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1）
五、怎么办？
这是我们论述的核心问题。为了避免以上描述的所有消极现象并克服这些现象，而无论它们存在于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呢？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整旗鼓并给予它以新的力量，使它实现所面临的任务，应该怎么办？为这些弊病伤心落泪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指出克服这些弊病的可能的途径。从这一点上说，回答这个始终纠缠着我们的“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在回答另一个正在准备中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呢？”这句话也许使人觉得是陈词滥调，因为它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提出克服危机的现实途径，而不是多少脱离现实的道义上的议论，即使这些议论是出于善良的愿望。
如果我们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把那些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作为执政党而机构化了的国家（换句话说，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情况，同共产党处于反对党地位、虽然暂时支持本国的某种政治状况但仍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明确地区分开来。如果我们这样加以区分，那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所能直接期望的只能是对现存体制逐步实行改革，从长远看，也可能会出现促使彻底进行改革的因素，即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的胜利和积极的经验，这种模式也许摆脱了迄今的模式的种种弊端；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即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在具有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还能够做许多事情。我们现在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简短的论断。
我知道，如果断言，在共产主义运动（我要强调：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共产党，不管其正式名称如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即它得以夺取了政权的那些国家，没有什么办法能使政权体制实现直接和彻底的变革，使它摆脱它所带有的弊病，那么，这必定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当中，将会遇到心理上的反抗。下面我将论证我的论点。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补充一点意见，它也许会使这种心理上的反抗丧失锐气，而这种心理上的反抗会带来认识的不一致，即导致在思想上一概排斥不符合读者信念的材料和证据。
我并非断言，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改革，我也不是宣扬恶运横生的宿命论，因为若是如此，那么所有关于可能改革的考虑都会是不必要的和多余的。恰恰相反，我坚持认为必须为这种改革而斗争。假如我试图制定出这一斗争的纲领和方法，则我不过是断言，直接实现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途径，通过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富裕的不断增加，通过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改革以及通过实现和积极地保持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
这里还想简短地谈谈一个虽然对我们的论述来说是次要的，但却至少应当提及的问题，因为它一再在本书的讨论中出现：难道没有可能由于内部或外部反革命的干涉而出现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变吗？不，幸运的是这在当前和理智可以预见到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可能的。我说“幸运”，是因为我的论述不涉及推翻或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相反，涉及的是通过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弊病现象加强它的问题。我再说一遍：那是不可能的（尽管从来都不能排除丧失理智的行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今天已如此强大，以致这样的企图即意味着在一场世界核大战中毁灭世界。谁也不会冒这个危险，即使他竭力想战胜共产主义。不过，假使有人铤而走险，那么，其他一切考虑就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战争留下的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墓场。我们必须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在理智的考虑之外，虽然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
难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中不存在可以促使改变这个模式并消除其消极面的内部的不满吗？难道不存在持不同政见者，难道他们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吗？
诚然，存在着不满，甚至是相当大的不满，尤其是在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也存在着力图实现改革的力量，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56年的波兰的例子以及特别是近一年半来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论点，即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谈不上对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刻的变革。为什么呢？
其一，因为这些国家社会基础太脆弱（它们缺乏葛兰西曾经说过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同心同德”的局面），因此，除非冒整个制度崩溃的风险，它便不能享受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
其二，因为这个模式受到手中握有镇压机器——军队、保安部队和民兵——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这一强大机关的保护，以对付“空想主义者”的非非之想。
其三，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幅员最大和力量最强的——因此也是决定性的——国家苏联，还不存在能够和准备为这种变革而斗争的社会力量。这是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并发症所产生的结果，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超出我们论述的范围。西方宣传工具极力加以渲染而且完全误解了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现象，同我的论断并不矛盾。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一小批持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是孤立的（犹太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独树一帜，不过也丝毫不会改变社会的图景），因此，只要把他们驱逐出境便足以抵销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最后，其四，因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特别象在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也象在波兰这样的国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同苏联的不一样，他们大都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过是另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那些迫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由于苏联的势力和反对而丧失了作用。正如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的那样，一旦这些社会力量对“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存在确实构成危险，苏联就会准备消灭这些力量。波兰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千万不可抱有幻想！
