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致读者[1]
我想简要地向公众介绍一下《保卫马克思》的翻译情况，同时，回头看一下这本小书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哲学内容。
《保卫马克思》于1965年在法国出版，然而只有其前言“今天”是1965年写的，所有其他文章都写于之前的1960—1964年，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法国共产党的杂志上。[2]它们都是按照其时的样子收集起来的，没有任何的修订和改正。
要理解和判断这些文章，就应该知道，它们是由一个共产主义哲学家在特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下，所构思、撰写和发表的，因此，就应该按照这些文章本来之所是来看待它们。它们是一些明显需要修正的哲学论文，是一段漫长探索的最初阶段，是一些暂时性的结果：这种探索的主题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哲学和科学原则之特有性质。然而，这些哲学论文并不从属于仅仅是学究式的或思辨式的研究。它们同时也介入到了特定的形势之中。
（一）
就像人们在前言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形势首先是法国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形势，特别是存在于法国哲学家之中的形势。不过，除了法国的形势之外，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
当然，大家将要看到的文章并不落脚于这种形势的政策成分上（共产党的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它们关注于这种形势中呈现出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关注于这种形势所导致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从某些方面看，这些问题是一些新问题，从另一些方面看，它们则来自于长久以来就从属于工人运动历史的一些争论。
如果我们考虑形势的最近情况，那么就是，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处于由两个重要事件决定的形势之中：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个人祟拜”的批判，中共与苏共的分裂。
对“个人崇拜”的揭露突然出现了，其出现及发生的形式不仅在政策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面我只考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反应。
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是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当作一种“解放”来经历的。这种“解放”导致了一种深刻的“解放”-“伦理”倾向的意识形态反应。这种反应不由自主地恢复了“自由”、“人类”、“类自身”、“异化”等旧有的哲学主题。这种意识形态倾向试图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其理论的依据，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确实包含着人、人的异化及解放的哲学的所有论争。这种情况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反常的逆转。自从三十年代以来，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是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作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后来却被一点一点地，甚至是广泛地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中，而这种新解释今天已经被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被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斯大林教条主义“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题，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义”解释逐渐地、并且是不可阻挡地加在了新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这在苏共和西方共产党内都一样。
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应，首先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反应，尽管遇到了某种抵抗，仍然能获得这种发展，原因就在于它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苏共及西方共产党所表达的某些政治口号。在苏共方面，比如，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称，随着阶级斗争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苏联已经不再是阶级国家，而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而且在人道主义“一切为了人民”的口号下，苏联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之中。而在西共方面，比如，它们在一同回应之类的口号下，采取和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及天主教徒联合的政策。这里的重点则是放在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对话”等上面。
相对于先前（1930—1956）的一段时期来说，在此特定情境中发展出来的这种对马克思理论的“人道主义”解释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过，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它也有着许多历史的先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在此仅仅引证他们几个）不停地和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进行斗争，在此，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人本理论的决裂，恩格斯对杜林的斗争，列宁同俄国民粹主义者长期的斗争等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往事，所有这些遗产明确地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的一部分。
为了再次讨论这一形势最近的各种情况，我将加上下面的评论。
在发表于196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章之中，我已经把当前这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主题的泛滥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我一点也不指责作为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意识形态之中，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阶级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在其宗教、伦理、法律及政治等形式下，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斗争构成了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反，我批判的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各种后果。对于科学的知识来说，它们总是一种威胁或一种障碍。我指出了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泛滥，以及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越解释为一种双重的无能和双重的危险的可能的历史征候。无能一方面是不能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危险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混同于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无能的另一方面是不能解决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形势所提出的真正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危险的另一方面是仅仅以意识形态形式的虚假的“解决”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
（二）
