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一、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
《新评论》要我介绍一下几个月前作为《爱比梅丹丛书》（法国大学出版社）而新出版的费尔巴哈著作。我很乐意这样做，同时还想简单回答几个问题。
在“哲学宣言”的标题下，我汇集了费尔巴哈1839年至1845年期间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和文章：《黑格尔哲学批判大纲》（1839年），《〈基督教的本质〉导言》（1841年）、《哲学改革临时提纲》（1842年）、《未来哲学的原则》（1843年）、《〈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1843年）和一篇答复施蒂纳的攻击的文章（1845年）。费尔巴哈1839年至1845年间的著作不限于以上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里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要用“哲学宣言”这个标题？
费尔巴哈没有用哲学宣言这个词，我冒昧地用了它，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主观的，另一个是客观的。
大家不妨读一下《哲学改革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的原则〉序》这两篇文章。那的的确确真是一些宣言：作者满怀激情地宣告，新的理论发现将使人从枷锁下解放出来。费尔巴哈在向人类讲话。他撕破了世界史的面纱，破除了迷信和谎言，发现了人的真实，并把它交回给人。时机已经来到了。人类孕育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人类拥有自己的存在。人们终于应该觉悟起来，他们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
对作者说来，以上的话当然是宣言。
读者也认为这是宣言。至于那些在四十年代陷于“德意志贫困”和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更认为这些话是宣言。为什么说四十年代？因为四十年代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是个考验。在1840年，相信历史的目标是要建立理性和自由的统治的青年黑格尔派，期待着王位继承人能实现他们的希望：结束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废除报刊检查制度，迫使教会就范，总之，建立一个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制度。可是，这位所谓开明的王位继承人在登上了王位和成为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以后，立刻就变得专制起来。专制暴政得到的这种确认和加强，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切希望的依据和概括的理论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原则上，历史应该成为理性和自由；它在事实上却只是不合理和奴役。这是个矛盾，也是必须从事实中接受的教训。但应该怎样来思考这个矛盾呢？就在那时，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接着又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革的小册子。这些著作虽然没有解放人类，但它们却使青年黑格尔派走出了理论死胡同。费尔巴哈确切地回答了青年黑格尔派提出的关于人和人的历史这个严重的问题，而这恰恰就在青年黑格尔派处于极大混乱之中的时候！请看这种宽慰和兴奋的心情如何在四十年后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反应的吧！费尔巴哈体现着推翻黑格尔哲学和一切思辨哲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使被哲学搞得头足倒置的世界重新用脚着地走路；它指责一切异化和幻想，并且指出产生异化和幻想的理由，从而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名义去思考和批判历史的非理性；总之，它使观念和事实协调一致，并使人们懂得世界何以必然存在矛盾和何以必然要解决矛盾。所以，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新黑格尔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也是为了同一个理由，新黑格尔派把费尔巴哈的著作当作宣告未来道路的宣言，给予热情的欢迎。
我要补充说一句，这是一些哲学宣言。因为很明显，一切都只是在哲学的范围内发生。但是，哲学事件有时也可以同时是历史事件。
这些著作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些著作首先具有历史意义。我所以选择这些四十年代的著作，不仅因为它们是最著名的和最有生命力的（它们直到今天还保持着生命力，某些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甚至认为它们是现代思想的精神源泉），而且主要还因为它们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曾起到了历史的作用（这一历史作用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在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理论危机的见证人和当事人。为要懂得青年黑格尔派1841至1845年间的著作，必须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尤其，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简直浸透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在1842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文章只有在费尔巴哈总问题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马克思思考的主题虽然超出了费尔巴哈直接关心的问题范围，但两人的理论格局和理论总问题却还是一样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在1845年才真正“清算”了这个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同费尔巴哈的影响和哲学有意识地和彻底地决裂的第一部著作。
比较费尔巴哈的著作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人们就能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历史的阅读，并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演变过程。
这种历史的理解是否有理论意义？
当然有。只要读过费尔巴哈1839至1843年期间的著作，人们就不会误解历来用以说明马克思“伦理”观点的大部分概念的由来。“哲学中的未来世界”、“主客体颠倒”、“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政治国家是人的类生活”、“哲学的消灭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以及诸如此类的著名说法都是直接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或者直接从他那里借用来的。马克思的理想“人道主义”的各种提法是费尔巴哈的提法。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引证、借用或重复费尔巴哈的提法；正如这些宣言所表明的，费尔巴哈始终考虑政治，但很少谈论它。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宗教和神学的批判，在于思辨哲学这块神学的世俗遮羞布。相反，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则经常谈到政治，谈到异化的人的具体生活（政治无非是这一生活的“天窗”）。但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甚至有时在《神圣家族》中，青年马克思只是一个用伦理总问题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先进分子。