那么，必须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现存模式的情况下，干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个模式的结构吗？我不这样认为，我只是说，在这方面直接的影响只能微乎其微，或者全然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正如我在一开始时所谈到的还存在着间接影响和逐步变革的可能：如果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取得胜利，而且，如果它能在实践中证明它的生存能力，那么，“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的和绝无仅有的论点便会因此而丧失其根据。无疑，这将会对迄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前提当然是，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形成了赞同这种变革的力量。即使是最完善的官僚机构也无法使这些国家免受外部影响。正因为如此，官僚机构才怀着极为不信任和反感的态度注视着这一领域中的一切革新。我想冒昧地指出，这种革新的成功对官僚机构将是一场灾难，它对此是很清楚的。对试图改变这一模式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兄弟援助”，只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上的孤立才成为可能；如果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样的“援助”便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高度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必须现在就走上这种革新的道路，否则，它们将在政治斗争中面对遭到彻底失败的危险。这是出于许多原因的。
第一，事实是，高度发达国家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将不会接受在实践中已被弄得名声很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模式，而且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根本谈不上用武力将这种模式强加于他们。
第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正处于社会党的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影响迅速增长，有时比共产党的影响增长得还快。与此同时，同工人运动内部的竞争者结盟的必要性仍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结盟，在现存的具体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取得政权。
最后，即第三，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对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良作用的后果存在着疑虑。真相完全不受官方宣传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到这些党的广大党员之中（在这方面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作的披露起了巨大作用）。这些党内部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与日俱增的批评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批评甚至对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疑问。
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并不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策略手段；它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过渡。它是一种导致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下述抉择的实际情况的结果：要么彻底修正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要么走向崩溃。官僚机关出于可以理解的缘由宁愿要僵化的、然而是“忠实的”追随者，也不愿要那些对“现实社会主义”提出怀疑的充满活力的“异端分子”。因此他们对于许多党萎缩成为微不足道的宗派小团体并不感到忧虑，只要这些小团体能在共产党召集的各种国际活动和会议上投他们的票就行了。相反，他们对西欧和亚洲大党的独立性感到忧虑，而这些党的影响和强大正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忧虑是有理由的：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分裂，它会发挥具有感染力的榜样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分裂，因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模式上不存在原则差别，尽管相互间的极端仇视导致了我们实际可以确信的武装冲突。虽然存在文明程度和其他方面的差别，但模式实质上是相同的，而这种差别正随着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在缩小。相反，所谓欧洲共产主义（不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之间还存在种种差异，它们在发展中还存在与党内斗争有关的种种摇摆。
这种新旧模式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是否承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政治和思想上的多元化原则以及是否承认政治和社会民主的基础，包括公民权和人权的不可侵犯。承认这两个原则带来的结果就是实现正确理解的社会自治原则。就象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一条有可能克服蜕变的官僚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如此，这是克服这种蜕变的必要条件，虽然仅这一条件还不够。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思想会遭到迄今社会主义概念的捍卫者的反对，这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在前面阐述这个问题时已作了充分说明，所以现在仅就对共产党的活动具有意义的两点因素作些补充。这就是共产党的纲领问题。顺便提一下，这个问题近来在这些党的内部引起了许多争论。争论涉及到欧洲共产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列宁主义的问题。
众所周知，欧洲共产主义党前些时候从他们的纲领中删掉了这两个概念。他们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形式，并且一笔勾销了列宁主义。他们现在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党。
如果问题仅仅涉及到词句（遗憾的是有时看起来是这样），则整个事情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是，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内部进行讨论时，那些强调这不仅是关系到删掉几个词句的问题，而是有必要对事情的本质予以澄清和对改变立场进行论证的人，无疑是正确的。