大家马上看到的文章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构思和发表的。应该把它们和这一形势联系起来，以便明确其性质和作用：这是一些哲学论文，其目的在于理论的探索，在于介入到当前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形势当中，以及反对各种危险的倾向。
我非常概要地说过：这些理论文章包含着双重的“介入”，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按照列宁著名的说法，它们“介入”到了两条战线。
第一重介入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及政治的）诸种主观主义形式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受到了这些主观主义的危害，或者说它们威胁着马克思主义。首要的主观主义是所有的经验主义及其各种变形：古典的或现代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历史主义等。这一介入的各个重要时刻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区别各种不同的实践，显明“理论实践”的特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特性（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截然的不同）的最初研究等。
此第一重介入基本上处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立之处。
第二重介入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念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人的哲学”或“人道主义”的解释就建立在此类观念之上。这一介入的各个重要时刻是：显明马克思思想史中的“认识论断裂”，显明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式”与《资本论》中科学的“问题式”之间根本不同，对马克思理论发现的特殊性的最初探究等。
此第二重介入基本上处在青年马克思著作和《资本论》的对立之处。
这双重的介入使存在于各种论证，各种文本分析及各种理论探讨细节之后的巨大的对立突显出来了：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的对立，非常准确地说的话，就是把正在自我构建中的新科学同前科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它占据着科学要在其上建立的“场所”区别开来的对立。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意识形态对立所探讨的东西涉及的是科学和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关系，在科学建立之前，科学给予的知识的对象在这种关系中被“思考”。这一“断裂”没有触及各种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法律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所占据的客观的社会领域。在这一非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各种“断裂”或“中断”，但它们是政治的断裂（政治实践，各种伟大的革命事件的结果），而非“认识论”
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对立，以及用于思考这种对立的历史特征的“认识论断裂”概念给出了一个论断，一个总存在于这些分析之后，却又没有被明显展开的论题：马克思的发现，在性质上和效果上都是一种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革命性的发现。
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为了更确切一些，我说过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启了”一个新“大陆”，即历史的大陆——就像泰勒士为科学知识开启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为科学知识开启了物理学的“大陆”一样。
我想补充的是，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数学“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产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学“导致了”笛卡儿哲学的产生一样，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史无前例的哲学相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些滞后，这可以由各种政治-历史的原因来解释，也可以由各种理论的原因来解释：伟大的哲学革命总是由在它们中起作用的伟大的科学革命所承载和引导，不过，要赋予它们以明确的和充分的形式，就需要进行长期的理论工作，需要长时期的进行完善。如果在大家将要读到的文章中，其重点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那是为了检验其现实及存在的能力，同时检验其具有的滞后，并且开始赋予它一种更加符合其本质的理论存在形式。
（三）
当然，很明显，这些文章往往不仅仅显示出各种忽视和不准确之处，而且也显示出各种沉默或半-沉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同时谈论所有的东西，或者是形势的紧迫。不能用这些来解释所有的沉默及其结果。实际上，我是没有能力恰当地处理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之处挡住了我：结果是，在文章中，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和一些重要的现实。在《自我批评材料》中，我指出了两个特别明显的地方。
1.尽管我突显了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我因此揭示了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是，我并没有探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问，我谈论了“理论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问题，但是，我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说得更准确些，我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的一般历史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我没有考察这种“融合”的具体存在形式（各种阶级-工会斗争的组织，这些组织进行的阶级斗争方向的政党-手段和方法等）。我没有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具体形式中所起的作用、占据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处以及怎样参与到政治实践的发展当中，政治实践又在何处以及怎样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当中。
生活的经历向我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对于我的文章的有些“读者”（“理论家”）来说并不是没有后果的。
2.同样，尽管我坚持马克思发现在理论上的革命特征，尽管我指出马克思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和一个新的哲学，我却没有明确地说明那把科学与哲学区分开来的极其重要的差别。我没有表明不同于科学而构成了哲学本身的东西：整个哲学（它是理论的原则）在其各种存在形式及各种理论要求之中和政治的有机联系。我没有指出这种联系的性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和实际的联系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没有清楚地指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先前的哲学区分开来的东西。
生活的经历向我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半-沉默对于我的文章的有些“读者”（“理论家”）来说并不是没有后果的。
我将在以后的研究中重新探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都是内在相连的。
路易·阿尔都塞
1967年10月
关群德 译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路易·阿尔都塞于1967年10月10日为《保卫马克思》的各种外文版所写的后记。来源：阿尔都塞档案馆/IMEC（NdE）。
[2] 除了关于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的文章之外。这两篇发表于天主教杂志《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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