通向福利社会和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道路，而民主则为所有人保证了幸福生活的可能。但也可能出现令人恐怖的社会，一种希特勒设想的“千年帝国”的新版，或者是一种奥威尔式的极权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狱[6]。这种方式或那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可能有符合人民利益的积极解决办法，也可能有消极的解决办法，后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人的福利同各种类型的专制制度联系起来，有的类型已为人所共知，有的则未被人所知晓。
今天，人类面前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形势，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因此，真正革命的、同时也是理智的运动发出的呼声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这场运动将接受一切符合现存社会具体情况的解决办法。但它同时必须始终注视着与未来建设的一切特殊变化相联系的主要目标：建立一个经济结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民主的，其本质是人道的社会。共产主义运动本应是这样的运动。但遗憾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不克服危机，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解决上面提出的任务。之所以不能，因为它不能指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又是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同时，人民群众的支持必定会以另一种不同于我们在迄今的革命中已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今，人民群众的支持表现为“不”字，也就是拒绝过了时的、遭到反对的旧政权，却也没有肯定社会改造的新纲领。此外，当今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没有彻底克服目前危机的根源之前，也不可能制定出这样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能为遇到这些问题的社会里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使之具有国际意义的纲领。
由此我们就可以转到上面提到的第二个议题上来。当前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危机之中，危机的外部表现就是运动分裂成各种不同的、有时是互相敌对的派别。这种敌对情绪甚至导致个别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濒于战争危险的边缘；在内部则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危机，它构成了各种不同倾向四分五裂的基础。这种分裂的情况又是国际共运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关系的特征。
我们首先谈谈分裂问题。在直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这段比较长的时间里，国际共运中存在着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之间的分裂（甚至在共产国际形式上解散以后），换句话说，就是以列宁为依据的斯大林主义和同样也是以列宁为依据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裂。后来，作为斯大林的错误做法的后果，出现了铁托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问题上的特殊立场。真正的新对手则是随着毛主义和人民中国的“离经叛道”而出现的。
我想强调指出，我在这里不想就各种“主义”这一事实本身表态，我之所以把它们列举出来，是为了具体说明关于共运分裂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伙伴——欧洲共产主义，除西欧几个党以外，它还包括日本党。欧洲共产主义依据民主和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基本原则，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贯采取批评态度。从地理上看，有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北京的共产主义和西欧类型的共产主义。情况几乎同奥威尔对“1984年”的幻想相似，只是存在着强大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是一种干扰的复杂因素。如果想否定下述事实，就必定是丧失了任何理智的思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从建立统一的，至少在其宣言和其成员的感觉上是思想一致的第三国际起，直到出现前面叙述的今天分裂成许多派的情况（我们有意没有提各国实际存在的那些为数众多的承认共产主义的小组），这都是使人确认存在深刻危机的实在的特征。
更加严重的是，问题不仅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各个派别在纲领上存在差别，而且在于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达到了互相指责对方无权自称“共产党人”，指责对方背叛共产主义思想的程度，甚至于——正象最新的事实告诉我们的那样——动用武力来解决已经取得胜利的这一和那一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间的争论。听起来这似乎不可能，但可惜这是事实。当然，人们可以在论战中说对方无权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由于双方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互相这样做，这种攻讦便只能在国际上使共产主义运动出丑。
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有必要研究更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有些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根据具体需要和情况解决的，而这些理论问题又是做出实际决定的基础。政治权力和国家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主及其形式的问题，经济计划问题等等，都属于这类理论问题。但是，造成所有这些困难的首要原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社会中（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这些条件预先已明确描述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又导致人们不得不局限于唯一的可能性——依仗恐怖手段实行一党统治。
在这里，我们只能很一般地和表面地简述一下造成国际共运内部的困难、分歧、乃至斗争的深刻原因。我们将在进一步探讨国际共运本身的过程中再来谈谈这些问题。目前，用危机的外部现象来说明存在着危机就够了。
我们面临着以下情况：世界上，不可避免地将发生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危机；与此同时，那些首先为摆脱困境、寻求出路而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也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结论是自然的：由于使共运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的尝试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就必须努力进行这一尝试，探讨各种出路，特别是当人们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时候。这就回答了我做这番探讨的目的问题。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既不简单也没有捷径。首先，必须深入分析产生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弱点和危机的原因。披露这种现象的深刻根源，并找出哪些现象并非是偶然产生的，哪些现象并非是某些主观错误和蜕变造成的结果，而是必然由制度目前的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必然性决定了只要存在这种体制结构，即使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也总会反复出现同样的现象。如果我们想克服上述那些使我们不安的消极现象和危机，我们就只有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才能从有利的角度出发，来确定这个制度及其结构中的哪些东西必须加以改变。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将运用对目前存在的所有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一般现象进行推论的方法，与此同时，撇开那些对于反映现象的本质并不重要的种种差别。因此，我就不再需要引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或那一国家的具体经验。我们只想在思想上把握住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经验，同时运用判断的演绎形式。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对这一或那一历史事实是否正确发生争论而引起的复杂情况。这样的争论当然没有原则意义，但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却可以因此而掩盖事物的本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思考方法能更好地抓住发展的普遍规律，抓住那些对消极现象反复出现起决定作用的普遍规律。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改善公共事业”的话，这就是首要的问题。
[1] 那些通过援引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论述，把“社会化”同“国有化”对立起来，从而对我的这一论点持异议的人们弄错了，须知国有化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只要国家存在，它就是社会化的最高形式。这里，我们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来看社会主义的。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原话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译者
[3]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第207—213页和第217一220页，——泽者
[4] 约翰·迪博尔德（1926— ），美国管理学家，首创“自动化”一词，著有数种关于自动化的著作。——译者
[5] 指西德《明镜》周刊。——译者
[6] 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著《1984年》一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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