让我们先谈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探讨中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毋庸置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阶段是必要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论断是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特贡献。但是，看来同样也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这一论断的内容不同于列宁后来赋予它的内容，尤其不同于内战时期一些极其极端的提法，特别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概念。因为在两种情况下同一术语被理解为不同的东西，甚至被理解为相互对立的东西，所以存在着由于语义上的误解而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危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民主共和国，列宁却把它说成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约束的统治形式；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葛兰西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行政上的强制及道义和政治上的统治。因此，放弃今天使人产生错觉的解释，集中精力说明新的意图看来是有道理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已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尽管他只是在掩饰未加改变的实践。同样，今天如果要强调遵循新的政策，则放弃不合时宜的解释是无可指摘的。难道不断重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传统公式就能改变一些人推行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有时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政策这一事实吗？这些誓言般的术语甚至都不再能够用作掩饰了：事实完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问题不是关系到词句和美化真实情况的舌战，而是关系到事情的真相。而这些事情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是清清楚楚的：如果把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视作无产阶级专政（这已成为习惯），则欧洲共产主义党就不愿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他们有理由不要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某个基于否定真实情况之上的思想，尽管一般来说整个讨论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今天出现了一个在这场争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新因素。这是指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的争论，并非历史性的争论，即马克思对此说了些什么，列宁说了些什么等。关于这些，所有行家都知道，如果就此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大的政治运动在制订其行动纲领时，不是朝后看而是朝前看，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的。如果我们这样着眼于这个问题，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会得出崭新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以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这个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仅是一个表面现象。然而我们也懂得，从历史上来看，只有当大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之后，才能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如果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消失了，如果无产阶级随着社会发展的结果消亡了，那么将会怎样呢？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无论如何，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全自动化的结果将使无产阶级在今后几十年内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令人震惊吗？但马克思已预见到这一情况（参看《大纲》），并且是在上世纪中叶就已预见到了这一情况。指明这一点，是为了宽慰那些象圣经研究者那样来解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不再存在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专政该是谁的专政呢？那些共产党面对不远的将来即要发生的日益剧烈的社会变革，应该如何提出它们的纲领呢？是那些放弃了圣经学者的态度的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更应该说是那些不再忠实于创造性地继续发展这个理论的前提的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了经典作家的格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面是行动的指南”。
根据以上说明的两个原因，那些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提法的党是正确的。
在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情况相似。众所周知，在列宁病重期间就已经开始用“列宁主义”一词，以此肯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贡献。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列宁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基本原理。然而在斯大林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用来表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根据那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但除斯大林为了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解释外（例如所谓“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规律”），真正的列宁主义包含了许多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根据俄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机械地搬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高度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去，如党的结构问题或前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个特定观点。早在二十年代初，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即对列宁主义是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还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由于斯大林的专断，这场讨论倾向于第二种论断。如果斯大林的主张与下述要求没有关联，即把列宁主义按照某种说法宣称为普遍适用的，适合于所有地方和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学说，则人们会认为这场讨论是经院式的。这里涉及的不是对列宁主义作这种解释的来源，而是列宁主义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或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如果列宁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那么，它应适用于世界各地。然而这个论断不仅是由逻辑思维错误所致，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第三国际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包含一个因素。