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当时只是把异化理论，即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运用于政治和人的具体活动，他只是后来才在《1844年手稿》里把这种理论（大部分）推广到政治经济学。承认这些概念最初属于费尔巴哈，这并不是为了用确认发明权（这个概念是费尔巴哈的发明，那个概念是马克思的发明）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为了不把马克思所借用的概念和总问题当作马克思的发明。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这些概念并不是孤立地单个借来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一下子借来的，所谓整体在这里恰恰就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一点。因为借用一个孤立的概念可能只具有偶然的和次要的意义，借用者并不因此全面赞同有关这一概念的观点（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用了斯密、李嘉图或黑格尔的概念）。但是借用一系列相互具有有机联系的概念，借用一个真正的总问题，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这表明了作者的立场。我以为，对照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和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在两三年时间内确实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他和这个总问题完全等同了起来；为了懂得马克思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论断的含义——包括与他后来思考的材料（例如政治、社会生活、无产阶级、革命等）有关的、因而完全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在内，就必须领会这一等同的中心内容，并抓住这一等同所引起的全部理论后果（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
我认为这一要求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整个总问题，那么他同费尔巴哈的决裂，即所谓“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就意味着采纳了一个新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即使包含有旧的总问题的一些概念，但这些概念在新的总问题这个整体中，已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在这里再次引用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一个希腊史的典故：泰米托克利斯在同波斯人作战历遭惨败后，建议雅典人放弃陆地，并把未来的雅典城建立在另一个因素，即大海的基础上。马克思的理论革命正是要把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从旧因素（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那里解放出来，并把它建立在一个新因素的基础上。
关于这个新的总问题，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去领会它：
首先，可以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不同于阐述了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或《逻辑学》，不同于阐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未来哲学原理》，它们并没有提供马克思理论立场的系统阐述。它们或者是论战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或者是实证性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或用一个含糊的词来说，即马克思的“哲学”，在这些著作中肯定在起作用，但正因为在起作用而被埋没了，也就是说，哲学同它那种或者是批判的或者是创新的、但却很少得到或几乎从未得到系统和全面阐述的作用混淆了起来。这种情况当然只能使解释者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在这里，认识费尔巴哈的总问题和理解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决裂的原因，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通过费尔巴哈可以间接地认识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我们知道了马克思同什么总问题相决裂，就可以发现这一决裂“打开”的理论新天地。如果说从一个人的结交和绝交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像马克思这样一个要求严格的思想家，他同费尔巴哈决裂应该和他后来的言论一样是他的自我表现和暴露。由于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决裂恰好在他确立最后的理论立场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解费尔巴哈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就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和富有理论意义的手段。
通过这条途径，我觉得还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确实，马克思是同费尔巴哈决裂了；但必须看到，马克思在其青年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至少就其最后的理论前提而言，是十分不够的，甚至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后来所抛弃掉的费尔巴哈的观点。然而，有人纯粹为了图省事，就不假思索地认为，即使马克思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马克思在其青年时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无论如何总还是有道理的，因而是可以“保留”的。但这样就忽视了以下一个基本事实：当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发自黑格尔哲学内部”的一种批判时，当马克思意识到作为哲学家的费尔巴哈虽然“推倒”了黑格尔大厦的主体，但依然保留了这一大厦的基础和结构，即黑格尔的理论前提时，马克思就同费尔巴哈分手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依然站在黑格尔的土地上，他虽然批判了黑格尔，但依然是黑格尔的俘虏，他不过是用黑格尔自己的原则去反对黑格尔罢了。他并没有改弦更张。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的真正批判恰恰意味着马克思做到了改弦更张，就是说，马克思放弃了费尔巴哈力图摆脱而没有能摆脱的那个哲学总问题。
我特意把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关于这一对比的理论意义，如果联系当前的论战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应该说，在马克思先同黑格尔、后同费尔巴哈的双重决裂中，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哲学”一词的含义。同哲学的传统形式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是什么呢？或者说，同以黑格尔为最后理论代表的、费尔巴哈拼命想摆脱而未能摆脱的传统哲学总问题业已彻底决裂的理论立场能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可以在否定的意义上从费尔巴哈那里得出，费尔巴哈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信仰”的最后见证，是马克思在抛弃这个借用来的形象并取得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前对照自己的最后一面镜子。
196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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