如果列宁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对工人运动史新情况的理论概括，那么，这一历史发展无疑尚未完结：新的事实在出现，它们会改变形势，有时使形势彻底变革，并且纠正有些过去接受的理论学说等。相反，如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增添了“列宁主义”这一词汇而完善了，那么，这种断言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宗教相反，是永远不会完结的。这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尽管对列宁的天才以及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极为钦佩，也不能允许形成因“语言专制”而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情况。我们尤其需要这样做，因为只有放弃许多真正列宁主义的学说，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所谓“列宁主义”的学说，才能更容易返回发源地。在纲领性文件中恰当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正确的，然而，把这个理论重新称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添枝加叶）同样也是正确的。
在我们谈了这些题外话之后，现在要回到我们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上来：“怎么办？”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可能有两种想法：
第一种想法以这样一个正确前提为出发点，即直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模式是不现实的；认为必须顺乎自然，促使政权制度逐渐朝自由化方向发展（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正在发生这种情况）。这种想法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日益繁荣和政治稳定，希望这将导致民主化。这种观点与那些坚信只要有生命就会有希望的人的思想方式相符。这是一句感人的格言，但却不能保证产生什么结果，至少不能保证在政治上产生什么结果。在这个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上有许多情况都促使拒绝这种追求安逸的态度。
首先，根本不敢肯定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断加剧的冲突（这也是由于目前的结构所致）是否容许这些国家有充分的时间平稳地发展成为安定、繁荣和民主的国家。政治实践更多地证明这样-一种推测是正确的，即这个发展会因为新的宗教战争而中断。这种宗教战争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样，仅仅在表面上是由不同的信仰引起的，因为就事情本身来讲，当时就已关系到大国的目的。
第二，人们无法预测在目前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长久生存下去将在人的社会特性方面产生什么样的破坏作用以及在今后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时会因此而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最后，第三点，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即肯定由于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实现某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因而等待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这种必要性产生于在不久的将来要出现的生产和服务工作的全自动化这一进步中。我们在序言中已谈过这一点。这个发展将是迅速的，但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它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民主集体主义，但也可能导致形成一个富强的专制国家，而这不仅会给本国人民，而且会给全世界带来危险的前景。因此这个发展不可带有自发的和不加控制的特点。这方面的责任首先应由工人运动，尤其是由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共产党来承担。面对这一发展，这些党如果不愿被排除在外，就不能消极被动。这样，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第二种想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包括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而且也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党。为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这些党必须有效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如果它们不愿意因形势的发展而被扫除掉。它们当中的一些党，特别是一些大党不愿意走上这一步，它们的“叛逆行为”和“异端邪说”近来越来越不加任何掩饰。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虽然日本共产党是这一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称为“欧洲”）即表达了这种倾向。这里部分地是为了在公众舆论面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保持距离（这些党越来越注重这么做，虽然它们在内部结构和实践上继续坚持斯大林的模式），部分地是为了制定一个新的、对公众舆论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模式。承认政治思想上的多元化，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样板，代之以普遍赞同的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就经济计划、自治、政治决策的分权以及某些传统上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如党对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态度（对此我们还要提到）展开辩论和思想交流。
现在我只想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反对官僚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消极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斗争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由此得到了对“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坚持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纲领，使其内容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进一步深化，并付诸实施，同时不放弃旨在促使“现实社会主义”现有模式逐步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活动。
我曾读到过“现实社会主义”官僚机构一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共产主义。这纯粹是胡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存在的，它作为一种倾向正在发展并将在客观形势的影响下愈来愈强有力地向前发展。这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今天对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郑重希望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连结在一起的。我强调的是希望，不是现实。这还不是现实，因为现在还不能肯定欧洲共产主义的试验能否成功，是否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毁灭。但可以肯定，那对共产主义运动将是一场悲剧。
现在我们要回到原来的话题：在改变社会主义现有模式方面，不可能直接做许多事情，但可以间接地做很多事情。正如已说过的那样，这条间接的道路就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新的、更好的和更有效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舆论产生的这种影响会批驳官僚机构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它们是唯一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的一切无非是空想而已。一个更好的和有效的社会主义模式会给社会主义国家中对现实不满的群众带来很大影响，以至最强大的官僚机关都顶不住他们的压力和他们提出的进行类似改革的要求。这里包含着对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形势下复兴的巨大希望。
这种特殊情况和高度工业化国家共产党内的革新倾向应该起到的客观作用，也赋予他们一种十分特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一，继续走他们的路，不管僵化地保持其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怎样不怀好意地进行不满叫嚣。重要的是要看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而不是征得这个或那个“机关”的同意。再则，这些机关的恼怒并不象人们根据他们使用的尖锐词句和称呼以为的那样危险：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他们除了攻击和威吓外，干不出更多的事情来。今天，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保持一致对它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是一只典型的“纸老虎”。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其作用和职能不可能也不允许割断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纽带，那样的话就是政治上的不法行为。不仅新闻界，而且也在各种遭到挫折的持不同政见者中间，某种情况下也会在严肃的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中间，往往出现这样一种论调，即欧洲共产主义只有切断它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才能证实它的可靠性。这是很荒谬的。这不是显示出反共的顽固性就是显示出纯粹的无知和政治上的幼稚。相反，欧洲共产主义党必须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之内，但同时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路线，并且在批评这个运动的错误的问题上毫不退却。因为欧洲共产主义只有在这个运动之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此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力量对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支持，使它能够更好地顶住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力，更有把握地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不应当“陶醉”于持不同政见者而忘记了人人皆知的真理，即还存在着阶级敌人，阶级斗争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如果缺少相应的防御能力，那些各种各样的人权赞颂者就会露出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人们可以指责苏联的地方很多，同样也可以指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批评这些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足之处。可以确认，历史经验表明，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应该选择一个新的模式；但同时不能忘记，这些国家不仅是第一批完成了伟大的历史性试验，从而证明了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生活是可能的，而且它们还在极其不利的和困难的条件下筑起了坚固的街垒，以反对反革命对社会发展可能进行的干预。
这个论断与对已成为社会主义继续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批评是不相矛盾的：这虽然是个畸形的社会主义，但终究是社会主义。我们恰恰应该把今天展现出的新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好的可能性归功于这个现实。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恰如其分的态度不仅是对这些国家所承担的艰巨的任务表示谢意，同时也是对它们作出的牺牲表示谢意。政治是无情的，但这是一个理智的政治考虑。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各种新的思想和改革设想只能是空想。我重复一遍：这绝不能减轻对过去的错误的批评；这个批评是必要的，以便在一个新的和更好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克服那些错误；但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也不能变成虚无主义，拆自己的台。
不言而喻，应该对新生事物进行讨论，并且应该公开地和经常地讨论。我们懂得要从过去的实践中拒绝什么和克服什么，这还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如何去建立我们追求的新事物以及要赋予它什么样的形式。确认人们想要民主还不够，还必须知道民主应具有什么样的实际形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多元化、自治等要求。此外，这些问题已经讨论过了，但许多事情至今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尽管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结束这段论述时，我想简单地就两个这样的问题谈谈。
首先是关于党的模式和党内民主形式的问题。前面较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特点是：甚至激进的欧洲共产主义党也竭力坚持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以这种方式去领导一个党显然要方便得多，在短期内，这种领导方式显得更富有成效，然而这种情况引起的消极后果远远大于所取得的表面成效。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提出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点，我不想再重复它或展开来阐述它。但应再次强调，在党内就这个题目进行深入的和原则的讨论是必要的。没有这种讨论就不能摈弃斯大林的遗产。此外，在西方国家共产党中，这种讨论正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愈来愈显出它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有关党的领导不应去反对这场讨论，而应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虽然这个讨论无疑会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同宗教和教徒的关系问题，然而甚至那些在这方面根本不持教条主义态度的政党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无疑可以明确两个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不能同唯灵论和宗教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神论是它的不可“遗漏”的组成部分。其次必须看到，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为宗教的动机所接受的。例证是，教徒、首先是基督教徒中参加革命运动，甚至参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人数日益增多。所以有些共产党，其中包括一些执政党，如波兰党，对这样的事实就故意视而不见，即不但有教徒，甚至有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有时这些人甚至占多数，波兰正是这样的。如果想在例如拉丁美洲把天主教徒和牧师排除在战斗的革命运动之外，那纯系胡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党也属同样情况。这样做在波兰就不仅是胡闹，而简直是自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党解散。可是故意视而不见是一种“偷懒”的妥协办法，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这些政党公开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它的哲学，没有它的哲学它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问题的实质：如果共产党不想自我毁灭，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不可能并且不允许反对教徒参加革命斗争，否则就会使党变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派别。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
我认为，只有明确而“干脆”地把问题提出来，而不是玩捉迷藏，后者只能是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些共产党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原则。放弃这些原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的解散和转向毫无理想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不在于词句或名称，而是隐藏在后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和统一的理论，不能把其中的某一部分割裂开来，这里是指它的唯物主义哲学。人们不能直接地和机械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中得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结论，象斯大林在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中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但是，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价值体系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应当努力正确理解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上，它必须坚定地以这个完整的学说为依据。这必然会得出某些结论。一个共产党，如果它不想隐瞒自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的无神论，也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还要详细说明无神论这个问题。仅仅声明党的特性是不信奉上帝，这也不是一条出路，而只说明党感到自己与任何教会、任何宗教事务都没有关系，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会失去一部分信仰宗教的党员，也应明确指出，不信奉上帝表现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就是无神论。
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语言专制”，它使问题本身淹没在某些传统的披着语言外衣的内容中。按照陈腐的观念（可追溯到宗教团体的传统），一个“无神论者”无非是恶魔的代表、基督的反对者和邪恶的人，对他不能表示任何信任。在美国，“保持沉默的多数”今天仍然确信这一点。但是按照世俗观念，“无神论者”是上帝个人的仇敌，这种敌视不仅表现为无神论者反对已经制度化的教会的日常斗争，而且也表现为反对宗教信仰本身以及所有的教徒的斗争。对“无神论”一词的这种理解产生于启蒙运动和受启蒙运动传统影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在反对宗教这一“人民的鸦片”的斗争中出现的符合启蒙运动传统的、由各种各样的“战斗的无神论者”进行的狂热运动。这些人不仅过去有，今天有时还在产生影响。总之，人们对他们的所做所为还记忆犹新，教徒害怕“无神论者”和“无神论”运动，正是由此而来的。要在传统的笃信宗教的环境中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并且不想因为几句已成为幻影的话而失去这些群众的支持，这对一个党来说是件棘手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掩饰真相，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必须揭露这个幻影，并指出这是假的。现在必须把这个假幻影即“无神论者”这个词，从传统和陈腐观念的压追下解放出来。
“无神论者”这个词可以是“非教徒”的意思，但也可以解释为“信仰的反对者“和"教徒的敌对者"。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积极参加反对宗教的斗争的人。自从出现了公开宣布自已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自从这些国家在实践中与宗教进行斗争并限制或取消其公民的信教权利以来，这种不信奉上帝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意义已被人们所接受。也许这种倾向的确在启蒙运动中，同样也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产生过作用。不过，恩格斯后来曾说明过，为什么德国人在那个时期没有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而去同宗教这个当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斗争。但今天已不再是也不该是那种情况了。
“无神论”这个词可以包含过去那些极端的概念，可以说成“敌视宗教”，但也可以叫作“不信教”，即对“宗教信仰”持中立态度。被理解为“中立”的无神论今天能够并且也应该是宽容的，它可以承认别人的个人信仰权；它今天能够并且应该尊重宗教的人道主义观念和伦理观念，即使它不赞同宗教的动机；它不可以并且也不应该把那些赞同不信奉宗教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思想乃至革命思想的教徒，看成是反对者和敌人，而应该把他们看成战友，只不过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另外一种动机所支配的。如果我断定，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信仰宗教的，因为宗教的唯灵论与我所接受的唯物主义哲学相矛盾，那么我只是证明了我的行为是受另外一种动机支配的。对我来说，这种动机表现在承认人是最高价值，而教徒，包括信奉宗教的人道主义者则认为上帝是这种最高价值；因此，我的人道主义是自主的，而他的则不是自主的，这就是说他的动机不是来自人而是来源于别处。如果对话的伙伴想真诚地表达他们的信念，就要确认这个不可否认的特定的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既不是对我的谈话伙伴不同立场的敌视，也不是加以贬低。不言而喻，我对我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并且要通过理智的论证努力传播它。但我的伙伴也可以并且一定会这样做。这里的关键仅在于我们双方不能逾越宽容的界线，在这个界线之外即会用武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具有不同思想的人并且禁止他们独立思考。
我十分坦率地承认，我的无神论，即我不信仰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从另一面表现了我的哲学信念。这种无神论对我本人来说是“不愉快的”：相信有上帝这样一种存在物在关照我，我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解除我的罪孽，我和我的亲人的生命能够在死后也永不熄灭，只不过换了一个新的形体等等，这样当然会愉快得多。这种“不愉快感”大概也是许多无神论者在临死之前转而信仰宗教的原因。意识到这种“不愉快”和想要信教还不够，必须能够信教而不只是想要信教。信仰是——我们使用神学的语言——一个仁慈的问题。
这种无神论的态度会使我成为教徒的敌人吗？绝不会的！如果他们表现出真正的信仰，我会尊重他们的观点，虽然我出于理智的观点认为我的立场是正确的，我的人道主义更为实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要为传播我的世界观而奋斗，但是只通过精神的作用，而不采用行政强制的办法。此外，从实际效果来看，后者是同宗教进行斗争的最愚蠢的方式，它会把宗教赶入地下，但同时又加强了它。启蒙思想家认为，宗教将随着教育的进步而自行消亡，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和不现实的。经验表明实际不是这样，更为深入的思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的进步同时加深了对我们的无知的认识。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这就加强了某些人，恰恰主要是那些精密科学的代表，用上帝来解释存在之谜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人们不得不承认，宗教不会自行消灭，同时肯定也不可能用武力消除它。
可是又何必如此呢？如果一个教徒在关于社会活动的目的这个问题上即使是部分地与我一致，那他就是我的战友，尽管他的行为由另外一种动机支配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有着与我不同的观点。认清分歧，但同时也看到为争取社会变革而奋斗的共同基础（这种变革能够保证使人们在谋求幸福的生活时获得更多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对话的最深刻的含义所在。这就是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出发实现一个特殊的基督教徒大联合的基础。大“家庭”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的大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一种特殊观点与教皇保罗二世颁布的《救世通谕》有关。这个通谕详细阐述了（客观和主观的）异化问题，并提出了为消除异化而斗争的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能够在一篇教皇通谕权威的基础之上进行共同的斗争，这是一幅多么广阔和现实的前景啊！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而这困境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共产党不能放弃思想上的独立性和与此相联系的“先锋队”性质，就是说，它们必须使其理论和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上，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是就其价值体系的含义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否则党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因此，共产党不仅不能放弃它们不信仰宗教的特点，而且更彻底地说也不能放弃它们的无神论。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应明确，这样来理解无神论不能被解释为对宗教和教徒的敌视，而只是拒绝接受宗教立场，这是接受科学的世界观的结果。这样来理解无神论不仅能够对教徒施以宽容，也能够在争取实现普遍的人类理想的斗争中与这些教徒团结一致。为了在主张无神论的同时又对教徒施以宽容，同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进行斗争变得令人可信，并为那些教徒所接受，至少必须实现两个条件。第一，明确而公开的提出问题，不必试图掩饰自己的无神论的态度，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反对仁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承认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信仰自由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个权利应该如同保护拥护无神论而拒绝宗教信仰的人的权利那样受到保护。第二（这只是前面所说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明确而坚决地拒绝那些还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盛行的错误样板和行为标准，虽然这方面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刚才提到的共产主义的“宗教大联合”是试图摆脱上述困境的第二个方面。
“宗教大联合”这个词是我有意从天主教会的政治术语中引用来的，这个用语对这里提出的情况和目标很合适。因为这里说的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实现共同的目标，尽管与自己的伙伴存在着分歧：如果教徒能够围绕信仰上帝这个作为最高价值的目标闭结在一起，而把各个教会之间在对上帝本质的理解和宗教规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置于一旁，那么，要团结起来就显得更为容易了。对他们来说，一定的普遍的人类价值体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价值是最高价值并且是自主的，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们是次要的，并且是依靠上帝才能获得的。
这样的“宗教大联合”，也即所有善良的人们在为人道主义目标（它的最高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的统一，只有在共产党抛弃宗派主义的和已经过时的无神论，在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令人信服地与这种“宗教大联合”保持一致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否则，会导致对教徒和教自由实行敌对专政的政治手段的幽灵，肯定会吓走那些善良的人们。这是很具体的辩证法，它也给我们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办法，这就是把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特性与教徒参加共产党斗争的可能性结合起来。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其成员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思想。然而，绝无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成员把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由哲学而引出的无神论统统接受过来，变为自己的思想。对于有些人，缺乏相应的文化就是一个障碍，要理解哲学并且把它和人类在其他领域中的社会知识作为整体加以掌握，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另外一部分人的障碍是由宗教信仰引起的，他们由此拒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然而，这些人绝没有理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是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即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们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因而作为阶级斗争的结果也要消灭占有者阶级的社会制度。至于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参加这个斗争，那是次要的，无论如何这不是共产党脱离那些赞同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目标的信教群众的理由。对于这个范畴的党员来说，他们对哲学的态度应被视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毋需出于难为情而保持沉默或友好的闭目不视，以便让别人把它说成“宽容”。这种宽容是错误的，它一方面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党在“偷懒的妥协”意义上没有自己一贯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也会使人感到那些得到宽容的党员关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表态，只不过是空话而已。两种可能性是同样有害的。问题的解决包含了一定的矛盾，并且在保持思想纯洁的问题上显得不彻底。但它实际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在教徒的革命态度已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所要求的。
我们想用一句似乎充满激情的话来结束本书的论述。但是，这句话在现阶段由于它的简单而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正面临着全世界革命的社会变革，这也是一场即将来临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风暴所带来的结果。这个变革的方向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运动的思想先锋队的准备程度和健康状况。因此我们要为它的健康、必要时也为她的康复而斗争。上面的论述的意义是与参加这场斗争的愿望相一致的。[1]
[1] 981年初夏，密特朗的选举胜利以及接受共产党人进入法国政府已证实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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